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中学是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关怀和指导下创办的。学校曾十次易名，先后称为陕甘宁边区中学、边区师范、延安师范、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行知中学、第四后方医院、延属分区党校（青年班）等。特别到解放战争时期，学校除校部外，绝大部分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后方医院，实施了“学校变医院，医院变学校”，教育直接服务于战争的伟大创举。同时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需要，学校多次搬迁校址，先后设在延安城煌庙、安塞吊儿沟、延安柳树店、杜甫川花石砭、小砭沟、桥儿沟、山西临县白文镇、子长瓦窑堡、延安东关清凉山下、刘万家沟、枣园等地。在变化不定的形势下，学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始终坚持“为边区建设服务、为边区人民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方向，团结广大师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艰苦创业、努力学习、掌握本领，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边区的生产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培养、准备了大量的人才，为创建人民的教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延安中学的学生多数是青少年，相当一部分是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因此，文化知识教育比重较大。“延中”培养学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升学，更确切地说，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干部。虽然文化课程设有语文、数学、物理、生物等，但基本上以语文为中心，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此外，政治、时事、思想教育占重要地位。辩证唯物主义、中国近代史、传统教育等都是语文和政治课的重要内容。军事也是必修课，结合体育锻炼，也进行必要的军事知识基础训练，如防空、防毒、行军，以及一般步伐操练，步枪、手榴弹使用等。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提出中学教育也要军事化。就是说一个在校中学生，不但要能随时担任一般工作，而且也能当战士。
那时，对中学生的要求是，随时准备着走上工作岗位或上前线。因此真正能按教育计划学到毕业的学生是不多的，学生毕业后升学的更是少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为了使学生尽可能多地学习些知识，学校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教学方法。如对两年制的学生，学校就想方设法在第一学年教完基本课程，第二学年没调走的学生再继续深人学习。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教育方法，使延安中学成为一所培养干部的特殊学校。
1938年9月开学。蔡子伟同志任校长，杨乐平同志任总支书记，吕良同志任教导主任。共有教职员11人，学生227人。
办学之初，由当时的教育厅长周扬召集几个先到校的筹备人员开了一次会，研究了办学方针。“边中”教育方针大体有下列几条：1。要使学生有正确的政治方向；2。使学生具有初中文化水平；3。培养学生的民主集中思想和民主作风；4。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5。培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
那时，校址设在延安城内凤凰山下的旧城隍庙内。这里是“鲁迅小学”的校址，由“鲁小”让出前边的半部作为“边中”的校舍。
最初，学校将学生按文化程度分为3个队，每队少则4O-50人，多则60-70人。虽然条件困难，但很快就上课了。由于教师是逐渐调来的，有的课程先开，有的课程后开。大体上是先开政治、语文、数学3门主科，开自然、地理、历史课的原则，是有教师就开，没教师暂缺。
当时课本非常难得。数学先是选用国统区的中学课本，以后由教师自己编写，陆续石印。语文选的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但都是油印的。歌声，在当时延安各学校各机关随时可以听到，但边区中学没有一个音乐教师，不得不让学生互教互学，有时也请著名歌唱家教唱，李丽莲就是那时请来教过几次音乐的“先生”。
“边中”创办时明文规定：“本校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智能的新青年为宗旨。”如果扼要地阐明一下，“边中”的教育方针是：提高青年民族意识，巩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坚定青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并发扬青年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英勇精神。
