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绍明7岁参加革命、14岁入党，在现在的青年人看来恐怕是难以理解的，如果你能去深人地了解这段历史，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谢绍明出生在陕甘宁边区安定县西区枣树坪村。安定县紧邻革命圣地延安。他的父亲谢子长牺牲后，党和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被毛泽东主席誉为陕北人民的“谢青天”，将安定县改称子长县。
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占领了绍明的家乡，他们一家人被迫离乡背井。绍明刚刚7岁那年，便随父、兄参加了革命队伍。
继1927年清涧起义后的1928年至1931年底，谢子长与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在西北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26军前身），谢子长任总指挥。1933年底，中共驻北方局代表委派谢子长为西北军事特派员，领导西北革命武装力量。1934年7月，陕北特委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谢子长兼总指挥，后又兼任红26军42师政委。
同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谢子长率42师红3团和陕北游击队进行反“围剿”，不幸在清洞河口一战中负伤，但他全然不顾伤势的严重，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最后胜利。这时已经到了1934年10月，党组织决定要他离开部队，转移到安定、安塞边界一带去养伤。就在这时，绍明来到父亲身边，朝夕侍候父亲养伤。这也是绍明有生以来和父亲相处最久、受到他的教诲最多的一段时间。不幸，这竟成为他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最后日子。父亲于1935年2月离开了人世。
父亲那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谢绍明和全家人。从1924年到1937年，他们全家先后有11人投身革命，9人加人了中国共产党。9人牺牲在战场或敌人的屠刀下。谢子长在养伤期间，刘志丹同志常来看望。绍明常偎依在刘志丹叔叔身上。有一次，刘叔叔一边抚摸着他的头，一边问：“双玉（绍明的奶名），你长大了于什么？”绍明还没来得及回答，父亲便在一旁兴奋地说：“长大了跟你刘叔叔去扛枪当红军。”绍明真是喜出望外，知子莫过于父。他从7岁参加革命队伍那天起，就时刻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像父亲及其他红军指战员一样，有一匹好马，一支好枪，去打反动派。后来开始学文化，又多么盼望能有一杆好自来水笔。不幸的是，1936年，绍明敬爱的刘志丹叔叔东征抗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绍明没有能够实现父亲要他跟刘志丹叔叔当红军的遗愿，当时，他是多么地痛苦和失望啊！
谢子长和刘志丹相继牺牲后，更坚定了谢绍明扛枪当红军的意志。但党组织觉得他还是个孩子，他的主要任务应该学习，而不是扛枪打仗，就把他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小学部。
在保育院小学部学习，小同学多，老师和保育员少，照顾不过来，学校就开展了“大带小”活动。谢绍明被分配带小同学方荣柏，方荣柏是方志敏烈士的儿子，当时谢绍明14岁，方荣柏才7岁。一年365天，学习、吃饭、睡觉以及其他各种活动，小荣柏就是谢绍明的小尾巴，总是跟着他。谢绍明不仅每天要帮他学习，还要帮他洗脸、洗脚，为他晒尿湿了的被褥。夜里还常常要摸摸他的被子，若发现他的被子湿了，就把他抱到自己被窝里。有时还要给他洗衣服、补衣服，和他谈心……
有一次，天气很冷，方荣柏做了一个烧马粪的小火炉，带进教室取暖。接着有许多同学仿效，弄得教室里乌烟瘴气，影响了课堂秩序。谢绍明就找方荣柏谈心。当时的谈话很简单，只问他：“你想想，要是你父亲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办呢？”小荣柏想了一会儿说：“父亲绝不会为了个人影响集体。”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此后，小荣柏再也没有把火炉带进过教室。
