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冬末，联共（布）中央号召16周岁以上的外国学生加入苏联国籍。儿童院的老师动员说，加入苏联国籍是无比光荣的事情。
年已19周岁的毛岸英正式表态：“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会回祖国去效力。如果加入了苏联国籍那就不方便了。”
毛岸英虽然在国内吃尽了苦，但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当人们无限向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毛岸英不因祖国的贫穷落后和灾难深重而失去赤子之心。但这并不表明岸英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愿意为苏联人民的独立和自由献身。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他正式向院方提出：“我要去学习军事！”
老师劝他说：“谢廖沙（毛岸英在苏联时的化名），你中学还没毕业，下半年才能升人9 年级呀！”
“战争可不等我中学毕业，战争也不再给我学自然科学的环境。要战胜敌人就得学军事，只有战胜敌人后才有可能学习科学技术。”
为了岸英的安全和实现毛泽东给他指出的道路，学校没有批准他的要求。因为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儿子啊！
岸英夜里难以人睡，妈妈临上刑场前的教导又响在耳边：“报仇！”他无法压制对敌人的仇恨，用流利的俄文给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最高统帅部转呈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戒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致
革命敬礼！
谢廖沙
一九四二年五月于伊万诺沃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岸英的信发出后渺无音讯，他又写了第二、第三封信，仍然是石沉大海。但他并不灰心，寻找着新的机会。
有一天，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50多岁的老红军曼努意尔斯基将军来视察。在中午休息时，岸英走进了将军的房间，岸英过去见过将军，并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他像军人一样两腿并拢立正，很正规地行了一个军礼说：
“报告将军同志：我已经20岁了，现在战争时期，请批准我入军校学习，学成后早上前线杀敌！”
将军打量着面前这位勇敢的中国小伙子，似乎有些面熟，也有几分喜欢。
“你是谁呀？我人老了记性不好，记不住在哪里见过你。”
“我是谢廖沙，中国名叫毛岸英，毛泽东的儿子。”岸英为了能进军校、能上前线，就直言不讳地报告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
“噢，记起来了！谢廖沙，谢廖沙！你爸爸的仗可打得好呀！用你们中国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那好吧，我破个例收下你这个中国士兵。”
于是，毛岸英先后来到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破格授予中尉军衔。
1943年1月，岸英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加人了联共（布）党（1946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介绍人给他写的鉴定是：“政治觉悟高，学习好，劳动好，革命精神饱满，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志向，同意入党。”
这一年，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决定性胜利，岸英和战友们全副武装走进红场，接受最高统帅的检阅。
1944年岸英被分配到某坦克连队任党代表。在苏军大反攻中，千里长驱进人东欧。他和千万名青年军官一样，挥动手臂，唱着雄壮的歌曲：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途，万众一心，
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岸英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
1945年，在苏军攻克柏林以前，他奉命回到莫斯科。为了表彰他的战功，也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儿子，受到了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接见，并赠他一支手枪作为留念。
