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28日，当延安《解放日报》 用一整版的篇幅发表纪念李大钊烈士专号时，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应约撰写了《十六年前的回忆》 一文。也许因为这是十六年后第一次由红色之都公布“四二八”烈士牺牲的经过，作者又是同先烈一起被捕的烈士见证人，文章一发表就在根据地内外引起广泛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十六年前的回忆》 一直被选人中小学语文课本。为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大的孩子，几乎都学过这篇课文。他们从中认识了李大钊，也知道了李大钊长子李葆华、长女李星华的名字。
葆华生于1908年，曾用名赵振声、赵升阳。星华生于1911年。他们的母亲赵纫兰不曾念过书，却略识文字，是位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在兄弟姐妹中，葆华行一、星华行二。
葆华和星华，有着幸福的童年。在葆华10岁、星华7岁以前，他们一直随母亲住在河北老家乐亭县乡下。父亲在北京大学教书，每年放暑假时回家看望他们。1918年夏天，父亲在北京回营二号找到一处房子，把夫人、孩子接到北京，从此便在北京安了家。
在葆华、星华的记忆里，故乡乐亭县大黑佗村是个很美丽的地方。他们常称自己是“海边子上的人”，因为乐亭位于渤海海岔子里，大黑佗离海边只有八九里地。海，苍蓝苍蓝的，镶着银白耀眼的细沙滩，一望无垠，令人神往。离村不远的“黄瓜口”流淌着冀东人的母亲河一滦河。
天晴时，站在大黑沱村外，远处那灰楚楚的竭石山依稀可见。夏天的晚上，葆华和星华最爱坐在家门口的古槐树下，听老爷爷、老奶奶讲好听的“瞎话儿”。有个故事是说村东北角上那座神奇的大沙沱子的，他们终生总也忘不了，据说大黑沱村便由此而得名。
这一方好山好水，养育了故乡勤劳勇敢的人民，也滋润着葆华、星华幼小的心灵，赋予他们真诚质朴的品格和一副悲天悯人的情怀。
乡间生活，还使兄妹俩目睹到人世间的不幸与不平。
20世纪初叶，中国的大地到处不太平，乐亭也不例外。军阀混战，盗匪猖撅，官府欺压，恶霸横行，水灾肆虐，地主盘剥…… 家乡父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葆华、星华的外祖母家是当地的大户，父亲又是京城里的大学教授，家里不愁吃喝。可是家里大人常常说起天灾人祸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家门口也经常有来讨饭的穷人。外祖母和母亲都是乐善好施的人，总要吩咐家人：“快给他们多盛点饭菜，让他们吃饱点！”
葆华、星华有一位世间最好、也是最值得他们自豪的父亲。在他们的心目中，父亲总是那么慈祥。大钊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对孩子的教育，体现了“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专制、尊重个性发展的新思想。他爱孩子，却又从不溺爱，更不训斥或打骂。他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可惜由于各种原因，他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即便这样，在星华写的回忆录中，仍有大量篇幅是写“父亲对我们的教育”的，从中生动地勾勒出他们兄弟姐妹成长的轨迹。
他们小时候，父亲对他们的教育似乎更偏重道德品质和人格养成方面。他总是从小事人手，一点一滴，在玩或讲故事当中告诉孩子一些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有一次在看花的时候，星华忍不住掐下一朵自己最喜欢的花。父亲和蔼地告诉她，掐花是不对的，最美的花应该留给大家看。孩子们吃饭时不小心掉了饭粒，父亲便要求他们从桌上捡起来吃了，并且说，粮食来之不易，是贫苦农民一滴汗摔八瓣种出来的，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啊！
父亲听到星华唱一首粉饰太平的歌，就说，这歌不好，不应当教小孩子昧着良心说瞎话。他亲自教给孩子们两首歌颂劳动和自由的歌曲。
星华小时候胆子小，怕鬼，父亲就鼓励她做个勇敢的人。还给孩子们讲了一个他自己小时候夜过乱葬岗子、战胜莫须有的“鬼”的故事，以此告诉他们，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神鬼，不要迷信。
大钊先生潜心把孩子们培养成遇山不愁、逢海不惧的人。他常说：“要是经常叫孩子们到深山野林里跑跑，有机会或者坐上小船，像鲁宾逊那样不怕风险，在海心里漂流漫游，那也是很有趣的事。这样做，既能锻炼孩子们的胆量，还能使孩子们胸襟开阔。培养孩子们丰富的想像力。”有一年回老家，他特意带着葆华、星华坐船走了一次滦河，这次独特的旅行，给葆华、星华留下很深的印象。
大钊先生还很注意子女的美育教育。他是一位很有文学修养的人，经常给孩子讲解中国古诗词和西方文学名著，并且通过琴棋书画来培养孩子们多方面的情趣。
