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朱敏和罗西北、王继飞、李敏一同被送往苏联。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每人编了一套身世，朱敏的身世是这样编的：她是一名富有的中国医生的女儿，到苏联是为了治病。
从延安到苏联的历程是很艰苦的，为了隐蔽他们的行踪，这4个孩子被藏在苏联轰炸机的机翼里。飞机一到兰州，为了躲避敌人的检查，大人将他们伪装成行李，一个一个从飞机上被裹在大包袱里扛下来。事前，大人们曾嘱咐他们不许说话，不许动，他们都很听话。就连当时年龄最小，只有5岁的李敏，虽然肚子疼得厉害，也硬是挺着没出一声。由于他们都是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子女，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十分危险。到新疆后，毛泽民和陈潭秋将他们集中在一间单独的小房子里。孩子们白天被锁在屋里不敢出声，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毛叔叔和陈叔叔才让他们绷得暖暖的，出来呼吸些新鲜空气，尽情地玩一会儿。他们就这样度过了整整12天。
1941年3月，他们乘坐火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苏联首都莫斯科。这里，也是朱敏出生的地方，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朱敏被送进了苏联第一国际儿童院，这是第三共产国际主办的一所从婴幼儿保育一直到十年级连续教育的大型儿童院，招收的主要对象是世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及革命烈士的子女。朱敏人院后，就取了个俄语名字，按中国话发音为——赤英。。
赤英从小就患有哮喘病，身体很虚弱，莫斯科寒冷的气候又使她旧病复于是，在暑假里，儿童院将她送到位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郊区的少先队夏令营进行疗养。
1941年6月20日，赤英来到了风景优美的明斯克。夏令营里的孩子也是来自世界各国，中国孩子除赤英外，还有张闻天的儿子。这时，赤英无法用汉语与别人对话，俄语又刚学不久，所以在夏令营里，同哪个国家的孩子玩，她就学着讲哪国话。刚到夏令营，赤英便同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姐俩——弗拉斯塔和米拉成了好朋友，整天形影不离。赤英在快乐中度过了她到夏令营的第一天。
赤英到明斯克的第三天，即6月22日，德国突然人侵苏联，刚刚脱离中国战火6个月的赤英，又陷人了更大的战争灾难之中。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天气晴朗，不时传来鸟儿的鸣唱。赤英和米拉结伴来到河边玩，正当她俩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温馨时，头顶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紧接着一颗颗乌黑的炸弹从飞机上投了下来。这意外的事情使她们惊呆了，远处的火光及爆炸声使她俩很快清醒过来，迅速跑回了夏令营地。
在敌人强烈炮火的攻击下，红军撤退了，夏令营的孩子们被留在了明斯克附近。当天晚上，赤英和小伙伴们将红领巾装在瓶子里埋人地下。当时还有孩子开玩笑说：“德国兵来了，我们是不是要这样（举起双手表示投降）？”赤英一听就火了：“我死也不投降。我们应该闭住嘴，保持沉默。”她坚定地说。
明斯克很快落人敌手，同时，这些孩子也陷人苦难之中，夏令营成了孤儿院。不久，从被敌人包围的列宁格勒又撤下来一批孤儿。这些孤儿的年龄较小，恐怖的战争场面使他们的情绪很不稳定，哭闹不停，饥饿和死亡随时威胁着他们，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看着这一切，赤英和弗拉斯塔等年龄较大的孩子心如刀绞，但也毫无办法，只有默默地流泪。几天以后，他们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意识到，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只有靠自己解救自己了。
于是，赤英和一些年龄稍大的孩子们开始出去募捐。为了募到钱，赤英在街头跳过中国舞，还教其他孩子织中国式的毛衣，拿到街上去换面包和黄油。生活虽然艰苦，孩子们却处处体现出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有时即使闹了别扭，打了架，但得到一块糖、一份面包，大家还要分着吃。