以抗战的政治、军事及基本科学知识武装青年的头脑，给青年以抗战建国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其次，战时军事教育、军事生活的锻炼也是不可少的，每个青年应准备随时参加作战，捍卫国土，收复失地。再次，基本科学知识是日常生活中必需的工具。尤其抗战建国需要各式各样的专门技术人才，这些人才是需要在中学时代加以基本训练的。在学习活动中给青年适当的指导，使得青年的品行、智力、体格得到健全的发展。
中学时代的青年，身心正在发育时期。对他们的要求，一方面要注意平日参加适当的劳动，使其体格健壮，思想健康。另一方面，在学习中多让他们思考，使其思想活跃，并增强其理解能力。在生活中，还要激发和培养青年的独立性、创造性、积极性和自动性。以使他们逐渐成为能够独立工作，勇于克服困难和善于领导群众抗战建国的青年干部。
这里说的独立创造性，是要青年把握住正确的方向，能够独当一面，不依附他人，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才能。
这里说的积极主动性，是要青年具有坚定的信心，在任何困难条件下不退缩、不消极，想方设法战胜困难，不陷人被动地位。
“拟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智能的新青年为宗旨”，是边区政府教育厅为“边中”规定的教育方针。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它包含着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当时抗战是中心任务，一切教育活动都是为了抗战。
“边中”的行政机构、教职员待遇和教材等的大致情况是：
校长下面设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
训育处下设大队，大队长由军事教官兼任；各队设队主任，由教员兼任。教职员待遇实行供给制。这种供给制除供给衣、食和办公用品外，每月还有津贴边币2元。
教材内容以“抗战建国之急需”为前提选材。没有现成课本，教员就自编、自刻、自印讲义，政治课连讲义也没有，教员就根据提纲讲，学生做笔记。
因抗战与边区政权建设的需要，“边中”学制未能严格执行，这主要因为学生流动性大，什么时候需要，就挑选一批人去工作。人校时流动性也大，经常有新生转人。
“边中”在教学法中强调启发式，强调培养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常常采用座谈、讨论、互助等方式，每周有四五次讨论会。政治、历史、国文等各科中的问题都可以在小组会上讨论，学生讨论，教员引导。在学生中形成了互相帮助的风气。如日记，可以互相传阅、提意见，还召开问答晚会，教员评判。这些做法，当时叫“民主教学”。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知识，效果显著。
边区师范
1939年6月，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加剧了反动活动，积极准备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加紧对我边区封锁。因时局紧张，延安各机关按照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陆续进行了缩编。边区政府按照“整顿中等教育，以培养地方师资及下级地方干部为主”的精神，决定将边区中学同鲁迅师范合并，改名为边区师范。任命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同志兼任校长，董纯才同志为副校长。1939年8月下旬，两校师生在安塞吊儿沟聚集，边区师范宣告成立。“边中”学生多为外省籍青年，而“边师”设立的目的在于培养地方师资，故“边师”初成立时，又提出了争取“地方化”的口号，尽量招收本地学生。
“边师”在成立之初提出了“正规化”的口号，制定了《师范教育方针及其实施方案》与《学校章程》，确定了学校组织制度及工作制度。
自开课后，学校就建立起工作秩序，以求逐步走向正规。学生会为了保证教育计划的实施，曾发起了生活与学习竞赛。这个时期学生的生活与学习非常紧张，以至于到傍晚有的学生仍“手不释卷”。
与此同时，又因吊儿沟离延安100多里，有很多不便，11月迁回延安柳树店，后又搬到杜甫川花石砭。
“延大”中学部
1941年，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和陕甘宁边区建设事业的需要，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于9月22日成立了延安赶学。下设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和俄文、英文两个系及中学部。
1941年8月8日，延安大学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建校消息时，就明确宣布，学制将延长，附设中学部，办成正规大学。
1941年9月22日，开学典礼时，吴玉章校长提出，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并号召同学们努力学习科学和外语。徐特立同志号召同学们：今后，政治与技术都要掌握。毛主席讲：“延大”应为抗战及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延大”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这三项就是我们“延大”要学习的。政治要学“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等方针政策；经济要学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运输；文化要学文学、卫生建设。要为实际服务，不要搞教条主义。
