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成熟的精神意识，都是以前人的精神成就为基础的。任何个人的成长发展，也都是以先驱者给予的关怀和教育为前提的。伍云甫、熊天荆的儿子伍绍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长大后又受到很好的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
教育，奠定了绍祖的理想和信念，熔铸了他的希望和追求。绍祖坚定地认为：人生的道路不能靠父母铺设，只能靠自己走；但“自古传统难割舍，人生血脉总相连”。可见，家庭教育会在后人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对绍祖来说，在众多前辈的教诲中，林伯渠、周恩来两位伯伯对他的教育，是铭记在心受益终生的。
绍祖的父亲在西安任办事处处长时，林伯渠是党代表，绍祖的妈妈是办事处的党支部书记又兼林老的秘书。两家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加之绍祖和林老的儿子林用三是同年生，又是同学，两家的老人都把绍祖和用三当做自己的孩子。
建国后，两家虽不住在一起，老人对孩子们的关怀和教育始终没有放松。1951 年绍祖在北京育才小学即将毕业，由于他学习用功，各门功课在班上都拔尖，有人说他有点翘尾巴。林老听说后，就把他叫到家里，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林老说：“你现在年龄还小，还不会用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让你读马列主义，你又读不懂。但你应该懂得谦逊、正直。做一个正直的人是很不容易的，正因为不容易，所以才要求你要从小做起。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如果拿自己的长处和人家的短处比，你就会觉得自己比人家高大、完美，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自满、骄傲起来。你本来只有半瓶水，却认为瓶子里的水满得不得了，一点空间都没有了，什么东西也装不进去了，你还能进步吗？骄傲自满的人，就会脱离实际，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做人，贵在正直！正直的人，走的是正道；正直的人，将来才能学懂马列主义，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3年5月一个周日的下午，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来到绍祖所在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看望师生。周伯伯和师生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使绍祖铭记在心。
周伯伯说：“你们听说过清朝的八旗子弟吗？八旗子弟，就是清朝的贵胄子弟，你们会写贵胄的‘胄’字吗？就是‘胃’出头的那个‘胄’。这些贵胄的祖先都是清朝立有战功的开国功臣，自小骑马射箭，能征善战，以后带兵灭了明朝，建立起清帝国。可是后来的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他们从小娇生惯养，不骑马，要坐轿，整天提着鸟笼东游西逛，游手好闲，坐吃律禄，不劳而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甚至成了一群大烟鬼。后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他们束手无策，一败涂地，屈膝投降。”
周伯伯又说：“当然，你们是无产阶级的后代，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你们的父兄为革命立了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战士，没有任何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又光荣又艰巨的革命重担。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生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一代胜过一代。过去因为是战争年代，你们的父母投身于紧张激烈的革命斗争，需要公家照顾你们。现在情况不同了，这种干部子弟性质的学校是要改变的。当然，这不是你们的事，而是政府的事，不过，也同你们有关，你们应该拥护。”林伯伯、周伯伯的谆谆教诲，就像甘露一样渗人绍祖的心田。斗转星移，眨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随着年龄和科技文化知识的增长，那教诲在绍祖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家庭教育