葆华、星华的少年时代，是在贫困和动荡中度过的。葆华十四五岁，星华十一二岁的时候，家境开始穷困起来，而且一年不如一年。母亲常常为吃穿发愁。有的时候，家里几乎陷人无米下锅的窘地。全家人穿得都很俭朴，甚至可以说比较破旧。星华在孔德学校读书，同学大半是北大教授的子女。少女时代的她，亭亭玉立，长得也好看，可就是穿不上件漂亮衣裳。她总是穿得很破旧，不是下摆加贴边，就是袖口、裤脚加贴边。哪个小姑娘不爱美？在同学面前她多少有点难为情。但是她比较早就懂事了。她听母亲说，家里的钱父亲拿去干“有用的事”了。啥是“有用的事”，母亲并没说。葆华、星华相信，既然父亲要这样做，就一定很重要。他们还看到，尽管家里穷，父亲仍一如既往地挤出钱来帮助一些穷困的青年。父母的行动，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葆华和星华都坚信，父亲做的一定有道理，一定是对的。因此，他们虽然生活艰苦，但从不主动伸手向父母要东西。
过年了，小妹妹哭着闹着要母亲买新衣服，母亲心疼小女儿，咬牙做了一件。妹妹高兴地穿上了新衣服，星华虽是大姐，但心里也羡慕啊！可她一声不吭。她知道自己是长女，要像哥哥葆华一样，主动为父母分忧。
葆华、星华渐渐长大以后，慢慢懂得了父亲从事的伟大事业。“五四运动”结束不久，父亲和陈独秀等便开始商量建党的问题。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父亲成为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那时候党组织没有经费，很困难，父亲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贴补革命事业。在他的带动下，北方党的其他同志也都是这样做的。
自从父亲投身革命，葆华、星华深切地感受到：家里的生活就再也没安宁过。不断有流氓暗探跑到家里来骚扰捣乱，生活被这些坏蛋搅得动荡不安。父母只得带着全家不断地搬来搬去，短短几年里竟然搬了四五次家，并且搬家的周期越来越短。
1924年到1926年，孩子们感到父亲非常忙。为了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钊经常南下，奔走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每次从外地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又夜以继日地投入了工作，不是伏案疾书，就是同一群青年人在书房里秘密开会商量事情，甚至难得和孩子们说上几句话。夜里葆华、星华醒来，常看到父亲书房的灯光仍然亮着。
葆华、星华最难忘记小妹妹钟华的死。那是1924年春天，正是父亲为党的事业忙得废寝忘食的时候，可爱的小钟华患了肺炎。连续几天，父亲硬是没有时间过问一下女儿的病情。眼看孩子病得越来越重，母亲急得团团转，一点办法也没有。等父亲腾出工夫时，孩子的病已经耽误了。3岁的小钟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全家都为钟华的死而难过，大钊先生更是悲痛欲绝，但是他甚至来不及追念爱女、慰藉家人，便又匆匆地离开了北京。
不久，家里接到父亲捎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附着一首悼念小女儿钟华的长诗。葆华、星华和母亲一道，在灯下含泪读完这封信。兄妹俩深深为父亲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所感动。父亲这次一去就是半年，直到父亲回来后兄妹俩才知道，原来他此次秘密出京，是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去了。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为躲避反动政府的通缉，李大钊先生转人地下工作，住进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里，继续领导国共两党的革命活动。大女儿李星华和妹妹炎华跟着母亲也搬来同住，葆华和弟弟留在朝阳里旧居。葆华每天负责给父亲送信，并于1925年加人了“cy ”（青年团）。星华是同哥哥一起长大的，兄妹俩虽然只相差两岁多，但是比起哥哥，星华总感到在政治上似乎幼稚得多。
1927年4月6日早晨，那天正是清明节，天气非常暖和。谁也没有想到，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突然派兵进人东交民巷进行疯狂的大搜捕，警察、侦探、奉天宪兵近500多人，在日、美帝国主义特务的配合下，外国守军将其放人使馆区，突袭苏联大使馆。虽然事前曾有人报过警，但李大钊毕竟书生出身，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事情发生时，星华正好和父亲在一起，就和父亲一同被捕。母亲和妹妹炎华也在另一个地方被捕。这天被捕的还有谭祖先、范鸿杰等国共两党的20多位知名人士。
