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红军东征回师后，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1936年冬，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反而调动260个团云集陕甘宁地区，准备发动对红军的大围攻。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发生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指挥我军和全国人民，准备与日寇浴血奋战。许多抗日志士奔赴前线，将幼小的子女留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为了解除奔赴前线将士们的后顾之忧，拯救和培养民族的未来主人，我党决定创办收留抗日志士子女和烈士遗孤的学校。
延安鲁师干小班
1937年2月1日，是伟大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先生诞辰60周年纪念日，他在这一天向党中央发出倡议，在刚刚建立的延安鲁迅师范学校，开办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第一个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公育儿童干部子弟小学班。这样的倡议，只有像徐特立那样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才能提出和兴办。因为那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端困难，鲁师本身就够艰难了，再附设这样一个小学班，困难更多、更大，房子、教师、口粮都是问题，再加上小孩子还要有专人照料，这是一般人所不敢想像的。但徐老很坚决，他想得远、看得准、提得及时，很快就被中央苏维埃政府批准了。经过一个来月的筹备，学生由中央组织部推荐。由于条件限制，当时只能开设一个班，很多学龄儿童入不了学，只好照顾年龄大的烈士遗孤和有特殊困难的干部子女。
入这个班的学生，一律实行供给制，生活和学习的一切费用、一切设施，都由公家供给，使这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特殊待遇，这是在中华大地上，在革命圣地延安滋生的第一批“红色贵族”。
第一批批准人学的孩子17个，其中有革命先烈谢子长的遗孤谢绍明。3月21日，“鲁师干小班”正式开学，它是我党创建的供给制、寄宿制，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儿童公育学校的开端。
9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中央苏维埃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8年1月，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周扬任边区教育厅第一任厅长。当时，他提出了正规化的口号，鲁迅师范学校搬到关中马兰地区，只带走了师范班。干部子弟小学班迁到延安城内，在南关孤魂沟建立校舍，学生由原来的17人增加到50余人。校务主任由吴燕生同志担任。
“延安干小”
1月15日，边区政府在孤魂沟成立了延安干部子弟小学，简称“延安干小”。张国焘兼任校长，褚友仁任党支部书记。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崔田夫的儿子崔军、张友清的儿子张燕林等都先后进人了这所学校。
当时，学校规模不大，学生也不多，大多数学生是随中央红军长征从南方来的。陕北的红军子女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
延安鲁迅小学
4月，“鲁小班”与“干小”合并。吴燕生仍任校务主任。学生多了，规模也越来越大了，由于校舍紧张，师资、设备都有困难，边区教育厅决定将延安“干小”与延安“完小”合并，由教育厅直接领导，改名为鲁迅小学，简称“鲁小”，李飘萍被任命为校长，有学生100多人。同时制定了《边区小学法》。小学法中明确规定：“依照国防教育方针及实施方法，以发展儿童的身心，培养民族意识及抗战建国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技能。”
“鲁小”根据国防教育方针的要求，规定了学生的人学条件：父母在土地革命或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遗孤；父母在抗日前线或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红军在长征中收容的红小鬼。当时在校的学生有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毛主席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张浩的两个儿子林汉南、林汉雄，方志敏的两个儿子方荣柏、方荣竹，高岗的儿子高老虎，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张友清的儿子张燕林，崔田夫的儿子崔军，贺晋年的儿子贺毅……