战后，岸英进人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1946年1月，在苏联经过长达9年的学习和磨炼后，岸英满载着学习成果，带着苏联人民的友谊，应祖国的召唤，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到了父亲身边。
这是岸英和父亲分别19年后第一次见面。与父亲分别时岸英才5岁，而现在已长成一个结实健壮的青年小伙子了。
父子久别重逢，都非常高兴。19年7000多个牵肠挂肚的日日夜夜，父子终于重逢，欢慰自非寻常。伟人毛泽东，在儿子面前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意的普通父亲！当儿子回到他身边时，也禁不住两眼湿润了！毛泽东特意吩咐备了几样菜，庆贺父子苦别19年后的团聚，畅谈骨肉深情。
岸英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宣部工作，一边协助翻译，一边跟老同志学习政治理论和中文。因他俄文很好，就帮助曹靖华翻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书。他学习刻苦用功，进步很快。岸英是个品质高尚的正义青年，他丝毫没有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而特殊。他经常的装束是件旧军大衣，平日和普通干部、职工生活在一起，在机关大食堂用饭。那时的延安，规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人，可以享受中灶，但岸英不肯，他始终和普通工农干部、职工一样，进行打扫卫生、挖粪坑等劳动。
毛泽东是伟人，也是普通人，他特别爱自己的儿子，更希望他成才。岸英回国的一切表现，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儿子回到身边后，他可以亲自加以栽培了。他要使儿子成为一个了解中国国情、深知人民疾苦、能为中国人民奋斗终生的人。
有一天，岸英被父亲喊去，父子俩坐在王家坪院子里的槐树下，毛泽东与儿子进行了一次长谈：
“你在苏联生活学习多年，住的是洋学堂，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对国内的情况不熟悉。咱们中国也有自己的学堂，那就是生活大学、劳动大学，你应该补补这一课。再上一上咱中国的劳动大学吧！”
听到这里，岸英已经完全明白了爸爸的意思，便接着说：“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多年，在苏联又大都过的是学校生活，不了解祖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更不了解中国的农村，也不会种田，我愿意下到农村向农民学习。”
“中国的农村很穷，中国的农民很苦，你在莫斯科睡的是床，床上有被褥；延安农民睡的是土炕，炕上只摊张芦苇席子。这些不要怕，冬天炕下可烧火取暖。老百姓家都有虱子，对这个小东西也不要怕，有水多洗一洗，没水就用手多捉几个。”讲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儿子，看到他听得很认真，没有丝毫怕苦怕难的表示，放心地笑了。他点上烟吸了一口，对着吐出的烟圈说：“过几天，我帮你找个校长，你先去陕北的农村住劳动大学去，看你这个洋学生，在家乡父老面前，能不能毕业。”
这天，毛泽东把陕北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介绍给岸英说：“这就是我给你找来的校长，你过去在苏联上学吃的是面包牛奶，在我们这里上学主要吃小米，小米可养人哩！”他指着岸英对吴满有说：“我现在送你个大学生，是个住过洋学堂没住过土窑洞的大学生。”
吴满有听说岸英是大学生，立刻惶恐地说：“一个大学生，跟我这个大老粗睁眼瞎能学什么？咱这个穷农村咋能叫大学，咱会啥吗？”老汉着急地冒汗了。
毛泽东郑重地说：“他虽然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在咱这儿还是个啥也不懂的娃，我就拜托给你，你就教他种地嘛，告诉他什么季节种什么，怎样种地才能多打粮食。”
吴满有紧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要是教这，咱行。”
“那就这样说定了，过几天就把学生送来。”毛泽东的大手挥了一下，送走了客人。
岸英去的村子叫吴家枣园。在出发前，岸英脱下皮鞋，换上布鞋，整理好衣服和铺盖卷，还有一斗多小米。临上路时，毛泽东走进了岸英的窑洞，把一件他穿的已经打了补丁的棉衣披到岸英身上：“带上它冷了可以披一披，晚上还可以搭在被头上暖暖脚。”一股暖流涌进了岸英的心窝，他再次深深地体会到了父爱。
毛泽东看到岸英脱去了大皮鞋，换上了自己给他的旧布鞋，背包里捆了一斗多小米和几斤菜籽、瓜籽之类，满意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送岸英走了一段路，语重心长地说：“岸英，你下去了，就要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从开荒下种到收割后再回来，等你农业大学真正毕业了，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