1942年底，又来了很多小孩儿，这无疑加重了赤英他们本来就很沉重的生活担子，同时，这段经历也使赤英逐渐懂得了责任感的含义。
这时，由于不讲中国话，赤英已将汉语渐渐忘了，她找到几本仅存的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著的《教育诗》，闲时反复阅读。孤儿院的经历及这些书对她的影响特别大，使她从那时就萌发了将来做教师的念头。
一想到将来，赤英便会想起亲爱的父亲，但当时德军盘查很严，经常到孤儿院来检查，赤英也总是重复着那些千篇一律的回答。名字：赤英，国籍：中国，父亲是有钱的医生，来苏联是为了治病。
在那个年月，父亲的名字已深深地埋在赤英的心底。对于自己真实的身份，她不敢泄露一个字，即使自己最亲密的米拉姐妹，对此也一无所知。德国人的暴行迫使她不得不谨慎从事，只要稍有疏忽，便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一件事，令赤英终身不忘。
有一天，德国兵又像往常一样来到孤儿院审查登记。突然，他们从人群中拉出两个犹太孩子，每人给了一把铁锹让她们挖了两个坑，然后枪毙了这两个无辜的儿童，并残忍地将她们埋进自己挖的坑里。德国鬼子的残暴激起了孩子们的愤怒。当天晚上，张闻天的儿子王格里（苏联名）来看赤英，四目相对，却不知说什么好，犹太儿童的惨死使他们对德国鬼子恨之人骨。两个中国孩子就这样默默地坐了好久。
就在这天夜里，王格里、犹太儿童的哥哥及其他几个男孩子一起逃走了，后来得知他们上前线报仇去了。
大的男孩子走了，留下的这些孩子的生活更加艰苦。赤英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艰苦的生活使她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同时又患了淋巴结核。没多久，她又患上疟疾，高烧不退。相依为命的伙伴们心急如焚、终于决定连夜偷回一筐果子给她吃。赤英是多么感激这些小伙伴啊，没有他们，自己的命恐怕早就保不住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赤英的病刚有好转就出去找活千。弗拉斯塔在村里找到一个放牛的差事，赤英给人家当保姆。她们把挣来的东西带回孤儿院，养活那些年龄小的孩子。然而，战争时期人们的生活都很困难，他们也没有太多的东西给这些孩子，就是拼命挣来的面包还是不够孩子匀着充饥。听着小孩子的哭声，大孩子们心如刀绞，却又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神降临。生活似乎已经到了尽头，他们拼着最后一点力气顽强地活着。
在城里很难再挣到吃的东西了，赤英和米拉便到附近村里找弗拉斯塔。那天，天气非常好，她们在树林里尽情地跳着、蹦着，美丽的大自然使她们暂时忘记了眼前的困境。德国兵的脚步声使她们清醒过来，赶紧跑到弗拉斯塔干活的那户人家。到那里时，才得知弗拉斯塔已偷偷地参加了游击队。虽然没见到。弗拉斯塔，她俩心里还是很高兴。离开这户人家，她们便到别的人家找活干。但人家只要身体健壮的米拉，不要身体虚弱的赤英。为了同甘共苦，米拉没有留在村里，同赤英一起回到了孤儿院。
赤英和米拉两夜未归，引起了德国人派来的院长的怀疑，便暗中对她俩进行监视。过了几天，弗拉斯塔回到村里，听说妹妹和赤英来找过她，以为有什么事，就到孤儿院去探望。她的行踪被院长发现了，并告发给德国兵，当晚，弗拉斯塔、赤英、米拉及其他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都被抓走了。随后，她们被装到一列闷罐车上，运往何处，她们不得而知。
赤英身体很虚弱，途中，因淋巴结核的伤口一直没好，她总是处于昏迷状态。德国鬼子以为她活不长了，便把她扔在车厢门口。没有吃的、喝的，更谈不上药品了。好在有伙伴们的照顾，她们鼓励赤英要坚持，要活下去，她也就真的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赤英和伙伴们乘坐的闷罐子，在苏联与波兰交界的布列斯特停了下来，她们被赶下车集中在一块空地上，德国人要给她们消毒。
