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不满周岁的小特特（注：李富春之女）随外婆和妈妈一同返回了祖国。不久，妈妈又因革命工作而长期出门在外。小特特全靠外婆哺育。孩子，离不开妈妈！孩子，思念着妈妈！小特特虽有外婆的疼爱，但她缺少母爱。
1928年，蔡畅根据地下工作的需要，请母亲将小特特送到上海中共中孵所在地，以组成家庭的形式掩护中共地下工作的开展。小特特不知道她的任务和作用，但她很幸福，因为又能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了。她不高兴和弄不懂的就是妈妈老领着她搬家，东躲西藏，过着一种紧张而又没有规律的生活。开始，她们只是在上海搬家。1930年的一天，妈妈竟然带她出了远门，一下子搬到了香港。经过长途跋涉刚在住处放下行李，便有几个陌生人借口看房子闯了进来，妈妈便让其他的同志应付陌生人，自己带着小特特和随身携带的箱子（箱内有党的文件）立刻离开脚住所。小特特累得实在不想走，就问妈妈为什么又搬家？妈妈严肃地告诉她，小孩子听大人的话，不许多问。在她幼小的记忆中，这种事发生过许多次。她们不仅经常转移住处，而且还经常更名换姓。由于长年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养成了妈妈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再多问一句的习惯。不过她最感难受的是，有一段时间，她们住在工人区内一个小阁楼里。妈妈外出时，就把她一个人锁在屋里。她常常还在熟睡时，妈妈就出去工作了。白天她一个人在屋里，中午只能吃剩饭。有时没有剩饭，她只好饿肚子。孤寂之中，她非常害怕跑出来和她争饭吃的老鼠。为了解决她的寂寞和孤独，妈妈给她抱来一只小狗，她和小狗相依为命，喂它吃喝，抱它睡觉，和它说话、讲故事……后来因敌人突然搜捕，她们在仓促离去时，忍痛将小狗遗弃了。
1930年秋，妈妈又带着小特特返回上海，与聂荣臻夫妇住在一栋楼里。不但房子阔气，而且还雇了阿姨，这一切使小特特困惑不解，但她已养成了习惯，只看不问。有一天妈妈不在家，她偶然打开柜子看看，却意外地发现柜子里竟是用纸包的砖头瓦块之类的东西。她当然不知道这是为了工作，才需要住这样好的房子，为了摆阔气，以掩敌人的耳目，由于党的经费有限，因此只好这样做。1931年，顾顺章背叛了革命。为了确保安全，上级命令蔡畅转移到苏区去。小特特掩护地下工作的使命已经完成，又被送到湖南双峰县乡下同外婆居住。小特特又一次尝到了母女分别之苦。4岁的小特特因革命工作的需要，来到妈妈身边，和妈妈共同出生入死，一起颠沛流离了3年；又是为了革命工作，她又不得不和妈妈分离，这一别就是7年。直到1938年，母女才再次相见。
1939年秋，巧岁的李特特进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开始了她儿童时期的学习生活。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一大批西班牙革命者的子女也来到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和中国孩子一起学习。
1940年秋，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关闭。李特持和该院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转到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到这里后，特特与毛岸英、林小林编在一个班。她由于学习刻苦、遵守纪律、团结同学，在莫尼诺已经加人少先队，1941年，她又加人共青团，团支部书记是同班的毛岸英。这里的生活条件好，学习气氛浓，她除了完成学业外，还读了大量苏联的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高尔基等人的作品，由此，她既提高了自己的文化修养，又增长了课彬知识，也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其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是那样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并对她的思想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在以后遇到的众多困难中，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总是鼓舞着她去生活和工作。
战争降临了，17岁的李特特参加了红军后备军。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旗帜下，她投人到长达4年之久的反法西斯战斗行列。
作为苏联红军后备军的一员，李特特参加了各种军事训练。在轻重机枪的射击训练中，她以较好的成绩获得了“苏联民兵轻机枪手”的证书。在全副武装步行一天50公里和滑雪一天100公里的行军中，她一步都不落后。同学们对待军事演习非常认真，就如同真的上战场与法西斯作战一样。记得一次演习冲锋，当他们途经河边的一座磨坊时，磨坊里正好走出一位挑水的苏联妇女。他们高喊着“冲啊！杀啊！”的口号，从那位妇女的身边冲了过去，由于太突然，那位妇女竟被吓得晕倒在地。尽管如此，他们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停下冲锋的脚步。事后，在讨论当时是先救那位妇女，还是继续冲锋的问题时，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是为保卫祖国与法西斯作战，那么当然是继续冲锋。