教育子女，培养后代，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触的生活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对后代的成长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1939年4月8日，绍祖在西安出生。当时其父伍云甫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工作十分繁忙。组织上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骚扰，照顾绍祖能健康成长，批准其母亲熊天荆带着不满周岁的绍祖撤回延安。
延安虽是革命圣地，生活却非常艰苦。从1940年冬天起，重庆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断绝了对我党我军抗日经费的接济，而且对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当时华北敌后根据地一些地区受自然铭的侵袭，使我们的革命队伍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如此的困难面前，熊天荆和陕甘宁边区的军民毫无畏惧和退缩之色，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不幸的是熊天荆1942年肺病复发，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卧床巧个月之久，其间数次病危，连棺材和寿衣都准备好了。幸而毛主席给了一种药，名叫“肌乖布拉托”，她才奇迹般的病愈出院。绍祖曾在回忆妈妈的文章中说：
“从我记事起，妈妈就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任建设厅合作局局长，并兼任区妇联副主任。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她以边区妇联的名义发表文告，号对边区妇女行动起来，反对内战，保卫延安。那时，我正随延安‘保小’行军，我父亲在上海作为中共代表团方面的工作人员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我职真可谓‘夫离子散’，孤身随军转战陕北，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和支前工作。1948 年春到石家庄，担任解放区好总会工业合作组组长，与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并兼任解放区救济总会秘书长秋母亲调至北平工作组，准备进京做接管北平的工作。母亲任内五区区委书记，不久又调到内务部（即后来的民政部）做优抚、救灾和社会福利工作，一直到去世。”
“我的妈妈是位革命的好妈妈。从大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每一个革命历史时期，她都是积极参加、忘我战斗的。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她这样的革命先驭者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我妈妈步人中年以后，基本上是做机关工作，成天抄抄写写，收收发发，没有做出什么震天动地的事情来。如果没有无数像她这样安于平凡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革命也不会成功。”
“‘文革’中，我们全家受到冲击。我爱人曾晓前是杨尚昆‘死党’曾三的女儿。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回来的我二姐伍绍云，被诬成‘苏修’派来与我妈妈接头的特务。我是全国学联主席，当然在劫难逃。我父亲1923年参加学运，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红军长征途中父亲负责无线电通信工作，跟随朱总司令与张国煮的分裂主义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期间，他领导所属人员及时而巧妙地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一次就营救出了我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一千余人。全国解放后，他在领导新中国红十字总会工作时，为促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文革’开始后，就连这样一位一心为公、忠贞不渝、已经半瘫在床的父亲也不放过。除了不能行动的父亲外，全家人都被发送到各自单位的干校。分别时，我们都没有哭，就像走上战场去接受新的生死考验一样，去创造人生新的历程。”
绍祖还说：“对此，许多人不理解，而我们这个家里的成员似乎已经习惯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受磨难最深的还是我的父母。运动刚开始，我母亲就被扣上‘三反分子’的‘桂冠’，相继而来的帽子有‘走资派’、‘叛徒’、‘苏修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每一顶帽子都伴随着一段时间的残酷斗争和人身侮辱。她被打骂、批斗、戴高帽、游街、住牛棚、劳动惩罚……除了没有把她关进监狱外，什么罪都受过了。她坚强地活着，巧妙地斗争着，甚至运用住国民党监狱的经验，说服看押她的同志，在给她送饭和用品时夹带字条，传递消息。我父亲尽管重病在身，右半身已瘫痪，仍被抄家10多次，连房间内的地板都撬开搜查了。