4月15日，鲁迅小学正式开学。“鲁小”坐落在延安古城里南北大街之间，离党中央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教学环境和教学设施都比较好。
进人“鲁小”的学生，每人都发了一套崭新的但并不合身的军装和军帽。从全国各地来的孩子们，一穿上这套衣服，一下子就变成了“红小鬼”、“小八路”。
“鲁小”的校园并不大，校舍都是平房。其中有一间大教室，曾作为男生班的一个集体宿舍，用许多张课桌拼成一个大木床。很多孩子刚人学时，都在这个大床上一起睡过觉。
教室中间，还有一块不太大的操坪，一下课各班同学都到这里来进行各种活动。小小的操坪上，天天充满了欢笑和歌声。
“鲁小”初期人学的学生，多来自五湖四海，在这个大家庭里都能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最能关心同学的要数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了。
毛远志小时候和妈妈王淑兰一块坐过监狱。和她们同一牢房里还有一位红军妈妈带着一个男孩，就是后来和她同入“鲁小”的毛华初。
王妈妈为革命工作无力照顾两个孩子，毛远志被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毛华初也吃尽了苦头。1938年春，毛远志、毛华初被送到延安大伯毛泽东处，毛泽东把他俩送进了“鲁小”。
毛远志人学后，什么活都会干，又特别体贴关心人。她见小同学的衣服破了，扣子掉了，总是随时帮助缝上。她无论参加生产劳动，还是为班上同学打开水、打饭菜，总是抢着干。她小时候并没有上过学，只是当童养媳时作过小女婿的陪读，加上她的刻苦努力，考试总是在前几名。因此，班上同学都尊称她“大姐”。
由于当时生活困难，卫生条件差，不少女同学头上长了虱子。为此，大部分女同学都剃了光头，再穿上一身和男同学毫无区别的宽大的军装，经过很长时间，同学们才知道毛远志是个女孩儿。她又热情又能干，真是干部子女学生中的好榜样。
当时，不但同学之间互相关心，而且同学们还关心大人。每到星期日和节假日，大点的同学都主动到伙房帮厨，替换下伙夫爷爷、叔叔们去休息。帮厨次数最多的要数在陕北土生土长的谢绍明和湖南来的毛华初了。毛华初曾担任过伙食管委会的学生代表，因常在灶里帮厨，脸经常被油烟熏得黑黑的，但他总是乐呵呵的。
“鲁小”当时在延安虽然只是座小学，但很出名。延安当时有大的群众集会，“鲁小”都参加，而且都是坐在最前面。只要他们的队伍一进会场，没等落地坐好，便会听到一阵有节拍的呼喊声：“鲁小的，唱一个！”“快！快！快！”
“鲁小”学生年龄虽小，但唱革命歌曲从不示弱。指挥唱歌最有力的是小个子于龙江和只有八岁的陈英秀。他俩听到呼喊便主动地一跃而起，大声领头唱一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体同学便会齐声唱起来。唱完，他们也会在小指挥的指挥下，齐声高喊：
“抗大的，来一个！”“快！快！快！”来个回敬。
每次开大会，相互拉歌总要持续一二十分钟，充分显示着革命队伍的团结友爱，朝气勃勃的新气象。
这年夏天，在一个晴朗的假日里，吴燕生主任带着“鲁小”学生到延安城外去郊游。一到山上，同学们马上被那湛蓝的天空和漫山遍野的野花迷住了，争先恐后地奔向那广阔的山野，对着高山、大川拼命地呼喊，放声地歌唱。有的男同学互相打闹，有的女同学围着那成片的各色各样的小花高兴得拍手叫好。虽然他们生活、学习在延安这个山沟里，但同学们到了郊外，完全包容在大自然里，天地合一，别是一番情趣。
有好几个同学手中都捧着大束美丽的山花，一边跑，一边冲着吴燕生主任喊：
“老师，你看这些花多美！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好吗？”
不知是谁先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也不待老师答话，只听到一片附和声。也真是出乎意外，吴燕生主任竟然答应了大家的请求。
同学们很快就排好了队，在吴主任的带领下，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声唱着歌曲向毛主席的住处出发了。
毛主席在他那简朴的会议室里接见了“鲁小”师生。同学们很有礼貌有次序地向毛主席献花，毛主席和每个人都握了手。看起来主席很满意，也很高兴。
大家围着大会议桌坐下来。毛主席亲自给同学们分发了饼干和糖果，然后询问他们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同学们一边七嘴八舌地回答，一边忙着吃他老人家分发给自己的饼干和糖果……
切当同学们的嘴渐渐停下来的时候，毛主席又问：“你们在学习生活方面有什么要求吗？”同学们一时静了下来，不知从何说起。“鲁小”的小演说家项苏云，是项英的女儿，当时就坐在毛主席的对面，同学们不由得把目光投向了她。
