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怀期望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实行18年公育儿童还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千年古训。天下者，国家、世界也。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来说，他和国家、世界毕竟是十分遥远的，用一种什么方法能把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呢？公育儿童开辟了这条新路，架起了这座桥梁。
在私有制社会里，孩子是父母的私产，是家庭的传宗接代人。孩子生下来，靠父母家庭把他养大，培养成人。孩子是无法选择父母和家庭的，孩子的命运是掌握在父母家庭手里的，孩子一生中受到的最大的影响是父母和家庭。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仅想奴役我国人民，还想毁灭我中华民族。所以敌人使用最卑鄙、最无耻、最不人道的手段来残杀我们手无寸铁的同胞，于是各地在敌人兽行下产生了无数的难童。他们的家乡被炸毁、房屋被烧光、父母被惨杀或掠去。这些在战区自行流亡出来的儿童，后方被敌人毁灭了家的儿童，贫病交加、挨饿受冻、流散无依，他们幼小的心灵，被悲运剥蚀着。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计，必得要抢救这些儿童，必得要教养这些儿童，让敌人摧毁我们整个民族的毒计与梦想在我全民族的艰苦奋斗面前被彻底粉碎。于是，难童抢救与教养就不再是一家一户的事了，而是国家的责任，民族的天职。国家对儿童实行供给制，集体养教，孩子就成了民族儿童，国家的未来。
被抢救公育的儿童，他们那幼小的心灵，不是一张张白纸，切入他们视野的点点滴滴，已在他们刚刚开启的心扉上，产生了朦胧的感触，留下了稚气的思考。这些孩子，是革命的后代，祖国的蓓蕾，民族的未来。从长期抗日的意义来说，儿童长成少年，少年长成青年，都将成为抗日的后备军。不能保护、养教今日的儿童，就必然要影响到抗战胜利的前途，减弱建国的力量。没有后备力量的民族，从来都是没有明天、没有希望的民族。把正在受难的民族后代集中起来，实行集体育儿，养教并举，这不是抗战时期的临时措施，而是长远的建国富民大计。
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早在1936年就商于共产国际，希望在苏联的莫尼诺建立一所专门接收中国孩子的公育儿童院。1937年2月1日，由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先生提议，经中央苏维埃政府批准，在延安鲁迅师范学校，附设了中华民族史上第一个供给制的养教结合的干部子女小学班。1938年4月，干部子弟小学班与延安完小合并，改名为鲁迅小学。1938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运动中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成功的一例，也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必然要得到全民族的关怀。公育儿童这座桥梁，把“天下”和“匹夫”结成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实践证明：“公育儿童”并非是到了战时才需要的工作。儿童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在平日民族繁衍，国家兴盛，都和儿童有密切关系。那么，公育儿童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呢？
1953年5月24日，周恩来总理亲临师大二附中（一O一中）看望师生，他语重心长地说：“……过去因为是战争年代，你们的父母投身于紧张激烈的革命斗争，需要公家照顾你们，现在情况不同了，这种干部子弟的学校是要改变的。当然，这不是你们的事，而是政府的事，不过也同你们有关，你们应该拥护。”
周总理不是反对“公育儿童”，而是在国力无法承受所有儿童实行公育的情况下，部分儿童实行公育，就会变成特权阶层，就会脱离人民群众。因此，早在1952年6月4日，毛主席在北京市委《关于小学校学生费用负担情况的报告》上批示：“……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应划一待遇，不得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1952年7月，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1952年在各地创办军队子弟学校19所，以解决军队尤其是野战部队11800名部队儿童人学问题。195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
二、养教并举
家庭学校职能合一，养育和教育同时并举。早在1938年4月4日，邓颖超在汉口为儿童节题词：“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
1938年5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给《边区儿童报》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