专案组的人还不时到家里来批斗他，因他任过西安办事处处长，当时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都是通过西安办事处去延安的。为了对革命同志负责，父亲不顾病痛和劳累，每天都要接待多批外调人员，书写多份外调材料。他右臂瘫痪了，只能用负过伤的左手写，写得又慢又吃力，但非常认真。一次，有人企图用‘逼供信’的手段，迫他‘证明’一位老同志是‘假党员’。父亲义正辞严地驳斥说：‘不，他不是假党员！是我介绍人党的。’并且用了两个多小时，工整地写了一份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挽救了一位老同志的政治生命。他前后接待外调人员千余人次，用伤残的左手写了数十万字的证明材料，尽了他应尽的义务。当父亲患脑溢血病危时，我们家的成员都还在各自的干校，待我冲破重重阻力回到家时，父亲已全身瘫痪，连话都不能讲了。我们想方设法抢救父亲垂危的生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违心地给曾与父亲一起工作的、当时仍在台上的汪东兴写信，但是仍没有留住父亲那不算老的生命，他当时年仅65岁。1969年7月25日上午9时多，我和妈妈及全家人，眼睁睁地目送我们最亲爱的亲人——我们认为是最忠诚、最廉洁、最无私、最刚强、最高尚的共产党员上路。当时，我们都很坦然和镇静，就像目送一位勇士出征一样悲壮！”
绍祖还在回忆中说：“告别父亲后，我在家里终于翻到了父亲的遗书。那是他病情恶化前3天即7月8日用红笔写的：‘我相信党和群众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自己心中无鬼，自己心中有底，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许多烈士，已英勇牺牲了，自己是幸存者。’‘比一比过去，比一比劳动人民。’父亲最后留下的手迹，是特地用红笔写的，按中国的习俗，这就是‘绝命书’，是一篇表明自己心迹、表明一生境界留给亲人的遗书。我禁不住放声哭了，妈妈也老泪纵横。那一个个红色的字迹，就像一滴滴烈士的鲜血，又像父亲那赤诚的心。父亲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不管是我看到的还是听说的，又一幕幕展现在眼前。是的，在我的父辈中，爸爸只不过是普通平凡的一员，他不是一位叱咤风云、南征北战的统帅，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人民公仆。在那个年月，我们只能在家里，在与社会风浪的搏斗中尚存的避风港湾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爸爸去世后，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阿姨来家看我妈妈，两位老人见面分外难过。妈妈悲伤地说：‘云甫真是生不逢时，死不逢神啊！’我真担心妈妈在极度痛苦中讲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再给她带来新的麻烦！幸好妈妈挺住了。草草办完丧事，我们准备回各自的干校。临行前妈妈清理了她和父亲的积蓄，一共有两万多元。爸爸生前曾嘱咐，他死后把他积存的钱全部交党费。根据父母工资的比例，算在爸爸名下的应是一万五千元左右。为了凑一个整数，妈妈上交了两万元。那时我妈妈还是专政对象，一个月只发20元生活费，我们家除了一台北京牌14寸黑白电视机外，没有其他奢侈品。我完全理解妈妈的心思，她是想用此来证明她和父亲都是真正的革命者，参加革命一不图官，二不为钱，一切为了党和人民。当时她和父亲两人的工资加起来500多元。两万元，在当时来讲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它是靠父母长年省吃俭用一点点积攒下来的。父母的勤俭朴素，使我从小就养成了不乱花一分钱的习惯。我那时一直过着集体生活，虽然是全国学联主席，月工资才46元，但我仍能节省出二三十元交给妈妈。1978年6月，我从上海赴江阴途中因车祸而受重伤，我妈妈当时正准备去陕西出差。有人劝她到上海看看我，妈妈十分疼爱我，得此消息怎能不着急！但她还是说：‘儿子受伤有医生诊治，我去了也只是看看起不了别的作用。’这就是我的妈妈，具有慈爱之心和高尚情怀的妈妈！在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所做出的自然选择。”
“20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定行政级别时，我母亲和父亲一样，主动要求降低一级。她长期做优抚工作和救灾工作，所以经常是在我国最贫穷的地方和最普通最基层的群众生活在一起。最近，偶然遇见我妈妈在内务部任司长时农村救济司的秘书陈友三老同志，他满怀真情地对我说：‘你妈妈真是个好人那！那时你家住在东城，你妈妈每天坐公共汽车到西城的机关上班。有时你爸爸从西城开会回去，顺便可用小车带她回去，都被拒绝。1957年有一次我陪她到江西出差，她要到井冈山去。那时井冈山还没有开发成旅游区，还是一个贫困的老革命根据地。省委派专车送她，她坚持要自己乘公共汽车上山。她知道山上群众生活困难，为了不增加当地政府的负担，自己带着干粮就去了。’当时陈老也有七八十岁了，他给我讲这些事情时眼睛里含着泪花。我完全相信他的话，因为我从小就受到父母这方面的教育，也是轻易不坐他们的工作用车的。有一次我上火车站，刚巧爸爸也乘火车赴外地，我也没有蹭他的车，而是坐公共汽车走的。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也许太过分了，但我们确是很认真、很执著、很自觉地去这样做。当时有些做法也许不太可取，但却从这些小事上反映了当时的教育，反映了父辈们的高尚情操。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父辈们确实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学校教育
