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是中国十大元帅排行第一的朱德的独生女儿；是一位怀着平常心、做平常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一生的帅府平民女。
一向安于平淡生活的朱敏，迎来了1995年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纪念日。俄罗斯政府也在这个纪念日，向当年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老战士颁发了由总统叶利钦亲笔签名的纪念奖章，以奖励那些在“二战”时期做出贡献的英雄们。中国有18人被授予纪念奖章，其中15枚是颁发给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境内和苏军并肩作战的中国将士。还有3枚，一枚授予当年国际儿童院女生队长李特特（李富春、蔡畅之女），她在苏联4年卫国战争时期，获得过“马克希姆机关枪手”的证书；另一枚授予中国在苏联的战地记者；再一枚就是授予这位帅府平民女朱敏，以表彰她在卫国战争时期不畏强暴，严守身世，顽强地在集中营中活了下来，最终回到莫斯科的动人事迹。
朱敏将这枚奖章和她当年含在舌头底下，躲过法西斯检查，带进集中营的列宁纪念章一起，摆放在她的书桌上。尽管这两枚纪念章相隔了50多年，但共同记载着她那段终生难忘的艰苦奋斗的岁月。
朱敏从德国集中营回到苏联后，又进人国际儿童院学习。
1950年夏天，朱敏迎来大学第一个暑假，她第一次要回国度假了。离别父亲10年的朱敏，胸佩“列宁师范学院”校徽，第一次回国，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走进中南海的家。这是她24岁生命中，经历了战争、死亡、地狱般的生活，经过7 天7夜火车上的巅簸后，第二次和父亲团聚。
当她站在父亲的客厅里，四下打量着这陌生环境时，康克清从里屋走了出来。她一看到朱敏，急忙走上去紧紧拉住她的手，一声“朱敏”尚未喊出声，眼眶里已是泪光闪闪。
朱敏扑到妈妈怀里，硬咽地说：“妈妈，我回来了，回家了！”说到“家”字时喉咙里迸出酸涩的滋味……
朱德开会回来，父女俩拥抱在一起。朱敏用泪眼瞅着父亲，10年了，父亲没变，还是那样朴实、健康，双目中充满了慈爱和喜悦。
在这短短的相聚中，朱德非常关心女儿在国外的生活和学习。8月23日，他专门给女儿题词：“虚心学习理论，更要求与实践相联系。”当时，朱敏由于长期在国外生活，中文程度很差，读中文文章仍有困难，于是父亲就戴上老花镜，让女儿坐在身边，他用手一行一行地指着，教女儿一句一句地读《新民主主义论》 和《论人民民主专政》 等著作，并边读边解释。父亲在百忙中还请老中医来为女儿治病……两个月的假期转眼就过去了。
当朱敏再回到莫斯科时，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比过去好多了。这时，爱神也光临到她荒漠多年的情怀中。
1952年，康克清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后路经莫斯科。当妈妈的自然非常关心女儿的婚事，当然这其中也有爸爸交给妈妈的“任务”。
朱敏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名叫刘铮夺的翻译相爱了，朱德和天下的家长一样，既高兴又放心不下，就让康克清亲自去摸一下情况。
刘铮出身于平民之家，而同朱德元帅的“千金”谈恋爱，在大使馆自然引起了轰动。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传统，在中国人聚集的大使馆里还是有土壤的。当朱敏听到一些传说后非常生气：婚姻恋爱是我们俩人的事，谁也别想让我回头！我认定了刘铮，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我们相爱的脚步！
康克清了解这些情况后，就与大使馆商量能否见见这位未来的女婿？大使馆以给康克清送文件的名义，安排刘铮与康克清相见。刘铮并不知道康克清是在相女婿，但他们通过见面、交谈，被丈母娘相中了。
当康克清将了解的情况告诉朱德后，朱老总特别尊重女儿的选择，给予她“当家做主”的最大权利，使得在别人眼里门第悬殊的婚姻有了美满的结局。
1952年底，朱敏和刘铮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结婚时，朱老总和康克清只是发电祝贺，其余一切均由小两口自行处理，不加干涉。朱德充满深情地写信对女儿、女婿说：“你们独立生活了，今后在经济上我不再帮助你们了。但是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我还是给你们买。”送给女婿的礼物就是刚刚出版的一套《毛泽东选集》三卷精装本。
1953年，朱敏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快要毕业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也要出生了。朱德给她写信说：“毕业后就马上回国，让孩子在北京出生，你的工作也落实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朱敏很高兴，当老师是她的终生志愿。她听从了父亲的意见，毕业典礼一结束，就匆匆返回祖国，让她的孩子一出世就呼吸到祖国的空气。