1943年春节后不久，中央决定“延大”与“鲁艺”、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合并。大学部搬迁到桥儿沟“鲁艺”校址，中学部4个班合并到延安城南杜甫川自然科学院中学部。原自然科学院中学部的高中一、二班转人本科，其中一部分分配工作。医训班转到柳树店医大。初中1、2、3班合为第一、第二两班。延大中学部来的初二甲、乙两班合为第三班，一年级甲班为第四班，一年级乙班为第五班。
为了加强中学部的教学工作，组织上曾先后派了几位文艺工作者和参加革命较早的干部来讲课。李星华、于敏、高时、李绵、李纳、郭绳武、徐宜等老师都是那时来的。
贾芝老师是李大钊先烈的女婿、中法大学毕业生。他兼任第二班的班主任，后来任全校政治教员和语文教员。他讲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件小事》、《孔乙己》，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论》等，讲得很生动。当时，没有课本，都是教员自选范文，油印成讲义发给同学。
于敏任一班班主任，兼教语文。他曾在《解放日报》文艺版当过编辑。他结合文艺界整风以来的成果，讲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知识分子思想上转变的道理。他强调要树立刚健朴实的好文风，并选讲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给同学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李星华是李大钊同志的大女儿，贾芝同志的夫人。她毕业于中法大学，也是语文教员，文字水平很高。
李绵是陕西韩城人，从新文字学校调来的，抗战前入党。他讲近代史，还兼三、四班合并后的三班班主任。
延安中学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显著成绩的时候成立的。
1944年，抗战转入反攻阶段，形势好转。8月边区政府决定延安师范同延安大学中学部合并，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同时，决定延安中学校址为延安桥儿沟。
桥儿沟在延安机场的东面，经过“鲁艺”校址那带着尖顶的教堂，顺沟而上，沿着山坡上的一排排窑洞，那就是“延中”的校舍。“延中”成立初期，共有教职工200余人，其中教员60余人，其余为行政人员和生产人员，学生700余人，按文化程度编为12个普通班，另外还有3个地干班。
延安中学组织机构仍沿用延安师范旧制：总支部委员会由王鼎勋、冯士休、贾芝、齐心、谢绍民（学生）5位同志组成。王鼎勋同志任党总支书记。学校行政领导仍实行校长负责制，霍仲年同志任校长，学校行政上归边区政府教育厅直接领导。
这期间同学们虽有所增加，生活依然很艰苦，但很团结、很讲友谊，革命的感情非常深厚。同学们当时不仅注重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就拿吃饭来说，在饭场上，男同学大都使用粗糙的瓦罐盛饭，也不挑饭菜好坏，团结的集体中充满了乐观。
在桥儿沟学习期间，“延中”同学常去“鲁艺”看排演“白毛女”。在观看排练中，他们懂得了是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把喜儿变成了“白毛女”。使他们进一步认识了世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死亡、饥饿中挣扎。要生存，就要反抗、斗争，不奋斗是难以消灭贫穷、摆脱剥削。
在“延安”学习期间，同学们收获最大的是提高了民族意识。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教育，并发扬青年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英勇献身精神。学校以抗战的政治、军事及基本科学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给学生以抗战建国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每个青年应准备随时参加作战，捍卫国土，收复失地。在学习活动中给予适当地指导，使同学们的品行、智力、体格均得到健全发展。
老师们还从教育方针到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不断创新，极大地克服了传统教育的某些消极方面，使理论与实际、学与用进一步结合起来。在养教并举的方针指导下，学校认真贯彻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就是老师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做”是核心。这种方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1944年年底，整风审干甄别工作结束。按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整风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彻底的纠正，对揭发出来的一些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处理。学校在新施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处在战争环境中，不仅学校变迁很大，而且，学生的变动更是频繁。延安的学校是直接为革命和战争的需要培养干部的，因此难以区分学生和工作人员。