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西北、朱敏、王小飞、李敏四人一同来到莫斯科后，被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同志接到高尔基大街的柳克斯，这是共产国际接待世界各国同志的公寓。第一个接见他们的是林彪。林彪因在平型关大战后负伤，正在苏联养病，并兼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在新中国诞生以前，莫斯科驻有国民党的大使馆，为了不暴露身份，这些孩子到苏联后都要改名换姓。罗西北就将罗字上下拆开，叫四维。
在柳克斯只呆了一个月，他们就被送进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他们初到苏联不懂俄语，不能马上插班学习，只好从俄文字母学起。当年9月，西北才插班到5年级，开始学习自然、地理、物理和化学等基础知识。在儿童院的会议室里，挂着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大照片，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其中有一张是罗亦农。西北在异国他乡，第一次见到爸爸的模样，感到很生疏。可是有同学说：“你多像你爸爸呀！”他眼圈红了，心里涌起一股热流。爸爸，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啊！他注视着那张照片，哪怕仅仅是一张遗像，他多么想冲着他叫一声爸爸呀！因为，他终于知道了爸爸的模样。不久，他加人了苏联少先队。
苏德战争爆发时，周围的气氛异常紧张。莫洛托夫通过电台向苏联人民宣布对德宣战，西北连一句也没听懂，还是陈祖涛翻译给他听的。到1943年后，苏德战争愈加激烈。男人几乎都上了前线，整个社会生活艰难而动荡。儿童院的供应也紧张起来，吃饭按定量。就在这时，可亲可敬的老院长调走了，新来的院长只顾自己享受，不关心孩子们的生活。西北就和一些同学去看土豆田。后来又到森林里伐木……
1944年8月，西北7年级毕业，院长让毕业班的孩子离开儿童院，其中的中国孩子有罗西北和王继飞。离开儿童院时，除了自己的铺盖外，仅发给每人一套换洗的衣裤、一件棉大衣，这就是全部家当了。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解散，在苏联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西北被扫地出门了。他的班主任——一位极富同情心的苏联知识分子给他出主意：为了能在社会上找到生活出路，介绍他加人苏联国籍。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苏联老师的帮助下，加入了苏联国籍。有了苏联户口，上学、居住和吃饭问题就好解决些。他报考了伊万诺沃电机工程学校，每天可以领到配给的500克黑面包，中午领取一张国际革命者援助协会（即以后的国际红十字会）的补助餐券，到市食堂就餐。加上西北考试成绩优秀鑫发给25卢布奖学金，就靠这些来维持生活。他和一个阿拉伯孩子、一个阿尔巴尼亚孩子三人租了一间7平方米的小屋。白天上课，晚上在小屋里鼓捣收音机。这样每天可以听到广播。他还报考了业余无线电学校，学习成绩同样优秀。
这种生活开始尚能过得去，但几个月后，他感到越来越困难。500克黑面包质量越来越差，里面掺的锯末和代用品越来越多，吃到肚子里不顶饿。他除了一件皮茄克外，身边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后来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只好用它换成了土豆来填肚子。
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那个阿拉伯孩子就带头领着饥饿的孩子到州委请愿。虽是战争困难时期，苏联政府还是很关心人民疾苦的。州委书记亲自接待了孩子们的代表，耐心地听完了他们的苦诉，马上打电话给儿童院，要求儿童院继续关心他们，又给红十字会打电话，要求除供他们午餐券外，助学金增加到300卢布。这样才又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
十六七岁的罗西北，正是长身体能吃能喝的时候，他心里想得也很简单吃饱饭、活下去、学成才，回去建设自己的祖国。如果说延安这个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曾填补过西北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的孤独感。那么，他到了苏联以后，不仅饱尝了没有家庭的艰难，更使他感到了远离祖国的痛苦。他年轻幼稚的心灵经常为之震颤，这是没有离开过祖国的人永远体会不到的。
眼下，他和延安、祖国好像隔了一个世界，一点消息也没有。他日夜盼望党能派人来看他，祖国能派人来接他回去。这时候，祖国在他心目中再具体不过了，她包括了家庭的温暖、父母的疼爱，以及他所向往的一切。
1945年苏联向日本宣战后，苏联红军即越过边界准备解放中国东北。苏联当局找到了罗西北，说明他们出兵东北的意图，问罗西北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工作。西北听说苏联要帮助自己的祖国打日本，那自然是义不容辞，就满口答应。
同时提出要求，自己是从延安派来学习的，战争结束后还要继续学习。接待他的苏联将军，当面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让他填了登记表，写了自传。当时西北报国心切，根本没有考虑接受这项任务会有什么危险和后果。当时与西北同时接受任务的还有一位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教书的女同志，名叫侯志。
西北先到赤塔学习无线电收发技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已掌握了六七十个符号，基本达到了发报员的水平。他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令苏联教官非常吃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西北一行从满洲里来到齐齐哈尔。苏联教官交给他一部电台，让他记住密码，并告诉他以后的工作将由侯志领导。此日晚上，西北与侯志一起住进一位开明士绅家里，由他来掩护工作。西北每周有二三次发报任务，都是在深夜或拂晓进行。发报的内容是有关国民党光复军的行动（当时东北有不少土匪，国民党收编了他们，大约有一万多人，改称光复军）。