听到要消毒，赤英的心里一惊，她有一枚心爱的列宁像章，那是她刚到苏联时接她的老师送给她的。德军侵占明斯克后，她偷偷将像章缝在内衣里，现在万一被敌人发现，可怎么办？赤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里。庆幸的是，德国人并没有仔细检查她的衣服，赤英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消毒之后，她们又被押上另一节车厢，被解往德国东普鲁士的一个集中营。从此，她们同苏联的联系中断了，没有人知道她们的下落。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朱德总司令十分惦念女儿的命运。然而，久经戎马生涯的朱总司令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所以，尽管心里非常想知道女儿的情况，却从来没向苏联方面打听过。
苏联最高统帅部得知赤英失踪的消息后，便派人寻找她的下落，并通知部队，每到一地，每解放一个城市，都要查找一遍，结果仍是毫无线索。
赤英到达德国集中营驻地，按照德国人的规定，人营前必须洗澡，然后换上统一的服装。赤英站在浴室门口犹豫着：她好不容易保住的列宁像章，这次真的要落人敌人之手吗？怎么办？赤英紧张地思考着。忽然，她的眼睛一亮，有办法了！她趁德国人没注意，偷偷地将列宁像章放进了嘴里，压在舌头底下。
就这样，一个刚刚16岁的女孩子，竟然冒着死亡的危险，在德国鬼子的眼皮底下，保住了心爱的列宁像章。这枚像章朱敏一直保存到现在。
被抓到集中营的人多且杂，分配住房时，赤英、弗拉斯塔和米拉拼命地挤在一起，终于被分在一间大房子里。
当时，德国人将一些成年人押到德国内地去做劳工，为了不再分开，赤英和弗拉斯塔都将自己的年龄少报了两岁。弗拉斯塔由于个子较高，身体好，被分配到工厂做工，米拉和一些乌克兰姑娘被分配到德国工作人员的食堂做工，赤英由于身体虚弱，淋巴结核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总有浓血流出来，便被分到难民和民夫的食堂，做一点削土豆、打扫食堂、宿舍的工作。由于工作不太忙，所以一有空闲，赤英便找些书来阅读。
当时，集中营里的难民和民夫，每人每星期的定量只有250克面包，就连赤英这样的病体也只够吃两顿的，何况其他人呢。聪明的米拉便和几个姑娘一起，经常趁德国人不注意，将德国人食堂吃剩下的食物带回来给他们吃，每次都不忘给赤英另外带上块面包。在伙伴们的关怀与照顾下，一直受着病痛折磨的赤英顽强地活着。
弗拉斯塔比别的孩子年纪大，又参加过游击队，胆子也大，有一些对敌斗争的经验。因此，她对德国人的命令就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完全服从。她不愿给德国人干活，经常找机会怠工。德国人在的时候，假装积极肯干，等德国人一走，便不干了。有一天，弗拉斯塔假装有病，德国人看到她身体很结实，有些不太相信，就叫人拿来了体温计给她量体温。弗拉斯塔很聪明，她趁敌人一转身的工夫，把体温计使劲在衣服上蹭了几下，体温计的度数立刻升高了，等德国人检查时，温度已达4O℃ ，虽然弗拉斯塔表现得很沉着，敌人还是不相信，对她拳打脚踢，说她蓄意怠工，必须多干几小时以示惩罚。当时，站在一旁的米拉和赤英紧张极了，同时又对弗拉斯塔的坚定态度和勇敢精神很钦佩。以后，赤英也开始学弗拉斯塔那样，工头一来就假装干活，工头一走就埋头看书，苏联文学著作不仅提高了她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提高了她的文学修养。
但是，赤英她们的年龄毕竟还小，对德国人的狡猾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一天，集中营里来了一个乌克兰姑娘，米拉、弗拉斯塔及集中营里的其他乌克兰孩子高兴极了。她们已很久没有得到家乡的消息了，见到来自家乡的姑娘，怎能不高兴呢？她们围着这位姑娘问长问短，恨不得了解家乡的一切情况，询问完了，又为不能回去感到悲伤，姑娘们坐在一起，默默地流着伤心的泪水。看着见到家乡人的乌克兰姑娘，朱敏的心情很不平静，一方面替她们高兴，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思念祖国、亲人而又得不到任何消息感到伤心，不禁哭了起来。为了缓和气氛，也为了安慰赤英，弗拉斯塔建议赤英唱支歌。
赤英唱起一首俄罗斯民歌，一会儿，其他姑娘也跟她一起唱了起来。唱完之后，大家的心情稍好了一些，弗拉斯塔鼓励大家要坚强，一定要活下去，要坚信自己一定会回到祖国去。
夜深了，姑娘们含着眼泪进人了梦乡，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看着这些远离家乡的姑娘们。赤英由于还在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一直没有睡着。这时，她看到一个人影悄悄地爬起来、穿上衣服出去了，朦胧中她认出这是白天刚来的那个乌克兰姑娘。赤英想叫醒身旁的米拉，但看到她已熟睡，不忍心打扰她，就自己睁着眼睛等着那个乌克兰姑娘回来。慢慢地困意袭来，她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门突然被撞开，德国人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就将弗拉斯塔抓走了。赤英当时吃了一惊，她惟一的反应就是顺手抓过一件衣服披在弗拉斯塔的身上。弗拉斯塔什么也没说，回头笑了一下就走了。
