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子女时，邹韬奋从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总是充分考虑子女兴趣。邹家华从小就特别喜欢摆弄机器，对家里的玩具或其他东西，总是拆了装、装了拆，常将零件撒得满地都是，像开杂货铺似的。妈妈因怕影响爸爸工作，有时免不了责怪儿子。而邹韬奋却笑着说：“算了，算了，孩子嘛，别把他的兴趣限制死了，顺应其发展吧。过去，父亲把我送进南洋公学，希望我将来做个工程师。但我对数学、物理一类课程实在没兴趣，后来还不是改学文？工程师的幻想只好破灭。华儿如此喜欢机器，我们就朝这方向培养他吧，别像我一样，多走这段弯路。”
邹家华被分配到沈阳第二机床厂后，开始搞技术，后来当副主任工程师、厂长。1964年后调到北京机床研究所。“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干校，学种稻子。
叶剑英的大女儿叶楚梅，牢记着父亲的教诲，誓做一颗小螺丝钉。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但由于身体不争气，她未能完成在苏联的学业，只好回国治病。就是这样一位学子，在“文革”中也没有逃脱挨整的厄运。楚梅与其爱人邹家华曾多次被批斗。邹家华每次受批斗回来，身上都带着大大伽的斑斑伤痕。叶帅知道他们受到自己的牵连很是愤懑，但他相信教育的女儿不是软骨头。叶帅总是对他们说：“要挺得住必经得起群众运动，不要有什么想不开。”短短几句话，给女儿、女婿以莫大的慰藉。然而，这又成为他新的“罪状”，说叶剑英是黑后台，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残酷的迫害。
1968年，叶楚梅与邹家华以莫须有的“4821苏修特务案”的罪名，分别被捕人狱，虽关在同一监狱，却相互音讯杳无。一日两餐，每餐两个窝头，一碗连根带泥的咸菜汤。每次开饭只让盛有限的一点水喝，平时不供水。邹家华平素爱喝水，夏季渴得难忍，便想出一个主意：每次开饭盛水时，把凉鞋倒立放着，用鞋的前包头那块容积再盛点水存着，实在渴极了，就喝几口鞋里的水。
楚梅在狱中经不住非人的折磨，患了严重的妇女病，险些丧命。一次，在抢救时，医生给她滥用药，造成身体内分泌严重失调。脚指甲长得很长
了，连鞋都穿不进，不得不用牙去咬，结果连门牙也给崩掉了……
叶帅平素的言传身教，使女儿养成坚强的摧不垮折不弯的性格。虽然在“文革”中她屡遭折磨，却没有“低头服罪”。江青曾恼怒地对叶帅说：“你的几个子女，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然而，显赫一时的“女皇”，有时也装模作样去讨好拉拢一下这位铁骨铮铮的老帅。一次，江青为叶帅拍了一张照片，精心选放后送到了叶剑英处。叶帅看了一眼送来的照片，蔑视地说：“江青为我拍照，她一定以为我会掉两滴眼泪，买个镜框把它挂起来。可不知，我却把它卷起放到桌子底下，让耗子去磨牙！”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然而，此时他的女儿、女婿却还被关在监狱里没有人身自由。叶帅没有为此事去找任何人求情说理，他相信“真金不怕火炼”。几年的铁窗生活对孩子们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非常的考验和锻炼。女儿、女婿也能体谅父亲的心情：整个国家都在受难，人民都在受难，需要父亲保护的人千千万万，他此时怎能抛开人民去顾念自己的骨肉呢？
直到1970年前后，叶楚梅和邹家华才先后出狱。他们向父亲诉说了监狱里的非人生活，叶帅没有给他们以更多的安慰，只是把改善犯人待遇作为一个问题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后来，周总理指示发了一个改善监狱犯人待遇的文件。
叶帅的心是向着人民的。他深知结束“文革”这场灾难的基础和力量在于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斗争。他希望儿女们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坚信胜利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他曾在一位画家送给他的一幅“奔马图”上题字：“须知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时。”
1976年清明前后，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用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形式与“四人帮”进行斗争。虽然此时叶帅仍处在“四人帮”的严密监视之下，他却大义凛然让儿女们冒着危险去天安门抄诗。看着一首首小诗，犹如一枚枚射向“四人帮”心脏的炮弹，他特别高兴。楚梅说：“父亲可愿意听我们讲一些老百姓的议论和看法了。每当我们去看他时，他总是追问个不停。听我们讲到一些群众揭‘四人帮’深恶痛绝的事，他喜不自胜。有一次，他自己实在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也驱车去天安门广场兜了一圈。后来他的车号被人发现，追查所谓‘天安门事件’后台时还查了好一阵子。”
1976年10月，春雷响彻中国大地，从此，一场历史性的灾难结束了。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楚梅曾感慨地说：“打倒‘四人帮’后的一天，父亲让我们都回家吃晚饭。他神采奕奕，像小孩子似地边说边打着手势，尽情地抒发着逮捕‘四人帮’后无比激动的心情。我们魁他那兴奋的神态深深感染，非常理解父亲那为民除害后的心情。”
“林彪事件”后，1972年邹家华回到北京，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研究院副院长，次年，任国防工办副主任。
1976年，邹家华调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邹家华待人宽厚和蔼，人际关系好，生活上艰苦朴素。
1985年，邹家华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调任兵器工业部部长时，正逢兵器工业面临着产品的销路问题。他一上任，便明确把生产重点放在发展民用产品上，很快打开销路。如今民用品产值已达兵工系统的60％以上。
他出任国家机械委主任，一改机械工业只求自身发展的观念，提出以用户需求为目标、以服务用户为宗旨，使中国机电工业较好地发挥了国民经济装备部的作用。
1988年，严重的能源短缺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一度出现存煤仅够两天用的紧急状况。邹家华奉命统一调度，协调交通和煤炭生产，很快扭转了局面。
1989年，他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任。次年1月，应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邀请，带团访问日本。由于他态度谦和，工作踏实，打开了当时的中日关系僵局，使一度中断的日本对华投资有了转机。
1990年5月，他在接见外宾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如此规模，采取完全的计划经济是不行的。他说：“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国家不可能什么都管。”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实在难得。
1992年8月，深圳股市出现风波，邹家华亲临深圳，听取深圳市领导汇报，表示：“深圳股市的大方向是好的，出一些问题不要紧，希望不断总结经验。”这些话在深圳广泛流传，对大陆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正是由于他有着“干活胜过空喊口号”的观点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1991年初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他被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计委主任。他分管主持编制国家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重大的资源配置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调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
他还在国务院与中央军委双重领导的两个重要机构——交通战备小组和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国防部长秦基伟任交通战备小组组长，邹家华则任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主任。他作为最高级别的军火专家，还兼任着中国最大的军火企业的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