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育才中学
1948年5月，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合并，成立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刘少奇任书记，董必武任主席。随着边区合并，“联中”与原在晋冀鲁豫边区的行知学校中学部合并，更名为华北育才中学。华北育才中学成立后，学校的办学方针、组织机构、教育和教学制度等都进行了调整。
7月1日，华北局决定由延安转移到井陉县孙庄的“一保小”和原晋冀鲁豫边区的邯郸行知学校小学部、晋察冀边区的光明小学合并。学校规模一下子扩大了很多，三校合并后更名为：华北育才小学。
有关成立育才中学、育才小学的决定中是这样说的：“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保小’、光明小学与晋冀鲁豫行知学校合并，分别成立育才中学与育才小学，其主要任务是，招收革命干部子女，给以完全的初、中等教育，保障其身心健全的发展，培养为新社会建设有用的人才。”同时决定：“育才中学由周扬兼任校长，彭文、郝人初任副校长。育才小学由郭林任校长。”“育才中学修业年限暂定三年（初中），是否设高中，视情况决定……分男生女生二部，不混合编班。”“学生人学后一律享受公费生待遇……”。同时还就人学年龄、手续等做了具体规定。
根据这个决定，与原“联中”有了以下的不同：第一，明确是千部子女学校，而不是“联中”那样同时招收一般人民群众子女人学；第二，主要是进行初中教育，而不是原“联中”那样进行初中和高中教育，同时负有培养和培训党政军干部的任务；第三，要实行男女生分班。
郝人初校长，以及协助他负责党务和教学工作的教导处主任张杰同志，通过组织对此提出了意见。有关上级领导部门考虑到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在顾全大局，有利于两大边区合并后的干部团结的前提下，对《决定》做了适当的调整。仅实行了男女分班和把不是干部子弟中的一部分学生转到了石家庄市中学学习，对这些同学做了妥善安排，并保持在“联中”时的待遇不变。这个《决定》中的其他问题没有或者没有完全执行。
学校调整合并后，郝人初同志因病住院，经领导批准休养，校务由彭文同志负责。郝人初同志病愈后，“平津”战役开始，调郝人初同志赴前线，任北平（北京）军管会教育部副部长，并兼任“三人文化小组”成员，参与同国民党驻北平（北京）军方谈判有关北平和平解放、我军进城后进行文化教育方面的接管工作。
1948年9月，国民党政府调集大量军队，试图偷袭石家庄市。华北育才中学奉命迁往老解放区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从建校开始，“联中”就坚持一切服从党的需要、服从战争的需要，全体师生随时准备参军和参加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工作。1947年至1948年，有一些同学：调出学校参加了党、政、军各部门的工作和解放区政权建设工作，并有三次成批的参军，共有一百多名师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在前线英勇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好儿女。有的同志，如薛刚（雪岗）、杨魁武、杜非、崔无明等，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为祖国的独立、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邯郸行知学校
是晋冀鲁豫边区于1947年1月创办的一所干部子弟学校，直属边区政府领导。因为当时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在邯郸，故学校冠了“邯郸”的地名；又因1946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下逝世，解放区党政军民为了纪念他，故取名“行知学校”。张印斗、刘容、刘默耕等老师在回忆文章中说：
当时创办这所学校，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大举进攻各解放区，解放战争空前激烈。在晋冀鲁豫解放区，1947年夏，刘、邓大军即将南下挺进大别山，党政军干部大批上前线，留下孩子无人照管；留在后方的干部人数少，任务重，要搞土改，要领导生产建设，还要支援前线，无暇照管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些革命烈士的子女，更需有人照料。于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创办这所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在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杨秀峰、平杰三、晁哲甫、戎伍胜等党政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1947年1月开始筹办，2月初就正式开学了。