葆华和同学们正好到小汤山效游，在回家的路上，孔德学校的同学把他接到清华园，告诉了他家中出事的消息，使他躲过了敌人的魔爪。直到4月28日李大钊牺牲这段时间，葆华一直躲在父亲的朋友、北大教授周作人、沈尹默等家中，伯伯们不让他出去，他不知道父母、弟妹们的情况，真是心急如焚。
敌人把大钊单独关押审讯。星华和母亲、妹妹被关在女监里，一直得不到父亲的消息。敌人很快弄清楚她们母女三人的真实身份，并狡猾地设计了一场法庭相会。
星华和妈妈、妹妹被带到法庭上，一眼就看到了昼思夜想的父亲。星华真想跑过去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瞅了瞅她们娘仁，脸上的表情非常镇定、凝重、安祥，就像没有看见她们一样。16岁的星华，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在敌人的法庭上，一句话、一个动作不慎，就可能给自己或家人带来杀身之祸，她一下子变得理智起来，敌人使她顷刻间长大了。她理解眼前的父亲，被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着，这个力量就是父亲常对她们讲的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星华问李大钊。
“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星华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生怕父亲一不留神说出哥哥葆华来，就抢着作了回答。
“不准多嘴！”法官拍着惊堂木厉声吼道……
李大钊立刻领会到了女儿的用意，不紧不慢地说：
“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不了解社会上的事，我的孩子们年纪还小，都正在上学，可以说对世事还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她们没有关系。”
听说星华、炎华都在上学，狡猾的法官又生一计，当场出了一道数学题让星华算，看她到底是不是学生。星华不慌不忙把那道题回答出来了。法官又出一道题，炎华也算对了。法官没了招，就命令警察把她们母女押下去了。
就这样，李大钊同爱人、女儿在敌人的法庭上见了一面，又匆匆分别了。全家人都没有想到，他们这次见面，竟是与亲人的最后诀别！
李大钊被捕后受尽了折磨，在身受酷刑下仍坚贞不屈。他在敌人的法庭上公然承认自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并声明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
李大钊的被捕入狱，引起了社会舆论对他的广泛同情；他的声望、学问、道德，连反动报纸也不能不虚伪地表示敬佩。大学生，各界群众，教育界名流、学者，各方都在设法营救。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计划去劫狱，营救工人们爱戴的领袖。
大钊得知这些情况后，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监狱在敌人严密警戒下，劫狱是一种冒险行动，事实上是不会成功的，反而会带来更大的牺牲。他说“我个人为革命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已经是我的罪过；我不能再要同志们作这种冒险，耗费革命的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去冒险和牺牲…… ”党组织同意了李大钊的意见。
奉系军阀虽然不顾社会舆论谴责和各界名流呼号营救，但残杀李大钊等人的阴谋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反动统治者怕遭到社会上更大的非难，没有敢对这些革命志士进行公开审判。
1927年4月28日上午，敌人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了李大钊同案一行加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才38 岁。
临刑时，李大钊第一个走上刑台。他像平日一样，仍旧穿着那件灰棉袍，态度镇静从容。他走上刑台后，坚定地高声说：“共产主义在中国终将胜利！”他对着刽子手们冷笑道：“你们也太虚弱了，为什么连句话都不敢让我多说呢？”当他的脖子被套上绳圈后，他用最后的力气高呼：“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革命先驱李大钊，为了“把中国人民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为了在祖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他以忠贞不屈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警察才把星华母女放出监狱。她们回到家才知道父亲在前一天已被绞死，顿时哭成一团。母亲伤心过度，接连三次晕倒在地，从此一病不起。