赤革和米拉呆呆地愣在那里，天亮后，赤英和米拉突然意识到：弗拉斯塔只穿着睡衣和赤英披在她身上的大衣。于是，她们赶紧将弗拉斯塔的衣服包起来，给她送到监狱。从此，便失去了弗拉斯塔的音讯。
1945年1月30日，是米拉的生日。29日晚上，赤英她们还准备着第二天好好地给米拉祝贺一番。第二天早晨醒来，她们突然感到四周异常宁静，没有了往日的吵闹声，静得有些可怕。她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惊异地走出房门，却发现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集中营周围的铁丝网和围墙七倒八歪，看到这些，她们忽然明白了，原来德国人逃走了！战争就要结束了！她们又能回到祖国了！
赤英和米拉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后来，赤英才知道，由于苏联红军来得很快，德国人逃走之前，只来得及秘密地把监狱里的犯人杀害了，没有来得及杀害那些在集中营里做工的人。赤英她们就是这样得以幸存下来。
当天晚上，红军的先遣队就到了这里，看到这些衣衫槛褛，身体病弱的姑娘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时，红军先遣队员的眼睛不禁湿润了。他们鼓励姑娘们一定要坚持住，并告诉她们一直往东走就会找到红军的。听了这些话，没等天亮她们就出发了。赤英这时正发高烧，一点力气也没有，米拉硬是拉着她，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东走着。走了大约十几公里，来到一个镇子，又遇到一队苏军，他们让这些姑娘坐下休息一会儿。这时，天已经黑了，经过一天多的奔波，她们很快便倒在一堆草垛旁睡着了。
虽然离开了集中营，她们的生命仍然没有保障，战斗仍在进行着，激烈的枪炮声不时从远处传来。半夜，天空突然升起了照明弹，紧接着，枪声爆豆似的响了起来，一颗颗炮弹落在她们的周围，一时间，火光冲天，人们叫喊着、奔跑着。赤英带病经过一天多的奔跑，已经精疲力竭的被燃着的草堆惊醒了，她赶紧爬起来跟着人们乱跑，她隐隐约约地听到米拉在奔跑中喊着她的名字，她昏沉沉的有气无力地回答着，那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最后还是没能找到米拉。在一起患难与共4年之久的两个小伙伴就这样在战火中失散了。
天亮了，赤英发现一同逃出来的人都不见了，红军见她身体虚弱，收留了她，让她等铁路修好后坐火车回莫斯科。于是赤英留了下来，帮红军干些做饭、洗衣服之类的杂活。那时，红军根据苏联最高统帅部“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的指示，查找朱敏的下落已经好久了。红军驻地的这个中国女孩儿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许多人询问过朱敏的身世，她很警惕，一口咬定自己叫赤英，是一个中国医生的孩子，是来苏联治病的。
不久，赤英所在的部队调走了，又来了新的队伍，赤英仍被安排在厨房干活。部队政委见到赤英时，很怀疑她的来历。一天，政委请她到办公室，亲切地对她说：“小同志，我是政委，叫突土斯克，请相信我们都是一家人，请告诉我你是怎样从中国来苏联的，又是怎样到这里的。”赤英见他是个负责人，又非常诚恳，特别是后来当她听说苏联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正在寻找她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经历告诉了这位政委。这以后，赤英又在军营里待了一段时间，受到了红军的精心照料，病情也开始好转。铁路修通后，苏联政府立刻把她送回莫斯科，并将朱敏的音讯电告了朱德总司令。
在接到父亲来信的那一刻，朱敏激动得流出了热泪。父亲在信中请她原谅，在战争中他没有向苏联方面询问过她，因为苏联当时也处于灾难时期，他怎么能拿私人的事麻烦苏联政府呢。另一件让朱敏高兴万分的是，她一回到莫斯科，便找到了米拉。朱敏又回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那时，她已经19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