她看了一眼吴燕生主任，吴主任也向她送去了鼓励的眼神。项苏云站了起来，看着主席的脸说：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那里消灭了剥削制度，劳苦人民过上了最幸福的生活。我们能到苏联去学习吗？”
毛主席认真听着，思索了一下才说：“你说得对啊，苏联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苏联人民推翻了剥削阶级，所以人民过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幸福生活。这样的社会是全世界劳苦大众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你们想到那里去学习、生活，我能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苏联虽然很大，也不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到那里去生活呀。我看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按照苏联的方式团结起来，推翻骑在自己头上的剥削阶级，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
毛主席讲到这里，伸手端起了面前的茶杯，他慢慢地喝了一口水，又用眼睛环视了一下同学们，看到大家都瞪着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在听他讲话，就继续说：“就我们中国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光明幸福的新中国。到那时候，我们就是不到苏联去，不是也同样可以过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幸福生活啦？”
毛主席的话，不但回答了项苏云的提问，而且更主要的是给大家指明了前进的奋斗目标，努力学习的方向。
回到学校后，同学们思考了很多问题，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人人都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尽快学好本领，早日走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岗位，为国出力！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很关心“鲁小”学生的成长，毛主席曾为“鲁小”第一届毕业生题词：“学习之后，就要工作。工作之中，还要学习。学习与工作，都是为着一个总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跟随势力，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与新世界。”
1938年7月初，边区政府决定成立边区中学，当时从各地进人边区的青年很多，其中一部分是少年，文化程度较低，不能马上分配工作；一部分寻找回来的干部、烈士子女与参加长征过来的“小红军”、“小八路”，文化程度也很低，需要提高；各机关需要大批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中下层干部来充实。因此，参急需创办一所中等学校培养他们。当时，虽有“鲁师”，但这所学校已迁到关中，而且一所中等学校也很难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
边区中学创办时就明文规定：“本校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智能的新青年为宗旨。”边区中学的教学方针是：培养学生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学生具有初中文化；培养学生民主集中制思想和民主作风；培养学生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
这样，就由“鲁小”让出校舍的前半部，作为“边中”的校舍。
“边中”附小
1938年八九月间，日寇飞机经常侵扰延安，各机关、学校准备疏散。“鲁小”又与边区中学合并，成为“边中”的小学部。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人侵，东北、华北地区相继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战区之内产生了大批流浪儿童。流浪儿的父母，有的被敌机炸死，有的被屠杀，有的牺牲在抗日前线，有的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孩子们无家可归，孤苦无依，缺吃少穿，无以为生。悲惨之情，目不忍睹；民族幼苗，亟待拯救；社会各界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运动中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成功的一例，也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得到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等10余个社会团体，在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知名人士高岗、林彪、成仿吾、蔡畅、康克清、丁玲、徐明清、张琴秋、高朗山、史秀云等60余人倡议下，发起成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10月2日，陕甘宁边区保育分会所属第一保育院正式成立。