朱敏听从父亲的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当了一名俄语教师。孩子也顺利地出世了。朱敏想，有了孩子，父亲自然会让她和孩子住在一起。没想到产假一结束，父亲不但催她去上班，还把孩子抱到他和妈妈的主房间里，让她搬到学校职工集体宿舍里去住。
朱德把外孙留下，却把亲生女儿“赶走”的做法，着实让女儿有些不满和伤心。然而，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父亲说：“你住在我这里，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只会使你脱离群众，滋长优越感。你长大了，不能靠父母过日子，要自力更生，学会独立生活，要能吃苦。”
父亲的做法开始让朱敏不理解，但父亲在严厉中充满了慈爱。父亲对她说：“我们现在都在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互相帮助，你去上班工作，孩子就放在我这里，我替你安排好，你不要惦记。”末了，又反复叮呼：“一定要专心工作，不能为孩子分心。”
朱敏初当母亲，有时便抽空悄悄跑回来看看孩子。朱德知道后总要批评她不听话、不安心工作，朱敏只得按父亲的要求，一心一意全身心地投人工作，节假日才回去看望二老和孩子。
当时，虽然朱敏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孩子，但学校的新职工宿舍楼还没盖起来，她只能在学校的职工集体宿舍住，这一住就是4年。
1954年的秋天，新中国成立5周年的国庆节。朱敏想，父亲一定会带她上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活动的。以前她两次从莫斯科回国度假时，父亲曾经带她去过天安门城楼。她左等右等，父亲没有一点带她去的意思。她实在忍不住了，就直接向父亲提了出来，哪知父亲没有同意。可她不死心，为了达到目的，还哭出了眼泪。
一向和气的父亲这时不仅没有心软，而且很生气地问她：“朱敏，难道你真这么不懂事？”
父亲的话伤了朱敏的自尊心，就争辩说：“我们在莫斯科时，每年苏联的十月革命节，斯大林都邀请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上红场观礼台，我在中国倒不能参加自己的国庆节！还不如斯大林……”
“你住口！”朱敏第一次看到一向和蔼可亲的父亲和她发了脾气，她开始后悔……
“斯大林请你，是因为你是我朱德的女儿，是苏联的客人，那是出于外交礼节，出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尊重。可现在你是在中国，不是客人，如果要参加国庆活动，你可以和你们学校的同事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和那里的群众一起联欢。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地方，不是你该去的地方！以前因为你是孩子，是个久居外国的孩子，可你现在是大人了，是学生的老师，必须要严格要求才对。”
朱德从天安门城楼回来后，看到朱敏仍不太开心，就耐心开导说：“父亲也想了，早上对你的态度是严厉了些，你可能觉得委屈。不过，你想过没有，其他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去天安门城楼吗？因为父亲的关系你可以和其他普通人不一样，结果会怎样呢？只会增添你的特权思想。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是封建王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时代。你要记住一点，你是一个普通的人，和所有人一样要自食其力！爹爹讲的道理，你能明白吗？”
朱德这番话让朱敏从另外一个角度接受了一个新问题，一个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中央领导人的子女走向社会后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位置？是特殊阶层的一分子还是普通阶层的普通一员？朱敏选择了社会普通一员的位置。然而，选择这个生活位置又带来了一个实际问题，是普通人就必须享受普通人的“待遇”。这一点，朱敏以前没有想过，更没有将“普通”两字放进生活中去咀嚼去体验。
这件事情虽然说很快过去了，但朱敏深深感到父亲有些做法是不能用人间常情和父女亲情作简单比较和解释的！直到父亲去世，朱敏再也没有上过天安门城楼，也没有再提出过类似的要求。
过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是要有普通人那金子般的平常心的。磨练这种平常心可不是一件易事。朱敏结婚多年了，因为学校住房紧张，只能给他们夫妻分一间12平方米的单人宿舍，房间里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厨房。刘铮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有大半年在国外，年幼的儿子被朱德留在中南海抚养。面对狭小的房间，朱敏常常感到很孤独。
有一次，朱敏鼓起勇气对父亲说：“父亲，你年纪大了，你就我这么一个女儿，让我留在身边可以照顾你的生活，也可以尽尽做女儿的孝心。”