在大生产运动中，谢绍明等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同学，经常轮着干重活、累活、脏活。他们开荒，种瓜，种菜，砍梢条，搭菜架，挑大粪，背砖瓦、石头，还能做棉衣、做棉鞋，捻毛线。谢绍明是个纺棉线能手，一天能纺1斤头等棉线。当时，有一件最难干的活就是施肥。厕所是在半山腰挖的长方形土坑，上面搭几块木板。这种厕所，冬天掏粪还方便一些，粪尿冻成了冰，可以铲成一块一块的搬上来。最困难的是夏天，掏粪时人站在木板上，挥舞铁锨，要把一人多深的粪坑中的屎尿弄上来，可真不容易。有一次，一个同学不小心，掉进粪坑，弄得满身粪便。同学们用绳子把他拉上来，带他到延河去清洗，有的同学还取来自己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这件事给了绍明一个启示，以后挖粪，他们几个年龄大一点的同学就干脆穿个短裤跳下粪坑挖，反正有的是延河水，挖完了就去河里洗。这大概是今天的同学们想不到的。
还有一次，快要收工了，有一小块地未刨完。于是许多同学都赶来帮忙，一个叫李和的同学，挥镢刨地，不小心砍破了谢绍明的头，血流不止。李和同学吓坏了，老师和其他同学也很紧张，就地给他包扎后，一定要送他回学校休息。老师说：“头部受伤，容易发生脑震荡，或引起破伤风，要加倍注意。”谢绍明当时想起了父亲受伤、养伤的情景，觉得自己这点伤不算什么，坚决不肯回学校，一直坚持到劳动结束。
当时学校生活很艰苦，劳动任务也很繁重，但同学们的学习丝毫也没有松懈。相反，因学习时间短，大家分秒必争，抓得很紧。同学们在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课，记笔记，自习时又都认真复习。个别人有问题个别帮助，大家有问题集体讨论，直到学懂为止。绍明这个班长在组织劳动时，特别注意给学习差的同学少安排一些活，让他们多一点时间学习。
有一次正值期末复习，第二天考英语、化学。突然水井堵了，食堂要绍明派人去挖井。当时他真有些为难，派谁去好呢？如果直接说让英语、化学好的同学去，会伤害另一些同学的自尊心。于是他采用了自愿报名的办法，结果全班同学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而他在确定人选人的时候，便有意识地挑选了英语和化学成绩较好，且身强体壮的同学。后来全班考试的成绩都很好。
当时学生干部们很关心、热爱同学，把同学看成是亲兄弟姐妹；而同学们也热爱学生干部，把学生干部视为大哥哥、大姐姐，十分尊敬他们，自觉地服从他们的一切指挥。那时的学生千部，真像磁铁石一样，吸引着同学们。从延安保育院小学到延安的许多学校，都始终遵循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的指示，注重学生自治，提倡自己管理自己。于是各学校便选拔一些学习成绩好，年龄较大，有过一些革命锻炼和一定工作能力、在同学中有一定威信的学生当干部，或担任党团支部工作。1939年1月，谢绍明在保育院小学时，14岁就加人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曾连任几任党支部书记。同学们和他的关系特别好，大家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亲切地叫他“支书老大哥”。小学毕业考人延安中学后，他也是担任班长、学生党支部的支书，后又被选为学生会的主席。1939年，他还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大会。1940年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荣获模范青年奖章。1944年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学生，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再次受到表彰。
谢绍明说：“我获得这么多的荣誉，主要是党的教育培养，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们革命精神的激励，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帮助。在我自己，最基本的一条是热烈体，热爱同学，把学校看成一个革命大家庭，把同学们看成自己的亲兄弟姐妹。我们都是党的孩子，同睡一个炕，同吃书饭，同学习，同劳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943年，康生在整风运动中发动而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把从国民能治区来延安投身革命的很多党员干部、青年、学生，指控为“叛徒”、“特务”、“内奸”，进行审查、批判、斗争、关押。制造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伤害了很多好同志，严重地破坏了整风运动。
自然科学院预科班的“抢救”运动，曾波及到学生。最初被审查的是牛旭光。牛旭光原是新四军的一名战士，经历了“皖南事变”，以后他又辗转来到延安。就因为这段历史，对他进行了审查。有的同学还真以为他是“叛徒”、“特务”，甚至要动手打他。当时谢绍明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兼班长。他和班上的一些干部都认为，审查归审查，但绝对不能侮辱人格，及时制止了一些过火行为。在所谓的“抢救”运动中，一向关心爱护培养他们的老师，突然一夜之间成了“特务”，这已经令他们不可理解了，而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同学，他们有的是革命烈士的遗孤，有的是忠心继承父辈革命事业的干部子弟，怎么也会成为“特务”呢？谢绍明思索再三，觉得情况不对头。认为有问题就应该去找中央汇报才是。