有不少学生随时抽去从事某项工作或到部队去，同时又有不少从工作岗位上和部队来的同志插班学习。由于当时大力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学生们的文化学习虽然有时受到冲击，但在其他方面却增长了知识和能力，使学生们的身心能得到更快的进步。当时，先后在“延中”学习的学生有：谢绍明、彭士禄、戚元靖、李鹏、刘虎生、蔡诚、李冬、任湘、任岳、任远志、刘幼雪、贺毅、贺光辉、李伦、罗西北、鲍克明、张巨才、欧阳代娜、易达美、舒炜、苏红、齐翔安、李凡民、曾宪波、曾宪林、黄毅诚、王黎明、何枫、朱宏、鱼进也、聂承勇、高诺夫、牛旭光、常英、田又生、刘力贞、师秋朗、李一波、刘凯、李立、阮若林、金德崇、张燕林、刘彤矢、江明、李骏、高耶夫、王涛英、李路达、林汉雄、杜吉昌、项苏云、刘朝兰、梁汉莲、崔军、杨廷藩、徐爱民、王恂、宣平、艾政、彭起超等。上述这么多人，真正在“延中”一直学到毕业的并不多。一旦祖国需要，他们就会放弃学业，立即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行知中学
1946年7月25日，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延安各界发起悼念活动。在纪念陶行知先生筹委会建议下，经边区政府第九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自8月19日起正式改名为行知中学。学校易名典礼于9月4日下午举行，中央和边区政府的一些负责同志谢觉哉、李敷仁、贺连城、李卓然、柳湜等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但后来，大家习惯上还叫“延安中学”。
党的“七大”期间，边区政府为加强对延安中学的领导，调“三边公学”副校长卢勤良到延安中学任副校长。霍仲年同志调边区教育厅工作后，马济川同志接任校长职务，总支书记仍是王鼎勋同志，总务主任是冯士休同志。
卢勤良同志来校后，他团结教职员工，加强了学校领导，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交流教学经验，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1946年后，卢校长还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为提高教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报请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建立了中灶食堂，教员都享受中灶待遇。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后，各机关、学校都能生产自给，加之战争的节节胜利，学校生活逐渐得到改善。战争时期生活艰苦，按照规定，小学生吃中灶，而老师一直是普通工作人员待遇，一律吃大灶。
当时，“延中”的政治教育成效非常好，一是学生的本质好，不少同学的父母甚至本人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或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害，有的人长期流浪街头，有的随父母坐过牢，有的出生在国民党或日寇的牢狱中……因此，他们都有革命到底的决心；二是教师队伍素质好，教员一般由有教学经验的知识分子或老党员、红军干部担任；三是在革命圣地，优良的政治环境时时刻刻都在熏陶着青少年，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举行大的报告会，“延中”学生常能听到叶剑英、吴玉章、邓发、任弼时等同志的报告。听徐老的报告更多，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朱德总司令、康克清等其他领导同志从前方回延安也都做报告。每逢大的报告会，机关干部和学生都听。通过学习文件和听报告，不仅使师生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劳动人民创造世界、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世界已进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等革命理论，师生们还能及时知道国内外形势，懂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坚定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信心。通过听报告、讨论，同学们树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当时，尽管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是模糊的，但对推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人人平等，都过着像苏联那样的幸福生活的向往却是强烈的。
由于同学们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并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革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决心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为此，决心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因而，同学们对国内外形势、战争的形势都极为关心。不少同学都希望早日走上工作岗位或战场同敌人直接拼搏。炮校、工程学校招生时，光“延大”中学部就有200多名男女同学报名。
