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革命先驱者的后代，魔窟铁牢里的囚童军，他们都是中华儿女中最普通的人，又是最不幸的人。他们在人生的历程中，走过了更加艰难、更加崎岖的路程。如果你读过《红岩》的话，可能不会忘记那个被关在监狱中的“小萝卜头”吧！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过许许多多的“小萝卜头”，他们刚刚降生到人世，就要伴随着干革命的父母坐牢。
朋友，你们可曾知道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敌人的一所监狱里，同时关过25个共产党人的后代，而其中有11个是在监狱里出生的……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狗咬。
夜来汽车多，
抓人知多少。
20世纪40年代初，新疆有不少人哼着这首改动了的古诗句，而且越哼越广。
1944年10月底，中共在新疆被捕人员中天真烂漫的孩子，已达25名。他们随着他（她）们的父母、阿姨、病残叔叔们，在警特的押送下，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被转移到迪化城东南的一座阴森森与世隔绝的大院里。四周高墙立，岗楼森严，两扇黑沉沉的铁牢门紧闭着，牢内的狱卒手持皮鞭，肩挎长枪，在院内踱来踱去，这里便是第四监狱。
刚入第四监狱时，大一点的孩子对于监狱的一切都已司空见惯了，因为他们在朦胧的记忆中曾经历过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被敌人绑架人狱时，与敌人展开拒捕搏斗的情景；也经历过软禁阶段警特对他们虐待的痛苦磨难。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已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可是对那些小弟弟小妹妹来讲，却是一无所知。在这25名孩子中不包括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
瞿独伊虽属于同辈人，但在其他孩子们眼中，她已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大人了。除了张文秋13岁的女儿刘松林（思齐），6岁的女儿邵华（安安）外，其他孩子都在6岁以下。较大点的孩子有：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林基路的儿子林海洪（阿訇），吉合的儿子吉新军，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等。较小的除马殊的女儿苏苏，陈谭秋的儿子楚三两个是1942年软禁期间出生的以外，其余还有11个孩子是1943年和1944年期间出生的，如砖头、新狱、苦苦、倒霉、狱燕、狱玉……只要一呼喊这些孩子的名字，就可以理解到当时做父母的心情。这些孩子跟随着妈妈、阿姨们在女牢中饱尝着人间悲欢离合的痛苦，他们长期不跟自己的爸爸在一起，有些孩子甚至一出生就未见过爸爸的面。因此，他们中有不少小孩子只知道有妈妈、阿姨，还有同他们关在一起的五位残疾叔叔，而不知道有爸爸。虽然也听说过爸爸被关在男牢里，但因为没有感性认识，就闹出了许多令人发笑而又心酸的故事来。
小苏苏只听到过妈妈、阿姨和残疾叔叔们说到小马，就是指她爸爸。有一次，一个阿姨开玩笑说：
“小苏苏，你看拉水车的那匹小马，可是你爸爸？”
小苏苏透过牢门，看到那匹小马正拉着水车向前走，认真地点了点头。这真使她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她抓住小苏苏的手大声说：“你爸爸是人，不是马！”
小苏苏睁大了眼睛反问道：“妈妈，是你们告诉我的，说我爸爸是‘小马’。”这真是一个和孩子纠缠不清的问题：苏苏的爸爸是“小马”，但又不是“小马”……
小华是个4岁的男孩儿。他在1岁以前见过爸爸，可是早就记不清了。他听人家说：小华的爸爸关在黑牢里。他又看见母鸡在小黑窝里下蛋。不知怎的，在他的小脑袋瓜里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了一起。当有人问到他爸爸时，他就说：“我爸爸关在黑屋里下蛋。”这种哭笑不得的回答是不能怪孩子的。这些无辜的孩子们，长期被关在这暗无天日的黑牢中，见不到爸爸！在他们小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多少终生难以摆脱的阴影。
大凡孩子眼里的爸爸，既是平凡务实的普通人，又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而这些孩子们多数是难得见到爸爸的，即使这样，在叔叔、阿姨们讲述爸爸对敌斗争的英雄行为和不屈精神时，仍是对他们幼小心灵的烛照，于是他们就义无反顾地循着爸爸的足迹，继续一代又一代生命的承启。如陈楚三就是在陈潭秋夫妇被软禁在刘公馆时，于1942年12月2日出生的。