题词明确指出，儿童的养教问题，是直接关系着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久远事业。所以，当时许多前辈撰文呼吁：“即使不是为了这次抗战的爆发，我们也觉得以往中国大多数儿童的生活太坏了，大多数的贫苦儿童，平时得不到良好的教养。所以目前必须唤起国民的注意，趁此改进儿童的养教，增进儿童的集体教育，提高儿童的体力、智力，特别是民族意识和自强自立的精神。”“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是以家庭为单位，人人都知道儿童在社会上的重要，儿童的确是我们的命脉啊！但这一家一户，谁也负不起养教儿童的全部责任。”
边区政府告诫教育工作者：“我们办保育院、保育小学，实行集体育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认识，才能用教育者的精神去从事这项工作，也才能用教育者的方法去办理这项新事业。”“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基础，好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以及理想、信念，都是在这一个阶段形成的。而使这些幼儿养成良好品质的决定因素是——教师。”
在儿童时代，老师是孩子最信仰的人。老师的一举一动，都是孩子们模仿的对象；老师的一言一语，都是孩子们牢记的信条。孩子们的心灵好像一张白纸，教育就是颜料，老师就是画家，这张白纸可能成为一张杰作，也可能被涂成一张平庸的图画甚至成为一张废纸。最初动笔的幼儿教师、小学教师，对于这张画的成功与失败，是有决定作用的。幼儿教师、小学教师，影响着每个孩子的前途，它是以后各阶段教育的基础。何况我们教育的是工农的子弟，是革命的接班人。应当用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方式去教养，使他们才能担当起此重任。
徐老指出：“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文化、有觉悟、会生产、会生活、会打日本的人才。”为正确养教儿童明确了养教目标。
朱德总司令进一步指示说：“打日本有我们八路军，你们这些孩子们就是要好好学习，将来长大建设新中国。”
为此，“保小”的校训、校风是：“亲爱、团结、勇敢、活泼”。“保小”的历届校长昊燕生、郭青、梁金生、郭林等，都坚决贯彻了身体养育与精神陶冶并举的教育目标。
三、教师母亲
教师要从思想品德、学习质量到生理心理健康去全面关心学生成长，就是要做到：既管养又管教，既教书又育人。
养教并举，儿童是主体，教师是主导。没有一支有高度觉悟、高深学问、勇于奉献的教师队伍，是难以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的。幼儿、小学教育，是教师用心血和情爱去塑造儿童的心灵，去塑造一代新人，去塑造一个时代。因此，担负养教重任的教师，对儿童的爱要比父爱更严峻，比母爱更细腻，比兄弟姐妹的爱更纯真。那真是像太阳一样温暖，像春风一样和煦，像清泉一样甘甜，是人世间最伟大崇高的爱。
党中央对选派到有公育儿童的保育院和小学、中学的教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首先让他（她）们知道这些孩子的父母，是为了抗战才把他们寄送到这里来的。有不少孩子已成了孤儿，他们大多数挣扎在死亡线上，得不到必要的养教，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性格。他们是我们同胞的亲生儿女，是我们自己的骨肉，是我们血统的继承人。对于这些遭难的幼年主人，谁能不从生物本能上去保护、养教他们？他们都是国家的儿童，有享受教育的权利。纵然由于种种原因，孩子们有愚贤之别，教师却绝不能产生偏爱。为此，要求教师们既是教师，又是母亲；既管教，又管养；既教书，又育人；既传授知识，又做政治上、品德上的带头人。教师要有广博的知识，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只有这样，才能给学生以启迪。教师必须是革命者，否则就言不由衷，更难以进行身教，就可能有意无意地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学生。
教师必须把自己变成水，来滋养这些幼苗；把自己变成火，来点燃这些幼小的心灵；把自己变成光，来照亮这些孩子的前程。
程今吾校长著文说：“教师要热爱教育对象，应当像父母之于子女，农夫之于土地一样有着深挚的热爱。如果你不从心的深处，热爱着你的学生，你便教不好你的学生。我深信这是十分正确的。在生物学观点上，父母遗传给子女以生理上的财产；在社会学观点上，教师遗传给学生以精神上的财产；对于现代人类，后者实重于前者。所以一个优良教师，必须热爱儿童理解儿童，乐于和儿童生活在一起。”
吴燕生校长告诫说：“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大家庭，学生是我们的子弟，孩子们把我们当做父、母亲，我们就要把孩子看做子女、弟妹。我们的工作就是为抗战出力，就是抗日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孩子刚入学，由于从小失去养教，在自己求生的磨难中，变得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对待这些特殊儿童，既不能娇惯、溺爱，更不能打骂、体罚。我们要用爱去温暖他们的心；用一视同仁、民主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用教师的模范行动、以身作则来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梁金生校长在《论发扬母爱》的文章中说：“我们所谓发扬母爱，就是仅仅在父母爱子无所不至这一态度上，和过去的父母之爱是相同的。除此之外，在观点上和对学生教育的方式上，都和过去的父母爱没有毫厘相同的地方。我们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孕育下为民族培养未来主人，为国家培养接班人的一种母爱。因此，使学生怕不是好教师。要用母爱与服从道理相结合的精神，使学生自觉遵守纪律。”