葆华得知父亲牺牲后，更加挂念母亲和弟妹们的安危，他要立刻赶回家去，去承担父亲殉难后长子应尽的责任。伯伯们劝他说：“敌人现在已将你家秘密包围起来，正想抓住你斩草除根。星华已托人转告你母亲的心愿，让你立即远走高飞，切不可上当中了敌人的圈套。”葆华在父亲的熏陶下，政治上比较成熟，又是共青团员，他竭力压制住内心的巨大悲愤，立刻冷静下来，决心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为父亲的信仰和国家的独立而奋斗。他深知自己在北京是躲不下去的，就决定暂别亲人而奔赴异国他乡。
起初，葆华想去苏联，但由于发生张作霖查抄俄国兵营事件，苏中断交，只好改去日本。
1927年5月11日夜晚，星华照护着生病的母亲，带着弟妹，悄然离开生活了10年的古都北京，回到故乡大黑佗。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凄凉地分散了。葆华怀着国仇家恨，化名杨震，只身流亡日本，他经过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考人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他一面学习，一面孜孜不倦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留日特别支部。
星华带着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回到乡下后，李夫人的精神被彻底摧垮，终年卧病在床。葆华虽说去了日本，但信息全无。炎华9岁，光华4岁，欣华刚1岁。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16岁的星华肩上。最大的困难是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连给母亲买药治病的钱都没着落。幸而住在外祖母家，还能给一点接济，全家以此勉强维持生存。
为了度过家庭难关，星华不得不中辍学业，整天在家里守护母亲、照料弟妹。她是个好强的姑娘，如今因家庭牵累不能读书，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痛苦。
母亲很明事理，不愿因为自己的病耽误孩子们的前程。但星华怎肯丢下生病的母亲，故而一拖就是4年。
1931年夏天，母亲的病稍有好转后，在母亲再三催促下，星华带着炎华和光华，重返北平求学。那一年星华刚满20岁，有多少困难等着她呀！为了解决姐弟3人的生活费，星华只好四处奔波求人，在父亲的老友帮助下，北大答应，每月发给他们少量父亲生前的欠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又托人卖了父亲的一部分书。为了寻找住处，安排自己和弟妹的学校，星华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因人们怀念李大钊的为人，听说她是李大钊的长女，援助之手多有伸出。第二年星华升人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在父亲老友的帮助下，她得到一份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的工作，半工半读，贴补一些家用。
这次独立回北平，星华第一次担当起抚养弟妹的重任。生活的磨难，给了她勇气和力量，也锻炼了她的韧性和责任感。
“九一八”事变后，为抗议日寇侵略我国东北，葆华和其他留日学生开展了归国运动。他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上海民众反日联合会”。后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
1932年，葆华受党的派遣，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平，到门头沟区开展地下工作。这年春天，星华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夏天，她加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委派她“住机关”，做秘密工作。
在北平地安门里慈慧殿胡同的慈慧寺，有一个我党的活动据点。慈慧寺外院，是由左联（党的外围组织）领导的“呵莽”剧社，革命青年常常在这里聚会或排练进步戏剧；它的里院则是党的一处秘密机关，星华和她的同志们便住在这里为党秘密工作。“呵莽”剧社的活动，正好为党的地下工作做掩护。从上海派到北平做地下工作的葆华（当时化名“老杨”) ，也在这里住过。后来他到门头沟去做矿工工作后，回城时还住在这里。
这年冬天特别冷，由于情况突变，星华失去了与党的关系。她带着闷闷不乐的心情返回故乡探望母亲。
母亲一见到女儿，就说起父亲的后事，大钊先生的灵枢停在浙寺里转眼已近6年了，欠浙寺的租金越来越多，已经到了还不起的地步。丈夫未得安葬始终是压在李夫人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她明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决心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让死者人土为安。