“好！”岸英坚决而爽快地回答。
岸英背着沉重的行李步行20里，这是他人学的第一份考卷。当他进村时，看到乡亲们都是笑脸相迎。他亲热地叫着：“伯伯、叔叔、婶婶，我是来上学的，请多指教。”
吴满有高兴地把两个青年介绍给岸英：“这是大哥，这是二哥，他俩都是种庄稼的好手，你以后就和他们在一个变工组，由他俩教你种地。”
第二天清晨，鸡刚叫头遍，岸英就醒了。他随着二哥一起起床，扛起撅头出了窑洞，大哥已在等他们，三人说笑着上了荒山坡。
“今天的第一课就是——开荒。”大哥笑着说。
开荒的那把三角老撅，又大又沉，岸英还是头一次摆弄这玩艺儿。他把撅头高高举起来，双手虽用力还是握不紧，撅头落下来还跳了两下，震得手心和虎口发麻。不到半个小时，他那双细皮嫩肉握笔杆儿的手，已磨起了紫血泡。
大哥帮他用手帕把手缠起来，做了个握撅把的架势，教他说：“双手要紧紧握住把，撅头不要抡得太高，着地时才有力。手握不紧把，就要起血泡，这要有个过程，不能性急。”岸英在大哥手上摸了摸，那是一层又厚又硬的老茧，怪不得他用手扯荆棘一点也不怕扎。
三兄弟开荒，三把撅头就像三把犁，不一会就开出了一大片。
第二课是学赶毛驴下地送粪。说来也怪，连小毛驴也欺负洋学生。岸英喊着要他走，它愣着不动，还用眼睛瞪着你，向它扬扬鞭，它毫不在乎。你喊它停下，它反而撂开四蹄跑。岸英为了驯服小毛驴可动了不少脑筋，也闹了不少笑话。经过一番磨练，小毛驴终于乖乖听使唤了。
50多天过去了，岸英学会了开荒、送粪、点种、扶犁、耙地等。他勤学肯钻，不懂就问，还随身带个小本本，把老乡们种庄稼的经验、谚语都记下来，休息时翻阅熟记……
岸英不但劳动肯干，吃得苦，生活上也很俭朴。他和农民同住窑洞，睡土坑。住户吃什么，他吃什么。他很喜欢吃小米干饭熬酸白菜、南瓜煮饭，窝窝头也能啃上三四个。
每天劳动之后，不管怎样劳累，晚上他总要认真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写读书笔记。有时晚上还教农民及孩子们识字，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因此，村里的大人、小孩儿都很喜欢他。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也在部署进攻延安，形势越来越紧张。经毛泽东同意，村干部决定送岸英回延安去。当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岸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们。
岸英回到父亲身边，汇报了几个月的收获。父亲打量着儿子黝黑结实的膀子，高兴地说：“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
从“劳动大学”回来以后，毛岸英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为了了解中国的昨天，增加对现实理解的深度，毛岸英订了个庞大的学习计划，系统地学习哲学、马列著作、中国历史尤其是现代史、中共党史等。
毛岸英坚持做读书笔记，有问题就虚心向别人请教。夜晚在窑洞里请中宣部的同志给他讲历史和疑难问题。
1946年11月，毛岸英随中宣部从延安撤到瓦窑堡一带，把自己的劳动和学习心得写信告诉父亲。毛泽东53岁生日那天，给儿子回了一封信。
岸英儿：
从“劳动大学”回来以后，毛岸英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为了了解中国的昨天，增加对现实理解的深度，毛岸英订了个庞大的学习计划，系统地学习哲学、马列著作、中国历史尤其是现代史、中共党史等。
毛岸英坚持做读书笔记，有问题就虚心向别人请教。夜晚在窑洞里请中宣部的同志给他讲历史和疑难问题。
1946年11月，毛岸英随中宣部从延安撤到瓦窑堡一带，把自己的劳动和学习心得写信告诉父亲。毛泽东53岁生日那天，给儿子回了一封信。
岸英儿：
来信两封收到。第二封信写得很好，这表示较之你初回国时不但文字有进步，思想品质更有进步。你的那些工作是好的，坚持读文章计划，很有必要，再读一年也是好的。
我身体比你走时更好些了，江青、李讷都如常。
祝你进步！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947年4月，为了让儿子更深人地接触农村，了解中国农民，毛泽东安排毛岸英到山西临县郝家坡参加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岸英根据在昊家枣园和乡亲们相处的经验：要和农民交朋友，必须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不听你讲什么，而是看你做什么。岸英决定从访贫问苦起步。
他来到贫农高坤生的破窑洞，里面一片漆黑，大白天从外面走进去，什么也看不清。
“谁呀？”炕上有人出了声。
“是我，工作队的小曹。”小曹是岸英的化名，他边说边走进去，眼睛也慢慢能看到东西了，就一屁股坐到了炕沿上。
“啊呀，是曹同志，这怎么好呢？我这屋没水、没火的……”高坤生忙起身要下炕，被岸英一把按住。