最使同学们难忘的是，一次，卢勤良副校长为办好学校，请当时《解放日报》社国际版编辑吴冷西来校做报告。那天下午，他从清凉山步行十几里到桥儿沟，爬上山坡，在校部门口的空地给全校师生做时事报告。这次报告主要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苏联红军反攻希特勒军队。他把哪一天占了基辅附近一个什么地方、消灭多少德寇、缴获多少战利品，都讲得清清楚楚，具体生动。外国那长串的音译地名、人名，他都记得很熟，不看讲稿讲得很快。站着讲了3个多小时，一直到点灯时候。同学们听了他的报告，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高兴，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有了信心。
以后，学校还请过从大后方重庆到延安的黄齐生老先生（王若飞同志的舅舅，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等同机飞返延安时，在山西黑茶山遇难牺牲）来校做报告。他主要讲蒋管区的学生运动、人民进行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政治。王若飞在绥远狱中时，黄老先生多方营救，为革命奔走多年。他的报告大家都很喜欢听，听后使大家更加热爱边区，热爱共产党。
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前夕的1946年深秋，学校还请王震旅长带领的359 旅从中原经陕南突围回延安的同志，给师生们做了关于突围经过的报告。
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时，李敷仁在场，并且受了伤，经治疗后转到延安，向延安中学的师生们控诉了国民党特务制造血案的经过。讲演时他还把从自己身上取出的子弹头展示给师生们看，并愤怒地大声说：“这就是国民党特务送给我的子弹！”
另一次，是从新疆回来的人员（张治中任新疆省主席后，释放了盛世才逮捕关押的我八路军驻疆办事处人员）给延中同学做报告，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介绍新疆地区的风土人情。这些丰富生动的报告，深深地打动了“延中”学生的心，帮助他们坚定了“要革命到底”的决心。
当时的教育也带有浓烈的时代特色，处在战争年代，同敌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敌我界限十分鲜明，因此，当时十分强调革命性、斗争性和阶级性的教育。对待世界和国内大事乃至身边的人们以及工作和生活，十分注重阶级立场、斗争精神，认识问题强调革命原则和阶级分析。那时候，可以说生活在充满浓烈的政治空气之中，不仅成年人、领导干部，就是青少年学生，差不多人人都是“政治家”。
由于“延中”对学生进行了革命先烈、红军长征和抗日英雄事迹的教育，使同学们逐渐成为热血的革命青年，发誓要向革命先烈和英雄们学习，要像他们一样生活、战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不仅没有吓倒同学们，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坚定了他们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决心。徐老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教导他们要有革命气节，要经得起战场、艰苦环境和生死关头的考验，要临危不惧，要做革命的英雄和硬骨头。林汉南同学的口头语就是：“要做革命的英雄，不做狗熊”。1947年7月10日，他和任克同志英勇牺牲在战斗前线。邓维深同学在太原战役中，为给兄弟部队解围，用战刀一连砍死3个敌人而荣立战功。
艰苦奋斗，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自力更生，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是我们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也是一种巨大力量。延安人民继承发扬了这种传统，并代代相传。这些光荣传统时时事事熏陶着“延中”的每一个人。同学们也都很自然地仿效老一辈。
“延中”在各种活动中，都进行光荣传统教育。要求同学们继承、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老师讲课时也讲红军、八路军的英勇奋战事例和爱国爱民的故事，讲革命先烈英勇牺牲的悲壮情景。徐特立院长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精神，不仅敬育着年轻一代，首先他自己就身体力行。同学们决心学习先辈，继承发扬革命传统，严格要求自己和锻炼自己，把自己培养成坚强的革命战士。
