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4日，就在“四四”儿童节这一天，小学还没有毕业的田敬文、张文忠、李茂春、毛瑞芬、祝新民、刘理智、强中楼、杨香梅、郭会等15名同学，服从组织需要，走上抗日斗争的岗位。
1939年1月，14岁的“保小”学生谢绍明，由于战争需要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这一年，他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大会。1940年又被评为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大会，荣获模范青年奖章。1944年又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学生，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再次受到表彰。1944年元旦，他挺身而出，向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报告了学校“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情况。他伤心地汇报了两个多小时，又连夜写了书面材料，使西北局及时制止并纠正了学校的过火行动。
1939年，14岁的彭士禄，听说广东东江纵队打仗勇敢，他就和堂弟悄悄离开香港，到东江纵队当了一名战士。1940年周副主席派副官龙飞虎，将他接到重庆又转送延安“延中”学习。他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才换来这个学校，要不好好学习，怎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对得起养育我们的老百姓？”这位小组长的话，说到了同学们的心里。黄鲁流着泪说：“今后我一定努力学习，请大家看我的实际行动”。林汉南同学也当众表态说：“我决心改正上课不注意听讲的毛病”。全小组提出了“互帮互学，有问必答”的学习方法。课下一起研究，解答疑难，较好地解决了同学们程度不齐的问题。彭士禄担任组长的第四组，被评为全校的学习、劳动和团结模范，成为全校的模范集体。他本人在学习中刻苦努力，在开荒种地中不怕吃苦，打草鞋、做布鞋、织毛衣、绣花，样样在行。还心灵手巧地自制了胡琴、三弦和小提琴，被选为全校的模范生。他和他的第四小组的事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刊登后，成为延安各学校学习的榜样。
1942年，由于战争需要，从学校调一批人到中央医院当护士，彭士禄抢先报名，自告奋勇到最苦最累的岗位上工作和学习。在此期间，内科、外科、妇产科、传染科的护士他都干过，给伤病员端屎、倒尿，洗衣、喂饭……很快获得了模范护士的光荣称号。
日本投降后，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许多大同学被调到解放区去开辟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根据战争的需要，延中有5个班的同学，连同教职员工约300余人，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医院。校长为院长，班主任当所长，同学们分别当指导员、管理员、通讯员，大部分女同学和部分男同学做护士工作。
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结束，为了建设新中国，党中央派谢绍明、李鹏、叶正大、罗西北、邹家华、刘虎生、林汉雄、肖永定、贺毅、崔军、任湘等21人到苏联留学。建国后，党又送多批已经参加工作的延安儿女到国内外各种学校去深造。
1950年抗美援朝时期，师大附中二、三部请历史老师刘占武讲美帝侵华史。师生上街宣传，全校同学争先恐后踊跃报名参军。二部同学报名人数最多，169名同学被批准入伍。
许多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校友，他们没有高等学历，也没有名牌学校的文凭，但他们有民族自尊心和献身精神。林汉南、李虎、彭明远、聂春志、贺连生等，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毛岸英、方海雄、康誉驰、王涛英、马探雄、李少白等在抗美援朝中英勇献身，任平、梁汉莲、李奈、赵士南等，在敌占区作机要工作或打人敌人内部，为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那些杰出人物，犹如群星灿烂，吸引着广大人民的注视和崇拜。在受过公育的一代人中，不论在政界还是军界，科技界还是文艺界，教育界还是普通的工作岗位上，都涌现出了一批做出特殊贡献的人。我们不是在炫耀那些出类拔萃的校友，更不是在杜撰名人效应。这里只想用这些当年来自天南地北的娃娃，一群从延安到北京的公家儿女，一群老区人民用乳汁哺育的共产党员，一群默默的耕耘者的成长过程，来证实这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的不同。这些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无法分割的整体。他们曾手拉着手，在漫漫的冬夜里踏着冰封的大河前进，当时什么都失去了，惟有希望在燃烧！他们怀着对父辈事业的崇敬，对明天和希望的追求，经历了从国破家亡、水深火热到江山重振这个中华民族史上最伟大的转折。在民族的危亡时刻，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挺身而出，竭尽全力直至抛头颅洒热血来精忠报国。这，不是某一个天才的英雄行为，这是这个历史时期这一代人的共同品格！是“公育”在他们灵魂深处打上的烙印！