“你别忙，我知道你脚上生了疮。”岸英仔细地看了高坤生红肿的脚，关切地说：“你别急，想办法找个医生给你看看。”
岸英伸手摸摸高坤生身子下面，冰凉冰凉的，一张破芦席，没有被子，只盖了一件破皮袄。岸英回身揭开了锅盖，锅里空空的，水缸里也没有一滴水。
“你吃饭了吗？”岸英关切地问。
“唉！”高坤生长叹口气，为难地说，“我这脚没法走，连口水都喝不上。”
岸英心里十分难过。他没有再说什么，起身去给老高挑水、生火、煮小米粥……
此后一个多月，老高看病、吃喝全由岸英和工作队同志照顾。对此，老高多次流下了热泪。岸英从中也悟出不少道理。
在这次土改工作中，毛岸英受到了锻炼，获得了不少启发，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我在郝家坡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土改，对问题的认识比在吴家枣园更深一步。人活着，就要生活。生活的第一需要是衣食住行，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因此，人生的第一步就是生产劳动。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结成了一定的关系，决定着不同的物质利益，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和集团，……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好干部也会变坏……没有深人到下面的实际接触，在上面就是听一百个最好的报告，也没有这收获大、感触深……这好比地不耕而撒上哪怕是最好的种子，亦是徒劳无功，一阵风就吹走了……”
这封信，表现了年方25岁的岸英对党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有了自己的见地，特别是“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的观点，难能可贵的是岸英已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光靠人的觉悟不行，成分本来很好，当了干部也会变坏，这已萌发了要依靠法治，而非人治的极端重要的思想。对照建国以来，关于党风的深刻教训，就可看出毛岸英的思想观点之可贵。
1947年全国土改会议后，解放区土改整党中，“左”的错误有蔓延的趋势。为了使党的政策全面走上正轨，毛泽东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名言。年青的岸英，对这一点很好地领会了。在张集划成分时，岸英从实际出发，既掌握政策，又注意团结。
周恩来在中央机关的一次会上指出：毛岸英同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很有学问，他攻读了不少马列著作，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1948年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毛岸英心情十分激动。正当他想去看望自己的父亲时，毛泽东却离开陕北，经过晋绥解放区进人晋察冀解放区。在转战途中，毛泽东仍不忘给长子捎去一个温馨的祝福：
岸英儿：
我们到了石家庄。岸青有信给你，是俄文，原文临行掉了，兹将译文附上。祝你工作顺利！
你的父亲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了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来到那里和父亲相聚了。
1948年12月，根据党的安排，毛岸英进人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为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进人北平作准备。
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毛岸英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首批进人北平。他们的任务是排除地雷、炸弹，保证水电、交通畅通，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安全进人北平。
3月24日晚上，毛岸英接到上级的紧急电话，告知第二天（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进驻北平，进城后先在颐和园休息，并要在景福阁宴请各民主党派人士。电话命令他们火速赶到颐和园，排除各种危险因素，确保中央领导同志安全。
他们连夜赶到颐和园，忙活了整整一夜，到了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才把室内检查完毕。
