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唤醒了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欧洲、亚洲、美洲以致大洋洲的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澎湃发展。苏联——这块世界革命的红色摇篮，遵循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导，向全世界革命者敞开了广阔的胸怀。被迫害的革命者在这里受到保护，以便重整革命旗鼓；他们的子女也在这里得到培养教育，以便将来为自己的祖国服务。
中国革命先驱者的子女，也有一部分被送到苏联来生活和学习。这在当时来说，实属革命的需要，绝不是特殊化的表现。但仍有人认为：他们是“红色贵族”！他们拥有特殊的家庭，受教育在特殊的学校，生活在特殊的环境中……的确，这些都是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不能不让人议论。虽然事出有因，但也总应弄个明白，让后人知道真情。
1922年以后，苏联平定了国内白匪的叛乱，经济开始得到恢复。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发起，在苏联先后建立了几所国际儿童院，以培养教育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子女。
苏联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
建成于1929年8月1日。这一天，是世界各国劳动者在共产国际的红色旗帜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纪念日，被称为“国际红日”，因而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也被称为国际红日儿童院或国际八一儿童院。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始建于1926年。当时，由瑞士女共产党员曼托娜？莫泽尔捐款创建。她捐赠了她父亲——著名的莫泽尔钟表公司的经理——留给她的全部遗产。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地址在莫斯科远郊，原是沙皇时代的地主庄园，环境非常优美。它的周围仍是大片的树林和集体农庄，院前面有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儿童院建成后，分设“托儿”、“幼儿”、“小学”三个班。该院开院后，收留了来自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日本、美国、中国等国的六七十个孩子。第一个入该院的中国孩子是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先期赴苏联。同年5月，瞿独伊和妈妈杨之华从上海乘船到大连，转火车赴苏联。
由于父母工作学习忙，便把瞿独伊送一家儿童院。因独伊长着黑头发，年龄又最小，也不会说俄语，一些调皮孩子以为她是犹太人，常来欺负她……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开始收孩子，瞿独伊就转来了。她是人院的第一批孩子，也是第一个中国孩子。
1929年下半年，儿童院又先后来了三个中国孩子。他们是中国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和儿子苏河清姐弟俩，姐姐苏丽娃比独伊大一点，弟弟苏河清与独伊同岁。另一个中国小女孩儿，比他们晚来几天，是著名红军女将领张琴秋和沈泽民的女儿。她叫张玛娅，胖乎乎的，圆圆的脸蛋儿，闪着两只机灵的大眼睛，看上去特别可爱好玩儿。继而人院的还有赵世炎的儿子赵令超、赵施格，蔡和森的女儿蔡妮，黄平的儿子黄健，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王毓峰的儿子王苏南……
1932年夏，瞿独伊、苏丽娃、苏河清，被选派参加了苏联克里米亚的“阿尔代克”少先队员夏令营。这是当时苏联最好的儿童夏令营，除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来的少先队员外，还有一些外国儿童在这里度过有意义的欢快的暑期。
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1933年5月1日建成投人使用。它比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大多了。这个第一国际儿童院是由共产国际及苏共中央的领导人之一、列宁的老战友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斯塔索娃倡议建立的。
1931年由N。巴尔胡洛夫设计的儿童院在距莫斯科300多公里的著名的纺织工业城市——伊万诺沃开始施工。这所规模大、设备全的儿童院的建筑，包括一幢二层的主楼及多所一层的房舍和地下室组成。分成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体育室、活动室、浴室等。教学与生活都十分方便。它除了设有幼儿班、小学班外，还设有初中班，使成长中的儿童们能受到更多的教育，儿童的人数也增加了很多。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除了接收中国孩子外，先后还接收了德国、奥地利、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日本、朝鲜、法国、伊朗、美国等民族数百名3岁以上的孩子。除了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转来的十来个中国孩子外，先后又进来一些中国孩子。
苏联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1936年，常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商于共产国际，希望在莫尼诺建立一所专门接收中国孩子的儿童院。1937年，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正式建成。毛泽东、杨开慧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是这个儿童院的首批孩子，在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瞿独伊、苏家姐弟、张玛娅、赵家兄弟、蔡妮、黄健、林利等也都转到了莫尼诺……
继而来的中国孩子还有：蔡和森的女儿蔡转，郭亮的儿子郭志成（多难）， 张太雷、王一知的儿子张芝明，张浩的女儿林莉，林彪的女儿林小林，李富春、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刘少奇、何宝珍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高岗的儿子高毅（高老虎），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等；还有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的儿子，波兰贝鲁特的女儿，意大利龙柯的儿子，美国邓尼斯的儿子，南斯拉夫铁托的儿子，西班牙伊巴露丽的女儿等各国革命者的孩子。
1940年，莫尼诺儿童院关闭，孩子们被送到其他儿童院，全部中国孩子则迁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这时候在儿童院的孩子除了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小飞），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朱德的女儿朱敏，蔡和森的儿子蔡博，邓发的女儿邓金娜，秦邦宪的女儿秦吉玛，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曾三的女儿曾芳兰，伍云甫的女儿伍绍云外，还有张志民、刘毅天、彬傅、王南、林琳、杨维嘉、候果力、孙玉、林英、张福、李多力、陈松、刘煌奋、孙和、杨东、任娅、谢云、蔡洛文、肖维加、刘维民、李广、王小竹、李树华、陈印、张兰、王达亚、赵绮莲、苏罗莎、柴娥丽、瞿克林；在苏联出生的有：刘维明、刘霞、郑耀华、郑新华、肖苏华、肖立昂、于彬、沈林如、刘莫阳、韩模宁、秦威、秦平等。