陈潭秋被捕人狱后，敌人对他用尽了酷刑，但始终无法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同牢的一位同志含着热泪说：“他一次受审回来，浑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已成牛皮色，痛得把嘴唇都咬烂了。还有一次审讯回来，不但浑身是伤，两只脚底板全烂了。敌人在放有三角铁刺、蒙上布的方砖上，让他站了三天，也没有能让他吐出一句软话，敌人恼羞成怒，又给他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令他昏死过去后再用冷水喷醒，仍未能从他口中掏出一句话来。”一位工犯事后说：“原住二监九号囚室的人，真是共产党人的亚克西！”他说着还把大拇指高高的翘起来。“盛世才把电话线牵到审讯室，要与你们那位先生通话。那位先生大骂，随即把电话机摔碎了。有人劝他说：‘君子不吃眼前亏……’他却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头可断，血可流，志气不能丢。’真是一身正气，铁骨铮铮。”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敌人秘密杀害时楚三还不足10个月，他自然记不得爸爸，但叔叔、阿姨们是不会让他忘掉这一切的。陈楚三的名字，就是张子意叔叔根据“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历史典故而取的，寓意让他长大后要为中华民族、为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
毛远新比陈楚三大两岁，是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毛泽民和陈潭秋同时被捕，关进了迪化第二监狱。在严刑拷打下，毛泽民英勇不屈，多次向盛世才提出，要请沈钧儒、史良作辩护律师，来肃清他的不白之冤！
有一份审讯毛泽民的记录是这样记载的：
问：“共产党是赤色帝国主义？”答：“国民党是法西斯蒂！”
问：“共产党不顾大义？”答：“蒋介石在广州是被共产党员相救才得活命，在西安是被共产党相救才解围逃生。蒋介石恩将仇报，这才是忘恩负义！”
问：“你只要脱离共产党，一切问题都不再提出？”答：“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我已牺牲了嫂嫂、妹妹和弟弟，党是我的政治生命，要我脱党是白日做梦。”
敌人在精神上斗不垮他，就实施惨无人道的肉体折磨。与毛泽民关在第二监狱同号的一位不相识的难友曾写过这样一份材料：
“有一天晚上，一开始先打40个手板。40个手板，把手掌全打裂，30多天一道道深沟不能愈合。原来匪首李英奇为这40板曾在狱中用酒肉招募了一个野兽，他每打一板，就用木板在掌上压揉一次，再打第二板……这种酷刑使受刑者疼得把下唇咬烂，把衣领咬断，但是他就是不开口……”
“打完40板子，被送到另一个刑室，在墙边吊了起来，两臂平伸，脚指着地，两个特务手提着四川造的鞭子，随便向腿上打一下，抽两下。敌人把这种刑罚叫坐飞机，让犯人在乱云飞渡中不时的颠簸，触及五脏六腑……一天一夜，一夜一天的煎熬，精神疲惫到无法忍受，偶一合眼，马上就被特务用阿姆尼亚冲鼻前一熏，那种刺脑气味，令人无法抵御。由于这种不断地毒打和烈性刺激，三天后，人的大脑已经完全麻痹，眼睛反到合不上了。就这样折磨了七天七夜，委实残暴已极。毛烈士竟然挺过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敌人也被这种精神吓坏了，只好于1943年9月27日将毛泽民秘密杀害。”是年，和妈妈一起坐牢的毛远新才3岁，他不知道爸爸的一切，但他对狱中的折磨已有一些记忆。
林海洪的父亲林基路，少年时就向往光明，追求真理。1932年赴上海求学，1933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春经组织同意，东渡日本人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35年在东京加人中共，1937年夏回国由周扬接受了党的组织关系，分配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1938年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新疆工作。1938年4月就任新疆学院教务长。
林基路被杀害一个多月后，他的小女儿林枚才出世。妈妈为了让女儿能记住这深仇大恨，故给女儿取名叫“倒霉”。