朱德却说：“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是祖国和人民供养出来的大学生，你回来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建设做贡献，而不是回来做孝子贤孙的。只要你好好工作，就是对爹爹最大的孝顺。我不能把你当做私有财产留在我身边，你以后不到星期天就不要回家来，孩子有我们照顾，你应该放心。”
朱敏听了父亲的话，思想并未完全通。心想：家里除了父亲和妈妈外，还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怎么就不能多我一个呢？思想不通，就暗中和父亲斗气。干脆连星期天也不回去，看爹妈想不想？这样一赌气就不回家了。朱德和康吃清见女儿好几个星期天没有回来，就让警卫员去找她回来。
朱敏一进门，看见父亲正抱着她的孩子玩“扎胡子”，父亲把他大胡子下龟往孙子脸前一凑：“扎扎扎……扎”小家伙一听见这声音就开始一倒一歪地左右躲闪，咯咯笑得口水直流……
朱敏看到这情景，一肚子怨气被他们祖孙欢乐的场面融化了。朱敏心中暖暖的、鼻子酸酸的，父亲将他迟到的父爱全部补偿在孙子辈身上。那份真挚而深沉的爱，如果不经过委屈，不经过思考，是不会深刻体会的。朱敏完全理解了老人对她的一番苦心：他无非是想让自己快点适应工作环境，多为国家做贡献。
朱敏按照父亲的要求，星期天才回家和家人团聚，其他时间都住在学校，精力全部放在了工作上。
朱敏在苏联上学时，一直过着供给制的半军事化生活，养成了“听号音起床、吃饭、上课、睡觉”的习惯，生活中只有集体活动的概念，其他生活琐事，柴米油盐都与她无关。因此，她不知道个人生活的内容里还要包括自己精打细算地“花钱”。起初，工资发到手，不知道该怎样花。结果一个月工资，半个月就花光了，没有办法，只好找父亲求援。
朱德见朱敏衣兜里只剩下几个硬币，不由得笑了起来：“怎么？老师同志成了穷光蛋了，工资一个人花还不够？别人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过的？照你这个花法，不把全家人的脖子都扎起来啦？你的毛病是没有计划性，以后爹爹帮，你制定开支计划，要养成良好的用钱习惯。”
朱德真的给女儿搞了个详细的开支表，比如每月伙食费多少、水电费多少书本费多少、衣物费多少、杂支多少、零花多少等，一项项十分仔细。朱敏以后就按照父亲这个开支计划用钱，再没有出现经济危机，逐渐养成了节省的习惯。
后来朱敏共有六个孩子，生活相当紧张，但她从来没有向父亲伸过手，就靠他们夫妻两人的工资，将清贫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孩子们个个都长得很结实、健康。朱敏至今也不乱花一分钱，她这个让子女们都有不同看法的节省习惯，是一辈子也改不了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敏越来越感受到父亲严格“家规”的深远意义，直到后来，这意义已经化为朱敏生活中的准则和留给后辈的最宝贵的财富。正因为当初朱德没让女儿享受特殊的生活，让她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才使朱敏拥有了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和普通人那可贵的平常心。
朱敏的为人行事，让人不得不佩服、尊敬。少年时代受了那么多苦，身体也被折磨坏了，可她从来没有娇过自己，可怜过自己。她对生活抱有异常顽强的乐观态度。如果她这一身病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即使不被疾病拖垮了，也会被自己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倒。可她至今仍然一边和疾病斗争，一边充满信心地生活。
如果看到朱敏娇小的个头和虚弱的身体，谁也想像不出她养育过五个高大健壮的儿子和一个漂亮的女儿。虽说有六个孩子，平时家里空落落的，不到星期天，孩子们都不回来。这不能不让邻居们感到奇怪。有人忍不住问他老俩口，孩子怎么一个也不在家里住？孩子住在家里，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
朱敏住普通人的房子，过普通人的生活，就连生孩子，她也和普通人想法一样，希望有儿有女。可是命运对于这个不幸多于幸运的女性，总是不大公平，生孩子也不是想要什么来什么。第一个儿子出生后，就希望老二是个女孩，可老二一落地让朱敏好扫兴，又是一个共和国的“男性公民”。
她那几年特别希望有个和她一样漂亮的女儿，在新中国幸福地生活，让她失去的一切在女儿身上得到实现。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也不计划生育，妈妈们生得越多越光荣。朱敏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可一看别人家的女孩子，就羡慕得要命，决定再孕育一次“希望”。等到生产的时候，没有想到生了一男一女——双胞胎！
这个珊珊来迟的女儿，终于圆了朱敏的女儿梦，从此她结束了生育使命。现在，一到星期天，在北京的孩子便携妻带子回到家中看望父母亲。除了最小的女儿在加拿大，其余五个儿子都在北京工作。老大刘建一直在爷爷朱德身边生活，也和爷爷一样是名军人，其他孩子也各有各的职业，虽说这5只虎中没有“腕”没有“款”，但个个都有事业心和幸福的小家庭。