1949年3月25日，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日子啊！警卫排的同志来报告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已经进人了北平，正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岸英听了又急又喜，室外还有大量的工作急待完成，光沿着围墙走一圈就有18公里，加上围墙外还有国民党军队留下的地堡、火力点…… 时间不到半天了！要把首长们的必经之地用扫雷器探扫一遍已不可能了，怎么办？参加这项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向毛岸英建议说：“我们分成5人一组，胳膊挽着胳膊，划分方向，顺着大大小小的道路走一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
毛岸英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他和4名战士把手挽在一起，向着可能潜藏的死神冲去。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消除各种可能的不安全因素，为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进人北平铺平了道路。
下午5时，中央领导人的车队驶人了颐和园的大门。岸英看见了爸爸、朱伯伯等人向欢迎的群众招手、微笑，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豪：他，毛泽东的儿子，一名普通的战士，和自己的战友们一起，用自己的生命和血肉之躯，为中央领导同志排除了不安全因素，为党中央进驻北平开辟了广阔的平安大道！
就在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月，岸英和刘思齐结婚了。当时岸英已经26 岁，按照中国历来的习惯，这已经属于晚婚之列。这其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曲折。据此也可见毛泽东对子女的要求是何等严格。
岸英和思齐在延安就认识了，是毛泽东为他们的相识、相知提供了机会。他们经过不断地了解和接触，1948年，在西柏坡订下了终身。热恋中的一对恋人，渴望着洞房花烛之夜。岸英和思齐也有些性急，二人双双来到毛泽东面前，提出早日完婚的打算。父亲喜欢他们，他们也以为父亲一定会答应。
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向他们泼了冷水。毛泽东问刘思齐：“你正在学习，还没毕业，现在结婚不怕影响吗？”
思齐说：“结婚后好好安排安排，不会影响我的学习。”
“你还小，着什么急呀。反正我同意你们结婚，等一等好不好？”
毛岸英说：“好，听爸爸的。”
二人转身离去了。但是，不大一会儿，岸英又回到毛泽东的房间。
“我今年已26岁了，我想结婚以后，好专心致志学习和工作，这样，就不必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同意你们结婚呀？”
“是的。”
毛泽东当时冲岸英发了一通脾气，他说：“按照解放区的法律，女方必须满18周岁，男方必须满20周岁。思齐还不满18周岁，你们必须守法，不能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有半点特殊。”最后表示坚决不同意他立即结婚。毛泽东的火气很盛，岸英也有点不够冷静。一转身，就气呼呼地走了出去。但是，过了不久，岸英就想通了。是呀，父亲的话，哪一点不在理呢？共产党自定的法律，岂能自己违反，失信于民，那会叫别人怎么看自己呢！过了几天，岸英向毛泽东做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1949年9月，思齐过了法定年龄。他俩在先征得了思齐妈妈的同意后，再次征求父亲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次高兴地说：“我同意。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
岸英说：“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的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
毛泽东非常高兴：“这是喜上加喜。还是应该艰苦朴素。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来吃顿饭。”
岸英和思齐经过商量，写了一个参加吃饭人的名单，名单上有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谢觉哉等。
毛泽东看了看名单说：“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总司令；请了谢老，还应该请王定国；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婚事简办，我完全赞同，就是要改一下旧习嘛。”
1949年10月15日，婚礼在中南海里举行。