吉新军、吉新华、吉新狱是吉合、鄢仪贞的三个儿女。吉合学生时代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他怀着献身救国的愿望，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1925年由冯玉祥派遣赴苏联留学，1928年9月先后毕业于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和典斯科步兵高级学校。在苏联学习期间，吉合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有24名青年军官，是受冯玉祥的派遣来苏联学习的，当时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也派不少人同他们一道进行野营训练。他在这里认识了蒋经国，也和“红党”交上了朋友；刘伯承给他谈过共产主义；他聆听过斯大林的讲话；受到过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的教诲。他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毅然与旧军队决裂，在莫斯科加人了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7月受共产国际派遣，随王若飞同志回国开辟地下工作，9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1942年9月，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投蒋而被捕人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6人是第一批被捕人狱的。陈潭秋被捕时，他借假装上厕所的机会，向吉合交代说：“敌人放不过我，可能马上被捕。”他迅速从衣袋里拿出个小本子交给吉合说：“把它交给刘平同志（张子意的化名），并转告他接替我的工作。你要设法和共产国际联系，把这里的情况尽快报告党中央。”
陈潭秋同志被敌人“请”走后，吉合即把情况通知了张子意。不久，他们都先后被捕人狱。1946年1月，敌人把吉合押送到第二监狱，关在东排2号。据人传说，二监就是死监。所谓死监，就是犯人病死在狱中，或者押出监房就处以极刑，人不死是出不来的。吉合被关到二监后，他的子女们再没有得到过爸爸的消息。
刘松林、邵华是张文秋的亲生女儿。张文秋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京山县委副书记。1927年出席中共五大。后在河南驻马店发动秋收起义，任暴动总指挥部宣传部长。1928年后，任中共山东省委执委兼妇女部长、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37年去延安。刘松林的生父刘谦初，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又就读于第一期黄埔军校。1924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同年8月领导青岛工人反帝同盟大罢工时被捕。1931年4月5日被韩复集杀害在济南。刘谦初就义前，张文秋提出让他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字。谦初想了想说：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咱们就叫‘牢生’吧。当然，孩子也应该有个大号，你们将来不管流落到何处，都不要忘记故土，要思念着齐鲁，大号就叫‘思齐’吧。”
思齐出生后，她爸爸已经被杀害。小思齐懂事后，看到别的孩子有爸爸，真是羡慕极了！常常哭着问妈妈要爸爸。妈妈总是强忍悲痛说：“你爸爸出远门做生意了，要很久才能回来。”思齐看着小朋友的爸爸，想着自己爸爸的样子，但怎么也想像不出来？直到她6岁时，终于盼回了出远门的爸爸。那一天妈妈把爸爸领到她跟前，她高兴极了，虽然瘦削的爸爸只有一条腿，但她终于能和小朋友一样，有个爱她的爸爸了。当然她不会知道，这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而是她的继父陈振亚。陈振亚是彭德怀手下的一员虎将，在长征中，他的一条腿被敌人炸断了。他虽不是思齐的生父，对思齐却比亲生女儿还疼爱。后来虽然生了安安（邵华），陈振亚对思齐的感情一点也没变。
1939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让陈振亚去苏联安装假腿，并批准张文秋携带孩子一同前往。当他们途经迪化时，被新疆当局无理扣留，几经交涉，才把他们送至中共驻新疆八路军办事处。这样，思齐和继父、妈妈、妹妹安安只好逗留迪化，重新等待去苏联的机会。
1941年，陈振亚没有等到重新去苏联的机会，却被国民党阴谋杀害了。从小没有父亲的思齐，她和妹妹安安又失去了疼爱她们的慈父。