绍祖5岁时，妈妈就把他送到延安第一完小读书。开始妈妈送接他两次，继而就让他独立上学，独立回家、开门，一个人在家做作业，还要兼负“看家”的任务。
上学了，学习成了绍祖的主要任务。学习和游戏不同，学习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掌握知识技能和规范个人行为的活动，是一种社会义务。老师教育孩子们懂得，小学生的学习和成人的劳动具有同等的社会意义，所以在教学中，不仅要教学生感兴趣的东西，还要引导、启发学生学习虽不感兴趣但又必须学的东西，并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参加集体生活的习惯和自觉劳动的观念。绍祖在这样的环境里，不仅学会了很多必学的知识，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学了许多课外知识。他不仅能讲出很多中国抗日英雄的故事，如《洋铁桶的故事》、《狼牙山五壮士》、《二小放牛郎》等，还能讲出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日本的“东条英机”……
为了让绍祖从小就能在艰苦的环境里经受锻炼，培养独立生活、学习和自理的能力，妈妈又把他转送到距延安城近百里的安塞县白家坪的延安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保小”是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老先生创办的我党教育史上第一所公育小学。学校实行“集体育儿，养教并举”， “教导合一，教保合一”，将教学、训导、保育三者结为一体，奠定了供给制、全日制、寄宿制学校的基础。学校除了教授学生文化科学知识外，还要训导学生参加新时代的社会活动和劳动，让孩子们从小就能认识到，他们有幸受新式教育，就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牢牢记住自己的责任：国家的一切耻辱，要靠他们将来去洗雪；民族盛衰的重任，要由他们来担承。
绍祖进人“保小”时，正是1946年内战迫在眉睫时。爸爸在北平、上海等地跟随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与国民党周旋。妈妈在延安边区政府做妇女工作。他到“保小”去上学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从小就听《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中唱“黄河在咆哮”，对黄河非常向往，误认为“黄河在‘保小”’ ，就高高兴兴地去了。到了“保小”找不到黄河，才知道对歌词理解错了。不过“保小”对他来说，确实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在《中华之魂——养教篇》开篇中说：
“母校的办学宗旨，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持久力。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教学活动都贯穿着为民族战争服务，处处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救国热情。建国初期，教育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刻苦学习建国本领，积极投人经济建设，迅速医治战争创伤。三年自然灾害时，教育学生同心同德、无私奉献，战胜各种难以想像的困难，永远和人民同甘共苦。十年动乱后教育学生，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说真话，办实事，经受各种严峻考验。从延安时期到改革开放，从民族战争、解放战争到经济建设；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母校的办学宗旨始终闪烁着灿烂的光辉。现在，母校正遵循邓小平‘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题词，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理想信念，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导向体系。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理想信念是生活、学习、工作的动力源泉，困难、挫折是个人生长的肥沃土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如果缺少理想追求，没有精神支柱，势必走向沉沦；如果没有奋斗，势必走向失败。时代和现实要求：在幼儿和中小学教育中，要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艰苦奋斗中去铸造孩子们的灵魂。越是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越要坚持价值导向一元化。‘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要在孩子们的心中，构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价值导向体系，使孩子们从小在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实践中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有免疫力和抵抗力。”
