蔡妮，是蔡和森、向警予的长女，1922年4月1日出生在上海。小蔡妮来到人世，给父母带来了喜悦，也带来了艰辛。当时她父母在上海的生活是很清贫的，因房租很贵，经济拮据，只好常常带着女儿迁居，随遇而安。他们在上海香山路一个弄堂的小阁楼上住过，在一条僻静小街的破庙里住过，卧室就是破庙正中台子上用篾席隔成的一间小屋，房子破漏，太阳光可直接照进小房子里。由于无钱雇保姆，父母只好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她。有一个时期，他们搬进丁玲、胡也频蛰居的楼上一间小房里……
蔡妮在婴幼儿阶段，与父母一起度过的日子是非常短暂的。1922年8月，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长沙，恰是一年中最热的“秋老虎”时节。就在这时，向警予抱着蔡妮来到长沙。当时，蔡妮的五舅向仙良住在长沙的新安岭，她妈妈到那里请五舅母找人哺养蔡妮。
蔡妮的祖母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她到了祖母身边，由大姑妈蔡庆熙抚养。她和弟弟蔡博、表姐刘昂（也叫刘千昂）和表妹李特特组成了一个和睦的革命大家庭，一起度过了童年生活。
那时，蔡和森、向警予、蔡畅都分别来看望过她们。在蔡妮的记忆中，大概每人只来过一次，并且时间都很短。她父亲当时穿着一身深绿色的制服，显得非常年轻。除了刘昂表姐已经懂事外，她们三个都是混沌未开的年龄。见了男的都叫“爸爸”，见了女的都叫“妈妈”。
一个可怕的消息使孩子们惊呆了：报纸上说向警予妈妈牺牲了。孩子们坐在那里都一言不发，像哑巴似的愣着，不知怎么办才好。她们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懂得：她们永远也见不到“妈妈”了。在长沙的时候，她们并不了解妈妈。直到1935年她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时候，在瞿独伊的相册里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位妇女，照片下面有一行题字：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后来，独伊的母亲杨之华阿姨告诉蔡妮，这就是她妈妈。
1929年，大人们说是要送她到“奶奶”家去。令蔡妮高兴的是，父亲也与她同行。动身的那天，父亲手里只提了一只小箱子，还有一位陌生的叔叔陪着他们。
到“奶奶”家的路程实在是太漫长了，她不记得从湖南到上海的时候走过这么久。他们先是乘船，下船后又上了火车，途中在一个地方下车停了一下，还在照相馆里照了像。父亲说要把她的相片寄回家去。还给特特和博博买了些动物造型的玩具。接下来改坐大车，他们盖着粗毛毯，行走在荒无人烟的原野，越走气候越寒冷，冻得人连气都喘不上来。
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有人住的地方，见到的却是一个模样十分可怕的日本宪兵，他命令所有的人把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接受检查。
最后一段路又是坐火车。在同一包厢里，他们遇见一位欧洲妇女，她身边带着一个小男孩。蔡妮很快就和那个小男孩儿混熟了，尽管语言不通，但并不妨碍嬉戏打闹，他们一起在车厢的过道里跑来跑去，这才使漫长的旅途不那么枯燥了。
火车驶进终点站的时候，她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莫斯科，莫斯科！原来，他们已经到了苏联，而根本不是去“奶奶”家。后来她才知道，父亲这次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到莫斯科治病的，同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他们被安置在“联盟”宾馆一个窄小而简朴的房间里住下，只有一张单人床，她和父亲挤在一起睡，这让她想起了和妈妈睡在一张床铺上的那个夜晚。宾馆里还住着一家人，他们是苏兆征夫妇和两个孩子——儿子苏河清、女儿苏丽娃。苏兆征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5年爆发的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就是他负责组织领导的。这样，苏河清、苏丽娃就成了蔡妮在异国他乡最早结识的中国伙伴。
有一天，父亲把她带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校里有很多党组织派来学习的中国学员。她一到那里，立刻就被一群年轻的中国阿姨围住了，她们亲切地向她问长问短，还送给她许多列宁纪念章。父亲让她留在了中山大学，和那儿的女学员住在一起，吃饭就在学校的食堂。她记得当时的宿舍很大，七八个人一间，靠墙的两边都放着床。她的床和张琴秋阿姨的床挨着，张阿姨被指派照顾她。
那时，蔡妮根本不知道父亲在党里是什么角色，只是感到大家都很敬重他。父亲到中山大学的时候，人家请他参观课堂，蔡妮也随着去了，有一个班是专门学军事的，教室里还摆着一门大炮。还有一次父亲去中山大学的时候，他剃着光头，所有的学员一见到他都站了起来。
在苏联，蔡妮最早进人的是位于莫斯科近郊的乌捷里纳那耶镇附近的儿童院。当时她一个俄文单词也不会，根本听不懂周围人的谈话。大家见她不讲话，都以为她是个哑巴。直到一个多月以后，她原来所在班级的孩子都转走了，又新来了一批孩子，她竟突然开口讲起了俄语，不仅是老师，连她自己都感到出乎意料。后来她转到马拉霍夫卡镇附近的儿童院，开始和俄国孩子一起进人一所俄罗斯学校上学，渐渐地，她就把中文全忘记了。
1930年的一天，父亲一个人来看蔡妮。他即将回祖国去，来与女儿告别，并专门与儿童院主任打过招呼，将她长期留在这里请他们照看。这是蔡妮同亲爱的父亲所见的最后一面，父亲没有什么贵重的礼物给她，只把他的一张照片送她做纪念，这是他在疗养院休养时穿着一身白色西装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