思齐、安安和妈妈尚未从丧父丧夫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就又陷人新的灾难。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突变，盛世才政府撕下抗日的伪装，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及一批党的优秀干部相继被捕人狱。1943年4月，张文秋和孩子也被关进了监狱。
被盛世才逮捕的中共人员中，有十几位妇女干部，她们中有：苏兆征的夫人苏妈妈、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陈潭秋的夫人王韵雪、邓发的夫人陈慧清、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陈振亚的夫人张文秋、林基路的夫人陈文瑛、吉合的夫人鄙仪贞等，还有几位同中共党员结婚的新疆籍妇女。她们一直同5位八路军残废军人、20多个孩子和一些老弱病人关押在一起，她们既要拖儿带女，抚育和培养后代；又要扶老携幼，照顾病残人员；身陷牢狱之中，可谓困难重重。但是，她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人，是革命者。
1944年10月底，这些中共妇幼病残人员，从七道湾女子工厂，被转押到迪化城东南的第四监狱，也称女牢。入狱后生活条件更差，行动失去了自由。因此她们首先以改善生活条件为目标，采取抗议、绝食等手段展开了斗争。她们被关在四监狱一排朝北的牢房里，房子挡住了狭长的院子里的阳光。房间向南的窗户都被木板钉死。屋中铺板底下，灰尘加虫屎足有半寸厚。更成问题的是，一天两餐馒头，都是用掺砂子发霉的面做的。没有青菜，有时只给一根生葱或一段萝卜。这种馒头，成人都难以下咽，何况婴幼儿呢。不过，还没有把每间牢房锁死，这就算是照顾了。她们向看守交涉说：“我们都是无罪的，这么小的娃娃难道会犯罪？要给起码的生活条件，要打开窗户，给些新鲜空气和阳光，要改善伙食。”
“这是监牢，不准打开窗户。囚粮是上面发的，没有办法改善！”看守李老头（李宝贵）毫无表情地回答着。
“封闭窗户是怕我们逃跑？我们拖儿带女的，你叫我们跑，我们都跑不了！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你这辈子看守过这么小的犯人吗？”
李老头与她们争辩不过，最后只好答应把钉在窗上的木板打掉。斗争取得了小小的胜利，她们把窗户擦得干干净净，阳光洒满了整个牢房。但伙食改善问题，几经交涉仍得不到解决。那时，思齐只有13岁，安安还不满7岁，其他孩子都在7岁以下。很多孩子都闹肚子痛，一天天的黄瘦下去，做母亲的哪个不心疼！
孩子多数生病了，发高烧，拉肚子，拉痢疾，这可忙坏了红军医生杨锡光同志。狱中党支部根据老杨的意见，召开了会议。党支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这是敌人的慢性屠杀政策，不用动刀枪，过不了多久这些人就会自行死亡，这是敌人杀人不见血的毒辣手段。不能坐以待毙，为了革命，必须活下去！要活下去，必须进行斗争！于是党支部决定以绝食来抗议敌人的虐待。并向敌人提出三项条件：第一，从今以后不准给吃霉烂食物，每天给每人发足够的馒头；第二，允许我们派人参加狱中伙食管理；第三，单独搭一炉灶，为老年人、病人、小孩子做饭。这样，第二天就开始了绝食。
第二天早饭时，大人孩子一起喊：“我们不吃霉摸摸”，都把霉摸头倒回看守房里，大家回去躺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夜深了，肚子饿得睡不着，小孩子哭闹得更凶。看守老头看着不行，竟煮了一锅大米饭来。“吃大米饭啊！”孩子们听到一骨碌爬起来，又唱又跳，吃起喷香的米饭来。大人们还是拒绝吃饭，又派代表与李老头谈判。李老头说：“实在无法，发的囚粮一半是好面，一半是坏面，只能掺着吃。”绝食继续两天后，迫使狱方答应了上述三个条件，并同意派代表参加伙食管理。代表们把好面与坏面分开，通过自报评议，接定量分配，不浪费粮食，最后基本上做到不掺坏面。
冬天来了，寒风裹着雪花直往牢里灌，孩子们实在冻得受不了，有的手脚都冻烂了；夏天牢里又闷又臭，成群的臭虫、跳蚤到处爬，饿疯了的老鼠在夜晚常咬破孩子的耳朵和脚趾；狱警、狱卒又都是凶神恶煞，动不动就是脚踢鞭抽……非人的生活，折磨着革命者，也折磨着无辜的孩子们。
妈妈和阿姨们为了孩子们的生存和健康，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杨锡光医生看到孩子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经常生病，就建议为孩子们喂养一些鸡，好给孩子们增加一些营养。于是妈妈们就变卖了一些衣物，托狱卒到外面买了几十只小鸡，并经过斗争，迫使狱方同意在狱内喂养。
