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出于平凡，时势造就英雄。中华民族的英才，此时都先后集中到江西瑞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
1931年11月7日，在赣南贫穷的小县城瑞金，举行了首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宣告第一个全国性的红色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到会代表600余人，一致推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64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朱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王稼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项英兼任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任财政人民委员；张鼎承任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周以粟任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任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任检察人民委员；邓发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发表了《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自己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否认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谈判与密约。
赣州战役失利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会议，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样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红军虽然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同国民党军队相比较，仍处劣势。为此，只能进行运动战，不能冒险去进攻中心城市……然而，苏区中央局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的方针。中央军委于18日命令红三军团为西路，红一、红五军团为中路，沿赣江而下，夺取两岸城市。
1932年4月26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对日宣战通电，随即又发出“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政治部、各红色区域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等，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蒋介石拒绝全国人民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要求，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口号，又向美帝国主义借了1200万美元小麦借款作军费，调集90个师5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任围剿总司令兼鄂豫皖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闽粤赣三省围剿军总司令；何成濬、王均、刘峙为前敌总指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会议，总结军事工作，确定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会议对毛泽东和他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诱敌深人”方针，被指责为“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去胜利信心，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气批评毛泽东等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意见，是“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是对执行党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等。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回到后方主持中央工农政府工作。
△张国焘
红四方面军在取得潢光战役胜利后，进行了编制序列及部分领导人的调整。张国焘任鄂豫皖军委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吴焕先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45000人。6月，蒋介石组织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由于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的张国焘，积极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命令方面军向平汉路出击，继而又南下夺取麻城、黄破，以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红军虽在黄安城以西等地区作战中，共歼敌7000余人，仍未能扭转被动局面，只好向皖西转移。10月8日，红军再度抵达黄安城以西河口地区，与国民党军6个团遭遇，激战两天，歼敌3000人。这时，国民党军约五个师从东、南、北三面逼近。张国焘失去信心，于10日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广水、卫家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向西，实行战略转移。
△中共苏区反“围剿”
1933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制定即将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部署中，命令红一方面军要集中所有的主力首先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南丰城和南城。周恩来对此部署提出异议，并于1月27日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指出：如能“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 ；并指出：“一切战略决定都与敌情、地形、任务有关”，而不能执一不变。
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人川陕后，相继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和大清地区后，抽出数千名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深人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创建苏区的工作。2月7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川陕省委成立。中旬，又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5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移至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临时中央政府同时决定，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
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获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据统计，从1931年到1933年，正规红军3年来击溃敌军75万人，消灭316000人，俘虏192000人。红军在战斗中得到了补充和发展，红一方面军扩大到近10万人，有赤卫队（民兵）20万人。全国红军增加到约30万人。
蒋介石于1933年5月始，陆续调集67个师又9个旅，共100万人，配备200架飞机，对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其中用50万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9月25日，国民党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28日占领黎川，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开始。
“左”倾冒险主义者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令红军攻打有国民党重兵把守的黎川以北硝石、资溪桥等屡战不克，被迫后撤。从10月23日起，彭德怀、滕代远在3天内连续3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要求改变反“围剿”战略方针。认为：在敌人大举集中，并利用堡垒掩护谨慎稳进的情况下，红军应充实和集中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地带，在战略上向东北之金溪、贵溪、东乡、景德镇一带挺进，建立东北作战区，进而威胁江苏、浙江、安徽等敌人心脏地区，调动敌主力部队北进而离开中央苏区。同时提出：要使群众了解战争的意义，广泛动员起来配合红军。但是，中革军委领导人认为彭、滕的意见肯定“目前是不能实行的”，拒绝采纳这些建议。