婚礼简单而热烈。天下已定，夺得政权，刚刚举办了开国大典，岸英的婚礼又为中南海增添了新的喜悦。岸英穿的是为外宾当翻译时穿的工作服。思齐穿的上衣是灯心绒布做的，裤子是半新的，方口布鞋是新买的。晚上七八点钟时，宾客们陆续赶到并带来了小小的纪念品。大家欢聚在一起，非常高兴，并向毛泽东祝贺。毛泽东举杯走到思齐的妈妈张文秋的面前，对她说：“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张文秋说：“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的婚事操心。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
毛泽东拿出随身带来的一件黑色夹大衣，这是1945年他去重庆谈判时穿的。他风趣地笑着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品送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在场的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新中国成立了，按中国封建传统说法，岸英是“太子”，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没有半点优越感，只是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
岸英在延安上了劳动大学，又参加了土改，进城前后又学了军，他觉得现在缺少的是学工。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周恩来的支持。经组织批准，他进北京机器总厂当工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我现在和你们是同行了，我已经离开了中央机关，进工厂学习。临别时爸爸曾告诫我，让我永远记住我是农民的儿子。现在我进了工厂，要从一个普通工人做起，要从《技工理论》、《工艺数学》、《机械制图》 等基础知识学起，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和大公无私精神。如无特殊情况，我要在工厂学10年……”
不少亲友给岸英写信，或来北京找他，要求帮助安排工作，但岸英像父亲一样，对于违背党的原则的所谓人之常情，进行了批评和抵制。
他的舅父杨开智托人找他，要求安排工作。毛岸英回信说：“我非常替你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而尤其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你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
毛岸英在信中还写道：
反动派常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性，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人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引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广大人民一方的，即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的机器中的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我的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的，极不合理的……
毛泽东从1927年离开韶山到现在，几十年没有回乡了，他很希望能回家看看，听听那浓郁的乡音，感受家乡的山水情。但因事繁忙，难以抽身，他希望岸英能回去看看，也能代表自己了却部分夙愿。
由于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的工作脱不开身，直到1950年5月才得以成行。岸英临走时，父亲很关切地嘱咐他：“你现在虽然也是干部了，但年纪轻，没有多少生活和社会经验，绝不能有架子和优越感。你回乡，一路上都要谦虚谨慎。你要代我去给你母亲扫墓，带点东西代我给老太太上寿，然后再到韶山老家。”
岸英从韶山回来后，毛泽东立即见了他。风尘仆仆的岸英一走进父亲的屋子，毛泽东就急急地问道：“家里人都还好吗？”
岸英喝了两大口水，然后向父亲汇报家乡之行。
岸英一路上都遵照父亲的嘱托行事，参加了乡里的欢迎会和情况调查会，转达了父亲对乡亲们的问候，认真听取了乡干部讲解关于韶山清匪反霸斗争的情况……
“你都看望了一些什么人？他们的情况怎么样？韶山的粮荒严重吗？”毛泽东焦急地提出一连串问题。
岸英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小背包里，很小心地取出一个小纸包，递给了父亲。
“这是什么？”毛泽东接过纸包，边打开边问。
岸英有些沉重地说：“您看看吧，这是我从滴水洞下边的瑞和阿公家拿来的，是他们赖以活命的主食啊！”