长年生活在狱中的孩子，当他们看到小鸡时真是又惊又喜，给他们单调苦难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特别是那些小小孩，整天跟着小鸡转。他们一边喂小鸡，一边唱着妈妈、阿姨们教唱的儿歌《问问鸡》。
公鸡，公鸡，你为什么叫？
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黑暗受不了，
我要叫，我要叫，光明就来到。
母鸡，母鸡，你为什么叫？
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吃得太不好。
我要下蛋，我要下蛋，请你吃个饱。
监狱里的非人待遇，对于刚懂事的孩子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他们多么渴望自由啊！然而他们却常常因跑到铁门旁探望一下外界大自然的景物而遭到毒打。
有一天，吉新军躲过看守的目光，蹑手蹑脚地来到铁门旁，好奇地把脑袋伸到大门外，贪婪地观望狱外的景色：麻雀在飞，小狗在跑，有意思极了！不料身后赶来狱卒杨大头，抡起皮鞭，朝着他的脊背抽打。“小囚犯，偷看什么？”杨大头的破锣嗓子吼着。
“哇！痛死我了……”新军哭喊起来。
妈妈们闻声赶来，围着杨大头据理争辩，提出抗议：
“住手：不准欺侮孩子！”
“孩子犯了什么法？你动手就打！”
杨大头见众怒难犯，又自知理亏，急忙收敛了粗暴的举动，从人缝中溜走了。
孩子们耳闻目睹了这些事实，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黑狗子”真是坏！新军为了看牢门外的世界挨了一顿皮鞭，心里很不服气，就和小伙伴们商量对付“黑狗子”的办法。孩子们就是这样，你越是不准我们向外看，我们越是偏偏要看。在大孩子组织领导下，孩子们分成了小组，一组人往外看，一组人放哨。只要“黑狗子”一出现，放哨的人就发出信号，“黑狗子”还没到跟前，孩子们早已撤退得无影无踪了。
孩子们常把看到的新鲜事告诉妈妈和阿姨们。当妈妈们听到孩子们说的“奇怪的大黄马”时，都笑了。妈妈们说：“那是骆驼，是一种能够吃苦耐劳，在沙漠里几天不吃不喝，驮着东西走路的牲口。”孩子们睁大两眼听着，心想：世界真奇妙，还有那么多有趣的动物，可惜不能出去看看。后来，孩子们不只是为了好奇才在门缝里向外看了，他们成了监视敌人行动的隙望哨，发现特殊情况就立即向妈妈、阿姨们报告。
1944年年底，女牢从男监中得知徐杰（陈潭秋）、周彬（毛泽民）、林基路三个同志，已于1943年9月惨遭盛匪杀害，激起了全牢同志无比愤怒。后又从男监转来林基路烈士生前写的两篇遗作《新囚徒歌》、《思夫曲》。这两首歌词由陈谷音同志配上谱子，教大人、孩子们唱。为了发扬烈士们勇敢和宁死不屈的斗争气节，教育和激励狱中难友和孩子们继承先烈的遗志，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和敌人斗争到底。决定在女牢中召开追悼会，演出悼念三烈士的文艺节目寄托哀思。鼓舞斗志。首先演出的是《追悼歌》，歌词全文是：
我们的兄弟，
在前方为国把命拼；
我们的全部力量，
正在消灭民族敌人。
我们光荣的同志，
谁想得到在抗战辽远的大后方，
还有丧心病狂的败类，
含血喷人，
暗害了你们宝贵的生命！
你们宁死不屈的意志，
将永远活在千万人民的心中！
瞑目吧！
光荣的同志！
你们的血迹，
揭露了民族败类的无耻！
你们的牺牲，
更显示了八路军伟大的精神！
你们的英名，
将永垂不朽！
它鼓励着后继者的我们，
向黑暗作英勇的斗争！
瞑目吧！
徐杰同志！
周彬同志！
林基路同志！
朱旦华同志朗诵了自己写的长诗《新春之歌》——为死难的丈夫而作：
……
我为你歌颂，
你光荣的革命斗争史，
白璧无瑕的政治生命。
你的鲜血，
涂写出革命史中壮烈的一页。
你的铁骨，
敲碎了反动派的头顶。
铁窗中的咆哮，
法庭上的痛斤，
刑场上的狂笑。
在无畏的战士面前：
刽子手胆战心惊，
阴谋家惊惶失色，
变节者无地自容。
你是红色的经济专家，
保卫人民利益的理财能手。
你，沙漠中的拓荒者呀！
鲜红的血不会白流。
那是荒漠中的琼浆，
灌溉禾苗的泉流。
它滋润着新生的嫩芽，
要把沙漠变成绿洲。
她们还编了话剧，用生动而形象地表演，再现了烈士们在敌人法庭上威武不屈的英雄形象和被敌人杀害的壮烈场面。孩子们看了后信以为真，海洪、远新、楚三等当场都哭喊着叫爸爸，挥起小拳头高喊着向扮演敌人的叔叔打去。
在烈士精神的鼓舞下，女牢的中共党员立场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旺盛。其他牢房也以各种形式分别悼念了三烈士，化悲痛为力量，决心把监狱变成锻炼自己的学校；变成对敌斗争的战场，变成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反人民罪恶阴谋的讲台。