1934年1月15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全会推选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康生、毛泽东12人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会议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做了完全错误的“左”的估计，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继续夸大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意义，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的打击政策，并对党中央的领导机构进行了宗派主义的改造。在军事上仍强调“进攻路线”，同时接受了李德“短促突击”的战术。
2月7日，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开幕词，并作《目前形势与政治工作任务》的报告，李卓然代表红一方面军，介绍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周恩来作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指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要为着前线的胜利。他说：“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你们是领导者，每一次战斗的胜利离不开你们，离不开政治工作。”
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在加紧围剿红军的同时，更加残酷地镇压抗日的群众运动。自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的一年中，CC特务团逮捕和枪杀共产党员就达4500多人。北京学生因公葬革命先烈李大钊而先后被捕千余人，光在北平监狱内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就达500余人。
△吉鸿昌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仍大力推行抗日主张，组织了以共产党员吉鸿昌、抗日将军冯玉祥、方振武为首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很快由几千人扩大到十余万人，把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正当同盟军进军多伦时，蒋介石令其部围攻同盟军，冯玉样被迫离职。同盟军在吉鸿昌的领导下，仍坚持抗日。此时，蒋介石反动集团竟和日寇商妥联合“围剿”抗日同盟军。日寇在北面，国民党军队在东、南、西三面进行包围，并有日本飞机轮流轰炸。这支抗日队伍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了。同盟军中抗日最坚决的民族英雄吉鸿昌，英勇牺牲在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屠刀下。
1934年7月，中共中央派方志敏、寻淮洲率部担任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经闽人浙向北进发。
△长征
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方针，致使中央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益严重。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000余人，开始长征。只留下陈毅、邓子恢、张鼎丞、粟裕等率16000余人坚持游击战争。
留在苏区的同志随即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及闽、浙、赣根据地的斗争。
△粟裕
粟裕，在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到叶挺的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当战士，同时转为共产党员。南昌起义时，他在警卫队当班长，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斗争中，先后在主力部队二十八团任连长、党代表，随后升任师长、军团参谋长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他率红十军团失败后剩余的几百人，在闽、浙、赣边区度过三年艰苦的游击生活。中央红军突围的最初3个月中，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处处被动挨打，使突围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3万人；红区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央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使革命陷人极端危险的境地。
红二、红六军团于11月发起湘西攻势，先攻占永顺，随后取得十万坪大捷，并乘胜占领大庸、桑植在内的广大地区。12月中旬占领桃源，围攻常德，威胁岳阳和长沙。何健一面向蒋介石告急，一面急令远在湘南阻拦中央红军的十九、十六、六十二师兼程北调。与此同时，鄂军将其主力停留在鄂西施南地区和湘西的津、澄一带。蒋介石也急令远在江西的嫡系部队驰援常德，又调4个师转移到湘、黔边境布防。这样，红二、红六军团以7000之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调动和钳制了11个师又两个旅的兵力，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突围作战，并且创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突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后，准备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此时，蒋介石已在红军去往湘西的路上布防重兵，如果红军坚持北上湘西，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湘西的通道县城。17日召开了领导人会议，讨论以后的作战方案。李德不顾当前的严重敌情，仍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主张应出其不意，向国民党军布防力量最弱的贵州突围前进，以甩开堵击的敌人，争取主动。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与会部分人的赞同。但李德、博古仍坚持己见不肯改变。
通道会议后，部队继续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进军方向问题。由于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正式放弃挺进湘西的计划，决定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但是红军的最高军事领导权仍由李德、博古掌握，红军的危局并没有解除，这期间毛泽东作《十六字令》词三首：
其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柱其间。
三首词，以山为喻，情系红军。前两首用“快马加鞭”、“倒海翻江”，赞红军行军、激战“犹酣”之势。第三首用“锷未残”、“天欲堕”，则是对红军英勇不屈精神的肯定和深含着对红军极端危机处境的焦虑。这种焦虑，也是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焦虑。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12月底，前卫部队抵达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重申了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任务。1月2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抢渡乌江。4日，红军全部突破乌江防线，分两路继续向遵义和绥阳进军。
因张闻天与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工作，博古负总责，张闻天是三大常委之一。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曾对他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意思是要张闻天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张闻天通过实践，与他们的分歧日益加深。在长征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忧虑，一致认为应纠正李德、博古的错误。
△遵义会议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一直被担架抬着行军。走进广西时，他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下3万多，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生病也坐担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他还去找同学张闻天，提出撤换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由毛泽东领导。张王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等人商量，得到普遍赞同。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样在发言中，第一个在会上公开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大多数同志拥护之下，撤掉了“左”倾分子的领导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新的领导，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毛同时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者之一。
张闻天在会上发言中，也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后，由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代替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次会议，实现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最有意义的大转折、大飞跃。毛泽东在回顾党的历史时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娄山关