10月中旬，“边中附小”随“边中”撤离延安。在撤离的前夜，“边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通夜为“附小”的小弟弟、小妹妹忙碌，最后帮助他们把行李装上马车。天还没亮，起床号唤醒了沉睡的孩子们，连忙吃点早饭就出发了。大车上的行李堆得像小山一样，年龄小的孩子分别坐在行李中间，道路坎坷不平，车子摇摇晃晃，孩子们只得紧紧抓住捆绑的绳索。晚上在安塞旧城宿营，同学们分住在民房里。
第二天在继续转移的途中，听到从延安传来消息：日本飞机把延安许多地方炸成瓦砾场。“边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正准备撤离的时候，有三个大哥哥被炸死了。还有曹锋同学，小陈老师为了抢救4个小同学也牺牲了。噩耗刺痛了师生们的心，有的小同学忍不住哭出声来，这不共戴天的仇恨，深深地埋在同学们的心上。下午，行军到了临时驻地安塞县的吊儿沟。
吊儿沟是个狭沟荒野山村。两边高山对峙，川面很窄，两山中间一条小溪流过。北山根下有一排高低不齐的窑洞，说是过去一家地主遗弃的庄院，这时成了边中附小临时的校址。由于条件限制，老师把男女同学分开，每个窑洞约住20人，一二年级宿舍都配有保姆。
延安“保小”
1939年初，“边中附小”和保育院小学部合并，“边中附小”的孩子们搬到白家坪，合并后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很多学生想不通？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红军改成八路军、新四军，中央苏维埃政府改成陕甘宁边区政府，孩子们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那是大人的事……可现在，自己的学校改名了，听说宋美龄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理事长，孩子们实在想不通！有的孩子哭着说：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我们的大仇还没报，为什么要和国民党合作？”
“我们不同意学校改名！”
“如果学校改名，我们就退学！”
面对着孩子们的阶级仇恨，面对着孩子们爱僧分明的阶级情感，很多老师、教工、阿姨都掉泪了。为了深人细致做好孩子们的思想工作，老师们用孩子的父母、用红军改成八路军的生动例子，来教育说服孩子们：
“红军要改成八路军，很多红军叔叔和阿姨也接受不了！有红军叔叔激奋地说：‘十年内战，同室操戈，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革命根据地被国军洗劫，多少血案？多少人命？红军长征，千辛万苦，国军围追堵截，每一段路都是一场血战，红军30万人被折腾得只剩下3万多人。多少血泪？多少深仇？可在转眼之间，红军真要编成国军，红五星真真地要换成青天白日了。真叫人难以置信！’叔叔阿姨们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可‘改编’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是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同意的啊！”
红军在三个战场上改编，在三个战场上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每一个会场上都有1万多指战员，黑压压、静悄悄地排列着中华民族的精英。将士们悲壮而激昂，许多人流泪了。是啊，当了十多年的铁杆红军，跟国军血肉搏杀了十多个春秋，今天一下子都要变成国军，谁能想得开？
阿姨们自己思想也不通，还要给孩子们做工作。他们把红军的教育宣传材料，拿来照本宣科的讲给孩子们听。幸而当时的孩子们都成熟得早，他们从懂事起，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受到教育、熏陶和潜移默化。那些大道理他们还能听懂，道理讲清了，他们是能顾全大局的。
“保小”直接属边区教育厅领导，校长由吴燕生担任，郭青任校务主任，彭镜秋任生活指导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有学生200多名；教职工80-90人。