有一天，孩子们正在牢房里玩耍。突然，听到外面有大皮靴的咯咯声。妈妈们立刻意识到敌人要搜查牢房，赶忙叫孩子们躺到土炕上，把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藏到孩子们躺着的床上褥子下面。孩子们马上领会到妈妈和阿姨们的用意，有的上床装作“有病”的样子，躺在藏书的褥子上呻吟。
“咣啷”一声，牢门被踢开，闯进一伙气势汹汹的警官和狱卒。他们凶狠地翻箱倒柜，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将一些未来得及藏好的书籍和报刊杂志都搜查而去，最后还把孩子们心爱的图画书和小皮球也都拿走了。但孩子们帮助妈妈和阿姨们保存了书籍，小脸儿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敌人把孩子们的图书、玩具都没收走的野蛮行径，引起孩子们的公愤，他们像小大人似的在二丈长一丈宽的小院子里排起队来，挺起胸脯，踏着整齐的步伐，唱起了妈妈、阿姨教唱的儿歌，以表示向敌人抗议示威。
骂一声盛世才狗肺狼心，
杀死我爸爸八路军人。
他不打日本鬼，专杀中国人，
你看他汉奸行为多可恨！
这件事说起来真正可笑，
小小的娃娃也要坐监牢。
吃也吃不饱，住也住不好，
锁上了两重门儿不许跑。
说起来这件事一点也不假，
欺负我婆婆捆打我妈妈。
拉走老奶奶，绑走了阿姨们，
把我们一家大小都糟蹋。
小兄弟小姐妹再不淘气，
小小的八路也要讲道理。
反对用野蛮，要求回延安，
你看我长大起来了不起。
随着国民党特务对狱中中共党员政治攻势的加剧，孩子们也跟着妈妈、阿姨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斗争的锻炼，使孩子们由惊恐到仇恨，由胆怯到坚强，直至参加妈妈、阿姨们的斗争行列，并与敌人拼搏。
1945年2月，一个“黑狗子”溜到了二号牢房，强迫几个新疆籍的阿姨立即搬出监狱。思齐和安安发现这个情况后，马上报告给妈妈和阿姨们。大家赶忙跑到二号牢房。只见几个新疆籍的阿姨正在和“黑狗子”大吵：“不去！死也不去！我们和大家在一起！”
“黑狗子”假心假意地说：“释放你们出去，过好日子哩！”
果然，这又是敌人在耍花招，想在共产党内部搞分化瓦解。有个阿姨说：“要释放大家一起释放，为什么只释放她们几个？”
“黑狗子”被责问得张口结舌，恼羞成怒地说：“不出去，捆也要捆出去，等着瞧吧！”说罢就溜走了……
不久，监狱的铁门打开了，20多个“黑狗子”拿着皮带、皮鞭，在警务处长的指挥下，恶狠狠地冲进来。一霎间，皮鞭声，咒骂声，抗议声，孩子们的哭叫声，混成一片。
“黑狗子”提起一个小孩儿摔到了炕上，那孩子爬起来就去抱他们的腿，另一个孩子冲上揪衣服，其他孩子把能够抓到的石子、断棍掷向敌人。这些妇孺、病残、孩子，当然不是敌人的对手。很快，“黑狗子”们几个对付一个，把站在最前列的十几个阿姨，拖的拖，抬的抬，拉出去了，并立即锁了牢门。剩下的人又气又急，叫喊着捶门，那当然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经过商量，女牢又进行了全体绝食。当工犯抬来一桶发霉的黑摸摸时，孩子们就齐声嚷起来：
“快抬走，不吃你们的臭摸摸！”
“不放回妈妈和阿姨们，我们也不吃饭！”孩子们叫得更厉害了。
中午饭被退回去了，晚饭仍被退回去了。全牢的人坚持不吃饭，有的小弟弟、小妹妹可撑不住了，他们实在饿得慌，又不见抓走的妈妈、阿姨回来，便哭起来。这下引起了连锁反应，大多数小弟弟、小妹妹都哭起来了，吵嚷着：“我要妈妈呀！”“我要阿姨呀！”
思齐见状，就组织几个大孩子说：
“走！找妈妈去！把妈妈、阿姨都要回来！”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拉着背着小弟弟、小妹妹跑到看守所长的屋子里，七嘴八舌地又吵又闹。所长正在为全牢房的绝食而发愁，看到这些孩子就说：
“你们肚子饿了，先吃饭吧！”
“把我们的妈妈、阿姨送回来，我们才吃饭！要不，饿死也不吃饭！”大孩子们大声嚷着，小孩子们跟着学着，有的孩子还在大声地哭着，就是没有一个人吃饭。
天色已经很晚了，孩子们又饿又累，围着看守所长不走。有的小孩子实在哭不动了，就歪在大孩子的怀里睡着了。几个大孩子暂时充当了“保姆”，给妈妈不在的小孩儿喂开水，哄他们睡觉。
门外传来了歌声，多么熟悉的歌声啊！
“妈妈回来了！”“阿姨回来了！”孩子们从所长的屋里拥了出来，边跑边嚷，去迎接亲人。
十几个白天被抓走的妈妈、阿姨手挽着手，回来了！孩子们扑到她们的怀里，拥抱着，亲吻着，哭泣着……
经过这次反分散斗争，孩子们得到了实地锻炼。妈妈、阿姨们自然高兴孩子们在苦难的实践中成长着，但也想得更深、更远：孩子们从小就被关进牢房，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他们长年累月跟着大人在这狭窄的牢房里忍受着敌人的咒骂和饥寒的折磨，而对外界的一切都无法知道。他们需要文化，需要各方面的知识。为此，妈妈和阿姨们反复与狱方交涉，终于为孩子们争得了在狱中学习的权力。每天集中一定时间，由妈妈和阿姨们给孩子们轮流上课，教他们学些初步文化知识。