那是岸英到韶山的第五天，他在九叔毛泽连的陪同下，来到农民毛瑞和家。那是一所十分破旧的草房，睡房与灶房连在一起，屋里潮湿黑暗，土墙上还有鼻涕虫蠕动。睡房一角用土砖支撑着一张木板床，毛瑞和老人躺在床上，不时发出虚弱的呻吟。毛泽连俯身到他耳边，告诉他毛泽东派大儿子来看他了。
听说毛主席派儿子来看他了，老人挣扎着想坐起来，但浑身没有力气。岸英忙凑过去，扶住老人说：“阿公，你就躺着吧，吃饭了没有？”
岸英这一问，引来了老人一声长叹，好半天没出声。毕竟是乡里老人，讲究个理性脸面，便岔开了话题：“好伢子，今年多大了？润之先生真是有福哟！”
从谈话中得知，毛瑞和家已经断炊3天了。他的老伴只好出门要饭。岸英走近锅台一看，锅里煮的全是野菜，像猪食一样，一点粮食星都没有。岸英心里难过极了，好一阵说不出话来。他用手抓点野菜放进嘴里尝了尝，十分沉重地说：“这哪里是人的生活！”他又在锅里抓了一小把，用纸包了这个小包……
毛泽东用手拨动着手里的野菜，默然不语。岸英抬头看了看父亲，只见他己是满眼泪光了。屋里的人都沉默着。
过了很久，毛泽东才低声地问：“你就这样走了？也没有为他们解决点什么问题？”
“我安慰他们一阵，临走时留下5万元（旧币）钱给他家。”岸英回答着父亲。
毛泽东失望地说：“杯水车薪哟，不解决问题的，你就不能再多给一点？”
“爸爸，这样的困难户何止一两家，我只得匀着点给。”
“呵― ”毛泽东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岸英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临走时又说了些什么，毛泽东似乎全然不知道，在他的心里和眼里，只有那一包黑糊糊的野菜。岸英的家乡之行，在他的人生里程上，又深深地打上了一个烙印。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又把第七舰队派往我国台湾。9月15日，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并不顾我国人民的二再替告，把战火引向我国边境，轰炸我丹东等地。
1950年10月，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血气方刚的岸英已经忍无可忍，他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反复思考，决定暂时放弃学工的计划，放弃爸爸让他学自然科学的设想，再次穿上军装，奔赴前线，尽自己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义务。
他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毛泽东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久久没有开口。他能说什么呢？儿子是响应他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去尽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他没有理由阻止。
毛泽东是领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一生中有过10个子女，现在活在人间的只有两儿两女，二儿子岸青又有病，在他内心深处，似乎把爱和希望都寄托在大儿子岸英身上了。当他的目光和岸英相对时，他心里明白，儿子决定的事，是无法改变的。
“好吧，我同意你参加志愿军。”毛泽东深情地注视着儿子，缓缓地说。
毛泽东便把长子交给了彭德怀，让彭老总带岸英到朝鲜战场去经受一番血与火的考验。
就要赴朝鲜战场了，毛岸英匆匆赶到医院和正因手术住院的爱妻思齐告别。分别在即，两人心里都有说不出的依恋。谁都没有料到，这竟是刚结婚一年的小夫妻的永别。
1950年10 月8日，岸英随同彭德怀司令员乘飞机离开北京，经沈阳到丹东，准备跨过鸭绿江。
10月19日黄昏，冷雨霏霏，细密如麻，浓云低低地压着大地。在迷蒙的充满寒意的秋雨中，岸英搭乘志愿军组织部长任荣的座车，从长甸河口跨过鸭绿江，进人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10月27日晚上，彭总在大榆洞工棚志愿军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敌情和对策。人朝以来，作为彭德怀司令员的秘书和俄文翻译的岸英，简直是忙得不亦乐乎！因彭总是个历来工作拼命、打起仗来更不要命的人。10月19日入朝的当晚，美第三军的3个师就占了平壤。20日，美军第187空降团便在肃川、顺川空降，企图切断自平壤北撤的朝鲜人民军的退路。我军按原计划已不可能到达预定防御地区。21日凌晨，毛泽东审时度势，连续3次电示志愿军司令部：放弃原定计划，改取从运动中歼敌的方针。
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第一仗关系甚大，毛泽东的电报频繁而具体。彭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敌人的动态，不断修改作战计划。岸英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为司令员分优。他虽然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但看到彭总那种拼命精神，岸英的疲劳也无影无踪了。