星华在北平的时候，母亲没有一封信不提到这件事。这也是星华这次回乐亭的一个重要目的。母女俩经过商量，决定尽快为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春天，星华服侍着母亲再次来到北平。党组织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来和她们取得联系，并且告诉李夫人，组织上决定趁给大钊同志出殡之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法西斯反动统治。李夫人欣然接受了党的建议，并且很默契地和党进行了配合。星华参与了党安排的葬礼筹备工作，在葬礼举行的前夜，她和她的表姐用刻好的橡皮戳子，在每个纸钱上打上红色的小字：“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共产党万岁！" “打倒刮民党！" 一直千到深夜。4月23日，成千上万的北平市民走上街头为李大钊先生送葬、举行公祭。国民党宪兵队对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进行了残酷镇压。青年们的血再次洒在了北平的街头。星华和弟妹们穿着孝服走在队伍最前头，冲破反动当局的镇压，一直把父亲的灵枢送到西山万安公墓，安葬入土。
一个月后，完成了最后心愿的母亲含恨离开人世。星华又强忍悲痛，带着弟妹把操劳一生的母亲安葬在父亲的坟旁。事后，星华、炎华、光华、欣华在父母坟前照了一张像。照片中的星华既像大姐，又像母亲。的确，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就是这样沉重地背负着“大姊兼母亲”的双重责任前行。
1935年，正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读书的星华和同学青年诗人贾芝相识了。这期间，他们俩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令贾芝永远难忘的谈话。贾芝问她：“你的家在什么地方？”
她平淡地说：“我没有家。”后又补充说，“我就希望革命成功！”星华对旧世界深恶痛绝、对新中国充满憧憬的强烈情感，深深地感染了贾芝。
这年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 九”学生运动。星华、贾芝、炎华都是“一二？ 九”运动的参加者。平时态度温柔敦厚的星华，一到革命烽火起来的时候，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头勇猛无畏的狮子。当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来到时，她站在学校大门外呐喊，招呼同学们快去参加游行。贾芝和她一道沿护城河走到西直门外，城门这时被关得严严实实，无法进去，警察在城头上正和游行示威的同学对峙着。贾芝和星华手拉着手走进游行的行列。参加了那场殊死的斗争。他们的爱情经受住了考验，第二年就结婚了。
1936年，葆华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在此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连天烽火中，葆华戎马控惚，转战山西、河北等地，先后任晋察冀临时省委副书记、晋察冀区党委副书记，直至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起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1938年，15岁的光华参加党领导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头部负了伤，组织决定让他回家养伤。这时星华的长子瓦格纳（以19世纪德国著名作曲家的名字命名）因病夭折。痛苦之下，她带着不满半岁的次子玛拉美（以法国著名作家的名字命名，后取名贾森林）从北平回到乐亭。星华告诉光华：“大黑沱已经没有立脚之地了，得想办法到那边去！" “那边”就是指抗日根据地延安。星华说贾芝已经到了延安，她也决定到延安去。大姐的决定使光华异常兴奋。
1939年，星华带着光华和儿子又回到北平。她先把光华安排进孔德学校上学，然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做去延安的准备。主要与已在延安的贾芝联系，疏通路途中的各个关节。再就是筹备路费。在周启明先生的帮助下，星华在北大找到一份出纳员的工作。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星华亲眼目睹沦陷后的北京城，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任意欺侮、惨杀中国人的种种暴行，敌人的汽车在街上横行直撞，老百姓吃的都是配给的混合面，她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1940年初夏，星华化妆成商人家属，带着弟弟光华和自己3岁的孩子，跟一位山西老商人从北平出发到了山西。一路上冲破日寇、国民党、阎锡山二战区和地方土匪等重重封锁，终于到达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林伯渠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星华，并同她谈了话。林老是大钊先生的老朋友，他很关心李大钊遇难后他们全家的生活，仔细地询问了星华兄妹几人的情况，并且吩咐办事处安排他们尽快去延安。