筹建工作是在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村进行的。当时调集的干部先住在十里店村的“边区政府招待所”里。校长彭文同志，是八一南昌起义叶（挺）贺（龙）南征时的老战士。她热爱党的教育事业，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高的党性修养。陆续调来的干部有当总务主任的史汉三同志，他是从峰峰煤矿调来的老党员；有当教导主任的阎熔冰同志，他是山西决死队的老党员、老战士，长期在太行从事党的教育工作。有从山西省运城县县长岗位上调来做副校长的刘少白同志。此外，陆续调来的教职员，有从边区党政军各部门选拔来的张印斗，郭森、李淑贞、王树功、邓金、杨克、孟庆怀、董建德、张桂轩；有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领导下的文化、工运、学运工作的丁丁、胡志涛、刘容、刘默耕等。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的同志，都认识到办好这所学校就是直接为解放战争服务，就是为把革命后代培养成为有用人才，意义十分重大。大家都有较强的革命责任感和事业心，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文化水平，决心团结一致，努力把学校办好。
彭文同志带领这样一支干部、师资队伍，在中央局、边区政府和军区的直接领导、亲切关怀下，同心协力，很快把学校引上正轨。同时，农村基层干部和解放区群众像支援解放军一样地大力支持学校，使学校工作进展较为顺利。“行知”的最初校址设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的武安县阳邑镇，是个比较热闹繁华的镇子，享有“太行区上小上海”的美称。当时师生全都住校，实行供给制。教室、宿舍都是借老乡的房子。稍大一点的房子做教室，小一点的做宿舍。同学们东家住几个，西家住几个，全校200多名师生分住在好几十户人家。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共七个年级分成七片。伙房设在另外一处。真像满天星斗似的，一所不大的学校几乎住遍了全镇。
学生有的是在战火中出生、从小寄养在老乡家里，十来岁了还没上过学，办了这所学校后才接来上学的，如戎伍胜、薄一波、王振华等同志的子女；有的从小就跟爸爸妈妈一起在国民党监狱里长大的“小萝卜头”式的人物，如阎红彦同志的孩子阎小毛；有的才十几岁，但已打过好几年仗的红小鬼，如汪世成；有的是连自己父母姓名也不知道的革命烈士遗孤，如从延安撤退出来的黄义先同学等。这些革命后代，到了学校就亲如兄弟姐妹，他们一起过着艰苦而又愉快的集体生活。在他们身上根本没有什么高干子女的优越感。边区首长刘伯承、薄一波、杨秀峰，部队将领宋任穷、张际春，知名作家赵树理、王春等同志的孩子，在这所学校里就跟其他孩子一样，都是普通一兵。刘伯承同志的孩子刘太行也穿着满身打补丁的衣服。有时逢年过节，机关打发警卫员拉来牲口接孩子们。他们却常常拒绝骑牲口，说：“那高头大马不该我们骑”。这些年龄小的七八岁，大的不过十二三岁的孩子，宁愿坚持步行十几里、几十里走山路回家，然后又由家走回学校。
供给制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吃的是小米饭、山药蛋（土豆），只有逢年过节才杀一两头学校喂养的猪、羊改善改善生活；谁生了病，才由病号灶给煮点面片汤，要是能吃上一碗挂面汤外加一个鸡蛋，那就是“高标准”的伙食了。穿的是一年两身单衣（外衣、内衣各一身），两年一身棉衣，谁也没有什么毛衣、绒衣之类的“奢侈品”；脱了棉衣就是单衣，脱了单衣就是棉衣。教职工每年还要自报上交“节约任务”和“生产任务”。节约任务，就是自报今年我的单衣、棉衣或别的什么供给品不领了，靠自己生产解决。节约得多的，全年的被服供给就都不领了。生产任务，就是自报“我今年上交公家多少斤小米”。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搞生产，有纺纱的、有锁袜口的、有绱鞋的、有刻图章的，还有在河滩上开小片荒地种经济作物的，这叫“打麻雀战”。总之，大家各想门路多生产，都争着为公家做贡献。
学生没有“节约任务”和“生产任务”，但他们也努力学习生产本领。在房前屋后种些瓜豆，送到伙房供大家吃。他们还学习做针线活，捻羊毛线，打羊毛袜。公家发的衣服不是专为孩子们做的，即使是最小型号的也得修改才能穿。补衣服、拆洗被褥等活计，男女生都要学会，连低年级的孩子，也要学会自己钉扣子之类的简单针线活。
当时师生睡的大都是凉炕。在太行山，老乡烧的多是自己地里收来的柴草，连做饭带取暖。师生们没有柴草，被褥也较单薄，冬天是比较冷的。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课椅是师生自己动手打的土坯，课桌就在高一些的土坯上搭块木板。生活、学习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但师生们心里总是暖烘烘的充满了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都很努力。
建校初期，只有一头通讯员用的毛驴，这是学校仅有的交通工具，为的是解决与上级联系、远道购买些生活必需品。后来学校搞起生产，才购置了一套两匹马拉的大车，真是“鸟枪换炮了”。
师生得了病，主要靠校医搞中草药医治。当时医药最困难了，连前线的伤病员都缺乏药品治疗，何况后方呢！学校仅有几支过期的“盘尼西林”，也只能在“救命”时才能用一点。
邯郸行知学校的师生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学校就是师生们的家，大家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形成一个团结友爱的革命大家庭。学生们在集体生活中养成了热爱集体，热爱党、热爱人民的优良思想品质。他们对党的热爱远远胜过爱自己的父母，有的学生提出要改姓，说自己是共产党的儿子，要改姓“共”。