监狱的环境十分恶劣，搞点教育谈何容易。没有课本、练习本、铅笔等用具，怎么办？妈妈们就凭借记忆把小时候学过的东西编成课本，并利用出狱看病的机会，秘密弄点铅笔、本子带回来，解决了一些困难。
妈妈们经常给小孩子们讲述娓娓动听的儿童故事，给大点的孩子教简单的汉语文字，教他们画画，画些他们接触过的动物：如小老鼠、小鸡、鱼、马羊等。此外，还将狱中斗争生活编成歌谣，谱上曲子，教孩子们学唱。监狱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为了把孩子们教育好，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妈妈们用“苏武牧羊”的曲子编了一首歌。虽然有些歌词孩子们不尽懂得，但天天唱，终于成为孩子们遵守纪律的准则：
我们要做好儿童，
做事听指挥，
纪律最要紧。
不打架，不骂人，
说话要当真。
别人的东西，不要随便拿。
对人有礼貌，从小学文明。
兄弟姐妹亲亲爱爱都是一家人。
跌倒爬起来，不哭不怕痛。
到钟点吃东西，手要洗干净。
大小便上厕所，人人讲卫生。
安安、虹生、海洪、新军、远新等，不仅学会了“毛主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这些字，还懂得了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
有一次，阿姨教孩子们两个字：“延安”。经过阿姨讲述，孩子们知道升主席、党中央住在那里，许多八路军叔叔从那里出发去前方打日本。那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光明、最幸福、最美好的地方，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绘出了一幅神圣、崇高的图画！
在全国各界谴责国民党在新疆迫害共产党人的舆论下，敦促蒋介石维护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尽早释放政治犯。敌人在这种形势下，把分散囚禁改为集中关押，妄图成批瓦解，争取被押人员“自首脱党”，变成他们的爪牙。针对这种情况，狱中党组织提出“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战斗口号。坚决要求宣布全体无罪释放，拒绝个人出狱，永不脱党叛变！
孩子们都关在女牢里，整天和妈妈、阿姨们在一起，见不到爸爸。可在女牢里，还关了五位叔叔，他们5个人只有5条腿、8只眼睛。像这样的残疾人，即使在正常情况下，生活也无法自理，何况在监牢里？只能靠妈妈、阿姨们来照顾。
这5位年轻的残疾军人，是1939年11月来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准备去苏联治伤疗养。他们都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又奔赴过抗日前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冲锋陷阵，身负重伤。5人中的谢良，是红军的一名团政委，左腿受伤截肢；谢江庭，是八路军的一位营教导员，在与日寇的血战中，敌人的一颗子弹从其左眼射入右眼后穿出，双目失明；罗云章，在长征时任军械科长，在收容队中一次背了十几条枪，由于劳累过度倒在冰天雪地上爬不起来，把两条腿冻坏全部截肢；胡子明、余良辉都是在抗日战争中负伤截去左腿。他们和中共妇幼人员一直监禁在一起，由女战友们来照顾他们。
孩子们看到这些缺腿少眼的叔叔，艰难地干这干那，从不停闲。缺腿的叔叔坐下去站不起来，少眼的叔叔什么也看不见，他们都难以单独行动。但孩子们经常看到没有眼睛的谢江庭叔叔，背着没有双腿的罗云章叔叔，不管干什么，两个人都一块行动，就像一个人一样。其他叔叔们虽然自己照顾自己都困难，却处处想着别人，尽量减少妈妈、阿姨们的负担。在这种团结友爱的大家庭里，孩子们从懂事起就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心疼这些叔叔，爱这些叔叔，主动的为没有眼睛的叔叔当眼睛，为没有腿的叔叔当拐棍。他们痛恨敌人，打断了叔叔的腿、打瞎了叔叔的眼，他们盼着自己快长大，长大后替叔叔们报仇雪恨。
1945年12月底，在天寒地冻的迪化城，敌人先强迫李万钟、阎友夫妇和他们带的张闻天之子张虹生，搬到西大桥旁的救济院。几天后，敌人把罗云章、谢良、谢江庭、余良辉、胡子明五位残疾军人与谢江庭的爱人马玉贞、胡子明的爱人赵建华和他们的孩子五一、铁如、民平、狱燕及韩福英和她的女儿秀灵从第四监狱也送到救济院。