离开母校几十年了，但绍祖这些认识和观点的基础，还是在母校打下的。1946年末，7岁的绍祖进“保小”不久就加人了儿童团。当时对儿童团员的标准是很高的，吸收团员的手续也是比较麻烦的。小学生要求参加儿童团，必须先写申请书，须有一个团员介绍，由团里派人到班上调查，然后交小组讨论，团委会审查，团员大会讨论通过。通过后还要填表，批准后必须举行人团仪式。组织生活也是比较严格的，小组活动两周一次，团员大会一月一次。那时候的娃娃都早熟，六七岁的孩子都能自觉执行“自己管理自己”的信条。在“保小”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曾记载着这样的事实：二年级的温明亮和马桂两个儿童团员，住在医务所养病。一天，为了争床位，二人吵闹地哭了起来。护士长跑来调解，他们立刻冷静下来，一齐说：“我们都是儿童团员，知道自己管理自己，不要你来调解，我们自己会调解的。”于是护士长退了出去，他们立刻进行自我检讨和批评，并且相互认错，结果很好地把问题解决了。护士长在门外偷偷听着，心里感叹不已。
在“保小”师生的两千里行军中，绍祖父母都不在陕北，自然被分到了向华北转移的一路。为了适应行军需要，学校把低年级学生打乱原班级，统统编成小队，选派高年级的优秀学生担任小队长，承担起教工、阿姨的全部工作。就这样，行军小队在战火中诞生了。小队长多数为14-15岁的孩子，在战火中担负着成人的工作。行军小队中的小同学，也不甘落后。他们时刻牢记完成安全转移的任务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他们除用听话、守纪律配合行军外，还努力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在整个两年多的行军过程中，做出突出成绩的有大队长刘金梅、邢立统同学。被评为模范小队长的有朱湘梅、林华英等同学。有22个学生当选了行军模范，其中有少先队员11人，儿童团员8人。如一年级儿童团员陈延才7岁，行军时因牲口少，分配小同学轮流坐架窝子，可他总是少坐，把架窝子让给体弱生病的同学坐。林用三、伍绍祖都是8岁男孩，秦新华是个9岁女孩，他们原都是优秀儿童团员，在两千里行军中，足足走了一千里以上的路程，在遵守纪律、帮助老乡、参加劳动等方面积极走在前头，又都被评为行军模范。
绍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学习，边行军；从延安到太行，由武安搬井陉、移行唐；在河北孙庄经历了“保小”、“行知”、“光明”三校合并，成立华北育才小学，最后到达北京。
绍祖在先农坛北京育才小学结束了小学生活，考人了北京师大二附中（后更名为北京101中学），在圆明园整整生活、学习了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57年考人清华大学。绍祖在清华园读完大学又读研究生，1957年结束了他的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孔子日：“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为知其君，视其所使。”又曰：“与善人居，如人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人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所以说：“丹之所藏者赤，乌之所藏者黑。”可见社会教育影响之大。
绍祖参加工作后，视长者为师，同龄者为友，虚心向身边同志学习。绍祖曾感慨地说：“我在生活和工作中，良师益友很多。对我教育之大、影响至深者，终生难以忘怀的是我的思想老师胡耀邦，政治老师王震，工作老师张爱萍。，’绍祖的8年清华学业一结束，并未去从事专业研究工作，而是在组织的安排下进人团中央，出任全国学联主席。
“文革”开始后，他与许多人一样交上了厄运。善于独立思考、具有独立见解的绍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发落到河南农村团中央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岁月无情，戴着贴有“现行反革命”标签帽子的绍祖，被推到人民的对立，他只能忍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精神痛苦和生活折磨，苦熬着那艰难的年华。
历史有情，他和被打成“走资派”而下放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编在一个班里（干校编制为班、排、连，一个班有十几个人）。那位生性直爽的青年导师、长者，自然不会将全国学联主席这位大学刚毕业的青年后生，视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那个特殊的年月、特殊的环境里，胡耀邦利用特殊的手段和方法，对绍祖进行了特殊的关怀和教育。绍祖满怀深情地说：“胡耀邦是我的思想老师，我应该好好写写他。即使现在不能写，将来也一定要写的。”
