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12日，从山东沂水的大匡庄、柳泉村出发，向西突围。当时山东形势更为险恶。国民党调集30多万军队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实行南北夹击，南有张灵甫等8个整编师20个旅向北进犯到临沂一线，北有李仙洲率领的3个军9个师，由胶济铁路沿线南下，侵占莱芜、蒙阴、新太一线。山东东临大海，敌人从南、西、北三面把我军团团包围，妄图将我军歼灭于沂蒙山区。当学校“西突”通过临芜公路上的青驼寺镇时，我军主力正从临沂大踏步地向北推进，准备实施莱芜战役，聚歼北路敌人。南线只留有部分部队做出与敌决战姿态，阻击临沂一线的敌人。临沂到青驼寺镇不到50公里，如果防线被敌突破，敌人凭借他们具有的机动能力，两三个小时内我们就可能被敌堵截。过了青驼寺后还要向西通过津浦铁路封锁线和黄河封锁线。为了避免与敌遭遇、被敌堵截，黄河大队日夜兼程向西推进。对此，敌人曾误认为“共军”主力向西突围，一方面加大南北夹击封堵的速度（敌人南北之间的距离，最近时曾经只有几公里），另一方面强化空中打击，敌机不间断地跟踪扫射，阻我西突，迫使我们不得不改为夜行军。为了抢渡黄河，最多时，一夜急行军130多里，这个处境和行军速度，对于一群青少年，最小的只有七八岁的小兵来说，是何等的艰难和危险呵！
2.连续奔波
第一、第二次行军，由于敌情紧急，从早到晚不停地走路，连续两个月，中途很少得到休整。由于长途连续行军，许多人脚上磨起了水泡，晚上挑破用热水洗一洗，第二天再接着走路。日复一日，小泡变成了大泡，水泡变成血泡，渐渐由点到面，连成一片，每到晚上洗脚脱鞋时，血水粘着鞋袜，撕心裂肺般地疼痛。有些少年学员由于疲倦和怕疼，千脆穿鞋而睡，老师和大一点的学员，只好在他们熟睡以后，帮他们处理血泡和鞋袜。这两次行军，虽然已是秋冬时节，但每天行军途中，却常常出汗，衣服时干时湿，风尘满身，既无条件洗澡，又无衣服可换，时日一长，虱子等寄生虫乘虚而人，感冒、斑疹、伤寒、肠胃炎、疥疮等疾病，在师生员工中，时有发生。
3.生活艰苦
山东是革命老区，在八年抗战中，人力、物力资源遭到日军极大破坏，抗日胜利后，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得到应有恢复，解放战争即已开始。新四军和新四军所开创的各解放区的党政机关以及两广纵队，都先后撤到了山东。为了保证战争胜利，山东的物资粮食首先是供应前方，后方起初还能吃到煎饼、小米，后来，只能是本地有什么吃什么，如地瓜干、胡萝卜、黄豆、黑豆、大枣等各种杂粮。这些食物对吃惯大米、白面的南方人来说，不仅是吃不惯，而且吃了肠胃不适应，常常引发出其他病症。学校离开华中时，还是初秋时节，经过几次轻装急行军，师生员工所带衣物不多，到达山东已是初冬，还穿着单衣、盖着单被，实在难以御寒。许多人因此而伤风、感冒、咳嗽不止。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约资金支援前线，学校组织师生员工自己动手缝制冬装，抵御寒冬。
由于长途行军的劳累，生活的艰苦，营养的不足，生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教职员工中先后有朱义富、王贯才、何毓霖，学员中有邵长凤、李金平等人病逝。另有教师孙立枢因病得不到药物有效治疗，而截去了一双下肢，成为终身残疾。这些人是在祖国解放的前夕，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了将来祖国的建设，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三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八九岁。长途行军对学员来说，是面向社会、面向实践学习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学校针对环境险恶、生活艰苦等实际情况，在员工中、学员中，以学习上级文件，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以及个别谈心等方式，着重进行了有关“战争性质”、“我军战略方针”、“战后国家建设”等方面的教育，通过教育使学员认识到：当前的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大搏斗，搏斗的胜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盛衰，关系着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执行“打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撤退、转移，正是为了明天的胜利。针对行军中的一些认识问题和必要的行军知识，教师和学员们编了很多歌谣，如《前进歌》、《爬山头》、《山东好》、《鸡》、《行军纪律歌》、《夜行军歌》等。组织同学编写标语口号，编写快板诗、墙报，进行自我教育。还通过讲故事和表扬好人好事，学习英雄事迹，学习革命前辈的榜样，学习前方战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大无畏精神。当时学校有两个八岁的小学员，坚持自己随队行军，让出民工的车子给病号和其他小同学乘坐，学校领导几次在队前表彰他们的事迹，在学员中影响很大，印象很深。由于这些教育活动的开展，在整个行军过程中，全校始终保持了“一路行军一路歌”的高昂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
在长期的行军生活中，大家感受最深、永远难忘的是团结友爱精神。在敌机俯冲扫射的时候，大家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老师以身体掩护学员，年龄大的学员以身体掩护小学员；当病号和小学员走不动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帮助他们背背包或搀扶前进；当有人生病的时候，师生们都千方百计地给予照顾和安慰……在艰苦的长途行军中，自觉地形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师生情谊、同学情谊。正因为如此，学校充满着一种家庭式的亲情和温暖，学校内部的称谓也反映着这种特点，同学们称汪达之校长为“汪爸爸”，小同学称大同学为“哥哥”、“姐姐”。