这天下午，岸英奉命来到大榆洞。那是一条山沟，沟口上有很多岗哨，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首相正在这里会面。彭总把我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告诉了金日成首相：“志愿军第一批人朝部队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约20余万人；第二批、第三批人朝部队正在调集，计划为24个师…… ”金日成对此十分感谢。中国出兵真是及时雨啊！作为朝鲜人民军的最高统帅，他当时手中能够调动的也只有3个师的兵力了。
10月24日，岸英跟随彭总来到大榆洞，与司令部汇合。洪学智副司令员、解沛然参谋长等已在这里布置好了一切。
10月26日，敌人继续分兵冒进，并猖狂向我国边境炮击。为分歼冒进之敌，彭总决定集中38军和40军两个师，以及42军的125师，首先重点攻击熙川之敌。
10月28日下午，彭总让岸英通知有关首长，继续研究作战情况。这时，又收到了毛主席的来电。彭总根据电报指示，又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彭总的最后决定。当晚我军按新的部署行动，激战至29日凌晨，歼敌4个营。29日下午包围敌l个师，围而不歼，吸引敌人来援。午夜，我118师向伪军第7团发起攻击，将其大部歼灭。
11月1日，我军向敌发起攻击，39军歼灭美、伪军各一部，击毁坦克、汽车70余辆；在云山以南堵住敌撤退的美骑兵第3师8团，将其歼灭；我115师343团，击溃美骑兵第1师5团，将团长击毙。当岸英将战报整理送彭总后，司令员才长长出了一口气。首战告捷，特别是我军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师两个团，狠狠地打击了美“王牌军”的气焰。
大榆洞小山沟一座看变压器的木板房，是彭总的作战办公室，岸英经常在这里值班。11月16日上午，彭总又在这里召开了研究第二次战役的准备情况。洪学智副司令和邓华副司令商量：我司令部进驻大榆洞后，曾遭到美机的几次轰炸。中央几次来电，要我们注意防空、注意安全。考虑到彭总和司令部人员的安全，决定在彭总住的那条沟的外面，挖一个防空洞，有紧急情况可进去隐蔽。
11月23日，毛主席派高岗从沈阳到了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第二天下午，4架敌机在大榆洞上空转了几圈，投弹轰炸两次，打坏了坡上的变电所。黄昏时又来了2架侦察机，转了两圈飞走了。
敌机不断出现，引起了岸英的怀疑。根据他近来的观察，凡是敌人侦察机第一天来侦察，第二天轰炸机肯定会来轰炸。彭总又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怎么办呢？岸英正在作难时，传来了司令部有关防空问题的三条决议。岸英有了尚方宝剑，就拿三条决议给彭总看：“ 1。全体干部、战士24号天亮前都要吃完早饭；2。天亮后驻地不得冒烟；3。所有人员全部疏散。”彭总看完三条规定后不在意地说：“我不怕美国飞机，也不会躲。”说完又低头去忙他的事。
岸英突然想到：彭总已安排24号上午研究作战方案，看现在这样子，如果他还坚持在他的作战办公室开会怎么办？岸英向有关首长汇报了自己的担心。首长们觉得这几天敌机活动频繁，为了确保彭总的安全，研究作战方案绝不能在彭总的作战办公室，要改到防空洞里开。谁去做这个工作呢？洪副司令出了个主意。
彭总有个习惯，就是爱看作战地图。在每一个战役前，他整天站在作战地图前思考问题，把一些重要地形、地貌、河流、道路、周围环境都牢记在心里。开会研究作战问题，更离不开地图。洪副司令说：“岸英，你在头天晚上，把彭总作战办公室的地图偷偷摘下来布置到防空洞里。他坚持到作战室开会，那里没有地图他就不得不换地点。”
第二天早晨5点钟，首长们吃完饭都先后进洞了，只有彭总没进去。洪副司令员来叫他，碰上他正在追问岸英是谁把他的作战地图拿走了？洪副司令员接过话头说：
“你不是说今天研究作战方案嘛！”
“是啊！”
“所以呐，我让岸英拿走了。已经在防空洞里挂好了，就等你去开会了。”
“什么！谁让你随便改会议地点的？”彭总火气上来了。
“老总，你别发火。这可不是我个人的决定，而是‘志司’（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党委决定的，你看过‘志司’的三条决定吧？你是否也该为其他同志的安全着想……”
彭总本来要发火，想了想被迫笑了：“你这个洪大个儿就是鬼点子多，什么为其他同志安全着想，其实… … ”
“好啦，老总！大家都在等你。”他一边说一边推着彭总出了门，回头又小声对岸英说：“让瞥卫员把老总的铺盖卷起来，拿到洞里去。”
岸英跟彭总进洞后，想到彭总作战室抽斗内，彭总给中央报告的手稿以及他的一个笔记本没有带出来。他待会议开始后就悄悄抽身出洞，回到山下的作战办公室。人都疏散了，只有高瑞欣、徐亩元和成普在值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