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其教育方式：一是结合各科教学，二是结合校内外社会活动。例如：高年级语文课选讲了《平鹰愤》、《地板》等材料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这对学生认清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的本性很有帮助。又如选讲关于列宁、斯大林、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故事，对学生进行热爱革命领袖的教育。学生除了学习教材，还可读到一些课外读物，如《铁木尔及其伙伴》、《海娃送信》、《吕梁英雄传》、《洋铁筒的故事》等。这些精神食粮，同学们可喜爱了，对培养孩子们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陶冶他们的革命情操起着良好的作用；学校还注意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记得开学不久，高年级同学和老师下伙房帮厨一周，师生分成几个小组，有的在主食组，有的在副食组，有的专管分饭，节约粮、菜等。这些活动使学生受到了热爱劳动和勤俭节约的教育，增强了群众观点，密切了同学与厨工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
晋察冀边区光明小学
光明小学是1947年初筹建的。1946年下半年，蒋匪军即将袭击张家口市。在张市里的民主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边区的统一布置下有组织有秩序的撤退，转移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河北、山西交界的灵丘、涞源、阜平，行唐、灵寿等县。
当时，晋察冀边区政府设在河北省阜平县广安镇。边区政府机关中有不少同志带着自己的孩子撤退转移，不但行动不便，而且难以保证孩子们的安全；特别是烈士遗孤和上了前线的干部子女无人照顾。教育处的刘凯丰同志便委派陈君平同志筹办一所小学，来安置这些孩子。陈君平是位很有革命事业心、有魄力的女同志。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极为重要的任务。边区政府又派桑丰云同志为教导主任，马成泰同志为总务主任，还派李寿春、康秀悦、张新民、田士君等同志任教员，后来又调彭典卿、刘峰等同志到校执教。一班人在校长陈君平的带领下开赴离边区政府所在地不远的槐树庄，白手起家创办光明小学。1947年初开始筹办，同年4月就开学了。
槐树庄是个有百十来户，四五百口人的中等村庄。它四面环山，有条沙河横贯其间。这里是老解放区，群众基础好。乡亲们给学校大力支持。老师和同学都分散住在老乡们家里。
学校很简陋，除原村办小学的一间教室外，其余是借老乡们用来堆放柴禾杂物的棚子，自己修盖起来作为教室。起初没有一件教具，后来由教育处调拨来一架旧风琴，才有了惟一的音乐教学设备，天天能听到悦耳的风琴声，全校师生无不精神振奋。
这里原村办小学的教室面积较大（约有40平方米），也有一些桌子和板凳，条件较好，就让一二年级的小同学在这里上课。由老乡的柴禾棚修起来的“教室”无门窗。有的棚子中间还顶着柱子。师生们自己动手用土坯垒起许多土墩，上面铺上一两块木板当课桌。“板凳”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做成的。这样的“教室”只能春夏秋三季用，到了严冬就盘腿坐在宿舍的炕上上课。
桑丰云老师在回忆文章中说：
1947年春，边区政府十分关怀失了学无人照顾的革命后代，选定在阜平县的槐树庄建校。由原张家口市第十小学校长陈君平同志担任校长，从晋察冀边区中央党校调回原张家口市第二小学教导主任桑丰云和原张市十小教师康秀悦、张新民等同志担任教师。没几天，原张市七小教导主任李寿春同志也调来了。借用老乡的房子做校舍，校长、教师和几位老乡一起和泥、挑水、垒墙、抹顶、制作教具，展开了紧张的建校工作。当时实行边建校边接收学生，并料理学生的生活和学习。
大地课堂
老师和员工们白天辛勤劳动，晚上总结一天的工作，安排次日的计划，非常紧张辛苦。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座因陋就简、朴实实用的校舍建成了。彭殿卿、刘峰、张风杰、李林、张克良等教师亦相继到齐了。到4月初，在区政府教育处长刘凯丰同志的亲临指导下，“晋察冀边区光明干部子弟小学”正式开学了。
当时，处在战争年代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学校坚持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艰苦奋斗，精心培育革命后代，造就了一批接革命班的基础人才，也锻炼了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的革命意志。在艰苦的学习生活中，全校师生亲同骨肉，形同一家，谁也不叫苦，谁也不退缩，而是心情愉快，信心十足地共同刻苦学习。例如：七八岁的小同学看见一棵麦穗，不是踢一脚，而是“咱们送给农民伯伯去”；老乡们遇到学校有困难，争着主动去帮忙；国民党飞机经常骚扰解放区，师生们就到山沟里坚持上课，飞机来了就隐蔽，飞机走了再学习，真是蓝天当教室，膝盖做桌椅，树枝为笔，大地当纸。
