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朝兰的父亲刘以纯，带着小朝兰作掩护和弟弟一起到敌占区去工作。在路上，他叮嘱女儿：“爸爸若出事，你就说是叔叔的孩子，叔叔若出事就说是爸爸的孩子。千万可别说我们三个是一家人啊！”朝兰懂事地点了点头。
谁知，他们刚经过赵城广盛寺，拐进一条山沟，前面山村里就传来狗叫的声音。刘以纯估计情况有变化，决定往回返，可还没有走出山沟，就遇上了阎锡山的一排匪军。领头的指着刘以纯说：“你留下！”然后又指着朝兰问：“这孩子是谁的？”朝兰的叔叔急忙说：“是我的！”领头的示意他们可以走了。朝兰的叔叔指着以纯说：“他是好人，我们有良民证……”他还想再说下去，刘以纯忙用眼色暗示要他快走。并镇静地说：“没关系，总会弄清楚的。”刘以纯虽然神态沉着，但他也想到来者不善，这场遭遇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实际上，正是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这伙敌人才专门冲着他来的。刘以纯被带到了阎军团长卫立功面前。卫立功得意地狞笑着对刘以纯说：“这不是刘家大少爷嘛，有名的‘白皮红心’！怎么样，你愿不愿投降？”没等敌军团长说完，刘以纯一口唾沫正吐到了他的脸上……
刘以纯的弟弟领着朝兰往回返的途中，突然听到了一声枪响。他深深地意识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领着朝兰默默地走着，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
后来，听说刘以纯同志是在与敌军团长搏斗中挨了一枪，但他并未倒下，又被旁边的敌人捅了十几刺刀才倒下的。
刘以纯牺牲后，敌人又抄了他的住处。朝兰和两个妹妹，一个4岁，一个5岁，还有奶奶和母亲卫玲爱，谁家也不敢收留，他们只好整天东躲西藏。在汾河以西实在待不下去了，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们老少五口去了汾河以东卫玲爱的娘家。不幸的是，卫玲爱的哥哥、洪洞县长卫勋元同志在指挥作战中壮烈牺牲了。卫玲爱又担起了侍候婆婆，安慰寡嫂，扶老携幼的重担。
1940年冬天，坚持在敌占区做妇女儿童工作的原特委书记龚子荣的妻子桑一伟同志，化装成农村妇女，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朝兰母女。卫玲爱说：“这里环境实在太险恶，你设法把我们最大的孩子朝兰带走吧，让她长大后为她父亲报仇！”就这样，朝兰被桑姨送到晋绥区党委林枫、龚子荣同志那里。林枫、龚子荣等十分关心朝兰，精心照顾她吃住、教她认字、给她讲革命道理，鼓励她要继承父业，做革命的接班人。
有一天，彭真同志路过。林枫指着朝兰介绍说：“这就是刘以纯同志的女儿，她父亲刚牺牲，你带她去延安吧。”彭真慈祥地看着朝兰，想到牺牲的同志，不禁有点伤感，他抚摸着朝兰的肩头亲切地说：“你以后就叫我爸爸，做我的女儿，好吗？”天真地朝兰当即就喊了一声：“爸爸！”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
几天后，朝兰坐在彭真骑的马上出发了。一路上，夜里睡觉，彭真亲自给她盖上自己的毯子，行军休息的时候，用树枝在地上教她写字……
到延安后，朝兰随彭真住在杨家岭，与毛主席是邻居。有一天，毛主席窑里有许多首长在开会，朝兰替毛主席的小公务员曹海清进去送开水。毛主席一见她进来就笑着问：“这是哪来的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呀，”彭真说：“她是我从前方带来的。她的爸爸最近牺牲了。”毛主席听罢沉重地问：“现在谁管你呀？”朝兰脱口而出：“组织部哇！”毛主席笑了：“那你应该姓组啊，不应该姓刘啊！”说罢又让朝兰在他的手心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刘-朝-兰。
过了些日子，彭真给徐老写了封信，并带着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送朝兰到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去学习，请徐老对朝兰“多加栽培”。临行前，彭真又特组给她做了一套小军装，把她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当时在延安，干部与战士的服装略有不同，干部服装是上下各两个兜，下边两个兜仅将里面贴边缝住，表面看不见针迹，人们俗称这种服装为“吊兜服”。同学们同朝兰开玩笑，说她是穿“吊兜服”的干部！
朝兰进学校后，每逢假期，彭真总是把她接到家中，有好吃的给她吃，有点好用的给她用，还给她找书看，而且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她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培养她，教育她，像对亲生儿女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