八路军办事处聚集着几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志，都是等着去延安的。生活在他们中间，星华有一种“回家了”的踏实感。回想父亲遇难后的遭遇，她感慨万千，由衷地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得以安身立命的归宿，这正是她多年梦寐以求的。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日子里，星华姐弟长期被白色恐怖压抑的精神重获解放。他们和同志们一道，放开喉咙一支接一支地高唱抗日革命歌曲。作曲家麦新是大家的教练兼指挥，星华和光华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
陕北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星华到延安后没有觉着苦，感到的是精神愉快，心情舒畅。1942年，星华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也学会了纺线、捻羊毛。她曾长期在延安中学教书，1945年重新人党。
1946年，她的二女儿被老鼠咬伤。老鼠咬人好像是说笑话，其实是千真万确的。陕北的老鼠特别大，连上尾巴足有尺把长。那天晚上，正逢延安中学请刚从北平来的周而复、杨朔两位作家做报告，内容是他们在北平参加“中调部”工作的情况。星华和贾芝都去听报告了。临走时两个孩子都已睡觉了，没想到回来后，大女儿晓林正站在门后大哭大叫，只见小床里不满1岁的微林躺在血泊中，脸上血肉模糊，早已哭得没了气。星华吓傻了，险些晕倒。经过医生抢救，孩子的生命倒没什么危险，但一块很深的伤疤从此留在微林俊秀的脸蛋儿上。
在征安保卫战中。为了轻装。边区政府下令要带孩子的母亲就地疏散。实际上，像星华这样说话外地口音又戴眼镜的女同志，很难在当地隐蔽下来。星华只好忍痛把微林“坚壁”在子长县一户拓姓农民家里，当这刘农民夫妇来抱微林时，晓林舍不得离开妹妹，哭了一场。星华含泪拉住晓林，眼巴巴送走了自己的亲骨肉。她跟着学校辗转于陕北的群山中，同敌人反复兜了半年的圈子。她的眼睛高度近视，在一次夜行军中，因看不清道路滑倒在山崖边，险些跌人深渊。
1947年9月初，星华随学校东渡黄河，先后到晋西北的临县、隔县，参加了郝家坡等地土改调查，同时住下来继续教书。她带到延安去的男孩儿森林，这时在延安“保小”上学，跟学校一起行军，女儿寄养在王家湾的老乡家里。森林，是星华历尽千辛万苦从北平带到延安的。他长得浓眉大眼，聪颖过人，延安的许多老同志都很喜欢他。1948年，11岁的森林随“保小”在陕北转移，行军途中骑在毛驴上，跌下山沟差点要了命。
1949年5月，星华又一次回到北京。这次，她是自豪地走在胜利者的行列中进城的，心里充满喜悦。儿子森林也到了北京，进了中组部的华北小学读书。不幸，森林患了急性脑膜炎，学校赶紧送他进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医院抢救。由于连续发高烧，森林连着昏迷了10多天。医院想方设法进行抢救，生命是保住了，却未能避免药物的副作用。经过近一年的治疗，当孩子已差不多恢复如常就要出院时，突然什么也听不见了，他坠人了无声的世界，周围寂静得令他恐怖，森林聋了！听到这个消息，星华的心几乎都碎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解放以后，葆华又投人了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水利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忘我工作，政绩卓著。
星华回京后先是在师大女附中任教；后到马列主义二分院教日本学生学中文；1956年起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