1944年元旦，中共西北局派人接绍明去汇报情况。谢绍明最先见到的是高岗和林伯渠。高岗当时是西北局书记，林伯渠是边区政府主席。一见面，绍明便伤心地向他们讲了学校的“抢救”情况。林伯渠一边听他谈情况，一边气愤地说：“假如这些学生娃娃们都成了特务，我们陕甘宁边区早就没有了！”两位伯伯招待他吃了饭，还留他住下来。当晚又请了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和宣传部长李卓然来，听他详细汇报学校情况。听完情况后又问了一些问题，绍明一一作了回答。憋闷在心头的很多话，像打开闸门的流水，尽情流淌出来。谢绍明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又连夜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上交。
没过两天，西北局便派人到他们学校来，“抢救”运动很快被制止了。后来经过甄别，证明当时被“抢救”的老师和同学绝大部分是被冤枉了的。全校召开大会，为被冤枉的人平反正名，并对勇敢地抵制“抢救”运动，坚决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几位同学进行了表扬。通过这次斗争，同学们经受了考验，革命意志更坚定，政治上更成熟，对党更热爱了。许多同学向党支部递交了人党申请书，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在“整风运动”将要结束时，学生支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陈云同志曾说过，每个高中级干部，都要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通过他们经常听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才能做到“真、快、广”。敬爱的周总理更是重视言传身教。周总理在世时，只要有机会就找一些烈士子女和当年的一些红小鬼谈心、聊天，通过这个渠道多了解一些民情、民意。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1962年冬天，周总理来沈阳视察工作。当时谢绍明、李鹏、邹家华、叶正大等都在沈阳工作。李鹏在沈阳东北电业局任总工程师，邹家华在沈阳机床二厂任厂长，叶正大在沈阳飞机设计所任设计师，谢绍明在沈阳航空工厂任厂长。一天下午，周总理约他们几个到宾馆去会面并吃饭。饭菜很简单：一条鱼、一盘豆芽、一盘豆腐，主食是玉米面窝头和馒头，还有小米绿豆粥。周总理见到他们十分高兴，开心地说：“今天我请你们来喝延安时代的小米绿豆稀饭。”吃饭时，周总理和邓妈妈不时起座，一筷子一筷子把鱼夹给他们几个的爱人及孩子。敬爱的总理一边给他们夹菜，一边亲切地间谢绍明：“你这个陕北人现在会吃鱼了吗？”。
绍明看到总理的生活如此简朴，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低他们向总理汇报了沈阳职工群众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情况后，总理说：“我们应该和群众同甘共苦，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总理还说，他在日本留学时，每天就吃点咸鱼和米饭。他感谢这些当年的孩子们反映了一些真实的情况。邓妈妈还叮嘱他们，以后出差到北京，一定要到家里去，向他们反映一些基层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这次总理还讲了许多的话。在讲到有些单位不顾群众疾苦，仍在大建楼堂馆所时，很气债地说：“像鞍山宾馆，这次是开馆，也是闭馆。北京的市政建筑公司大楼，必须没收。”告别时，总理再次嘱咐这些烈士遗孤，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暂时的困难，要继续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当年的同学，彼此仍然保持着这种亲密无间的友谊和敢说真话的作风。
1991年春节，谢绍明邀请一些同学在他家里聚会。这是一种传统式的聚会吃的还是延安饭。他煮了一大锅什锦豆粥，名称好听，实际上就是红豆、绿豆、黄豆、红枣、小米一锅煮稀饭。还有手抓羊肉一大锅。有的同学自带一两个传统小吃。同学们济济一堂，有叶正大、叶正明、刘虎生、肖永定、贺毅、罗西北、任湘、崔军、林汉雄、项苏云等。邹家华和叶楚梅因出差外地未到。李鹏有活动脱不开身，夫人朱琳特意打电话转达了李鹏对大家的问候，并派女儿小琳代表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