十、永志不忘
巍巍宝塔山，滔滔延水河，那是延安的象征。延安，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是中华民族之魂。一群身体硬朗的老人，在延安的山路上奔走着。东瞅瞅，西看看，晨雾里的宝塔，细雨中的延河，苍翠静寂的清凉山，青烟缭绕的桥儿沟……
一切都是这么熟悉，一切又是那么遥远。喝过延河水，吃过小米饭，住过土窑洞的昔日的孩子们，今天回来了，回老家来了！他们无法掩盖内心的激动！
青年人的眼前只有明天，因而，理想是青年的风帆。老年人身后的道路太漫长了，回忆是他们心灵的慰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起了巨大变化，中华民族也起了巨大变化，历史，这个公正、无私的时间老人，将把这一切都如实地记录下来。但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多么希望史学家、文学家、作家，能将这恢弘的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写出来，留下来。这些人并不奢望他们用萦心摄魄的笔，去描写那些影响人类命运的历史场景，绘制时代彩色缤纷的画卷。渴望的是能把这个历史时期的普通人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实反映这些人的成长，特别是延安那一段刻骨铭心影响终生的经历！
人过六十花甲年，期望和等待并未实现。眼看着这一代人已从孩童走向老年，有的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光阴飞逝，时不我待。这些人只好在有限的时间里，去搜集、抢救现有的资料……
20世纪30年代前后，这些人在民族被蹂躏，百姓被杀戮，山河破碎，饿殍遍野，华夏大地处在亡国灭种的时刻，相继在沦陷区、监狱里、长征路上……出世了。他们降生到这块土地上，就充满着变幻莫测的传奇色彩。当把这些资料汇集到一块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对过去这段生活的见解竟是如此的相同。
李铁映在写给当年老妈妈们的诗中说：“位卑未敢忘优国，花红犹思延河岸。”
刘虎生在谈到延安时撰文说：“怎能将她忘记！”
谢绍明在和学友聚会时高兴地宣布：“今天我请大家吃的还是延安饭。”
鲍克明和同学们谈起小学生活时意味深长地说：那是“抹不去的记忆。”
曾宪林在回顾延安生活时感慨地说：“艰苦，但充满了乐趣！”
崔军这个当年的陕北娃提起延安时常说：“生活再苦心也甜！”
曾宪波动情地说：那是“难忘的峥嵘岁月！”
张羽说：“无限的怀恋！”
聂承勇说：“向往阳光灿烂的地方！”
刘力贞说：“我们要永远保持这种品德。”
何健文说：“想延安奋不息！”
刘彤矢说：“让我们永远铭记！”
李立说：“根在延安”。
常英说：“那是力量的源泉。”
虽然他们使用了不同的语言，但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他们都怀念那供给制、寄宿制、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生活；怀念那段人间真情！
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不同的事物吸引着，但吸引是会随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变而淡化的。然而，这些人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和情感，却是情难排遣，言难尽意。这种强烈的怀念感，就像宝塔山上的土、延河湾里的水，是和这些人的父辈以及自己逝去的童年、少年或青年时代的岁月，中华民族的历史镶嵌在一起的。
只要提起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就不能不提延安！提起延安，这些当年的孩子就不能不怀念母校。说实在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有许多比延安更美好更怡人的地方。后来，这些人上过的学校都比这第一个母校的物质条件好。但是，只有延安，才是中华民族的根。
延安，那千沟万壑的黄土地，那艰苦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战胜它的人民。这些人只要有了立足之地，便会让脚下的土地长出芽，开出花，结出果来。父辈们就是脚踏着这块土地，赶走了日本鬼子，推翻了旧世界，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我们民族的根，就是扎在这块黄土地上。这根，就是中华民族奋起的延安精神！这精神，就是用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教育，铸造了这一代人。所以，这一代人，终生忘不了这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生活！
第四部 人生的冷暖
序 言 一代贤愚史册留
这代人有幸跨过21世纪的门槛，不能不反思自己走过的人生里程。这是前世没有、后世也不会再有的一代。