为了使教师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和个性特征，梁校长专门写了一部《心理学提纲》，要求教师们只有懂得心理学才能正确发扬新母爱，特别是对待特殊儿童。
“老师”，这是个多么亲切的字眼！在我们这代人的心目中，老师和爸爸妈妈永远是同义词。
四、德育至上
对儿童美好而成功的教育效果，必须首先体现在孩子们的精神面貌、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上。因此，从老区到北京的儿童公育机构在对孩子们的教养中，始终贯彻德育至上的原则。
开始，有不少老师和阿姨，虽然很注意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但所用的方法，常常是把革命的名词、术语、大道理向孩子们小头脑里灌输。十来岁的娃娃，也学会了满口政治名词，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站在党的立场上……”；这实际上只是鹦鹉学舌，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消化。这些育儿机构刚成立时，对孩子们参加劳动也重视不够，生活标准也比其他机关高，穿的也比较特殊，无形中使有些孩子成了轻视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盲目骄傲自满的“特殊人物”。
当时也有人认为：“延安是中国革命中心，在这个政治空气浓厚的环境里，这些孩子又大都生长在革命队伍里，还怕他们没有阶级观点，长大了不革命？现在只要教他们好好学文化，把身体养得强壮就行了。”
1938年5月，吴燕生校长带领学生给毛主席献花，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亲切地说：“你们是未来新中国的主人翁，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将来要用你们的双手去建设一个美好、幸福的新中国。”吴校长把毛主席的指示作为办学宗旨，强调学生是“革命后代”，“旧中国的改造者”，“建立新中国的柱石”。要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培养孩子们的民族意识，树立“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坚定信念。
那些享受供给制的十来岁的小学生，大多数来自沦陷区，他们失去家乡、离别父母，对日本鬼子有着刻骨的仇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是他们心底的一致呼声。所以，进人保育院的孩子，老师教他们的第一首歌是《保育院院歌》，歌词是：“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要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升人“保小”的孩子，唱的第一首歌是“保小校歌”，歌词指出：“我们是边区的小朋友，我们是抗日的后备军。今天我们在战斗中学习，明天为国出力……将来做新中国的主人。”孩子们天天唱，天天听救亡歌曲，欣赏戏剧、漫画，激发了儿童的爱国情绪和民族自尊心。加之老师们在课内、课外因势利导，辅以形势、时事、胜利消息和英雄故事教育，把孩子狭隘的家庭观念升华到关心全民抗战、国家兴亡上来，并由此推动孩子们积极向上，好学进取，互助团结，以小主人翁的姿态克服一切困难，愿以满腔热血奉献给民族的解放事业。
为了使孩子们从小就养成艰苦朴素，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在注意孩子营养卫生的基础上，全校学生、教职员工，都在一个灶上吃饭。有一次，一个孩子因为天天吃萝卜菜吃厌烦了，就当众说怪话：“又是萝卜条”，“萝卜条好吃得很呐！”老师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晚点名时问大家：“谁会种萝卜请举手？”“谁会做萝卜条菜请举手？”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举手。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种萝卜首先要松土、撒种、浇水，还要施肥、锄草、捉虫。大萝卜要做成菜需要洗、切、煮或炒，要经过多少人的劳动，我们才能吃到嘴里。而那些种萝卜的人，却很少能吃上萝卜，而把萝卜供给我们。孩子们想想看，我们是享受太少，还是享受太多呢？……”