白家坪距延安75华里，在旧安塞城的北面。“保小”的校舍在白家坪村大路东边一条川道里，这里川道宽旷，大路西边就是延河，距学校约一华里。村庄坐落在东山坳之中，大路两侧是片片农田。比起延安来虽然不及她的繁华，却胜过她的宁静。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这所由党创办的儿童公育学校东奔西跑，最后落脚到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扎根，不能不说是党和边区政府的最大关怀，也是孩子们的最大幸运了。学校驻地安定了，学校发展也就有了基础。
“保小”校址的基础在白家坪村的中央，像汉字的“八”字，一条干涸的小沟渠穿过八字的中间，横跨田地和大路，直伸延河，把“保小”分割成南北两半。在小渠的上下有一座石桥和一座木桥，又把八字两半连接成一个整体。
这里的延河不宽，水也不深，但是终年流水不断。延河，给了“保小”师生们很大的方便，吃水、洗衣服全靠它。夏天可以在这里洗澡、游泳；冬天结冰后可以溜冰、滑冰车。
每逢星期日，同学们常到延河边玩耍。在河滩找石头磨棋子下棋，找青石板块磨制石板、石笔写字。在延河里有时还可以抓到小鱼、小螃蟹玩，真是增添了不少生活乐趣和对大自然的认识。
在礼堂门前，还有一棵大槐树，又高又大，枝叶茂盛。听老人们说，他们小的时候，这棵大槐树就这么大，谁也不知道它有多大年龄。
当时学校的工作人员除了老师外，还有事务人员、医务人员、保育员、炊事员、饲养员……因学生全部住校，生活学习全由学校负责，所以比一般学校工作人员要多些。
“保小”老师的水平都比较高，多数是从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校结业生中，由中央组织部选派、经教育厅介绍来学校工作的。其中有不少原来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小学教师，有的还担任过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校长，有的在来延安前就是出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先后在“保小”担任过校长和副校长的有：吴燕生、郭青、梁金生、王英樵、王志匀、郭林、王荣、高锦涛、刘志南等。
党政工作者和事务人员中，有的是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在白色恐怖中出生人死久经考验的老前辈，如彭镜秋、周文楠、孙敬毅、宋思纯等；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陕北土地革命的老红军，如罗冬祥、谢肇通、贺吉树、梁加业、肖文贵、吴成保、王启贵等。他们中有不少人身经百战，挂过彩、负过伤，身体不好，但均积极工作，热爱学生。另外也有一部分地方干部，他们打过游击战，思想好，工作踏实。
保育员大半是干部家属，她们过去也曾参加过革命活动，有一定贡献。有的自己的孩子就在“保小”，她们愿意带好学生，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当时参加过保育工作的有：高岗的夫人杨芝芳、徐向前的夫人黄杰、赵毅敏的夫人凌莎以及杨献珍的夫人杨阿姨、左权的夫人刘阿姨、崔田夫的夫人赵阿姨……她们对孩子都爱如己子，孩子们更是爱这些妈妈，大家相亲相爱，亲如一家。
“保小”在开发学生智力的同时，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在能力培养中，又十分重视学生的自治自理。早在1939年初，学校就成立了学生会，而后又创建了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
学生会由委员7人组成，在三年级以上各班选举产生。除正副主席各1人负贵全面工作外，其余5个委员各负责1个股的工作。委员每学期改选1次。
少年先锋队是带有半准军事性的少年组织，四、五、六年级学生均可参加。编制分为大队、中队、小队，由大队部领导活动。大队部由大队长、军事体育股长和政治指导员组成。一般由体育老师担任指导员。儿童团是三年级以下学生的社会组织，受少先队大队部领导。训练目的是：培养学生适应战争环境的能力，增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经常搞些军事游戏，简单的制式操练和防空急救等活动。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关心“保小”的建设，经常过问学校的工作。中共中央妇委曾经开会，专门研究过“保小”的工作。当时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和后来的厅长周文、柳提以及江隆基等，曾亲自指导“保小”的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边区政府主席林老（林伯渠）也常过问“保小”的工作。徐老曾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保小”特殊儿童的教育问题。
1939年5月21日，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少先队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当选为代表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