这代人的父辈，大多数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都是来自中国的平民百姓，是中华民族精英的一部分。他们有些人虽然被历史推上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职位上，但仍然是与中国百姓互为依存和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革命先驱者的子女，说到底都是中国老百姓的子女。所以，这代人的成功和失败，虽与父母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在于社会，在于人民。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在父亲身边求学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远离父亲到法国勤工俭学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次回到祖国后，便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父亲曾苦口婆心地教导他学习自然科学，但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毅然参加了苏联红军，投入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殊死战斗……所以说，对任何个人的看法和评价，都应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要以偏概全。对事是这样，对人也应该是这样。
不管这代人处于怎样的境地，但始终都改变不了他们共有的心灵底色。这代人的群体意识特别鲜明和突出，思想行为规范更多地保留着毛泽东时代的道德准则：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左右着他们为人处事的动机与想法。按照毛泽东思想塑造出来的这一代，曾是世人最为关注的一代，也是帝国主义最为害怕的一代。
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逼下，这代人已有落伍之感！但他们终生无悔无怨，而且特别珍惜过去受过的教育。那时候的教育，既对这一代人的人生进行了导向，又使这一代人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祖国至上、民族至上，是这代人终生奋斗的目标。个人的力量和奉献只有融合到群体之中，才能体现它应有的价值；个人的性命和家庭的安危，与事业、民族是不能相比的。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对自己一生中的追求孜孜不倦，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能以平静的心态，坚持初衷的热情，生活在由自己选择的环境里，世风难以撼动他们坚若磐石的意志。民族自尊心和富民强国的责任感，贯穿了这一代人的人生全过程。虽然他们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所受教育在心灵深处打下的烙印，却始终难以磨灭。尽管这种教育有不少缺憾，尽管对那个红色岁月可以持隐忍的批评态度，但其社会道德的优秀文明部分，依然值得留恋。因为任何制度下的杜会民主，都不会拒绝良好的社会道德。
承上启下是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万物衍生的纽带。不管是毛泽东思想，还是延安精神，该留下的将会被保存、被记取和继承。继承，虽不意味着拘泥不化，但核心和实质是万古不变的。
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己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但从来不拒绝学习“洋人”先进的东西。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赴法国、德国勤工俭学，就是为了向“洋人”学习；中国共产党派很多优秀分子去苏联留学，也是为了向“洋人”学习。马克思、列宁都是“洋人”，马列主义也是“洋货”。我们学习“洋人”，接受“洋货”，是有分析、有鉴别地学习，而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照套，更不是跟在“洋人”屁股后边爬行。即使是马列主义，王明式的教条主义早已证明，完全照搬、“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这是父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呵！
打开“闭关自守”的国门，走向世界，学习“洋人”先进的东西，改进我们的落后面，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这不是崇洋媚外。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曾高声呼喊过：“打倒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呼喊不但不要求后人重复，而且自己也要理性地反思。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有些年轻人竟狂热地不加分析地崇拜外国的一切，一直到今日这种情况并未有根本的改观。出国“热”成了一种时尚，中华民族的后代，现在轻贱自己祖国的人为数也不少。这不能不令人反思。