绍祖谈到胡耀邦时显得很激动，在他的脸上和眼里能够看得出他对这位过世人的深切爱戴和无限的怀念。在干校绍祖与胡耀邦朝夕相处的两个月，真是情同手足，无话不谈。从天文到地理，从历史到现实，从思想到政治，从文学到科技，从国内到国际，从笑话到正事，海阔天空，纵横交错。在干校那个小天地里，思想的空间是没有边际的，但所谈的一切，都没有离开党和人民、献身革命这个主题。使绍祖记忆最深的是胡耀邦给他提了三条意见：一是不够刻苦，虽然在干活上能吃大苦耐大劳，但思想不刻苦，读马列的书不刻苦，想革命的大问题不刻苦；二是不会抓主要矛盾，什么都想干好，结果什么也干不好；三是不会等待时机，明明你讲的是对的，但时机不对，讲出来后适得其反，有时时机要等待一二十年。这三条就成了绍祖后来终身受用的东西。
“公则明，廉则威”。真诚，是一种力量；真诚，是赢得人民信任的首要条件。胡耀邦那种襟怀磊落、坦诚相见、始终立于平民地位的作风，使绍祖终生难忘。绍祖觉得他是一个宽厚的长者，更能理解体谅别人，特别是对青年人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亲近和关怀，令绍祖对他产生由衷的尊敬和热爱。
说起王震，绍祖深有感触地说：“我与他相处3 年，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很多事情。那一段时间是与他朝夕与共，他的言行、品德，对我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如同又上了一个社会大学一般。1975年王震听聂荣臻说，应该让我这个学核物理的人归队，才把我介绍给当时的国防科委。他在介绍信中除说了我的一些优点外，还特意写上一句，去了以后不要当官，要从参谋做起。我体会到这才是对我的信任和真正的爱护。离开他以后，他还是经常把我召回去谈谈心。‘十三大’前，有人写信诬告我生活上和经济上有问题，他对我十分气愤，亲自批示要严肃查处。而当他知道信上所写的是不实之词后，又鼓励我不要背包袱。那是‘十三大’中央委员选举前夕，他说诬告信已经散布比较广，对我当选中央委员可能有影响，并说：‘当不上中央委员也不会影响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这件事上，让我深深体会到老一辈对年轻一代的期望与厚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党内生活有了转机，一些老同志开始被启用，一直坚决与林彪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王震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当时与王观澜一起，被任命为国务院业务组（相当于国务院常务会议）列席成员。在此之前，1969年他被“疏散”到江西东乡县红星垦殖场，与那里的干部、群众同生活、同劳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原来的秘书出于正义感死保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王震同志当了两年多“平民”后，又有了新的领导职务，于是就需要重新物色一个秘书。他想找一个年轻一些的，从团中央的干部中挑选是理所当然的了。据说有人向他推荐了好几位同志，其中就有绍祖，并说明绍祖尽管有不少长处，但是曾有过“现行反革命”的问题，而且至今尚无定论。王震知道绍祖的父母，他不相信这位从小在延安读书又经过两千里行军的孩子会反党、反毛主席，当即就拍板说：“我就要这个‘反革命’。”
1972年4月，团中央河南演川“五七”干校对绍祖的审查还没有结束，一纸调令就把他调到国务院办公室任王震的秘书了。临走前，不少好心的同志帮他出主意，教他怎样去当秘书。也有同志为他担心，说王震同志的秘书可不好当，因为他事情多，脾气大，千起工作不要命。而胡耀邦同志却鼓励他去，说王震同志为革命立过大功，曾经历了五次“长征”：率红六军团从湘赣边到湘鄂川黔；率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到陕北；率三五九旅从陕北到晋绥又回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率南下支队南下北返、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率一野二纵解放青海，进军新疆。建国后又修建铁路、屯垦戎边。毛主席称赞他是既会打仗，又会生产的人。在1943年还亲笔为他写了一纸奖状“有创造精神”。
耀邦同志还语重心长地对绍祖说：王震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对人民无比热爱，从不搞阴谋诡计。要绍祖放心大胆地去那里工作。平时要与王震同志多交心，做他的真诚的知心朋友。只要这样去做了，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就这样，绍祖成了当时王震手下惟一可以直接指挥的“兵”。