1948年派往苏联留学的21名留学生：罗炳辉之女罗镇涛，邹韬奋之子邹家华，谢子长之子谢绍明，叶挺之子叶正大、叶正明，任作民之子任湘，刘伯坚之子刘虎生，张浩之子林汉雄，罗亦农之子罗西北，任铭鼎之女任岳，叶剑英之女叶楚梅，贺晋年之子贺毅，崔田夫之子崔军，项英之女项苏云，李硕勋之子李鹏，张宗逊之侄张代侠，王家祥义子朱忠洪，萧劲光之子萧永定，高岗之子高毅、外甥江明，杨琪之子杨庭藩，也是先进伊万沃国际儿童院进修的俄语。
1948年到苏联留学的21名同学：简称“4821”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各国孩子受到正规和良好的教育。虽然几所儿童院情况所不同：如瓦斯基诺儿童院，学习和生活都在院里进行；莫尼诺儿童院，新的学生在院内学习，到适应苏联学校的要求时，就到院外学习；伊万诺沃儿院，基本在院内生活，在院外学习。但无论如何，都是按照苏联10年一贯制教育制度实施教育的。中国孩子按照他们的年龄和原先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分配到不同的年级学习。除了个别孩子在修完7年课程便考人中等专业学校外，部分孩子修完十年制课程，又考人了高等学校继续深造，还有部分孩子未学完全部课程便回国参加工作了。学生们修业的课程，首先是学习俄语，并且必修德语，也学一点母语。另外还要学习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几何、代数、三角、天文学、动植物学、俄国文学、外国文学、苏联宪法等课程。
课余，儿童院组织学生进行多种文化娱乐活动。他们组织各种活动小组，如歌咏、舞蹈、体育、摄影、无线电、车工、木工等，由老师辅导进行活动。这样，一方面陶冶了孩子的性情，使他们开朗活泼，另一方面又培养了孩子们的劳动观念及多种特长，使他们健康地全面发展。
中国的孩子学习都十分刻苦，成绩优良。蔡转、林莉、郑耀华等人在毕业考试时，以各科成绩均为“五分”而获得金质奖，这是极少数人才可得到的荣誉。蔡博上大学后，则因学习成绩优异而获得“斯大林奖学金”。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培养和苏联人民的关怀下，中国学生都学有成就。当新中国诞生时，他们纷纷回国，以他们的专业技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苏联国际儿童院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大家庭。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又进行了几年的国内战争。战火熄灭后，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的“禁运”，经济恢复及发展极为困难。然而，他们仍为世界各国革命者的后代提供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生活和学习的条件。中国的孩子们，他们在祖国遭难、父母牺牲，即使是父母没有牺牲的也无法照顾他们的时候，幸运的来到这个大家庭里，和各国小朋友们像兄弟姊妹一样团结友爱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习惯了以儿童院为家，培养成了只知道有集体和我们而很少想到个人。中国的孩子大多是中国革命先驱者的子女，而其中又多是烈士子女，但他们没有“中共领袖子女”的概念。而正因为他们是早期共产党人的后代，他们比自己的同龄人生活得更艰辛，道路更曲折，付出的也更多。
各国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对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极为关怀。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给国际儿童院学生的一封信中写道：“苏联当局通过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向你们提供了你们身体和精神成长、教育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你们要善于珍视这一切……使自己成为坚强和无限忠于列宁事业的战士。”“在这里，永远不要忘记，你们还肩负着对你们祖国人民的义务。不要脱离本国人民，不要忘记自己的母语。要记住，你们或许还需要为打败你们祖国的敌人而斗争。现在还要为此做全面的准备，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出色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列宁的老战友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斯塔索娃、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科拉洛夫、德国共产党总书记皮克、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西班牙共产党领袖伊巴露丽、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贝鲁特、巴西工人运动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 科尔巴兰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瞿秋白、周恩来、邓颖超等人，都曾到国际儿童院去看望过孩子们。
季米特洛夫看望伊万诺沃儿童院的孩子们时，还赠送了25辆脚踏车，令孩子们欢欣无比。国际儿童院的教员中，除苏联教员外，还有不少外籍教员，如德国籍的、保加利亚籍的，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师哲、郑一俊、赵云蓉、韩铁生、朱家瑞、张梅等人到儿童院担任教员。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红色贵族”，在列宁的故乡，接受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造就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国际主义精神。这种观念和精神，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得到了检验和发扬。
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这些孩子中，一部分是在苏联出生的，一部分离开祖国时，还是不懂世事的幼儿。但是在父母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在儿童院的教育下，他们大多知道自己的父母或是为了一个神圣的事业而牺牲，或是为了事业正在奋斗。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立下了继承父辈事业的志向。1946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博等孩子们的回信中写道：
“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毛主席的关怀和期望，使孩子们深受鼓舞。当他们中学毕业面临新的选择的时候，都充分考虑将来如何更好地为国服务。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批海外赤子纷纷归来。在祖国这块洒满先辈鲜血的土地上，默默地耕耘，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添砖加瓦，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成长的这批中国孩子，长期受革命思想的浇灌，在生活道路上受到各种磨炼，造成了他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生观和不怕困难、不屈服压力、一往无前的勇气。
他们回国以后，尽管在生活或工作中历尽坎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被打成“苏修特务”、“反动权威”、“黑帮子女”等，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们绝大多数都经受住了考验，对共产主义事业、对真理必胜没有失去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