延安“抗小”
八路军为了照顾抗战中的军人家属，1941年8月，在延安北门外的大贬沟成立了“八路军干部子弟小学”，后由大贬沟搬到邓家沟，校名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小学”，简称“抗小”。程今吾为第一任校长，他曾在延安一所学校中，详细地介绍了“抗小”。1946年春，该校有教职工16人，学生150人。
“延属干小”
1944年8月，在延安东关飞机场附近的东沟，成立了“延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简称“干小”。1946年春有教职工28人，学生147人。
“二保小”
1945年10月，在延安宝塔山南麓日本工农学校的旧址内，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二保育小学，简称“二保小”，1946年春有教职工23人，学生162人。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王若飞、贺龙、彭德怀等。多次到保育院、“保小”、“抗小”看望师生。谢老（谢觉哉）曾特意来“保小”给师生讲话。还有肖劲光、王维舟、王震、肖三、丁玲、蔡畅、康克清、张琴秋等都常来看望孩子们。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专门给“保小”带了200多本图书和40多幅教学挂图。宋庆龄通过“保盟”，多次给保育院、“保小”、“抗小”捐赠各种物资、医药、教学用品等。
“保小”、“抗小”的学生年龄相差很大，小的六岁多，大的已二十岁，最高班是初小四年级，也就是全校第一班。一个班的学生前后达40余人，学生的成分有小红军、烈士子女、在抗日前线或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子女、平民百姓子女。谢绍明、刘得才、马正方、白新才……都是小红军；毛远志、毛华初、刘允斌、刘爱琴、刘力贞、项苏云、方荣柏、方荣竹、刘虎生、恽希忠、罗西北、王继飞、宣平、刘朝兰、聂承勇……都是烈士子女；艾政、孙慎纪、于龙江、于龙灿、邓维琛、李云鸾、聂春志、陈涌岷、聂永在、汪道河、陈祖泽、高老虎、曾宪林、崔军、贺毅、贺光辉、林汉南、林汉雄、肖永定、南新宇、南新宙、王兴、秦刚、秦新华、李铁映、伍绍祖、林用三、任远志、任远征、乌可力、邓金娜、马新如、李立、李大立、蒋祖慧……都是在抗日前线或在白区作地下工作的干部子女。白来东、邢立统、马喜乐、李久铭、常英……都是平民百姓子女。还有两个朝鲜孩子方汉雄、崔荣，为抗日和他们祖国的解放随父母来到延安。
这些孩子由于特殊的磨炼，在思想上比同龄人成熟得早，白新才入小学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了。谢绍明、毛远志、毛华初、马正方等都是在小学入的党。绝大部分同学都是抗日民族先锋队员（民族先锋队后来改为突击队）。当时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人翁精神特别强。
从学生的来源看，有的从城市来的，被称为“洋包子”；有的从农村来的，被称为“土包子”。这两部分人在学校各占一半，可算是势均力敌，哪一方都没有绝对优势。“洋包子”的特长是：见过世面，见多识广，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年龄较小，表现得活泼可爱。“土包子”的特长是：忠厚、老实、会干农活，文化程度相对低，年龄较大，表现为说得少干得多。这样一群土土洋洋，大大小小，性格各异，文化、知识层次不等的孩子集中到一起生活和学习，难免不发生问题。有些“洋包子”觉得自己来自大城市，啥没见过？看到这从农村来的土里土气的“土包子”大哥大姐，还真有点看不起！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朴实、肯干，不太喜欢那些爱说、爱表现自己还有些娇气的在城市生长的“洋包子”小弟小妹们。老师可不管你是“洋包子”还是“土包子”，对所有孩子一律平等，一视同仁，将德育教育贯穿于各项活动中去，把他们都塑造成民族的未来主人。
在“保小”这座熔炉里，过不了多长时间，不管什么样的成分，在集体中都会被熔化。吃小米饭，穿粗布衣，住土窑洞……艰苦的生活，快乐的童年，甜甜地印在当年这些小“土洋包子”的心里，变成了他们终生无法消除的记忆。
当晨曦从东方出现鱼肚白时，白家坪的小山沟里敲响了起床的钟声。同学们从睡梦中醒来，像战士一样迅速地起床、叠被，穿上宽大的灰制服，走出各自居住的土窑洞，集合在大操场上。哨声响起，他们列队出操，整齐的步伐扬起了黄土飞烟，嘹亮的歌声在山巅回荡。出操回来，他们用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刷牙、洗脸。
开饭了，同学们在饭场上围成一个个圆圈，香甜地吃着他们自己动手种的萝卜、白菜、土豆、西红柿……还有学校豆腐房做的豆腐、豆浆，有时也杀一头自己养的猪，就着小米饭、窝窝头，闻着喷香喷香，让同学们直咽口水！