“文革”前期，林彪反党集团伙同“中央文革”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许多革命老同志被“监护”起来。绍祖一到任，王震同志就指示他，对于所有老同志及其家属，他家的大门都是敞开的，都要以礼相待，真诚地为他们办事。绍祖排除了各种干扰，忠实地、一丝不苟地执行王震的指示，许多要求“探监”的信件和要求复查的请求都是通过绍祖送到王震手里，又经过王震之手，转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叶剑英那里。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王震总是尽全力去保护。“四人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许多学者、专家、工程技术干部被打倒。王震却一如既往，对知识分子关怀、爱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他们。
“四人帮”曾攻击王震是“黑保护伞”，身边的人都是“黑秀才”。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在绍祖给他当秘书的3 年中，亲眼看见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既讲原则，又讲灵活，严格要求，热情爱护，保护了许多优秀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
王震出身贫农，从小在铁路上做工，他对劳动、生产有着天然的感情和能力。在绍祖给他当秘书期间，他先是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后来又是副总理；先是协助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抓经济工作，后又支持邓小平、万里等同志抓铁路、交通、邮电的整顿。他不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而是有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人，只要是他认为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会积极主动地去干。说句通俗的话，他是一个“眼里有活的人”。他看到偌大的一个中国，当时农副土特产品出口，一年只有4亿多美元，就主动请战抓这项工作，发展黄金生产，既为国家增加外汇，又可以使农民富起来。在他的推动下，国家调整了黄金收购价格，促使黄金生产很快地发展起来。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十分尊重科技人才，自己以一个业也没有“毕”过的学历，刻苦钻研土壤学、栽培学、细胞学、遗传学等专业书籍，对于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十分敏感与热衷。他组织力量引进优良种子和种畜、种禽，大搞腐殖酸类肥料，推广先进的种植、繁殖技术等。在发展生产的问题上，他一点保守思想都没有，只要是好的、先进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国家的，他都虚心学习，并结交了一大批科学家，每次出差都要带上几位，随时请教。他常对绍祖说，在新疆创业和修筑铁路时，知识分子多么重要，没有他们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有一次，在某省看到报纸上报道当地建造一个水库，说是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硬是把它建起来了。王震对此非常不满意，当即对陪他的省委书记说：“赶快把这个水库拆除，否则出了大事怎么得了！”
1976年的前9个月，对中国人民来说，真是多灾多难：发生了三次大地震，又相继去世了三位革命领袖，王震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如焚。周总理去世后，他曾想蓄须明志；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他不仅热情支持，还想亲身前往。这些都在他周围同志关于要注意斗争方式的劝说下没有实行。但他确实是运用他在军队中的影响，组织和聚集力量，准备与当时已被毛主席批评过的“四人帮”决一死战。毛主席去世后，他更为悲痛，由于双腿行动不便而住进了301医院。绍祖虽在一年前已经离开他，但由于肠胃大出血，在毛主席去世后没几天也住进了301医院。1976年10月6日晚上，绍祖正好也在他病房里，这次王震就说得更清楚了，他指名道姓地说，江青一伙说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是“走资派还在走”，是要篡党夺权！他提高嗓门说：“我的腿坏了，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走，我坚持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天，绍祖从叶帅家的孩子处得知“四人帮”已被抓起来了，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解放”是什么滋味。绍祖跑到王震的病房里，想和他共享这胜利的欢悦。而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却不像绍祖那样激动，似乎他已想到了未来更艰巨的任务。