为了进一步教育孩子，在课外时间，老师带孩子去种地、纺线、砍柴、洗衣服、纳袜底……并开展学当勤务员活动。老师说：“毛主席是人民最好的勤务员，你们的父母亲也是人民的勤务员；你们应当学着料理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勤务员；老师和阿姨每天为你们服务，你们也应当为他们做些小事，做他们的勤务员；炊事员、运输员、生产员都是工农出身的老革命，现在又为我们烧饭、种菜、搞运输，我们更应该为他们多服点务，给这些工农兵当小勤务员；回到家里你们的父母给人民当勤务员，工作很忙，你们应分担他们一些辛苦，当爸爸、妈妈的勤务员；学校附近的农民伯伯、大娘，每天劳动很辛苦，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他们的血汗，应该常去替他们扫院子、挑水、教识字，学着当人民的小勤务员。”
为了改变孩子们看不起伙夫、马夫、保姆等劳动人民的落后意识，就组织孩子们给他们祝寿。校长带领老师给他们行礼、拜寿，要孩子们称呼他们爷爷、奶奶……
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情感和认识。孩子们渐渐懂得了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的关系，意识到自己昨天是爸爸妈妈的孩子，今天是革命的后备军，明天是新中国的主人；个人对国家负有重大责任。
幼儿教育，老师和阿姨们首先从自身做起。他们用行动让孩子们在生活中体会到“亲密”、“平等”、“一视同仁”的关系。不管是养还是教，不管是阿姨还是老师天天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如果关系不密切，感情不深厚，再讲究养教方法也是没有好结果的。
让孩子认识辨别是非，是阿姨、老师们用行为感化的结果。阿姨和教师们非常爱孩子，竭尽全力为孩子们创造学习和生活条件，全身心地投人到孩子们的养教中。
教师们把教学和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明确他们是在培养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他们从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中，迸发出了对民族命脉深沉的爱，自觉地、忘我地用行动，用人师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塑造一代新人。
当时条件非常艰苦，阿姨和老师们都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要不断地做出各式各样的牺牲。但他们都有坚强的意志，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绝不让消极情绪在孩子面前流露出来。
教师们十分清楚，单纯的聪明才智不能代替正直的人品和高尚的道德。他们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感化这些幼小的心灵，因此，每位阿姨和老师在孩子们的心目中，都有很高的威信，都具有一种使学生感到尊严而信服的精神感召力。老师的威信和尊严，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一种无形力量，是学生自觉接受教诲的基础。老师的思想品德、业务水平、组织才干、真诚的爱、无微不至的关怀，都成了学生仰慕、学习、追求的目标。因而，他们对老师的批评、表扬，能在思想上引起震动，在行动上心甘情愿按教导行事。
当时学校的一切德育教育，都是围绕着提高孩子们的民族觉悟，激发爱国情绪，继承革命传统，自觉做新中国的主人而开展的。
五、学、做合一
公育儿童的教学目标，是培养有觉悟、有文化、有知识的普通劳动者。孩子从人学开始，就实行品德、智力、体质三方面并重发展。强调因材施教，针对孩子的先天条件，采取不同的方法，提出不同的要求，长善救失，充分发挥每个孩子的优点和长处，帮助克服缺点，补救其过失。
学校要求教师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用仁爱之心，对学生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教学中以准确无误的文化、科学知识武装学生，启发其独立思考，掌握知识技能，引导学生联系实际，用学到的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用直观的鲜明的表象，为学习新知识概念提供感性认识；再联系实际，上升到理性认识，真正做到“教学做合一”。
梁金生校长指出：“教、学、做合一，是一件事，而不是三件事。老师要在做上教，学生要在做上学，做是核心。”
程今吾校长说：“教师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把教学统一在做上。主张行是知之始，反对知行分离。”这里所说的做，不是零碎的体力操作，而是实践。是用知识、意志、感情、身体各种官能去劳动。
在延安从保育院开始，对孩子们的教育就分生活、知识、文化三个方面，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小孩子人院后，先教吃饭、穿衣、刷牙、洗脸、不吃脏东西，不喝生水；继而通过有意义的活动，有趣的事，讲故事，提问题，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和直观认识；再而教认字、常识、儿歌、画画、数数……使教学故事化、游戏化、歌曲化，既能激发儿童的感情，又能引起学习兴趣。老师教孩子读书、写字、思考、演讲、计算、唱歌、绘画……，不仅要讲给他们听，做给他们看，更重要的是要指导他们亲手去做。在实践中获得更深刻、更有效的知识。