华东干部子弟学校
华东干部子第学校是若干个学校合并组成的，他们中的有些学校曾经就是干部培训班，或具有文工团性质的单位。淮南半塔军政干部子弟学校，1943年就开始举办干部培训班，又称半塔军政干部学校，主要招收新四军二师中文化较低的年轻基层干部、战士和到后方休养需要提高政治文化水平的伤病员，还有从津浦路西和浙江四明山区转来的青年干部和小游击队员。1946年北撤的初期直至1947年到达河北故城时，华干的学生中，仍有一批淮南“干部培训班”的年轻干部及战士。
为了落实“为战争”、“为建国”培养人才的任务，学校领导根据战时学校的特点，努力把学校办成既是学习队又是宣传队和工作队；在为战争、为社会服务的实践中，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1947年9月，学校驻在冀南故城县南岭踪。为了更好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全校师生员工掀起了学习《土地法大纲》热潮。通过老师讲解、个人自学和集体讨论，学员开始懂得，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中国农民翻身解放的关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通过学习，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师生们革命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参加这场农民的翻身解放斗争。学校领导根据实际情况，以不同形式组织师生参加土改斗争。
一是抽调一部分师生脱离工作、学习岗位，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土地改革工作队，深人农村农户访贫问苦，发动受苦农民起来诉苦，控诉地主罪恶。组织农会和贫农团，没收地主土地，惩办恶霸地主，将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发动农民“支前”、“保田”；
二是组织部分师生半脱产，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驻村土改工作组，参加本村全过程的“土改”工作；
三是组织部分师生做土地改革宣传工作。通过歌咏、标语、墙报、秧歌舞、演戏等方式，向农民宣传《土地法大纲》。宣传变革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宣传《大纲》规定的阶级划分标准和各种政策界限。报道各地“土改”斗争情况，宣传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事例，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发动农民参加“土改”斗争；
四是部分年龄小的学员留校学习，参加诉苦会、斗争会等集体活动，从中接受阶级教育。
1946年11月，学校北撤到达山东沂水大匡庄时，正遇我军与敌鏖战，缴获了大批美制武器装备。根据前方要求，学校抽调陆惠江等师生10余人，参加新武器新装备的使用培训工作。
1947年7月，是我军在粉碎敌人重点进攻之后，转人战略反攻时期。为适应我军开拓新区的需要，学校抽调江北然等师生40余人，奔赴前方，参加新区政权建设工作。
1948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参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斗争。学校抽调金畅如等师生30余人，参加新区的开拓和巩固工作。
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党中央号召向全国进军，夺取全国胜利。学校根据前方需要，抽调郑惠枫等师生10余人，随军出发渡江作战，进行新区城市接管工作。
1951年，全国解放后，各级党政机关需要干部开展工作，学校抽调100余人，参加华东各级政权的组建、巩固工作。
除调出后直接进入工作岗位的师生之外，从1950年至1952年约有200多名初中文化程度的同学，先后转人团校、同济高工等专科学校，经过一段学习后，进入工作岗位。
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组建起来的一所战时学校。它在战争中诞生，在战争中成长，在社会实践中施教，历时三年多，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战争、为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批人才在战争时期，无私无畏，奔赴前线，浴血奋战。在建国时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论在什么岗位上，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献给党。
他们在教学实践中，创造了“一个为主，三个结合”的战时育人方法。这种教育方法，在今天仍然有着可以借鉴之处。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育人，学校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好怎么做人，做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是教育工作的目的。如果不重视政治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文化知识虽高，政治目标模糊，思想品质、精神状态差，长此以往，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是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