谈到张爱萍这位工作上的老师，绍祖的语气里充满了感激和尊敬：张老有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大无畏的创业精神，而且业务技术精通，对国防科学发展运筹帷幌。1975年张老“解放”以后又被派去抓国防科技工作。那时国防科技战线已破坏得不成样子，张老亲自到科技生产的第一线组织发动群众，亲自组织尖端武器的大规模型号研制。他爱憎分明，襟怀坦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绍祖就是在他主持国防科委工作后不久，调到国防科委工作的。绍祖是学核物理的，但从未做过实际工作。张爱萍要绍祖尽快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向老同志学习。他特别重视国防科学战线上人员的思想政治品质，提出“搞尖端武器的，首先要有尖端的思想”。打倒“四人帮”以后，张爱萍主张尽快把伍绍祖这个与他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人提拔到领导工作岗位上。他教育伍绍祖，工作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准，不要迷信“权威”的话。在业务工作上他提倡“越是尖端，越要简单”，一切要按科学办法办事。现代高科技的组织管理工作，头绪纷杂、内容繁多，只有掌握现代的科技管理理论和方法，才能把工作做好。
张老倡导的现代科技管理理论和方法就是系统工程。系统作为一个概念，古已有之。我国古代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强调了人体各器官的有机联系，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的联系，身体健康与自然环境的联系；战国时期李冰父子设计修建的都江堰三大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形成了一个协调运转的工程总体；古天文学很早就揭示了天体运行和季节变化的联系，编出了历法，指导农事活动。所有这些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朴素的系统概念的自发应用。系统工程就是用系统思想和定量化的系统方法处理系统的工程技术。系统工程没有局限的专业领域，它跨越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应用于广泛的时空领域。伍绍祖从国防科工委调到国家体委，两个部门的业务工作完全不同，但伍绍祖在实践中验证了张老传授的工作方法。不过，那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而是永恒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
自我教育
古人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就是告诉后人，不管是总结前人实践中的经验，还是接受书本上的知识，都要花费巨大的劳动。绍祖在曲折复杂的生活磨炼中认识到，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勤奋地学习。学习，只有从被动变为主动，从强制变为自觉，才能在受教育的道路上取得自由。
绍祖从国防科工委政委调任国家体委主任时，曾引起海内外人士的极大关注。海外有一家新闻单位曾这样报道：“中共国家体委新任主任伍绍祖，是一位既有组织工作能力，又有宣传鼓动能力，而且被其属下评价为作风清廉的大陆政治新星，他曾仅凭13年的军旅经历，于1988年获授少将军衔。但就在这一年的12月，他突然被免去国防科工委政委职务，调国家体委任主任。虽然这在表面上属于平级调动，但熟知中共政情的人都明白，国防科工委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部门，而国家体委则只是表面风光。”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绍祖被调离实权部呢？众说纷纭。也有人开玩笑说，因为伍绍祖在国防科工委任职期间，主抓“军转民”项目成绩突出，所以他本人也被“军转民”了……
随着国家体制改革的深人发展，国家。体委被撤销了，建立了国家体育总局。这“委”和“局”自然有很大差别，这主任和局长自然也不是平调。伍绍祖由国家体委主任改任为体育总局局长，自然又会引起一些人的议论。不管别人如何评说，绍祖却能泰然处之。因为绍祖有稳定的心理素质、坚定的自信心和自我教育能力。绍祖从懂事起，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以尊重启迪他的自信，以平等保护他的上进，在新式教育下，自信形成了他独立性格的核心，使他把家庭的父母，学校的老师，都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榜样——父亲伍云甫20世纪40年代初即已官至中共中央军委秘旗长，但建国后的最高职务反而只达副部级；母亲熊天荆，1923年开始她的革曦生涯，1926年人党，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一生廉洁清正，默默地为人民奉献终生；小学校长吴燕生，是留学日本的高才生，为了培养革命后代。主动跑至。延安教学；中学校长王一知，是1922年由刘少奇同志介绍人党的箱党员，从1928年直至解放前夕，她一直从事党的敌后工作，全国解放后，人民把“行政八级”和“部长待遇”作为她付出的回报，然而，王一知以其超然的态度放弃了官位和优厚的待遇，选择了退出仕途到中学去任教……
重事业，轻名利，识大体，顾大局，能上能下，荣辱不惊，这是前辈留给绍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