在小学教育中，一般教师对初人学的孩子，容易侧重认字、读书、作文，而忽视说话。其实，孩子的说话，是综合能力的表现。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场合下，让孩子们自己去主持会议、演讲、讲故事等，不同的孩子就有不同的表现，这种差别，主要是“做”即实践的差别。当年的公育儿童单位的老师，都很注意对孩子说话的训练，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锻炼孩子们的说话能力，如朗诵课文，背诵诗歌，唱歌，讲故事等。孩子的模仿重复，就是学做合一。老师在教学活动中，采取启发式，尽量让学生多读、多看、多写。打破课堂界限，带孩子们到郊外散步旅游，引导他们对周围事物的观察认识。结合周围环境，讲解学过的诗、文，提高学生的兴趣，加深理解和记忆。
上算术课，讲测量，老师就带孩子到田野实际操作；学记账，就把学校会计所用的各种簿记、表册拿来让学生研究、实验……
上自然课，就和劳动生产相结合。教师在课堂上讲种菜、纺线、养蚕、养鸡、种树等，课外带学生去地里种菜，到山上植树，采桑叶喂蚕等。把孩子们所常见而熟识的事物，选择来作为活教材，在孩子们的经验基础上加以理解。
孩子听老师讲课是学习。老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准备，上课时无论讲解、讨论、练习等，在老师来说是做，在学生来说是学。课外自习，孩子要完成作业，是用做来巩固学。不管是学还是做，都要求老师认真监督、检查，使每个孩子都能用心听课，认真写作。老师认真批改作业，并按时将作业本发给孩子，用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行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风。好学不倦，虚心向别人学习是学。动手是做，热心教别人也是做。在互教互学中做到了学做结合。
学生自己动手建立小图书馆、小博物馆、木工组、乐器组等，使学生想读书有书报，想看标本有博物馆，想学木工有斧子、锯子，想学乐器有胡琴、笛子。有学习小组，有“小先生”，有物质条件和组织保障，学做活动就落到了实处。
教师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学是切实有力的启发。如春季植树的时候，选学有关种树的科学知识和文艺作品，或表演种树的秧歌。种树这个实践活动，本身就启发了孩子们的求知欲和欣赏表演兴趣。再从实际行动中的体验加以印证。无论是求知、欣赏、表演，都会加深理解。到了春节，整个延安的社会环境，会进一步激发孩子们起来闹秧歌。在秧歌活动中，孩子们读剧本、学歌曲、学乐器、学化妆……都很自觉、积极、主动，有目的的干起来。教员因势利导，就能收到教学上的效果。
通过各种做的活动，使学生写作文、绘画有了生动的体裁和深刻的感受。为了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教师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并进行评点。启发学生学会观察社会，分析事物，一事一记，把一天中感受最深的写出来。鼓励学生自由结社，把好的作文选出来出壁报或黑板报。组织评选优秀作文和日记。同时，组织同学们出月刊。在延安时先后出过《新少年》、《小战士》，到北京后出过《红领巾》。出壁报、黑板报等刊物的活动，锻炼写作、编辑、习字、绘画等能力。
当时学校虽特别强调学做结合，但要掌握适度，不能使孩子们负担过重。
六、自治自理
儿童年龄小、幼稚，在思想和行动上难免发生缺点和错误。对儿童的缺点和错误，必须给予纠正，以免发展下去影响他们的前途。纠正儿童的缺点错误，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发挥他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进行自我纠正。儿童本身是有力量的，而且这种力量是在不断的增长。教师的责任在于正确引导，使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教师对于教学方向的掌握，是不能放松的。当儿童在没有违背总的原则主动开展各种活动的时候，要给儿童以充分自由，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进行工作，完成学习任务。
对于预订的计划，也可以让他们有创造性地参与。教师不能过分主观，用自己做事的标准去衡量儿童的活动，像家长似的横加干涉，责骂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这样儿童便会失去信心，一举一动都不自主，处处要看教师的脸色行事。
教师在养教活动中，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指挥活动，轻松、愉快地掌握着养教活动的方向盘，提供材料，纠正偏差，鼓舞孩子们的热情和千劲，协助克服各种困难。孩子们做错了，就耐心指出错在哪儿，怎样补救，让他们自己去改正。如果做好、做对了，就及时予以称赞、表扬和鼓励。
当年的教师们，十分重视培养孩子们的民主精神。从保育院大班开始，就实行一周会制度，让孩子们有意见就提，有话就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己进行认真自我批评，对人给予诚恳帮助，养成敢说、敢想、敢干、敢于解剖自己的勇气和习惯。
1939年，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规定：“小学教学应力求适合儿童身心发展，注意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之联系，以发展其主动性，创造性与独立性。”