小同学遇到敌机轰炸，不是哭叫害怕，而是指着飞机痛骂“蒋该死！”日寇的“三光政策”破坏得该村家家缺院墙，户户少门窗。山沟里经常闹狼，因而同学们除上课外，要求一律集体活动。大哥哥带着小弟弟，大姐姐领着小妹妹，一块儿做作业，一块儿做游戏，夜里睡在一块，甚至在一个被窝里。教师们一块儿备课、教学、批改作业，一块儿照料学生的生活起居，日夜操劳，又当老师又当保姆。为了更好地调动学生的自治能力，曾发动组织过“做小先生运动”，高年级学生主动帮助低年级学生洗衣服，照顾他们生活。师生们都是供给制，教职工都是每月6斤小米的零用费，每日3餐小米饭。学生的伙食标准稍高点，但也只能每周多吃一顿白面。有一次同学们见老师没有馒头吃，便拿馒头分给老师，老师不肯吃，学生就哭起来，后来有几个同学还到边区政府去，要求给老师同样标准口粮。
每逢周六，有些情景更为感人，有家有父母的孩子被接走了，烈士遗孤和父母上前线的子女，大点的尚能坚持不落泪，而个别小娃娃竟哭喊着“我也要回家！”“我也要找妈妈！”教师一边哄孩子，一边同孩子一起掉泪，带他们做游戏，给他们讲故事，以填补他们心灵上缺少的母爱。
建立光明小学，原本是做长期打算的。可是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总是出乎意料地快速。1948年夏，整个华北大部分解放了，当延安一保小转移到河北阳邑镇后，于是华北局决定把延安“保小”、晋冀鲁豫边区“行知”和晋察冀边区“光明”三校，集中到河北省井隆县孙庄合并成为一所学校，更名为“华北育才小学”。继而，因人数增加，规模扩大，华北育才小学又迁到河北省行唐。
华北育才小学在华北平原的行唐县农村住下来后。很多同学从山沟里一到大平原，心情无比畅快，这时才真正感受到了中华大地的辽阔，那平原一望无际。不过，此时傅作义还固守着北平，不时传来要偷袭石家庄的消息，学校只好又钻进山沟躲避。
不久，东北解放！天津解放！北平解放！百万雄师过长江！南京解放！革命洪流势不可当，国民党是兵败如山倒，战火笼罩孩子们的生活将要永远结束了。
在“保小”师生撤出延安时，毛主席曾说过：“我们把延安暂借给敌人住，用延安换敌人的北平，大家说好不好？”师生们当时听到这话，还觉得很遥远，甚至认为是梦境，可现在，眼看就要实现了。
荣臻子弟小学
1947年初，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准备向国统区展开全面反攻，战争形势要求部队迅速行动，轻装前进。为了保障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的安全，培养教育革命第二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把王宗槐部长召到阜平县城南庄的军区司令部。聂司令员严肃地说：“宗槐同志呐，有件事我看已经火烧眉毛了。为了能保证部队轻装前进，行动迅速，又能保证家属、子女的安全，军区党委决定，把留守在后方的家属、儿童组织起来，成立一所子弟学校，以利于部队集中精力在前方打仗，也利于培养和教育第二代。凡办每件事情，我向来的看法是，不办就别办，要办就办好。”
聂总的话，像重锤般敲在王宗槐的心上。其实，对这件事，他和组织部的同志早已思虑良久，并分别向有关领导“吹过风”。现在军区党委下了决心，一切也就水到渠成了。紧接着，罗瑞卿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又亲自召集会议，研究办学的具体问题。为了纪念聂司令员对革命后代的关怀，大家一致赞成以聂总的名字命名学校为荣臻子弟小学。并成立一个“荣臻小学”董事会，由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王宗槐任董事长，司令部管理处长余光文和政治部总务处长佟铮任副董事长。
1947年3月1日，在阜平县沟槽村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开学典礼。建校初期有工作人员24名，小学生32名，幼稚生18名，全部实行寄宿制、供给制。早期的学生有：聂力、殷子烈、周士琴、张业凡、唐婉文、李习、罗长海、封亚林、相皖华、张金庆、侯永雪、杨挹青、付季英、付秀英、孔令华、赵沱洲等。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的经历：有的经受过战争的洗礼，有的经历了地下斗争的考验，有的曾吃过延安的小米，有的曾在敌人的“大扫荡”中周旋，有的在行军的马背上长大，有的从农民家里接来刚会走路，有的在失散中当过流浪儿……他们带着阶级仇、民族恨，带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带着战争的创伤，带着革命前辈的期望，来到革命后代的摇篮——荣臻子弟小学。
在荣臻子弟小学里，还有一些日本孩子。他们的父母多是医师或医疗技术工作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于对中国革命医疗技术方面的援助，1946年在北平郊区西山解放区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内战开始后，这些日本人随军去前线参加医疗救护工作，或继续任教。他们的孩子疏散到太行山里，继而转到河北。1947年春够入学年龄的子弟，进人了荣臻小学。第一批进人的有：安达勇、吉田进、高纪子（现名久野纪子）、田子和（现名池谷田鹤子）、安达猛、安达美（现名日向美智代），由代子（高由利子）、高雄二（高木雄二）。
在建校初期，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又缺乏办教育的人才和经验，全校工作人员在易茵校长的领导下，怀着对革命后代的深厚阶级感情，以坚定的意志，克服种种困难，决定把学校办好。