星华从事教师的工作前后大约巧年，先后在延安中学、师大女附中、马列学院二分院，她总是勤勤恳恳教书，认认真真为师。在一些人看来，星华是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的女儿，革命成功了，怎么也该有个一官半职的。但星华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平常人就应该做平常事，做对人民有利自己喜欢又有能力去做的事情。她自幼喜欢文学，从一开始当老师就教语文。其实她的文学天分是挺高的，可惜，艰难和坎坷的人生道路，影响了她的学业，损伤了她的健康，也耗尽了她的年华。她曾感慨地叹息说：“我小时候由于家境困难，根本没有很好地念书，说是大学毕业，其实… … 咳！就甭提了！所以我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星华和贾芝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就开始收集有关父亲李大钊的资料，他们是主动承担起这项任务的，既出于对父亲的敬重与爱戴，也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革”以前，他们访问了李大钊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如刘清扬、张申府、于树德、章川岛、孙斐君、刘弄潮、周启明…… 并曾回到乐亭家乡收集资料。在整理大量文字记录的同时，还收集了许多历史照片、遗物，以及部分手迹（这些物品在纪念先烈牺牲30周年时均已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1956年，星华随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的云南民间文学调查组，赴大理、洱源、剑川等地采录白族民间故事传说。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苍山脚下、洱海水畔留下了她风尘仆仆的身影。白天她不辞辛苦地走村串寨，紧张地进行搜集采录；晚上回到住处，又抓紧时间挑灯夜战，认真地把一天记录的笔记整理好。她先后访问了大约二三十人，其中既有农民、商贩、木匠，又有歌手、唱滇戏的、开饭馆的、一般市民等。为了和被访问者打成一片，她同会讲故事的白族大娘朱秀真一起，住在一家百货商店的仓库里。星华博闻强记，采录整理工作做得扎实，因而使事后出版的《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 ，成为这次调查成果中首屈一指的好书。
更难能可贵的是，星华在实际采录的同时，还就如何科学开展民间文学采录工作，作了理性的思考，她所总结的经验对今天的工作仍有指导价值。1958年，星华开始陆续撰写回忆录；贾芝也写了一些带有研究性的纪念文章，还编辑了《李大钊诗文集》 。
“文革”前，中小学校的少先队、共青团组织，经常邀请星华作纪念李大钊的报告。她家的小院里常常挤满前来听讲的青少年朋友。每逢烈士的忌日或清明节，星华要连续到万安公墓去参加孩子们的队日、团日活动。星华身体不好，有爱紧张的毛病，她也不喜欢抛头露面和集会。但是在天真可爱的孩子面前，星华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她觉得宣传先烈、教育后人，自己是责无旁贷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星华是个无辜的受侮辱者与牺牲者。1966年6月，当“红色恐怖”狂风乍起的时候，贾芝就被打成“走资派”、“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了文联大楼地下室，每天被揪去“示众”、批斗。
不久，葆华也被公开点名为安徽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被押送到北京来游斗。经过一番番批斗、抄家、住牛棚、做苦役的厄运后，葆华又被军队监管起来，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最令星华伤心和想不通的是，她的早已为人民捐躯40年的父亲李大钊，竟然也被诬蔑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叛徒”，横遭批判。那时候，造反派三天两头跑到星华家里抄家；星华居住的胡同从东头到西头贴满“打倒… … ”的大标语；有时在胡同里走，小孩子就朝她扔石头，吐口水；在星华就医的那所医院里，也贴出了点名批判葆华、贾芝的大字报…… 尤其让星华感到气愤的是，自家门口又出现了面目可憎的“盯梢者”，这使她不禁联想起几十年前那些流氓暗探肆虐的可怕岁月。她曾说：“这样的侮辱，简直比打我几棒子还难受！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们党的耻辱。”有一段时间，她因愤慨、郁闷、伤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终日独坐闷不声响，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她的心在暗暗滴血呀！
然而，星华是个性格刚毅的人，从不向恶势力作一丝一毫的屈服。她由于不是什么当权派，造反派对她倒也奈何不得。于是她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与造反派展开周旋。贾芝有一些重要的笔记本，为了不落在造反派手里，星华和她的大女儿冒着危险，把这些本子藏来藏去。可是，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里，谁还敢替她们藏匿“罪状”’呢？东西送不出去，只好又抱回家来，锁进抽屉。后来造反派又来抄家，这回，星华不动声色地躺在床上，连身子也没有抬一抬。她指着那个抽屉冷冷地说：“这里面全是我的东西，你们不许动！”造反派被她镇住了，真的没敢碰那个抽屉。这些笔记本终于保存下来了。
