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已过，我仍坐在台灯下，辗转着手里那封已经看了多遍的信。心潮阵阵翻涌，泪水禁不住顺着脸颊流下来，落到书桌的玻璃板上，点点滴滴连成一片。
这封写给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的信，是任弼时的长女任远志亲手交给我的。她叮嘱说：“这封当时无法寄出的信，我整整收藏了20多年，从未向外人披露过。我同意你拿去看，但一定要保管好……”
一个磨损的用低劣粗糙的牛皮纸糊的信封，装着一卷儿无法摊平的64开单面书写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画着圈圈杠杠。她解释说：“这信纸是偷偷从写检查的纸中‘贪污’的，信封是洗衣粉包装袋拆开自糊的，信是在每天半夜里当同屋的看守睡着后蒙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的……”
我打开卷曲发黄的纸，那些密密麻麻不同墨迹的字映人了眼帘，有的地方已经模糊难辨了。
敬爱的周伯伯、邓妈妈：
最近，我终于争得了看报纸的权力。从报上得知二老都很好，我从心眼儿里感到高兴和幸福。二老不会知道，我现在还在受着隔离审查，没有人身自由。这封信只能偷着写，把我这些年的境遇向二老作个简单的汇报，事情只好从头说起。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正在2207工厂搞“四清”。不久，我爱人小白被当做“反革命”抓起来了。我回单位后，“军博”很快分成了两大派，一派叫“军博总部”，我成了“总部”的一名战士；一派叫“军博红司”，是我们的对立面。两派斗争很激烈，但主要是打嘴仗，通宵达旦进行大辩论。尽管这样，在毛伯伯要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号召下，我们终于在1967年9月实行了大联合，建起了谈判机构，形势一步步向好的方面发展。经过我们细致耐心地工作，“军博总部”已从几十人发展到500余人（全馆600来人）。就在这个时候，军委办事组却直接插手到军博，破坏大联合，挑动群众斗群众。李作鹏也亲自上阵，对我“总部”战士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公开说“军博总部”是个坏组织，“我劝你们快些退出来”。并当场给我“总部”强加了四条罪状……
我想不通，不服气，觉得他们这样做有鬼。我就在群众中说：“让他们表演嘛！表演得越充分、越彻底越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还说：“有些人根本不配在军委办事组工作，有损军委办事组的形象和威信……”
我没有想到，我说这些话竟成了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更严重的是，我就林副统帅去看三军演出时说过一些过头话。我说：“林副主席当然要去看三军老保的演出，因为他是支持他们的。而老保又是保他的。毛主席就没有去，毛主席是支持造反派的，造反派是保卫毛主席的。”这是派性作怪说的话，我冷静下来也觉得这些话是说过了头。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抓住这些话，就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硬逼着我交待我是如何恶毒攻击毛伯伯的。还造谣说，我在2207 工厂搞“四清”时，是去刺探情报的。江青阿姨在解放军报传达室门口见我，我那时已受人指派，刺探江青阿姨的情报，还打印了2207工厂密件车间的密件，偷看了密件快报和校样……甚至还说我给叶剑英伯伯的女儿叶向真打过电话，泄过密；我还操纵了七机部“91 犷的勤务员叶正光等。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这个革命后代，一夜之间竟成了“现行反革命”……
我接受批判时，心里一片茫然。“反革命”？我无法接受强加在我头上的这个事实，我的双眼里充满了委屈的泪水。在我出生不到百天，由于叛徒告密，我随妈妈被捕关进了上海龙华监狱。后经党组织和伯伯您的多方面营救，加上妈妈的坚贞不屈，始终装成一个不大懂事的农村妇女，死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在敌人把她逼急时，她就暗暗地用手拧我的大腿和屁股，疼得我大哭大闹，又拉屎又撒尿，大闹公堂，搞得敌人无计可施。出狱后，妈妈将这些事告诉我舅妈赵一曼，舅妈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屁股、亲着我的脸蛋儿说：“我的好外甥女，真了不起，从小就参加了对敌斗争……”想起这些，我就更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