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在阜平县山区沟槽村建校不久，学校搬迁到易家庄。建校一年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学校迁到平原地带的平山县古贤村。在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师生们的生活待遇是供给制，每天吃的是粗粮，改善生活时才吃一顿细粮。吃菜吃盐都很困难，穿的是老师自己做的粗布军衣。由于经常打柴割草，鞋子不够穿，就自己动手打草鞋补充。在党中央“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下，师生们一起种了23亩地，课外活动时间种菜、种粮、种棉花、上山割草、砍柴。由于运输工具困难，为了解决师生吃粮问题，星期日师生们要走几十里山路去背粮。在学习间隙，男同学打草鞋、编荆条筐，女同学织毛衣、缝手套，形成了爱劳动的好校风。
学校的教学设备很简陋，师生们一起捡石头，制土坯，修补教室，借老乡几块板子当桌子，石头当凳子，在土墙上用锅烟子刷黑当“黑板”。学生们在假日和课外活动时间，还帮助农民推碾子，担粪运肥，抢收麦子，充分表现了军民一家人和劳动人民儿女的本色。
艰苦生活磨炼了师生的意志，生产劳动锻炼了师生的劳动观点，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培养了师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易茵校长调到中国银行担任副总经理后，194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调边振瀛同志到学校任校长。聂荣臻司令员和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蔡树藩副主任随后来校视察。蔡主任批给了学校一部分办学经费，增添了学校的教学设备。此后，学校才有了课桌凳。
1948年10月，国民党军的飞机对平山县党中央所在地进行狂轰滥炸，学校驻地古贤村也因遭轰炸而破坏严重。师生们就把沙滩、树林、玉米地和防空洞口当课堂，用小树棍在地上练习写字。同学们说：“敌机能炸毁我们的教室，却炸不掉我们的学习决心。”
1948年深秋，解放大军向南追击国民党军，不料北部的敌人企图偷袭石家庄，当时敌人的骑兵离学校只有半天的路程。晋察冀军区在当天的傍晚给学校一个紧急指示，立即向山区转移，在200多人的队伍中，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二三岁。刚出村口，乡亲们赶着32辆牛车热情来送行。师生们在离开古贤村时，怀着对国民党的仇恨，在大街墙上刷了大标语：“打倒蒋介石！”学生们望着远去的古贤村表示：“我们暂时离开了，等解放军叔叔消灭了国民党军，我们再回来。”夜行军，山路坎坷，乱石绊着同学们的小脚丫，秋末的寒风吹透了单衣，但同学们没有一个叫苦的或掉队的。
天还没亮，由于敌情紧急，军区组织部长张南生追上队伍，命令学校连续行军，向山西娘子关转移。山区沟壑纵横，道路难行，牛车不能继续前进了。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53名幼稚生怎么行军？老师、医生和五六年级的学生，每人背上一名幼稚生，张秀阶和赵学玲老师带领82个十岁以下的小学生步行。在长途行军中，当同学们困得不能走路时，边校长给大家讲革命故事，使同学们振奋了精神。到达驻地，一时不能开饭，边校长便讲故事逗学生，使他们暂时忘掉了饥饿。同学们在行军中，继承和发扬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地开展爱民活动。在离开住村出发时，主动把房子打扫千净，向房东道谢告别，依靠高度的阶级友爱和坚强的团结，克服重重困难到达山西娘子关。生死与共的战斗生活，加深了军民之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阶级感情。
执行边区教育方针，开展热爱孩子、热爱学校的活动。当时晋察冀边区政府规定的小学教育方针是：“培养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健全的新公民。”学校根据这个方针的精神和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指示，以及老解放区革命教育的传统，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作为教育学生的工作方向。
第一，培养学生对共产党、对解放军、对人民群众、对领袖、对学校的高度热爱，对敌人无比仇恨的阶级感情。
第二，培养具有劳动观点、艰苦朴素和刻苦耐劳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爱护群众一草一木、一针一线的光荣传统。
第三，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初步的写作能力，为升入中学打下基础。
第四，培养学生热爱科学、勤学好问、独立思考的习惯，能辨别是非，追求真理。
第五，培养学生爱清洁、讲卫生，生活有规律，有健壮的体格。
1948年的“四四”儿童节，是对学校贯彻执行边区教育方针的一次大检阅。徐老（徐特立同志）和军区政治部蔡树藩副主任亲临大会，参观了学习成绩展览、体育运动会和文艺演出联欢会。在学习成绩展览中，有学生用胜利的捷报编写的诗歌；有学生用歼敌数字和我军前进速度编出的四则运算题；有学生在艰苦的建校劳动中写的作文《劳动为什么伟大》；有学生在土改运动中创作的国画《地主交了地、农民分了牛》；有学生编写的反映他们在课外活动时间，帮助农民推碾子、拔麦子、送粪车、摘棉花等义务劳动的歌儿；还有学生用破布条打的草鞋，羊毛织的毛衣，棉花捻成的线绳，碎布做的袜底，苇子编成的芦席，荆条编的筐等实物。这些展品受到徐老和到会家长的称赞，从而大大提高了学校的声誉。