1月20日，红军一打娄山关至桐梓，计划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土城一仗受挫。2月7日，毛泽东果断放弃北渡计划改向川滇边的札西集结。滇川之敌和中央军闻讯从三面迫近札西。毛泽东便指挥红军回攻遵义。25日凌晨向娄山关挺进。经过一天激战控制了山口，第二天又击溃敌军向娄山关的反扑，28日重占遵义。此役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约3000人。为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2月28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过娄山关，有感于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写下《忆秦娥.娄山关》词：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是一首吟咏具体战斗的绝作。上半阙用风霜、晨月、马蹄、喇叭和雁叫，勾勒出了一幅极具特色的逼真的进军图画。下半阙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概括战场的景观。这是毛泽东在战争中积多年的景物观察，将战争场景与大自然的壮丽景象的有机融合。红军被迫长征后，战斗一个接着一个的失败，使毛泽东的心情十分压抑。1958年毛泽东重读这首词时写下这样的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在长征中，刘伯承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巧渡金沙江，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献血为盟，保障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飞夺沪定桥，在红军中享有很高威望。
△陈云
陈云是个埋头工作不爱声响的人，作为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他在遵义会议上积极支持毛泽东。他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31年9月为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之一，1932年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任白区工作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
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决定要派一位负责人到白区恢复工作。主持全党工作的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离职前往，毛泽东不同意而最后改派了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到上海后难以开展工作，于1935年9月转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在莫斯科撰写了介绍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陈云在文章中，生动地描写了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穿越老山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艰苦卓绝的英勇事迹，揭穿了国民党说红军长征是“逃窜”的谎言。文章还暗示红军的战略转移是为了抗日。文章最后指出，如果国民党“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 “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1936年春，这篇文章在法国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第一次向全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长征中，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当中共中央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右路军走过草地、到达潘州附近时，率左路军开进的张国焘不但违抗中央命令，不让左路军跟进北上，还阴谋分裂红军，加害中央。在紧急关头，叶剑英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避免了一次可能导致张国焘分裂党的企图。
△徐海东
1934年秋，徐海东奉中央命令，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长征，翌年夏天到达陕北，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打开了局面。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说起徐海东，家里一贫如洗，世代靠烧窑为生，有钱人称他们为“窑花子”。他从小在饥寒中生活，12岁就进了窑场，是徐家的第七代窑工。1925年到武昌打工，接受了革命道理，并秘密加人了共产党，为了学习军事，到湖北军阀部队里当兵。
北伐战争开始后，徐海东在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中当少尉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他率一个排击溃敌军两个连。后因国民党反共，他愤而回家，被中共黄破县委任命为农民自卫军队长，参加鄂豫皖边区的黄（安）麻（城）暴动。先后任县赤卫队大队长、红军团长、师长。他在作战中以勇猛著称。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徐老虎”的威名。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敌人“围剿”下仓促突围，鄂豫皖苏区陷人“匪区壮丁全部处决”、“粮食全部搬走”、“房屋烧光”的危境。只率一个团留下的徐海东挺身而出，重新组织零散的部队和伤员，重建红二十五军，先后任副军长、军长。此后，他伤病交加。在“肃反”时，因大胆批评领导的错误而被人怀疑，但革命意志从不动摇。国民党南京政府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最高的三个人，标定头颅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加强统一指挥，中革军委1935年7月21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将第一、二、三、九军团，依次改编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军长分别是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政委分别是聂荣臻、杨尚昆、李卓然、何长工。
△七律.长征
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于云贵高原的乌蒙山中，四渡赤水，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亲自督战围追堵截的几十万部队甩在侧后。5月至6月红军先后胜利渡过金沙江，穿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实现了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会合后的红军，由于张国熹的右倾分裂主义，再次处于新的危机之中。为维护红军的统一和团结，毛泽东毅然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穿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9月18日翻越岷山。“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后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后来毛泽东在他的诗中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10月他以这样无比喜悦的心境，写下了《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江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对长征回顾的史诗，是一气呵成的，壮阔自然，一扫前两首词中带有的忧虑，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描述了红军远征以来所跋涉、激战过的万水千山。一句“只等闲”，将逶迤的五岭山脉视为不过翻腾的“细浪”，而磅礴的乌蒙山峦也只是滚动的“泥丸”。接着用一暖一寒两字来写强渡金沙江和大渡河，最后一个“喜”字过雪山，将红军不怕困难，蔑视困难，克服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清平乐.六盘山
翻过岷山，毛泽东到达哈达铺，得知陕北保存有红军的消息，兴奋异常。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将革命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北上，翻越六盘山。10月7日在六盘山前的青石嘴，歼敌骑兵两个连，缴获战马百余匹。当天下午一鼓作气越过六盘山主峰，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
毛泽东在这时作了《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是一幅胜利进军的壮丽图画。天高云淡，红旗漫卷，登上六盘山主峰，放眼云天，红军已长征二万里。但革命仍任重道远，在这里毛泽东发出豪壮誓言。“苍龙”是指蒋介石。长征以来，蒋介石为聚歼红军，先后跑到贵阳、昆明、重庆、成都督战。然而他的围追堵截无一奏效。毛泽东在这里自豪地宣告：有这支历经二万里的红军，不怕你蒋介石消灭我，而是我要擒拿你，只不过是时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