当时，“延中”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规律的作息制度。起居行止集体化，各项工作、学习听从统一的号令。生活享受供给制，待遇一律平等。晚饭后、睡觉前有点名制度，除清查人数外，班主任或班干部还对一天的活动进行讲评和布置第二天的工作。星期六下午多是班会或组织生活会时间，这类会主要解决全班性的问题。星期天晚上是小组生活会。这些是延安机关、部队和学校的通行制度。小组生活会主要是个人检查一周的学习、工作、劳动情况和讲述优缺点，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时，不论批评得轻重或出入大小，谁都不会计较，一般都能严于律己，真正做到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整风学习，贯彻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学习中，同学们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明确了不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主观主义生搬硬套马列主义会断送中国革命。同学们对照和检查自己的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看是否犯了教条主义或主观主义错误。从而划清学习是为个人名利还是为人民服务、是为装满自己吓唬别人还是为了做革命工作的界限。通过整风学习，使同学们初步树立起群众观点，初步掌握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对照检查时，首先遇到个人与集体、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著作后，同学们把上述一些问题提到原则高度去检查。这就使大家懂得了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做好工作；只有相信群众，才能向群众学习和集中群众的智慧；有了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能关心群众的疾苦。
“延中”集体主义教育的特点是：要使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具有革命、民主、平等、亲切的同志关系；使“延中”成为和谐、温暖的革命大家庭；学生能够自治、自理；学校相信学生，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依靠学生千部，发挥学生组织的作用，建立起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维护学校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这样丰富的精神生活使学生培养起良好的兴趣和爱好，发挥了学生的才能。积极开展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教育，使同学们树立了“打日本救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强有力的个人和集体的自我教育，发挥了革命传统教育的威力。这些因素使这个革命大家庭形成了很强的综合教育力量。革命传统的感染力、同化力、改造力、凝聚力，使同学们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历史证明，在延安中学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具有远大战略意义的决策。
延安自然科学院和延安中学，在教学工作、管理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中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方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基础理论与技术并重、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服务；近期和长远兼顾，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以重视基础知识教育与认真抓教学质量为标准，严格要求，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严肃、紧张的学习风气和丰富活跃的精神生活；亲密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坚持学生自理、自治，充分发挥学生骨干的作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强有力的集体和同学个人的自我教育精神；深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思想教育寓于日常生活、学习和社会活动中；教育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等。这些经验是宝贵的，值得认真研究、总结，以便为后来所借鉴。
当年，同学们在“延中”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受到了熏陶，得到了组织和同志们的亲切关怀，学到了集体主义精神。徐老“三个第一”的教育和实际行动感染着每个同学，他就是师生学习的好榜样。
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也和同学们相处得十分亲密。可以说，他们既是老师又是家长，既管教学又管生活，教书和育人是统一的。他们平易近人，对同学平等相待，从不斥责、辱骂、讽刺挖苦同学，从未发生过侮辱学生人格的情况。他们总是耐心讲解，认真辅导，想方设法让同学学得好。老师把考试看做是检查自己工作的一种方法，如果有同学没有考好，老师不是批评学生，首先是检查自己并安慰同学。曹达老师代生物课，讲得生动、活泼、易懂，能调动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并亲自带同学到万花山林区和新华农场参观，还带学生到和平医院看尸体解剖。他的生物课引起同学们浓厚兴趣，同学们的学习成绩普遍较好。