在那紧张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刻关怀着子弟学校学生们的健康成长。建校后的第一个儿童节，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老人专程来看望师生们，亲自批改学生作业，夸奖学生们学习好，劳动好。晋察冀军区聂荣臻、薄一波、罗瑞卿、耿飚、杨得志、杨成武等领导人，在繁忙的战事中，常来学校看望师生。聂司令员特别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指示学校要搞好生活。他说：“身体好，少吃药，就是节约，要算这个账。培养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值多少钱！”罗瑞卿同志鼓励师生们：“你们干得好哇！这是全军第一个子弟学校，一定要办好！这就是支援战争！”这所战地子弟学校，没有辜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的殷切期望和人民的嘱托，在艰苦的环境中创办学校，继承和发扬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初步形成了老解放区办学的艰苦朴素、热爱劳动、顽强学习、尊师爱生的优良校风。当时，优良校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师生之间是同志式的、民主的、团结的关系，教职工看待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或弟妹，通过和学生一同劳动或游戏，打成一片，亲如一家，关心同学的冷热，学生病了端水喂饭，擦屎倒尿，对有怪脾气的烈士子女亲切关怀，耐心说服。在紧急的时候，教职工忍受各种艰难困苦保护学生。师生在同甘苦、共患难中建立了高尚深厚的情感。
二是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学生。通过清明节给烈士扫墓，参观娘子关歼灭日寇战场，以及参加土改斗争和欢庆解放战争胜利，教育学生恨敌人，爱人民，为建设新中国而勤奋学习。
三是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
四是教育学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维护群众利益，培养了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
五是培养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好学风。
育英小学
1948年，中国共产党从各方面准备建立新中国，很多干部派往全国各地，为了哺育无人照顾的子女，中央直属机关在河北省建立了一所供给制小学——“育英小学”。该校刚组建时叫“中共中央供给部小学”，是由中共中央供给部、中直党委创办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负责筹建学校的有李一纯、刘建勋、孙统一等同志。
学校刚建时，只有十几个孩子，规模很小，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干部忙于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无暇照顾子女的学习和生活，学生很快增多了。
学校先借用村中的两个小院，随后又盖了几间平房，选派了教师，又请了几位阿姨照顾学生的生活，由刘建熏任校长，李一纯任协理员，孙统一任副校长，于1948年6月筹备，11月就正式开学了。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些，由于老师和工作人员尽心照顾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为了丰富孩子们的生活，有的老师利用碎木头做玩具。孩子们把玩具小手枪别在腰里，可神气了；有的叔叔带着孩子们做手工，用泥捏娃娃、小猪、小狗也别有情趣。在课余时间将那仅有的一套锣鼓敲打起来，老师和工作人员都参加进来和学生们一起扭大秧歌，真是热闹和愉快。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3月9日，荣臻子弟小学的师生们辞别了古贤村，夜宿保定古城，欢欣鼓舞进北平。这是老区进北平最早的一所供给制、寄宿制学校。
1949年3月，和荣臻子弟小学前后脚进北平的还有中共中央供给部小学（育英小学），随着中央机关进人北平后，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华北育才中学也在此时奉命进了北平。5月9日，育才中学又奉北平军管会命令，与北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合并，男生并人师大附中，女生并人师大女附中。北平市军管会教育部副部长、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军管首席代表和校务委员郝人初同志兼任师大附属学校（包括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小）委员会主任和师大附中校长，张杰同志任师大附中副校长，彭文同志任师大女附中校长。