1968年4月12日夜里，卫戍区逮捕了我，关在白庙监狱，直到1969年11月2日把我转送山西总政“五七”干校。我被军队专政机关整整关了一年半之多，他们没有说一句为什么。军博又把我送到山西实行了“群众专政”，又给我扣上了“5 ？ 16 ”分子的帽子，整整斗了10个月。斗来斗去，我成了“老运动员”了，反而更冷静，把一切看得更透了。在这漫长的牢狱生活里，使我有时间回顾已经走过的路。尽管在党披满战尘的征途上，我没有像你们老一辈一样，赶上翻雪山、过草地；也没有像我们有些同代人一样，在共和国崛起的建筑上，砌上大量的砖石。然而，我越来越坚信，我已走过的路没有错。
伯伯、妈妈啊！你们是知道的，我不到两岁妈妈因接受您的指示去苏区，就把我送到湖南老家。直到1946年6月党组织才找到我和妹妹，把我们送到延安。当时我已15岁了，还没有见过爸爸，对妈妈也一点印象没有了。在延安机场上，我凝视着来接我的陌生的小个子妈妈。在延安城的新市场大街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留着小胡子的爸爸，同时也认识了朱德爹爹，康克清妈妈，杨尚昆叔叔和李伯钊阿姨……，那么多人围着我，问寒问暖，问长问短，我这个在农村长大的黄毛丫头，竟然成了这些人关注的中心，这使我第一次感到了人世间的甜蜜、幸福和父母爱。到了杨家岭，又正巧碰到了毛伯伯，他拉着我的手，抚摸着我的头，亲切地问这问那。这一天啊，1946年7月1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不但在这一天得到了爸爸妈妈的爱，而且得到了人们敬仰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爱。
在撤离延安的行军路上，由于夜行军我摔伤了腿，不能和学校一块转移，有幸和伯伯您以及毛伯伯生活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那孔连通的大窑洞。毛伯伯住在左边的大间，您和陆定一叔叔住在中间，我爸爸办公、睡觉在右边的炕上。炕后有个老乡存放粮食的洞，我和妹妹就睡在那洞里。当时战斗很紧张，你们为了保密都不称自己的名字。毛伯伯叫李德胜，您叫胡必成，陆定一叔叔当时是直属队的政委，就化名为郑位，我爸爸是直属队司令就化名为史林。我们当时看到这些很好玩，就像做游戏似的。你们住的地方臭虫蚊子很多，你们在工作时，常常一手写文件，一手不断地赶蚊子或捏臭虫。我当时虽还不太懂事，但已经知道心疼你们。每到傍晚，我就用缴获的洋蜡作武器，去焚烧臭虫。从毛伯伯住的那间窑洞开始，顺着墙缝烧，从这间到那间，烧得臭虫劈啪作响，就像炒芝麻一样。那也是一场战斗啊，我从中感受到了胜利的乐趣，也得到了您的赞扬。记得您曾高兴地提醒我：“大女儿，快到妙芝麻的时候了。该你来消灭另一个战场上的‘飞机’、‘坦克’了。”
有一次我病了，毛伯伯走到我躺着的洞口，关切地问：“大女儿，你好些吗？以后大冷天，别到河里去洗衣服了。脏就脏点吧，现在是过渡时期，等到条件好了，我们再去讲卫生。”伯伯您用冷毛巾，搭到我发烧的头上，轻轻地拍着我的脑袋说：“大女儿，快退烧吧，不然就没有人去替我们消灭那些‘飞机’、‘坦克’了。”…… 想起这些往事，真够我骄傲一辈子啦！我出生在那样一个家庭中，成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怎么会成为一个革命的叛逆者？难道我的血液里，会流动着另一种意识？不！我相信自己，永远是忠于革命的。
从1971年3月开始，停止了我一切劳动，让我专门交待与红线、黑线的联系。周伯伯、邓妈妈，我糊涂啊！我实在分不清谁是红线，谁是黑线。那么多叔叔阿姨，他们在我的心中、眼里都是好人，可一个个被打倒了，加上了这样那样的罪名。我分不清真假，不能胡说啊！我不讲，他们就搞逼供信，进行威胁利诱，说：“事情是客观存在的，你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你不认错，难到毛主席错了？党错了？你死不悔改，就是对抗毛主席，对抗党，就凭这一条，就能判你15年徒刑。”
我非常痛苦，有时我的决心、意志也开始动摇，也开始怀疑自己。本来我曾十分坚信自己，一个党的孩子，绝不会反党，绝不会去摇撼在懂事后就建立起来的革命信念。可是，我更相信党，相信毛伯伯。如果在这两者之间一定要分出对错，那肯定是我错了。我错了，错在什么地方？怎么错的？我无法找到历史根源，阶级根源，我的态度还是不老实……
我刚关进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们怕我自杀，把裤带、鞋带、发带、发卡都收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不但当面辱骂我：“你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死了算啦？你可以自杀。”而且还有人竟将灭蚊子的敌敌畏放在屋里。有一天晚上，看守们都去看电影了，把我反锁在屋里。外面黑洞洞的，冷风一阵阵袭来，我的情绪很坏。我望着昏暗的灯光出神，凄厉的风声使我心神不宁，我想妈妈，想爱人，想孩子，我不知道他们的死活。我活得太累了，太苦了。我开始可怜自己，我不知道这样的日月还得煎熬多久。我想着、想着，想起我藏到炕洞里的那半瓶敌敌畏。我下意识地走过去，拿起那半瓶毒汁在灯下照了照，我拔下瓶塞，用鼻子闻了闻。我轻轻摇了摇瓶子，觉得一口气喝下去并不难，那样，这一切痛苦都没有了…… 我缓缓举起瓶子，将瓶口对到嘴上，当我将要仰头喝的一刹那，毛伯伯和我爸爸还有您以及亲人们和孩子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眼前……