1946年6月，苏联红军撤离东北的当天晚上，八路军就进驻了齐齐哈尔城内。西北决定不再去苏联，就到哈尔滨找东北局报到。东北局送他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
1948年9月，党中央又选派21个革命先驱者的后代到苏联学习，罗西北也在其中。这21人中绝大多数到苏联后都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俄语。由于西北的语言已过关，就直接到莫斯科考大学。他决心为祖国的电气化事业做出贡献，就报考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水能利用专业。
1953年10月，西北以所学的全部课程都是5分的优异成绩，领到了一个红色毕业证书。当时他完全有条件继续学习，摘一顶博士的“桂冠”回国。可是他心思不在那里，他想的是尽快回国，参加祖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
新中国建立不久，真是百废待兴。就水电而言，更是一项新兴的行业，当时除一座较大的小丰满水电站外，其余江河上水电开发几乎是一片空白。西北回国后，先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北京水电院主任工程师。1955年底到重庆，组建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并任该院总工程师。从此，罗西北离开家庭，离开新婚的妻子，带着一批年轻人到水能资源极其丰富的祖国大西南去，爬高坡、钻山沟，四季奔波在激流峡谷之间，风餐露宿在崇山峻岭之中，这一爬一钻就是10年。他们完成了四川水能资源的普查，眠江上游和大渡河的规划，贵州猫跳河规划及红枫电站的设计，长江支流龙溪河梯级电站、大渡河水电站的设计……
1960年反右倾时，西北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批判了几个月，罪名是“反对省委办电方针”、“李锐反党集团的黑干将”、“反对三面红旗”……
1964年他将调离成都时，刘澜波部长把他叫到家中，恳切地说：“西北啊！人家说你反党，我就不相信。你搞了这么多年的设计，还没搞过施工，到刘家峡去搞施工吧，我们要全面培养你。”西北听完，二话没说，丢下妻室独自一人跑到黄土高原上刘家峡搞起施工来。不管精神上有多大压力，工作上是毫不含糊。可刘家峡快要发电时，他却被“揪”了出来……
1968年6月，“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几位同志到刘家峡拍片子。其中的大老刘见到罗西北就竖大拇指，说他是刘家峡水电工程局惟一没有被贴大字报的领导干部。并说他一无工作问题，二无作风问题。可是，言犹在耳，批判罗西北的大字报、大标语在一夜之间铺天盖地而来：“坚决揪出埋藏最深的阶级敌人”、“彻底挖出刘澜波的死党”、“打倒苏修特务罗西北”……
红卫兵来抄家、抓人，西北坦然地说：“我不会有什么问题，大不了两三个月就回来，你们放心吧。”没想到他这一走，就是5年零8个月。其间，他历经过群管、军管、牛棚外监督，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人格受到极大侮辱。用西北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践踏了他每一个细胞，可就是没有触及他的灵魂。因为他始终坚信自己的灵魂是高尚的，那灵魂不是自己天生的，而是父辈们用生命和鲜血铸造的。这种灵魂能使他的肉体在神志不清、奄奄一息时顽强地活下来！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西北被“解放”了。审查结论公正地肯定了他的过去。他又二话不说地全身心地投人了新的工作，去突击黑山峡、龙羊峡水电站的设计。他日以继夜地拼命干，恨不得把一天当做两天用。任务出色地完成了。到年终总结时，不是受到表扬或奖励，听到的却是“业务冲击了政治”、“惟产力论”等。他听后平静地微笑着，一点也不介意。因为搞水电建设是干出来的，绝不是唱高调喊出来的。他这时在本单位的职务不单是总工程师，同时还先后兼任了总支书记、党委书记、院长等。他在他所领导的单位里，绝不允许搞空头政治。
1977年底，西北被调回北京，任水电处长兼支部书记。他对自己的职务依然不介意，立即走马上任。勘察江河，审查设计，忙得马不停蹄，人不下鞍。有人议论说，罗西北是留苏水电专业的高材生，50年代就是大区设计院的总工了，到了70年代反而降为处长？这不是糟蹋人才嘛！西北仍是微微一笑，他出国学习，是为了建设祖国；他毕业后急着回国，仍是为了建设祖国；“文化大革扩使他已丧失了不少报效祖国的时间，现在只要有工作干，只要能为建设祖国出力，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重要的呢？他把党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当成了终生追求的目标，竭尽全力地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
1978年到1955年，是西北在事业上最辉煌的10年。他先后获得了国家水力资源普查一等奖，国家重要领域科学、技术重要贡献一等奖。面对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局，面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挤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西北在苦钻专业的同时，又下大力学经济、学管理、学新科技……在开阔眼界的基础上，他不仅搞水电站的设计、施工，河流的规划，而且着眼于水电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水利水电开发和生产力布局的关系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