葆华整整被监禁了6年，他先在合肥，后到六安等地接受“改造”。沉重的精神压力，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1972年，葆华的夫人刚被“解放”出来，十分担忧丈夫的健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葆华当时的处境和身体状况。信写好后如何才能送到总理手里？她实在犯难。经过苦思后，想起解放初期她在北京筹建京棉一厂时，曾和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共过事。于是，她把信寄给了李昭，李昭又通过王震把信转到周总理手中。这年12月19日，周总理给安徽省当时的军管负责人打来电话，要求对李葆华解除军管，尽快接回合肥养病。军管会负责人把周总理的电话内容扣押下来，企图敷衍过去。没想到仅过了一天，周总理又亲自来电话追问李葆华回合肥没有。军管会这才慌了手脚，连夜派车把葆华从六安接回合肥。起初，军管会把葆华夫妇安置在省委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但看到每日去探望葆华的人很多，就又把他们夫妇送到警卫严密的稻香楼宾馆，规定探望李葆华必须经过专案组的特批，限制外界随便和他们接触。一直拖延到第二年6 月，军管会才不得不在名义上宣布“解放”李葆华。但他们顾及李葆华在合肥的影响，又把李葆华下放到马鞍山电厂“劳动锻炼”。
星华在巨大精神压力下，糖尿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来就发展为肾功能衰竭、尿毒症，但她并不知道，就这样一天天拖了下去。
葆华到马鞍山的第二天，中央就来电通知葆华去北京开工作会议，并再三催问：“李葆华现在到底在哪里？”要派飞机到合肥接人。军管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向中央说了实话，并通知李葆华转赴南京乘机进京开会。
在北京开完中央工作会议，葆华刚要离开会场，周总理派人拦住他说：“别走，总理有事和你谈。”当晚，周总理与葆华从11点谈到凌晨2点，他们整整谈了3个小时。周总理告诉葆华，中央决定让他到贵州省委任第二书记，因任务急迫，要立即起程。当日天亮后，葆华即登机出发，他在机场对遇到的安徽省同志说：“请转告省委，中央派我到贵州省去工作了。”就这样，葆华在周总理的保护、关怀下，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粉碎“四人帮”之后，春回人间，日暖花开。星华感到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她满怀信心，打算把生活重新好好安排一下，在晚年再为革命做出点贡献。可是，双目失明使她感到与世隔绝的痛苦，加上长期患病无条件很好检查治疗，病情日益恶化。
1979年，星华将以往撰写的有关父亲的回忆文章收集起来，编辑出版了《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 一书。由于她已重病缠身、双目失明，这本书的补充整理工作只好由家人帮她完成。可惜，书还没有出版，她就与世长辞了。
星华为人正直，心地善良，生活俭朴，淡泊名利。她一生含辛茹苦，历尽艰辛。欣慰的是，她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可耻垮台。
1989年出版的《民间故事十家》 （祁连休、冯志华著）一书，把星华列为我国“民间故事十家”之一。作者在书中写到：“民间文学搜集家李星华在民间文学方面，毕生只出过一个集子—《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 。但这本书却给她带来了殊荣，使她一举蜚声民间文学界，并且受到国内外同仁的注视。她在民间文学事业上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及其成就，至今仍为人们称道。”是的，凡是默默无闻在平凡岗位上为人民谋利益的人，人民总是忘不了他们的。
葆华1973年5月恢复工作后，依然是废寝忘食，竭尽全力。他不管职务高低、工作难易，只要是党的需要，从未说过二话。他从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到省革委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又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曾当选为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第二、第三届常委，中国共产党第八、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1982年5月退居二线，任中国钱币学会名誉理事。2005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