孩子们长大了，一个个都知道心疼父母，关心父母。但他们无论如何，没有经历过父辈们所经历的年代，没有受过妈妈所受过的苦，也不可能完全理解爷爷把妈妈培养成了一种什么样的人。即使他们知道一些，受到过家庭的一些影响，在现在的社会时风中，还能保留多少呢？因为他们当时毕竟太小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朱德家的粮食吃超了。朱德和康克清就想办法用野菜和红薯代替细粮。朱德当时决心和人民共度难关，是不吃肉的，有时吃一点营养餐，孙子就眼馋，爷爷最后连营养餐也分给孙子吃了。朱敏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更加深了对爹爹的理解。在那个年月，朱德常对朱敏说的一句话就是：“老百姓怎样生活，你就怎样生活。”
1965年底，北京师范大学组织部分师生去山西农村搞“四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开始于1964年，先是针对农村的经济问题进行清工、清账、清财、清库。后来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倾向，运动矛头逐步指向农村的基层干部，由单纯的经济“四清”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政治运动，范围也由农村扩大到全国城乡。这场运动持续了两年，直到“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才告结束。
朱敏听说学校下乡搞“四清”运动的地点是山西东南地区，那是父亲抗战时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就去报名。但她所在的外语系领导没有批准，说她身体有病，不适宜去农村工作。那个年代的人活着就讲一种精神，一种现代人无法理解的精神：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政治运动不能不参加。当时朱敏正在患高血压病，而且血压持续高了很长时间，总是降不下来。但朱敏天生乐观，又经历过多次的死里逃生，根本没把病放在心上，还是争取去农村搞“四清”。有人劝阻她，说这样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太冒险。高血压不是其他病，一旦出事就是大事，搞不好还会要命的。朱敏虽有一点犹豫，但并不死心。她回家把自己想下乡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朱德鼓励朱敏说：“你应该去。尤其是你从小在国外学习，不了解中国的农村，更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去经受锻炼。”
组织上还是不放心朱敏的身体，为此专门派人去找康克清征求意见。康克清说：“这是毛主席对下一代的要求啊！她父亲也支持她去，要她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她对农村实际知道的太少了，请组织上把她带去吧。”
这次下乡，朱敏是第一次下农村，而且是到贫穷的老区，对她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
朱敏到晋东南后，按照父亲的嘱托，到王家裕和砖壁村看望了乡亲们，还看望了当地的老八路，和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朱敏去农村工作的两年中，高血压症倒是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但一件意想不到的灾难却悄然而至。开始时，她老是觉得右眼发胀发花，以为是睡眠少、眼睛疲劳造成的，就点点眼药水，没有当回事。过了半年，眼睛有一天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而且肿胀得十分厉害。工作组的同志连夜将她送到县医院，但县医院无法确诊是什么病，估计是高血压引起的视网膜出血。这种病，县级医院是无法医治的。
朱敏下乡的点是在深山之中，外出一次非常不容易。她因为眼睛不好使，走路看不清道，结果一次夜间行走山道，在一个山崖边失足，落人10米多深的山谷里。同志们打着手电找到她时，她满脸是血，已经昏迷不醒。她的腰和腿都受了伤，但严重的是头部，在激烈撞击中导致眼底出血，原来处于半失明状态的右眼，彻底看不见了。
工作组的随队医生经过紧急抢救、处置后，仍未使朱敏脱离危险。在这穷乡僻壤的山沟里，交通十分不便，即使调用当时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如果县里能派汽车来接，最少也需要七八个小时，对于生命垂危的病人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工作组领导果断决定，连夜打电话到北京，找朱老总求救。
电话终于接通了，朱德一听说女儿朱敏发生了意外，十分着急，忙问：“现在人怎么样？你们说怎么办？”
“病人生命垂危，我们意见立即送北京抢救，越快越好！可我们这里用汽车送县医院，最快也要七八个小时，而病人根本再经不起长途颠簸，最快的办法是派直升飞机……否则，无法保住病人的生命……”
朱德拿着听筒的手微微地颤抖着，指挥过千军万马身经百战的总司令犹豫了，在千难万险、血与火的搏斗中，他何曾有过今天的为难？今天的寡断？“总司令，总司令！请您给我们派飞机来！快，派直升机！……”工作队长澈声嘶力竭地呼喊着。
朱德听到了对方的呼喊，听到了对方的请求！然而，他难以下这个命令，因为要抢救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亲生女儿，惟一的女儿……
“首长！首长！我是随队医生，我是随队医生！你听到了吗？你在听我呼叫吗？”那位女医生在喊叫中，已带着硬咽、带着哭声。