边区小学管理的最高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及自觉纪律。指导学生管理自己的组织，开展多种集体活动，以训练儿童的集体意识与组织能力，绝对禁止体罚。学校普遍成立了儿童团、少先队和学生会，通过这些组织，锻炼孩子们的管理才能，增强民主意识，开展群众教育，运用“小先生”的办法，实行大同学管理小同学，领导群众识字。
1941年，“保小”教育方针第六条指出：“指导儿童自动学习，发动儿童的独立性、积极性、创造性，使其成为抗日建国的儿童干部。”
学校对高年级的学生提倡自治，让学生组织起来实行民主管理。大家立法，自觉遵守自己制定的各项制度，服从纪律。发挥学生组织的作用，依靠学生干部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在实践中培养儿童的自治能力，并在自治中发现天才。要学生自己推选在学习、生活、劳动等方面最好、最敬佩的同学，来做自己的领导人。学校很注重对学生千部的培训，放手让他们在实际管理中锻炼成长，赋予他们一定权力，树立他们的威信，并对他们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让他们明白作为学生干部的惟一“特权”，就是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除此而外，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在学生中开展自治自理活动，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思想、能力、习惯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学校小社会的风气，对每个孩子的灵魂铸造、知识启蒙、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从延安“保小”到北京“育才”一直开展的大带小活动，对小同学的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控制、自我教育，起了很好的作用。小同学在大同学的帮助影响下，自我意识日益觉醒，社会经验逐渐丰富，对社会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和态度，在模仿成人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行为模式。少年的成人感和独立意向，使他们力求摆脱成人的影响，力求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现独特的自我。不满甚至反抗父母和教师的说教，在不少情况下，他们更愿意听大哥哥、大姐姐的话。这个时期的孩子个性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大，要善于引导。孩子们富于幻想，有宏大的志愿，想成为英雄和名人，希望能做出一鸣惊人甚至惊天动地的事来。由于知识上的局限，也导致理想上的模糊和不断变化。一个英雄人物的出现和一次重大事件，都会改变他们的志向。对未来充满希望，渴望更快长大成人，充满浪漫幻想，憧憬着未来，在心目中一切都是美好的。
由于孩子们有共同的志趣和目标，就需要有一定的纪律来约束。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对促进少年的集体感、事业心、义务感、自觉遵守纪律等，有重大作用，并且能满足少年心理安全感、求知欲和自我确认等。少年在这些团体中的地位和荣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个性的发展。少年团体，还满足了相互交往中的情感需要，解脱了不少烦恼和孤独，促使身心平衡，从而加快了少年个体的社会化，同时使闲暇生活充满无穷乐趣。果林、黑黎总结的“小先生”工作经验中这样说：" 1947年3月以后，蒋、胡匪军占领延安，‘保小’在两千里行军中，有半年多时间，女教员、保育员、老弱的男工作人员都疏散了，教职员只有十余人，在那样的环境里，要照顾一百多个孩子很困难，只好大量使用小先生，把小同学编成十多个队，每队配备一个教员和几个大同学（队长即小先生）来管教孩子。行军转移中碰到许多困难，都是师生们共同努力克服的。”
七、磨难教育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的坚强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也是在磨难中锤炼出来的。下面是一位“娃娃长征”的参加者的回忆。
“天快亮了，孩子们又累、又饿、又冷、又困，有的小同学已经饿得偷偷在抹眼泪。大家又咬牙翻过一架山，面前又横着一条河，经向老乡打听，只有一连三次渡过这条弯弯曲曲的河，才能到达上级指定的宿营地。初春的河水刚刚解冻，冰块还在水面上漂浮，附近又没有桥，要用牲口把上百个小同学驮过去，一共不到20头牲口，显然无济于事。怎么办呢？吴成保老师二话没说就脱鞋下了河，他来回打探了一趟水的深浅，背起一个孩子向对岸走去。其他老师见状，也都背着或抱着小同学下了河。河水冷得刺骨，河底的石头又硬又滑，老师们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咬着牙一步一步稳稳地前进着。他们过去了，轻轻放下孩子，又迅速返回去再抱起一个孩子过河……
“一趟，两趟，三趟……大同学看到这情景，也要背小同学过河。老师们怕出危险，坚决不同意。少先队员和大同学们就自动组织起来，手拉着手一齐下了河。冰冷的河水，就像一把把钢针，刺进了孩子们的脚上、腿上、心上。他们相互间的手抓得更紧了，使劲咬着嘴唇，不让打颤的牙齿敲打起来。还没有过河的小同学，也脱掉了鞋子，走到河边。郭校长、韩主任着急地喊着：‘孩子们，你们可不能自己过！水太冷！你们受不了呵！’