在吃饭前，值日班长要指挥大家唱《吃饭歌》：“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就应当加倍努力，服从纪律，用功学习，准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歌声止，只听队长一声“开动”的口令，同学们小嘴齐开，大口大口地吞咽着那些香喷喷的粗茶淡饭。在那时候，同学们没有挑食的，终是吃得盆光碗净，从不浪费一粒粮食。
上课了，夏天只要不刮风下雨。各班多在露天上课。把小黑板靠在大树干上，同学们坐在大树阴下，每人都有一块统一制作的小木板，把它放在膝头上当桌子。有的同学用铅笔，有的同学用废弹壳做成的钢笔，在边区自制的马兰纸上练习做习题，在自制的石板上练写字。他们还用各种颜色的石头磨成粉，用来绘画彩色图画。
为了提高音乐水平，老师们作词、作曲创作了很多革命歌曲，教大家唱。还带着同学自制乐器。用松木、椴木做音箱，用蛇皮、蛙皮、马尾做二胡。曾宪波、曾宪林兄弟俩在当时，可是一对能工巧匠，他俩制作的小提琴外形美观，音质好，在全校闻名。
那时候虽然物质条件差，生活很艰苦，但自力更生的精神贯穿在一切活动中。当时学校缺少课外读物，老师就发动同学们动脑筋想办法。他们就从报纸上剪下小知识、小故事、漫画装订成册，作为大家的课外读物。同学们还自动的把自己的课外读物捐献出来，开办小图书馆。
星期天老师带同学们上山采集种子，收集各种花草、树叶、药材、蛇、蛙、鸟、虫等。上手工课时，在老师指导下，把那些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制成标本。
泥工组的同学用黄胶泥，做了一百多个标本盒子。有圆的、方的、菱形的、梅花形的、三角形的、五角星的，晒干后糊上纸，画上各种图案，创造出了实用美观的标本盒子。这种盒子，一点也不觉得比瓷的、玻璃的有逊色之处。大家动手，自力更生，开办了深受师生们欢迎的小博物馆。
同学们还自编自演秧歌剧。老师说，演秧歌剧是一种体育课，舞蹈是秧歌里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劳动时的动作的规律化的表现，所以它的形式是丰富的、活泼的、自由的。同学们演起秧歌来又跑、又跳、又舞，这对于增进身体健康和开发智力都是有好处的，比单纯的体育课要活泼丰富得多。
秧歌，又是一种社会常识课。因为同学们从自己演的戏里面和社会相接触了，从戏里面能够学习工农兵的语言，了解工农兵的生活，并且学着工农兵在劳动中各种变化的姿态，丰富了同学们们的创造性和想像力。
秧歌，又是国语课。中国的语文谁都知道是难学而又难教的，利用秧歌活动可以用来帮助学好国语课。因为秧歌里有唱的、说的、朗诵的、演讲的，这样就把学和用联系起来了。在排秧歌剧时，不但要了解字义，同时对字、句、彝的高低的发音与腔调，也要掌握起来。另一方面，也学到各种文字描写的方法，象征的、写实的、夸大的，都很自然地印在头脑里；同时又丰富了各种新的语汇，用这些新的语汇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
秧歌，也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有助于发展每个同学的个性，发现有才能的同学。同学们在实践中学习演戏、化妆、保管服装、打鼓、拉琴等。增多了同学之间互教互学的机会，增强了团结友爱和相互关心、照顾。
那时候晚上因没有电灯，老师怕同学们挤在一个小油灯下学习把眼睛搞坏，所以晚上没有自习。同学们在这空闲的时间里，就想方设法玩，在玩里也有创造。
灯影戏就是同学们一个自发的小创造。道具并不复杂，一盏清油灯，一面镜子，一些纸剪的动物、人物等，一床白被单，这些是必备物品。晚上在宿舍里，把一块白被单挂起来当银幕，后面放一盏灯，用纸剪好的样谱，拿起来在布后动来动去。在白布银幕上就出现许多好玩的形象，如“鹅”、“花”、“地主”、“资本家”……那些影子跳来跳去，非常好玩。
同学们还开拓思路，相互启发，制作出一套一套的灯影片。表演的方法也随着实践不断地创新。这种小玩意儿，很受同学们欢迎，大家就给它起个名字叫“灯影”。实际上就是用电影的原理，在困难的条件下，利用清油灯的光，经过镜子反射出来。片子是自己画出来的，光线虽然不强，画片画得也不好，但是这是同学们自己在困难中做出来的。后来，同学们编了一些有内容的连环故事，又把这个创作更推进了一步。
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还举办过种子展览会。同学们把自己采集的种子集中起来，陈列在窑洞里，从颜色上看：有红的、白的、黄的、青的、紫的、黑的、花的，从形状上看：有圆的、椭圆的、心脏形的、肾脏形的，从外观上看：有毛的、光的、带刺的……
每一种种子下面虽然都有标签，但上面除编上号码以外，种子的名称、用途、栽培方法等，都没有填写出来。在正式展出之前，先和各班级任老师联系，告诉学生来参观的时候，要带着笔和本子，把自己所认识的第几号种子、名称、用途、栽培方法记在自己的本子上，认识几种就写几种。参观以后，把本子交给级任老师检查，看谁认识的种子多。