生活的磨炼，领导和老师的教导，使同学们从小就树立了集体主义观念和助人为乐的思想。有的同学学习吃力，其他同学就主动帮。生活上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对于吃、喝、穿、用的物品，私有的观念很淡薄，有东西就大家共同享用。从事劳动，特别是重活，年龄大、身体壮的同学总是抢在前面。有一次，学校流行伤寒病，必须把生病的同学送往医院隔离。同学们就自己绑担架，半夜里往医院送。一时送不到医院的同学，大家就互相照顾，大小便时同学们背来背去，吃饭时互相照顾。1943年4月，“延大”中学部与自然科学院预科合并，同学们仍保持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相互之间亲如兄弟姐妹。
医训班上课
1947年3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调动了胡宗南等部队23万人，兵分两路发动了向我陕甘宁边区进犯的“重点进攻”。延安人民进人紧急动员状态。3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党中央指示，发布了以延安中学师生为主，组建第四后方医院的命令。按照命令，学校于同年3月中旬分为两部，一部由副校长卢勤良率领，赴安塞同边区卫生署的29名同志汇合，组建医院，其余则由校长马济川带领，撤离延安，疏散转移。全医院共有成员240人，除医生护士29人为边区卫生署所派外，其余人员均为延安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医院受西北军区直接领导。医院包括有院部和下属的五个业务所，医院的领导成员主要有：院长卢勤良（原“延中”副校长），政委李仪（红军长征干部），副院长卢云克（主治军医）、魏明忠（延安医学院），副政委刘其瑞，总协理员李绵（原“延中”历史教员），医务主任冯克刚（主治军医），事务科长魏金发（“延中”教员），秘书科长李绵（兼），院部下设五个业务所，各设所长和指导员一人。
医院成立10个月后，卢院长曾在总结中说：
去年3月8日，蒋、胡匪帮进犯边区的前五天，边区政府命令以行簿知中学为基础，成立第四后方医院。全校教职学员，对于为战争、为伤员服务的战时医院工作，都是极愿意参加的。由于大家没有战争的经验，没有办医院的经验，又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以同学为主的工作人员中小同学多，女学生多，他们有热情，但缺乏锻炼和韧性；教职员和同学们，都没有要长期从事医务工作的思想准备。
敌人进攻了，我们只有增强信心，面对形势，克服困难。首先，我们从思想上教育师生们：我们在边区人民的抚育下，曾受过长期的革命教育，具有明确的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高度的热情，而且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我们没有医务知识，但可以在工作中，从书本上，以及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只要实事求是，虚心努力，我们可以进步；物质条件绳虽困难，但我们只要不浪费，建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就能够克服困难。
战争初期，大家在参加革命战争的高度热情鼓舞下，谁也不愿意落后，大家都不顾疲劳、不分昼夜地，甚至带病工作。半数以上的同志拿出自己的衣服、被褥、书籍，以及自己的一切东西，送给伤员使用；在困难的环境下，丢掉自己的背包，抬运伤员或背起公物；节省自己的粮食来改善伤员的伙食；行军中惟恐伤员吃不到面和肉，总是想法带了肉、面行军；伤员换下来的血衣，不待吩咐，就有人拿去用自己的肥皂洗涤。同学们高度的热情，克服了战争初期的困难。
这种热情在遇到一连串不合乎理想愿望的时候：当转移伤员没有担架牲口的时候，在过度疲劳和挨饿受饥的时候，在给伤员端屎、端尿、消毒换药、喂药、喂饭烦琐的工作之后，在个别伤员仍有发牢骚或打骂人的现象之后；或者，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夸奖表扬时……年轻同学们在情绪上便波动起来。他们觉得：战争并不像书本上所描写的那么“新奇”，也看不到自己想像中的“英雄”那样“伟大”。而实际所感觉的是：日以继夜的忙碌，一次又一次的繁重任务，是时时刻刻的辛苦和困难。于是某些人的热情便慢慢低落下来：有的在困难面前低了头，厌烦和苦恼的情绪滋长起来，有的想做别的工作……
“提高认识，纠正错误”，就成了能否坚持下去的必要前提。于是院部便组织大家民主的批评领导，检讨缺点，提出改进的办法；另外又发动大家从思想上检讨自己，提高个人的认识。使大家懂得：只有依靠大家脚踏实地的工作，才能完成任务，取得战争的胜利；只有贯彻“艰苦奋斗”和“英勇奋战”的精神，才能坚守工作岗位。经过半个月的整顿，在五月初蟠龙战斗时，热情又恢复起来，并且也使大家懂得了热情中还需要韧性。
在陇东、三边、榆林三次战役中，行军三千多里。不论白日黑夜、刮风下雨、跋山涉水，同学们终于走过了战区和后方，走过了新区和老区，走过了森林和沙漠，亲眼见到曾被胡、马匪军蹂躏地区人民的悲惨景象；也看到千万人民对于革命战争的热情支援；多少人民战士流了血，牺牲了生命；每个人也受过饥饿和疲劳；也曾经带着伤员从敌人包围圈里突围，在敌我阵地之间抢运过上千名伤员，在敌机轰炸下舍身抢救伤员。这一切战争实践，给了师生们很好的教育和锻炼。