“孩子们看到老师冻得发红、发紫的腿上，流着一道道血水，心疼得哭起来。
“一个又一个高大的身影，在哗哗的流水里，颤抖地移动着，移动着……“疲倦的队伍终于到了宿营地，由于人民群众坚壁清野，村庄里没有人、没有粮、没有柴，连水井也找不到。炊事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个石崖下发现一股细水往外流。那水好像是从石头缝里流出来的血，一滴一滴地滴着，等来等去才接了半桶水。孩子们都渴极了，只好先烧开了救急。
“孩子们又渴又饿！虽然还有干粮，但咽不下去，都想喝水。嗓子里又干又勃，连一点唾沫都没有。水烧开了，炊事员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将锅里的水都舀到桶里，给孩子和老师们送来了。
“孩子们在困倦中，忽然听说水来了，一下子就清醒了，都忙着去掏水碗。只听校长说：‘水很少，先让小同学喝，先让身体弱和生病的同志喝。’一碗碗水由老师手里传到大同学手里，再由大同学手里传到小同学手里，老师和大哥哥大姐姐们，没有人舍得喝一口。有的同学用舌头舔了舔水，有的连嘴唇都未沾。说也奇怪，小同学们看到这景象，好像自己也不那样急需水了。‘我不太渴，你先喝吧！’‘你小，你先喝！’ ‘你有病，你先喝！’推过来，让过去，谁也舍不得多喝一口。老师们看到这情景，眼睛里都涌出了泪水。
“经过几天急行军，很多大同学的脚上都打了血泡，虽然用针挑破穿了头发，走久了仍然生疼。好不容易到了宿营地，师生们都松了口气。炊事员忙着烧火做饭，大同学帮着老师号房子，安排小同学洗脚休息。正在这时，韩主任接到了郭校长的急信：‘林老指示，今晚不要在这里住宿，要立即带师生往回转，转回三十里铺再宿营。’
“韩主任看完信后，立刻让集合队伍。大家行了一天军，还没有安顿下来，饭没有吃，水没有喝又要走，而是要往回走，不要说孩子们，就是有些老师也有点想不通。韩主任根本来不及作任何解释，就叫几个老师协助大队长邢立统、刘金梅带队伍往回走，自己带领几个人急忙赶往三十里铺，为迎接孩子们做准备工作。
“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孩子们又走了30里山路，这是多么艰难的30里！这是多么漫长的30里！在这些幼小的心灵中，那冷，那饿，那困，那累，真是刻骨铭心呐！但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还是第二天早晨。
“队伍集合在一片小树林里，郭校长在向孩子们讲话：‘昨晚是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老亲自指示我，让撤回三十里铺的。咱们昨天从志丹县出发，敌人就在右面顺着公路和咱们同方向运动，来找咱主力部队作战，离咱们昨晚到达的旧安定城很近。咱们撤回三十里铺后，敌人后半夜就到了旧安定城。’
“到了黄河渡口，两岸的石壁又高又陡，河身足有二百多米宽。浑浊的黄水，汹涌而下，看着真叫人眼晕。孩子们登上了一只很大的木船，撑船的只有三个人。当船撑到河中心时，只见浪涛滚滚，把船一推老高，好像就要竖立起来。孩子们看到这惊险情况，大多数脸色都变了，有的头晕目眩，忍不住呕吐起来……”
八、挚爱深情
革命者的后代来到延安后，先后被送进了“保育院”、“保小”、“延中”、“自然科学院”。为了这些孩子，老一辈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也和普通人一样，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也是把养子、教子看做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当他们面对敌人的枪口倒下之前，胸中充满着正气和牵挂，他们牵挂着革命，也牵挂着自己的儿女。
刘伯坚在临上刑场前给兄嫂的信中说：“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儿子的养育，要累着诸位兄嫂……”
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流落上海街头查无下落时，毛泽东曾动情地说：“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朱德的女儿朱敏在苏德战争中下落不明后，康克清曾向总司令请求说：“想想办法，找一找咱们的女儿吧！”朱总司令停立在作战地图前，沉思了好久、好久，没有说出一句话。
项英作为父亲，在延安见到自己7岁的女儿项苏云时，他不但不认识，而且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
萧永定在上海出生时，父亲在闽西根据地永定县，就用其所在地“永定”为儿子命名，寄托思念之情。而在萧永定的记忆里，“父亲”这个词和他的名字“萧劲光”一样抽象陌生。
林伯渠、邓子恢两位革命老人，竟然将儿子李代桃僵，闹出了人们难以置信的大笑话。
难道说这些做父母亲的不爱自己的子女吗？不是！他们是将自己对子女的爱和对人民的爱融为一体，把家事、国事、天下事紧紧连在一起，由此而张扬了一种至高至大的真理，人民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然而，人民更是一刻也没有忘记过那些为人民而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在饥寒交迫、危机四伏的残酷环境里，人民用热血和生命保护、养育着革命者的后代。