我们国家底子薄，物质还不够丰富。日本、美国以大大低于本国正常的社会价值，就可以让我国人民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智力，滞留在这些国家为其所用，甚至尽情出卖祖国情报以换取美元。学习外语的目的，原本是为祖国服务。绝不能把会不会外语看成评价一个人的知识、文明开化程度甚至人格高低的标褚。有些人以为，跨过外语听、说、写的门槛，就进入了外语世界的思想方式、价值体系、西方式的意识形态和逻辑思维之中。固然，语言的改造，是对一个人的民族、国家忠诚的改造，也是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改造。被改造的人，在思想情感上就会渐渐地和自己的祖国与民众相脱离，而自以为变成了西方世界精神和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绝不能忘记，殖民制度的伤害，绝不只限于物质上的掠夺和社会的贫困化，也不只限于肉体上的压榨和奴役。殖民地体制对于人的人格、精神和灵魂的残害，有时历数代犹无以疗愈。
日本侵华战争前夕，为了强化被殖民者在支援侵华战争中的忠诚，日本人在中国台湾展开的“皇民化”洗脑运动，正是利用被殖民者极度的民族自卑感，诱导民众透过自我改造成为日本的国民之一员，而求取与日本人“一体平等”， 进行欺骗性同化运动。
任何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一个民族也是一样。优点是人人都能列举并津津乐道的；惟有弱点、缺点，往往不易于为众人所正视和承认。中国人喜欢看热闹，妙热点，不知道这是我们民族的优点还是缺点？
社会的热点，原本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不引起媒体的注意，不经过媒体的宣传，就引不起全社会的共鸣，热点也会静悄悄地冷下来。
在当今的社会里，就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追求离奇，道听途说，添枝加叶，把一些望风扑影的事大加渲染，以期调动某些人的胃口、迎合变态的心理。明明知道那是假的，还去搞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例如：谁都知道周恩来总理没有子女，前些年却跑出来一个《 叫一声父亲太沉重》 的女儿，在海外妙得天昏地黑！
大陆上的好事者也不甘寂寞，竟然包装了一个周恩来的儿子。又是拍照，又是录像，又是召开新闻发布会，惟恐天下不乱！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贺子珍留在福建长汀的儿子毛岸红，因毛泽覃的牺牲而久查无下落。在毛主席和贺子珍都过世后，却有人写了几十万言的传记，大谈毛岸红一生的经历……
这些假人假拳，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出现，之所以有人那么热衷于妙作，就是因为当今社会有人愿传、有人愿听、有人愿信！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 中所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难怪台湾出版的“中共‘太子党’”，一书，曾有一段时间成了一些人研究、争论的焦点，成了一些好事者的热门话题。那些粗制滥造盗版的10多元港币的港版书，一度在北京黑市上卖到150元人民币。为什么有人愿出高价买这些谎言呢？无非是好奇心！因为正面的公开报道太少，小道的消息才会使人感兴趣。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人称共产党为“红党”，称红军为“红匪”。当时一提到“红”字，就能引起世人关注，“红”成了当时的社会热点。现代人写革命先驱者的事，取名为《 红墙内外》 ；写革命老妈妈，取名为《 红墙内的夫人们》 ；写先驱者的后代，取名为《 红墙内的子女们》 ；还有什么“红色后代”、“红色公主”、“红色贵族”、“红摇篮”… … 这“红”字用在这里究竟是褒还是贬，没有人关心，只要能把“热”点“炒”起来，就达到了目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炒作”的动力是竞争，竞争的目的是金钱。“妙”和“钞”是孪生兄弟，“妙”是为了“钞”， “妙”的背后有一个商业利益在起作用。对于一部革命的文学作品或传记文学，它本来是一种精神产品，但跨上图书这种载体，投放到市场上去进行出售，就变成了商品。人们就把原本不需要“炒作”的真人真事，改头换面包装起来投放到市场上。
事情就是这么怪！同样一个事实，你实事求是，不拔高、不贬低，客观公正地报道出来，人家就不愿看。不管作品本身的价值如何，也不管作品的社会效益如何，买的人少，经济效益就差，自负盈亏的出版社就难以生存下去。所以，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炒作”已是当今文化生活中的现实：“少金”就少“钞票”，“少火”就少“热点”，热不起来就要“炒”，“炒”起来才有“钞，’ ！ 这大概就是生意人的辩证法。
如果，有些人确实对这代人感兴趣，想了解，那我们也来个“火上加油”，增添一些“炒作”的原料，索性众人一齐“炒”，“炒”得冒烟着火，“炒”掉包装，炒出本相，让真假、美丑、善恶、良莠都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世人去评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