绝大部分同学，都是第一次在如此严重的困难中得到了考验和锻炼，也有少数同志表现出了恐惧和畏缩——夜行军中迷失方向、掉队，或是跌到了山沟里；敌机轰炸下看到前后左右牺牲的同志，心里产生了恐惧和后怕，饿肚子而得不到休息那种难耐的感受……但是，“恐惧和畏缩都是可耻的，在战争中应该拿出自己的勇气和能力来”。根据不同的情况，在战斗的间隙里，院方组织了多方面的研究和学习：如何隐蔽躲飞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夜行军中事先严密组织，找好向导，规定路标；长途行军中保持一定的体力，宿营时用热水洗脚消除疲劳；行动前喝足水、吃饱饭，保持体力。院方又有意识地将广大人民支援战争的热情和贡献，敌人的暴行，用调查漫谈等方式进行宣传，提高大家的觉悟。比如：经过被敌人蹂躏过的华池县地区，群众衷心欢迎人民解放军，相互告诉着：“自己的军队来了！”……男女老少从隐蔽的山沟里、树林里回到村庄来，把坚壁的麦子一石一石挖出来，不分昼夜地磨成面，送给自己的军队。几乎在每个地区，都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热烈参加到战勤工作的行列中，抬担架、送粮食……人民为什么这样拥护我们呢？我们不好好工作能对得起人民吗？
五月初，全院同志学习了“密切军民关系”和“总考验”两个文件；还出版了油印小报（健康报），并学习新华社各个时期的社论、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毛主席的《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每次学习，根据文件精神，联系医院工作及个人实际，检讨领导思想和个人思想。通过学习，不仅纠正了工作和思想中的偏向和错误，并且使大家了解整个革命形势，提高了对胜利的信心。
“我们只有掌握业务技能，才能更好地为伤员服务。”医院初成立时，院部便抽调了19个护士进行了10天技术训练。以后，在任务较轻时，又用教授的方式进行技术教育，使大家了解一般的医务常识，并且联系实际操作进行教育。十个月来，也获得了一些成就，大家懂得了一般的外科护理知识，学会了打针、消毒、换药、扎绷带、查体温、灌肠、冷热敷，认识了一些医药名称和外科药的用法。
在“建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方针下，学会“过日子”。全院从上到下坚持了节约，10个月内，便节省了140石粮食。同时，由于严格规定经费开支原则，又加上一些合理的生产，医院的家底也建立起来了。全院已经有了30多头运输牲口（一部分是自己买的，一部分是军队赠送的），增加了一些药品和治疗设备，积存了一些伙食储备（如油、肉、盐等），改善了工作和生活条件。
开始，对于伤员只是崇敬和同情，因而在高度的热情下，也产生了迁就个别伤员的思想。以后，由于个别伤员恃功打人吵闹，违犯群众纪律，提出无理要求，于是，一部分同志又认为伤员并不都是值得敬佩的人物，甚至害怕伤员，讨厌伤员，以致降低工作热情，影响工作效果。清涧战役后，任务空前繁重，供给困难，连续20天中，3个所中发生了17次伤员打工作人员的事件。其中11次是工作人员处理工作中的方式、态度不妥所引起的，6次是伤员无理打人。这说明了只要工作做得好，可以减少打人，伤员管理教育好，就可以完全避免打人，于是同学们便注意了解伤员的思想、情绪和生活要求上的特点：
（1）初受伤时很痛苦，希望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体贴；(2）自己为革命英勇流血，认为别人不如自己功劳大，别人应该听自己的话，满足自己的要求；(3）自己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从不害怕，因此受伤后在精神上情绪上，不愿受到拘束，只强调自己的片面理由，不顾客观条件；(4）个别重伤员害怕成为残废而悲观消极；(5）从战场上长途转送到医院时，迫切要求换药、动手术，希望迅速减轻痛苦……以后，便希望生活上提高一步，要求吃得好些，换血衣，发被子和鞋袜，以及负伤费、津贴等。生活问题大致解决后，便要求得到文化娱乐，调剂生活。
针对伤员的思想特点，医院采取下列方法对伤员进行管理教育。
首先，医护人员必须尊重伤员对于革命的功绩，对于他们的痛苦应寄以同情和安慰，并且诚心诚意地为他们服务，处处为伤员利益着想。医院是新成立的，设备简陋，没有工作经验，治疗技术差，饭菜不好，缺少担架、牲口等；但当伤员看到医护人员拿出自己的衣被送给他们，丢掉背包抬运他们，节省食粮改善他们的生活，以及日夜不息的工作精神，也会被感动。有的护士同志连续两三天不休息地为伤员工作，但稍一不慎却遭受到个别伤员的打骂，她们有时还含着热泪去安慰发脾气的伤员；有的护士被打骂以后，还向伤员认错。于是伤员与医护人员的关系日益融洽、亲密。伤员看到护士太劳累而主动提出不要她们值夜班，有的轻伤员还帮助护士打水、送饭，归队后写信来道谢。
第二，住院的指战员对于时事和党的政策是很关心的，及时给他们报告时事和传达上级指示，组织他们讨论，便能从政治上、思想上提高他们的觉悟。第五所从未发生伤员打人或逃跑的事件，并且伤愈后均能愉快地再上前线。这是因为伤员进住医院后，他们便把贺司令员“关于伤员遵守纪律的命令”和各项院规做详细解释，传达《人民解放军宣言》；及时报告时事，发动座谈，组织“军民关系”、“群众纪律”等问题的讨论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革命军人及烈士分配土地的决定》，座谈伤员、工作人员的关系，组织俘虏伤员诉苦，都收到很大效果。
第三，伤员住院期间精神压力很大，思想苦闷，需要组织文化娱乐，调剂生活。二所曾组织伤员与医护人员谈心、联欢。医护人员借书给伤员阅读，报纸不够分配就自己出版油印小报，各所自编黑板报、墙报和临时画的时事形势图，伤员都很欢迎。各所组织娱乐晚会，演出秧歌剧。组织伤员自己管理自己、教育自己。伤员参与日常活动的管理和伙食管理；开展保持发扬荣誉军人光荣传统的活动。比如伤员中有违犯群众纪律和院规的，便是有损“荣誉”军人形象的行为，因此他们自己起来相互帮助、互相教育。他们曾经制止打人的伤员，开会批评违犯群众纪律的伤员，斗争过一个企图组织逃跑的解放兵伤员。又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订出遵纪守法公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