“你说吧，我在听！”传来了朱德浓重的四川口音。
“首长，我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请求您，请您救救朱敏吧！朱敏是您的女儿，但她不仅仅是您的女儿，她首先是人民的女儿！我以人民的名义，请求您救救人民的女儿吧！……”
朱德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是女医生最后的话打动了他的心……
“好！立即派直升飞机去！”朱德回答说。
……
直升飞机用3个小时，把生命垂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朱敏接到北京，送进了北京医院。朱德已等候在医院的大门前……
经过紧急抢救，朱敏的生命总算保住了，但她的腰不能彻底复原，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症” ；更严重的是，她的右眼必须摘除，否则左眼也会失明。
朱老总最先知道这个情况，而且要他为女儿抉择。他实在难以接受，女儿就这么瞎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实在让老人心痛！
从朱敏出生后，朱老总就非常喜欢她那双眼睛，特别是那黝黑的眸子，现在让他签字摘除一个，老总怎么会甘心？他找来最好的眼科大夫，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无回天之力！最后老总只好同意“摘除右眼保左眼”的方案。
朱敏从昏迷中清醒后，就听到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她的眼前一片黑暗，思维陷入了停顿，什么都不知道了。她被推进手术室，没有打麻药之前，她的心已经被麻醉了。等她恢复知觉后，右眼已成了一个黑洞。不满40岁的朱敏，已经是个半瞎子了。
朱敏失去了一只眼睛，疼在女儿的身上，疼在爹爹的心上。朱老总多次去医院，看望、鼓励女儿振作起来，战胜疾病、战胜困难。要用一只眼睛，走上讲台，去讲课、去工作、去抚养孩子，去走完以后的人生道路！
朱德在女儿病床前，乐观地用苏联英雄保尔？ 柯察金的事迹让女儿明白：你是健全的人，一只眼睛同样可以工作，大可不必难过和伤心。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的，下农村你有了收获，思想有了进步，但眼睛坏了，有得有失，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渐渐地，朱敏战胜了失落的情绪，毕竟这个世界在自己一只眼前，依然是光明的，是五彩斑斓的，没有理由自卑、哀伤……
后来，朱德又请眼科专家为朱敏装了一只假眼球，因为安装技术好，假眼球在眼眶里特别逼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打倒朱德的大标语也上街了，红卫兵对朱老总也进行了揪斗。这样，朱敏一家在大学的日子也不好过。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组织的人上家来，要他们夫妇交代父亲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开始他们听了觉得很好笑，父亲整天教育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怎么会反毛主席呢？结果刘铮也被批斗了，朱敏去中南海看父亲也被挡在门外，最后连康克清也有家难回了。
更有甚者，说什么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把保存下来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的；《朱德的扁担》 也改名换姓，变成了《林彪的扁担》……在诸多见证人还活在人世时，就已经这样公开的篡改历史……
朱敏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坚信：历史终究是历史，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有些事也许可以欺骗一时，但不能欺骗永远！
只有一只眼睛的朱敏，她那样清楚地看透了这一切。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朱敏又开始了第二个教学的春天，她用一只眼睛备课、写讲义，走上讲……她不仅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作了大量教学研究，写出了一篇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被晋升为教授。
10年的孜孜不倦，10个春夏秋冬，她耗去了青春年华，她付出了自己能付出的一切。年满60岁的朱敏该退休安享晚年了。然而，早已和教育事业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的她，无法离开这项深爱的事业。她一退休，就和其他教师一起创办了一所为部队干部战士服务的函授大学― 北京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她出任院长，继续用生命的光和热在教育战线上燃烧自己，光照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