同学们都参观完后，再由教员和展览会的负责同学把标签的空白全部填好，重新展览几天，再让同学们参观；让每个人重新对照一下自己的认识，使大家得到较深刻较正确的印象。开完展览会以后，每样种子都留下一份作为种子标本保存起来，其余的留到第二年春天作为生产的种子用。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学习，同学们从来没有感到过生活上的艰苦，学习上的困难。心里总是充满了希望与追求。当时的同学不管年龄大小，都是那样的纯洁、天真、善良。然而，这些同学，由于他们在人学前几乎都有过一段各自的磨难，所以注定他们要比一般的孩子更懂事、更刻苦、更勤奋。在“保小”这块特殊的土壤里，他们很快就成熟了。
在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学生能力上，学校尽量充分发挥每个孩子的特长。“保小”喜欢绘画的同学很多，1941年延安“鲁艺”还派来一位画家钟灵老师，到“保小”组建了一个学生绘画班。在课外活动时间，钟老师指导绘画班的同学学画画。学校还举行了一次画展。洪小灵在钟老师指导下绘画技巧进步很快。小灵曾画了一套长长的连环画，在教务处南墙上贴了半面墙，很气派。画面上画了从日寇疯狂进攻中国，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到八路军大举反攻，在人民群众配合下打得日寇东倒西歪，尸横遍野，我军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那套连环画画得真好，飞机、大炮、坦克，八路军、老百姓、小日本，男的、女的，画啥像啥。这次画展很成功，尤其是洪小灵那套连环画很吸引人。那时全校师生都称洪小灵是“小画家”。
“保小”的歌唱家很多，如陈英、陈英秀、何文康、何靖康、毛海英、刘幼雪、刘焕生、刘美生等都是“保小”有名的小歌手。有一年，在“九一八”事变纪念会上，两个小何在台上演唱《松花江》这首歌曲，台上台下的老师同学产生了强烈共鸣，都哭了。毛海英在保育院时就爱唱歌，她演唱的《小麻雀》，听众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她升到“保小”后，经常由她指挥大家唱歌。
李路达当时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又是最聪明的学生。1941年下学期，在三年级以上同学中举行了一次智力测验，李路达获得了第一名，当时她才10岁。
“保小”的小演说家项苏云，当时学校举行什么大会需要学生代表发言时，总是推举她上台发言。她小小年纪，走上讲台脸不红，心不慌，姿态从容自若，口齿清晰，能讲漂亮的普通话，讲起话来声情并茂。
1942年夏天，又一批“保小”学生毕业了。小学毕业考试与中学升学考试一起进行，试题比一般小学毕业考试难些；延安自然科学院派来了监考老师。
考试开始了，试题确实难，纪律也严。但参加考试的“保小”同学，全都达到了毕业要求，都升上了“延中”或自然科学院补习班。第一名是校长梁金生的女儿梁汉莲，第二名是强涌同学。
当时，“保小”、“抗小”提到学生的品行，不是现在一般说的道德教育，而是强烈地民族意识、集体主义精神、勇敢、互助、团结、热忱、坦白、自觉……而且这些良好品行都要求在生活、学习、劳动中表现出来，一反旧教育只拣取书本上、口头上训练的道德教育。要求强烈民族意识表现在直接间接的抗战行动上；集体主义精神表现在集体生活和学习上；牺牲、勇敢表现在舍小我利益为民族利益而奋斗上；团结互助表现在全民族团结互助友爱上。
当时，“保小”、“抗小”对学生的要求，一方面要他们注意平时参加适当的劳动，使体格健壮，思想健康；另一方面，在学习中要多思考，促使孩子们思想活跃，增强独立思考和理解能力。在生活上，倡导自治自理，培养独立性、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同学们在小学就能逐渐锻炼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成为勇于克服困难和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小干部。
“保小”、“抗小”没有现成的政治课本和政治教材，老师以“抗战建国之急需”为前提选取材料。教员自编、自刻、自印讲义。
老师们在教学方法上，一律采用启发式。强调培养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经常采用座谈、讨论、互助等方式，互相启发，互相学习。
“保小”、“抗小”的许多老师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在努力教好学生的基础上，开展了社会教育工作。他们不仅在全校开展“小先生”活动，实行“大带小”，还把高年级同学组织起来，到驻地周围教农民识字，办夜校、办冬学，帮助农民扫盲、破除封建迷信等。
“保小”、“抗小”的老师们还从教育方针到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不断创新，极大地克服了传统教育的某些消极方面，使理论与实际、学与用进一步结合起来。在养教并举的方针指导下，各任校长都认真贯彻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学、做”合一，后来发展到“学、思、行”合一，“知、情、意”合一，手脑并用，形成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