那是1947年我临过黄河前，拿一个小本子请毛伯伯给我写句鼓励话。毛伯伯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要过黄河了，给你写句什么话呢？”他稍微思考了一下，挥笔在我的小本子上写下了“光明在前”四个字。我带着这个小本子，带着前辈的无限关怀和期望，过了黄河，进了北京，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和现役军人。每当我在前进的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毛伯伯的题词“光明在前”就会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办法。我是爸爸的好女儿，我不反党，不反毛伯伯，为什么要自杀呢？难道我害怕眼前的困难了？我父亲在国民党监狱中屡受电刑仍坚贞不屈，他靠的是什么呢？“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我一下子清醒了，我高举起敌敌畏瓶子，用劲将它摔到地上。“呼”地一声响，玻璃瓶粉碎，那有毒的液体溅得满地都是，我仰头对着灯光，无声地笑了。
敬爱的周伯伯、邓妈妈，通过这些磨难，你们的大女儿真正长大了。以前，我只知道组织上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党叫干啥就千啥。现在我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了。我的父母都坐过监牢，他们是为革命而坐的。我们全家人是党和毛伯伯从国民党的屠刀下解救出来的，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党，反毛伯伯。我过去的确不懂事，尤其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个糊涂蛋。但现实硬把我推上政治舞台，更有那些“抬举”我的人，竟然也把我看成一个“人物”，那样看得起我。长期关押审查，甚至扬言还要再关三五年，看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呀！一切我都想好了，请二老放心吧！
周伯伯、邓妈妈，这封信我已写了半个多月了，还没有写完。每天晚上，只能等身旁的看守睡熟后打着手电蒙在被窝里写。时间有限，精神紧张，想起什么写什么。纸太薄，笔又不好使，字写的很小又不清楚。我本想修改、重抄，但没有条件。有些段落下我画了杠了，是准备修改的，现只能原样寄给二老了。
说到寄信，我更犯愁了！在现在的处境下，我能通过什么办法把信寄出去，又能送到二老手里呢？想到这些我禁不住又掉泪了。原谅我，原谅你们的“大女儿”，这泪水绝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对二老无限的思念！
周伯伯、邓妈妈，我将近4年还差两个月没有和家人通过任何信息。经过我的据理力争，昨天他们答应我，最近可以安排让我见见孩子，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我坚信党，坚信毛伯伯，坚信我的问题迟早会搞清楚的。
敬祝二老永远健康！
大女儿远志
72年2月
读完这封信，我们不难看出，历史给远志开了个严肃的大玩笑。她出生不到100天，由于叛徒的告密，随同妈妈被关进了国民党的监狱，当了近一年的小囚徒。文化大革命中，她始终不知道因为什么被“无产阶级专政”，只好留下了“绞架下的报告”。任远志在看守的严密监视下，用革命后代的赤诚和忠心，写了这封无法寄给周伯伯、邓妈妈的信，这难道是历史的巧合吗？
当代的中国，有不少人经历过这一心灵上的痛苦搏斗。但远志比别人的经历在时间上要长得多！她解除“专政”后，仍不分配工作，一呆就是20年。整整20年啊！这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多么漫长的一段啊！
后来，她终于被中组部借去工作了。就像一个沉睡了近20年的人重返人间，近20年的沉睡，使她的热情和干劲储存了20倍的能量，她多么珍惜爱护这工作的权力啊！工作，为党，为人民工作，这是一种多么神圣的义务感！没有失去过工作的人，是永远不能理解这种感受的。马克思说过，没有无义务的权力，也没有无权力的义务，给人们以工作权力吧！按每个人的实际才能去用他们，去信任他们吧！远志所需要，所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
就是这些，远志所需要的是竭尽所能，惟有竭尽所能，才是人类的至美！
人们呵！珍惜我们的上辈人和同辈人用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换来的幸福吧！要前进，就会有困难。让我们永远牢记毛泽东的教导：“光明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