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爱女瞿独伊，是瞿秋白这位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掌上明珠。但瞿独伊并非瞿秋白的亲生，可谁又能说他们的父女情不如亲生呢？
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婚后，彼此尊重，相爱至深，但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消除不了之华内心的隐痛，她十分思念惟一的女儿——独伊。
年仅3岁多的宝贝女儿究竟生活得如何？这不能不让母亲挂牵！直到1927年，他们才把独伊弄到了身边。之华深信秋白会给她的小独伊比常人更多的爱。她不让女儿简单地叫瞿秋白“爸爸”，而一定要女儿喊他“好爸爸”。
瞿秋白的确是个“好爸爸”。虽然他和小独伊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多，却用他全部的爱心，用他的人格气质哺育着独伊这棵幼苗。尽管他们没有血缘之亲，但在思想上、精神上已融为永不可分的一体。
1935年的一天，瞿独伊正和一批小朋友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参观。忽然，在《共青团真理报》 上，看到了父亲瞿秋白牺牲的消息。她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晕了过去……独伊被救醒后，脑子里回荡着父亲的身影。那是5年前，因为中国革命的需要，父母秘密取道欧洲回国工作。不料那次分别，竟然成了她和父亲的永诀。就是那一年的8月1日，父母从柏林给她寄来一封信和一张含义深切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花，封面左下侧写着“独伊”，背面用俄文写着：“送给独伊。妈妈。1930年8月l日，克里米亚。”但独伊能够看得出，明信片上的俄文、中文都是父亲的笔迹。父母写给她的为数不多的信件几乎都已散失，惟独这张明信片保存至今。她从这张小小的明信片上，时时看到父亲的身影，是父亲留给她的一件最珍贵的纪念品。
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于1935 年第二次来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她留在莫斯科任国际儿童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当杨之华来到国际儿童院看望独伊时，许多中国孩子跑过来包围了她，大家都亲切地喊她“妈妈”，询问各自的父母在国内的情况。杨之华妈妈含着激动的眼泪，把她所知道的情况一一告诉孩子们。直到晚上，杨之华才抽出时间，把瞿秋白牺牲的详细情况告诉了女儿。母女俩边说边哭，边回忆那些令人终生不能忘怀的往事。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在苏联的干部陆续分批回国。这一年的9月，瞿独伊随母亲等一行5人回国到达新疆时，因回延安的路已被切断，只好暂住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当时留在新疆的同志有三部分：一是军阀盛世才从延安请来在新疆各部门帮助工作的同志；二是由苏联教官训练的红军航空队员；三是从苏联回国路经新疆的同志和部分在新疆养病的红军伤残人员。
盛世才错误地估计了苏德战争的形势，完全撕掉了他亲苏亲共的假面具，彻底投靠了国民党，并把我党在新疆的部分同志150余人分别软禁起来。之后，他们又分别逮捕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随即逮捕了妇女、孩子及伤病人员。瞿独伊和妈妈一起被捕后，先被转到女子被服厂，强迫她们做工，遭到集体拒绝后，就把她们全部关进迪化市第四监狱。瞿独伊在这里度过了近4年的监狱生活。
瞿独伊是监狱里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她在苏联学习多年，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理论知识，人狱时又带有各种书籍，在张子意同志为领导的学委会组织下，她在狱中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整顿党的作风》，使她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认识到在国民党限共反共政治环境下斗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她坚决做到狱中党组织提出的：坚持要求无罪释放集体回延安，坚决不给敌人做工作。独伊除刻苦自学外，还主动教其他同志学俄语。在吴乃茵、朱旦华同志的辅导下，她的中文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狱中生活很苦，卫生条件很差，很多同志生了病也不给治疗。患肺病的乔国贞和吴茂同志不幸在狱中病故。女牢的同志想尽办法变卖衣物，以换取有营养的食品来救济生病体弱的同志。为了长期斗争的需要，她们还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体育锻炼。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牺牲后，为了开追悼会，独伊参与编导以他们壮烈牺牲为题材的话剧，来寄托大家的哀思，激励同志们的斗志。就是在这个时候，独伊向狱中党支部负责人张子意提出了人党申请。因当时狱中规定暂不发展党员，后来回到延安，由张子意、严振刚介绍，瞿独伊于1946年8月20日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回延安后，瞿独伊由组织分配到新华社工作，住在清凉山。解放战争期间，她随新华社不断行军转移到各地，从事新闻工作。
建国后，由于当时国内会俄语的人很少，她大部分时间被各单位借用做翻译工作，有时还要给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做翻译工作。
1949年10月1日，她随以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为副团长的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她亲眼看见了毛主席，亲耳听到了他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种伟大的民族自豪感从她的心底油然升起，激动得热泪盈眶。观礼结束后，廖承志同志要她在广播电台用俄语向全世界播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瞿独伊认为有生以来自己做的最光荣、最有意义的工作。
1950年3月，瞿独伊和李何同志被委派到苏联，负责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工作。在那些艰苦创业的日子里，他们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日。繁重的工作使他们日益消瘦，但精神始终是愉快的、饱满的。1957年她又回到祖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一直到1978年又回到新华社，主要从事国际部俄文组翻译和编辑工作，直至1982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