这里名日“新疆省立救济院”，其实是人间地狱。转到这里的中共人员与乞丐为伍，吃不饱，穿不暖。救济院到处是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瞎子、疯子、拐子和各种病人……到处是粪便垃圾，臭气冲天。许多人混杂居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全院200多人仅30多张床位，有几张床位已被常年卧床不起的病人所占用了。这次以各种理由转来的中共男女老少共17人，包括5名残疾军人、6名孩子，只安排了1张床。几经交涉，最后才安排了两间又潮湿又黑暗的小房，男同志住一间，妇女和孩子住一间。在这里吃的是又黑又硬、霉味触鼻的高粱面窝窝头，里面还夹杂着砂子、蛆、毛毛虫。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大家在谢良领导下，组成了新的战斗集体，开展了新的斗争。
大家讨论分析，敌人为什么要把这些老弱、幼小、伤残人员押送到贫民救济院来。谢良说：“敌人是怕我们这些人死在他们的监狱里，而这个贫民救济所，说起来是个慈善机关，可实际上是个杀人不见血的魔窟！大家想想，一天两顿饭，一顿两个高粱面窝窝，什么菜都没有，只有一碗白开水；再加上环境肮脏，老鼠、虱子横行，有传染病人也不隔离；这样，不把人饿死、冻死，也要把人活活折磨死。敌人的目的，正是想要在‘慈善机关’这件美丽的外衣下，拖垮我们的身体，消磨我们的意志，一个一个地扼死。我们死了，他们可以不负一点责任，还会说‘我们没有关押他们，让他们住救济所了。’落得一个‘人道主义’的美名！因此，第一，要活下去；第二，要回延安。敌人认为我们这些残废人没有多大能耐，成不了什么大事，所以才敢把我们放到这里来。我们人孤理不短，身残志不移，到哪里都要为党做工作。我们要设法和第二、第四监狱里的同志们取得联系，为他们传递消息和情报。另外，这救济所里二百多个难民，这些社会上最底层的人们，也是我们很好的群众，应该多给他们做些工作。是种子，石缝里也能发芽，雪地里也要开花。只要我们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有一颗永不褪色的红心，环境再恶劣，生活再艰难，都吓不倒我们！”
经过讨论，大家认清了敌人的阴谋，坚定了信心。最后一致决定：“大家动手，团结互助，靠集体的力量渡难关。”
为了坚持活下去，克服眼前困难。争取集体回延安。5位残疾军人和家属群策群力，想出很多自救的办法。开始，除孩子外都参加手工劳动。但收篇太少，解决不了眼前困难。后又设法摆小摊。做小买卖。大家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较好的衣物拿出来变卖，作为小买卖的本钱。并对人员做了详细分工，罗云章虽然没有双腿，但能写会算，当“经理”兼“会计”。负责管理借物和钱财：胡子明担任“采购”，负责贩货；谢良和余良辉守摊卖货。就这样五位残疾军人在西大桥头摆起了香烟摊。然而。对这些缺腿少眼睛的人来说，摆小摊谈何容易。每天早晨和黄昏，他们相互搀扶，扛门板、搬凳子、背货物、摆摊子、收摊子，这5个只有5条腿8只眼的残疾人，他们要克服多少困难啊！谢江庭虽然有双腿，但没有眼睛，每天要背罗云章去守摊，扛的背的重活都由他来干，县名副其实“运输队长”。守摊更是苦差事，他们没有御寒的衣服，没有毡靴，在桥头上迎着凛冽的寒风，冻得手脚发麻浑身发抖，只能咬牙顶着。
经过一个多月拼命，终于赚了一点钱，首先想到的是监狱里的同志们。他们拿出百分之八十的赢利买东西资助狱中难友。在第一次给女牢难友送东西时，他们用面糊在布口袋上写了一封信：
“我们出狱后，由于生活困难，迫使我们学会了做小买卖。现决定用第一笔利润买点东西送你们，特别是狱中的孩子们，送你们一些学习用品，望你们刻苦学习。东西虽少，但是我们的劳动所得，是我们的心意。”
信后还附了四句诗：
烈火见真金，
患难见真心，
身残志不残，
革命最忠贞！
狱中的同志收到了五位残疾人的信和礼物，深受感动。特别是孩子们，他们拿着铅笔、橡皮、本子、图书时，小孩子高兴得又蹦又跳，大点的孩子都哭了。他们想着没眼的叔叔背着没腿的叔叔，在那寒风刺骨的大桥头摆小烟摊，用生命换来的钱自己舍不得花一分，首先想到的是他们……
妈妈和阿姨们也把自己的一些旧衣物拿出来，送给残疾叔叔们去变卖，以便换取一些生活用品或食品送给其他监狱里的同志们分用。这样，残疾叔叔又在贫民救济院门口增设了一个旧货摊，生意越做越有经验了。他们积攒的钱，谁也不动用，都用来资助狱中难友。
1946年五一节，残疾军人又为狱中难友准备了礼品：300斤驴肉、300斤炒面、20个羊头。把那些刚买来准备给狱中战友看的新报纸揉成和旧报纸一样，然后用来把食品包成一份一份的，以五位残废军人和马玉贞等人的名义，分送给狱中的每一个难友和孩子。
狱中同志收到这份厚礼，不禁热泪纵横，和五位残疾叔叔同牢的给他们当过眼睛和拐棍的孩子们哭得更厉害。孩子们看着这些礼物，就好像看见了双目失明的谢江庭叔叔在招揽生意，双腿残废的罗云章叔叔在沿街叫卖，谢良、胡子明、余良辉三位叔叔靠一条腿艰难的到处“奔波”。就是这样五个残疾叔叔，给他们送来了这样厚重的礼物，孩子和妈妈、阿姨都被这真挚的人间情谊所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