1949年7月，华北育才小学也随之迁人北平，搬进了先农坛。育才中学男生部与北京师大附中合并，成为师大附中二部，后又与华北中学男生部合并，改为北京师大二附中，迁人圆明园单独建校，校长先是郝人初，后是王一知。该校1955年更名为北京一O一中学。
华北育才中学女生部，进京后与北京师大女附中合并，彭文为解放后北京师大女附中第一任校长。1952年，华北中学女生部也合到师大女附中。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扫清残匪和建设国家，大批党政军干部奔赴边缘地区和派往国外，留下的子女无人照顾，中央和各大区不得不增建供给制、寄宿制学校。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哈尔滨曾组建过收容干部子女的“实验小学”，由王长德出任校长。随着“四野”南下，先后在武汉、广州成立了“中南一小”和“中南二小”，由余慎、王长德分别任校长。在沈阳成立了东北第一育才学校，由李力群任校长。老区的华北育才小学、华北育才中学、荣臻小学、华北小学、华北中学和育英小学等先后迁进北京后，仍容纳不了留在北京的干部子女，军委又成立了“十一小学”等。
不管是北京还是各大区办的干部子女学校，学生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也经常转进转出，很不稳定。这些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根据工作的需要也经常调换。这些小学的毕业生，男生大都升人师大二附中（即一O一中学），女生大都升人师大女附中（即实验中学）。在这些学校学习过的学生：阮崇武、窦国仁、林汝为、李苒苒、蒋祖慧、聂力、李铁映、曾庆红、伍绍祖、刘纪原、刘从军、康泠、李敏、李讷、谢自楚、栗前明、刘海洪、刘淇、林用三、叶选宁、王兴、白克明、陶斯亮、徐文伯、刘太行、董良羽、邓琳、周秉德、贺鹏飞、杨绍京、杨绍明、傅锐、乌克力、乌杰、毛远新、左太北、肖策能、习富平、叶正光、谢飘飘、谢飞飞、粟戎生、张铭、许延滨、马国超、钱海皓、施光南、秦刚、秦新华、秦铁、廖晖、林秉苏（邓瑞生）、邵华、任远征、曾庆淮、吴浮山、伍安娜、于龙淮、杨为民、沈大力、万伯翱、伍亦曼、陈楚三、殷子烈、张通、李晔、王庆生、曹建南、易仁江、胡鲁克、吉新军、韩陆、陈建宇、潘江汉、何枫、马新如、贺光辉、戚元靖、鲍克明、林华英、柳树滋、栗前明、王小兴、潘洛汉、曹连明、胡木英、陈伟华……
这一代人，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当大哥哥、大姐姐们正需要父母照顾的时候，大革命失败了，父母牺牲的牺牲，转人地下的转人地下；无人照顾的孩子，由党把他们送到了苏联国际儿童院。
当哥哥、姐姐们正需要父母照顾的时候，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父母上了前线或进入白区，留下子女无人照顾，党把他们先后接到了延安或出生在延安。
当小弟弟、小妹妹们正需要父母照顾的时候，全国解放了，为了建设新中国，父母根据需要奔赴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留下子女无人照顾，党在北京接纳了他们。
这一代人是不幸的，他们从小就很少受过父母的疼爱；这一代人又是幸福的，他们从小就受到了人民的哺育和党的培养；从小就过着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生活，他们在民主、平等、自由的环境里，铸造了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情操。革命大家庭的相互关怀和亲情，使他们刻骨铭心，永生难忘！为此，这些昔日的娃娃，如今已两鬓蒙霜，自发在北京组织起“延河儿女联谊会”，每年都要聚会，来缅怀老一辈的关怀期望，来重温那前世没有后世也不会再有的昔日生活！
华北军区八一小学
荣臻子弟小学进北平后，校名改为华北军区八一小学。调叶一峰同志任第一校长。过去只收华北部队的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随着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发展，党中央、政务院、各大军区和各兵种的干部子女也纷纷到八一小学上学。学校优先照顾了烈士、出国、边疆、海防野战部队干部的子女人学。小学生增加到570人，幼稚生190人，托儿生100人。全校迅速发展到1360余人（后来小学部学生达到1200余人，幼儿生300余人，共1500多名学生）。军区指示学校：为了支援战争和解决干部子弟教养问题，不仅要多收学生，而且要为全军开展保教工作打下基础。为了适应新形势，加强党的领导，培养一批有文化素养的保教人才，军区和学校采取了六项措施：
第一，从军政大学和革命大学调来60名青年知识分子，从地方师范学校招聘35名教员，充实教师队伍；
第二，从冀中7个县招考100名青年学生，成立保育员训练班，开办护士讥练班；
第三，为了吸收办好托儿所的经验，接收了北京市私立婴儿寄托所的工作人员和设备；
第四，在西郊海淀乐家花园旧址筹备扩建新校舍；
第五，1950年成立学校临时党委会，同年“五四”青年节成立青年团支部，10月在学生中建立了少年先锋队组织；
第六，接待了华北地区部队子弟学校来参观学习的领导干部和为他们代培保教人员。