彭士禄的父母牺牲后，在潮安一带，年仅4岁的士禄，先后就有20多位素不相识的“爸爸”、“妈妈”舍命保护他。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潘舜贞，为了保护士禄，甘愿坐了4年多牢狱。
农家妇女丘满菊，为了养育刘伯坚的儿子刘熊生，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了人。世界上的父母没有不爱自己的亲生骨肉的，然而当两个婴儿中只能留下一个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革命遗孤。
在瑞金、延安、沂蒙山区，有无数老红军、老八路把自己的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这些地方到底收养过多少革命者的孩子，没有人精确统计过。但老根据地的每个区、乡乃至每个村，都哺育过革命后代。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林伯渠的儿子林苏生，邓子恢的儿子邓瑞生，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朱良才的儿子朱新华……都是在人民的怀抱里长大的。
为了寻找烈士遗孤，组织上更是想尽了办法。1936年“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设法先后将彭士禄、刘虎生、李鹏、罗西北、蔡诚等送往延安。贺龙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段德昌的遗孤段新传……真可谓寻找之情可比再育之恩，爱抚之心胜过亲生父母！
在延安最艰苦的岁月里，革命前辈始终记挂着革命后代。贺龙在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及西北财委负责人时，了解到“延中”的孩子们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一斤肉时，便命令“联司”给每个孩子每月增加一斤肉。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夏之栩妈妈（革命母亲夏娘娘的女儿，赵世炎烈士的夫人），主动承担了照顾烈士子女的重任。在假期里，她分批把孩子们接回中组部，统一管理、照顾。
在革命前辈的饭桌前，常常可以看到“保育院”和“保小”的孩子。当陈云、李富春、李维汉、蔡畅、邓颖超、帅孟奇等伯伯、妈妈们将自己碗里的菜、肉夹到孩子们的碗中时，那些小小的心灵也会激起波澜。当他们看着伯伯、妈妈们的脸，大口大口吃着饭菜时，眼里常常闪动着泪花。
当那些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长辈，将一小包自己省下来的食品装进他们的小书包时，两代人的深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
那些从小就被送进“保育院”、“保小”的孩子，更是在阿姨、叔叔、老师们的无微不至关怀下，幸福地成长着。李敏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家，保育院就是我的家。”李铁映、秦纲、伍绍祖、秦新华、林用三等一批人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保育院”、“保小”、“育才”、“一O一中”度过的。“学校就是我的家，老师、阿姨就是亲爹妈”。这是挂在这些孩子们嘴边的一句话。
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胡本敬老师为了抢救学生，一只胳膊被炸断，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保小”校医罗冬祥、王海仁夫妇，为了救护“保小”80多个患传染病的孩子，日夜守护在学生宿舍里，喂药、打针，精心护理，无暇去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斗娃。20多天过去了，80多个学生全部治愈了，而他们的斗娃因缺乏照顾和及时治疗而夭折了。
安利同学至今仍保留着一封信，是康克清妈妈在百忙中给他生母的回信。
温字枫同志：
你的男孩安利，四六年延安撤退时，已由第一保育院转到第二保育院。四七年三月安全到了太行襄垣县。安利体力、智力发育都较正常。四八年三月已送育才小学（即延安干部子弟小学）。现住河北行唐高垒村，不久要搬来北平。这个确实消息是我从第二保育院打听来的。从此，你可放心了。
东北如有同志打听原来送到第二保育院的孩子，请转告他们，到今天都全部安全健壮，大的都已送到育才小学。此致
敬礼飞
康克清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
康妈妈的信，浓缩了当年这些孩子们的曲折经历和在人民关怀下的成长过程，凝聚着人世间最博大、最深厚的挚爱深情。
九、精忠报国
在战争年代里，人民― 中国普通的老百姓，舍生忘死，抢救、保护革命者后代的动人事迹，当代的青少年们是难以理解的。但那种真挚博大无私的爱，在他们养育的这一代人的血管里涌流着。泪和血，情与爱铸造了这一代人的心灵，使他们从懂事起就感受到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这些经过苦难磨炼的孩子，自称是公家人”， “党的孩子”， “人民的儿女”。当时稍大一点的孩子，都争着到斗争实际中去接受锻炼和考验。“战争需要我时，我将挺身而出”，是这一代人当时还是孩子时的誓言，也是他们的实际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