1950年初，华北军区政治部作出“关于改进八一小学工作的决定”，给学校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学校拟定了“八一小学规程”。华北军区政治部为了加强八一小学的教学业务领导，1952年选调察哈尔军区文化学校校长刘晓春同志到八一小学担任主管教学业务的副校长。军区干部部长王平同志对刘校长说：“八一小学学生的父母，大多数是红军老干部，这些孩子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失掉了学习机会，文化水平不高，你们一定要让这些孩子学好文化。”1937年参加革命的刘校长就是怀着这种崇高的感情来到八一小学的。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军队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事业。
1952年6月1日，学校派李敏、雷蓉蓉、叶燕燕、左太北、董良羽、宋勤、范耀荣等7名同学为代表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聂荣臻伯伯献上鲜花和反映学校情况的图片。毛主席、朱总司令、聂老总分别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接受了优秀作业献礼，并勉励同学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做革命的新一代。毛主席，朱总司令、聂老总分别与他们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
为了加强对学校工作的领导，设立了董事会，由杨尚昆、康克清、李培芝、曾三、傅连暲、廖志高、邓典桃、李伯钊、刘建熏、李一纯等同志组成，杨尚昆任董事会主任。
刚进北平时，学校的校址是日本占领时建的一所小学，国民党时期成了兵营，杂草丛生。学校的学生，大都是在战争环境中出生成长的，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的观念很强，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就牢牢地记着：人民要获得真正解放，必须彻底打倒敌人，建立民主平等的新中国。就要像父辈那样向敌人斗争，长大要当兵打敌人，平时玩耍也最爱玩刀弄枪，上土山做军事游戏，玩打仗攻占山头，可他们对学好文化学好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刚进城的孩子，有些调皮鬼依然很自由，晚上不按时就寝；在校园里捡弹壳；爬墙上房顶，一伙人骑自行车到校外兜风……为此，学校下很大工夫来引导他们懂得为保卫祖国而学习，为建设祖国而用功。
因学校实行供给制，学生吃、穿、住、用的完全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少有同学去关注彼此的家庭背景，谁是谁的孩子。当时先后入学的学生有：邹秀英、曾世平、邵华、任远芳、李敏、李讷、刘涛、魏兰、杨绍名、金戈、王苏民、郑成思、金矛、刘晓南、刘小胖、李保民、李海渊、白洪生、华华、傅晓钟、申漳、孙志荣、谢晏然、孙晓林、谢慰然、金星、吴音音、罗玉田、陈圣延、刘童花、蔡小川、陈小风、容玫、吴时锋、毛远新、王海安、缪经华、刘玉、刘晓远、高乐天、高轩、习富平、肖立昂、瞿克林、赵守信、李小冬、李咪咪、汤小平、梁红五、郝小计、李小雨、张晓民、任玉锁、叶丽娅、胡木英、柯可、王西林、赖庆来、黄文、林豆豆、王兴、秦吉玛、李莉莉、郝一星、李铁林、安民、任远远、白克明、曾庆祥、沈北雁、胡德平、王恒、陈元、罗东进、李吉提等。大家情同兄弟姐妹，从来没有高干子女、一般干部子女和平民百姓子女之分，大家都是同学，很少关心他（她）的家长是谁。老师对同学一视同仁，不管你是国家主席的儿女，还是司机、伙夫的儿女，都要叠被子、擦脸盆、补袜子、钉扣子，轮流值日扫地，事事民主，一律平等。老师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从不偏爱任何一个孩子。
1950年秋，学校突然来了30多位从苏联国际儿童院回来的中国孩子。他们年龄悬殊，看上去大小要相差十多岁，最大的已经成年，回来前在苏联读大学。这些满口只会讲俄语的孩子的到来，自然是学校的一件大事。这些孩子多是我国老一代革命家二三十年代甚至是四十年代初，在我党处于极度困难的白色恐怖时期，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将自己的孩子生在苏联，或送往苏联国际儿童院。他们在远离祖国的异乡，很多孩子只知道自己的俄国名字，甚至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更不知道是否还在人世间，能否再相见。这些孩子们在苏联经历了抗击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的磨难。也正是在这样的磨难中，他们彼此相助，相依为命，所结下的友谊更是胜于兄弟、姐妹。他们一进育英的校园，就不能不让这些国内获得公育自以为勇敢顽皮的孩子们看到了天外有天，特别是其中的男孩子们能在布满沙石的操场上，打着赤脚踢足球。那个叫阿拉的男孩儿，随便在哪里都能翻跟头，肖立昂、瞿克林几个男孩儿，敢只穿个小裤头躺在大雪堆里。最令人羡慕的是他们强壮的体格！学校给他们开了西餐，还请来一位俄语翻译指导他们学习中文。他们个个都很聪明，学习也十分刻苦，没过多久，年龄大的孩子们送往哈尔滨中长铁路苏联子弟学校学习中文。年龄小的就留在育英插班学习。芳兰和远芳被分在一个班，她们的胆子很大，又无拘无束，遇事有主见，个性异常鲜明，很快就和班里的同学打成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