一切为了前线，李特特他们什么都千过。前方需要军火，他们就参加制造燃烧弹、往炮弹里压火药、制造炸药箱的工作；将士们需要衣被，他们就动手缝制；医院的伤病员需要护理，他们又当上了卫生员。当李特特第一次看到许多断臂残腿的伤员时，心里非常难受，当眼看有些伤员无法救治而牺牲时，真像有无数把刀子刻割着她的心。在几百个日日夜夜里，她经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吃饭、上厕所都是见缝插针。她觉得只有这样拼命工作，心理上才能得到些许安慰。
1942年的春天，一大批伤病员被送到了伊万诺沃，不少学校和单位改成了临时医院。李特特和同学们来医院护理伤兵。在那里，当她们看到许多少胳膊缺腿的伤兵是那样的年轻，有的还只是个大孩子，她们实在难以承受这精神上的刺激！战争，战争！她们第一次亲身经受着战争的残酷考验。在护理工作中，这些女孩子端屎、端尿、更换血污的床单、擦洗残废的身躯，这本来已经是刻骨铭心了，还得忍受重伤员的无故发脾气、骂人，再加上药品的缺乏、医疗条件差等原因，经常导致一些伤兵因伤口恶化腐烂而截肢甚至牺牲。这一切就像一把无形的利剑刺割着这些纯洁少女的心。正是这种残酷的现实，使她们更加仇恨德国法西斯，更加思念祖国和亲人。因为她们知道她们的祖国和人民，也正在受难，正在经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战胜法西斯的坚定信念，驱使她们为护理好这些为保卫祖国而负伤的伤兵贡献全力。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她们除在护理工作上尽可能做到周到、耐心、细致、热情外，还经常从精神上、思想上给他们安慰和温暖。给伤兵讲故事，帮他们写家信，从心灵上给他们以慰藉。
1944年，战争开始向胜利发展，儿童院的孩子们又恢复了正常学习。这一年，李特特考上了莫斯科鲍曼工学院。
1947年，她根据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需要，转到了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学习，1952年毕业后回国。
李特特回国后，被分配到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其间，她曾多次下放锻炼。1953年，在当时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下，考虑到自己是学农业科学的，又在国外呆了许多年，现在应结合实际，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了解中国农业的现状，与农民打成一片，并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她主动要求去了北大荒，在那里开荒种地，建设友谊农场。当时，她刚离婚，心里很痛苦，又带着刚4个月体弱多病的孩子。再加上农场初建，各种条件都非常艰苦，住的是窝棚，吃的是包米，自己白天既要下地干活，又要照顾吃奶的孩子，其艰苦和不易，似乎只有在苏联参加卫国战争时经历过。正因为她有那样艰苦奋斗的底子，所以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下来。她由于经受过各种艰苦和劳动锻炼，所以常常表现出人意料的肯干和能干。在韶山劳动，她还能挑起七八十斤重的粪桶往来奔走于田间地头。在安阳干校，在豆子地锄草，天气酷热，而她依然干在前头。
由于过多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那样长达10年的运动，使她丧失了许多为祖国尽力的宝贵时间。在北大荒劳动一段时间后，农科院成立了原子能应用研究所，由于研究方向与她所学专业（植物生理）对口，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将她从北大荒调回北京从事这项工作。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进行核效应研究，她又到新疆戈壁滩上工作了几年。1966年，“文革”开始后，核效应的研究工作被迫完全中断了。1967年，她先是被打成“苏修特务”，后又被冠之以“典型的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而遭到批斗。1969年，她被送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1974年，从干校返回北京，被分配到农科院情报所去做资料翻译工作。1978年，转到农科院农业研究委员会做科研管理工作直到退休。
李特特的一生是坎坷的，但她为祖国也确实尽了力。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科技的发展，原子能不但应用于军事领域，而且也开始在工业、采矿业、医学和农业等领域里有所应用。作为一门新兴研究学科，在中国只是刚刚起步。为了培养国内有关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1958年至1960年期间，在李特特主持下，曾面向全国举办了6期同位素培训班，共培训了10的多名专业人才，为各省市培养了同位素研究的骨干。1980年，由李特特负责组织的“核辐射对农作物的生物效应”的研究课题，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科技进步二等奖”。
李特特退休后，在别人眼里她可是个名副其实的高价老太婆。在市场经济中，她又有了用武之地。有人向她投资想开发她的无形资产，有人找上门来想和她合办公司。说她傻也好，说她僵化也好，反正她都拒绝了人家，却主动参加了扶助贫困地区的工作。李特特牢记着陈老总有一次和她妈妈谈话时曾说的话：“过去我们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找个工作挣了钱还要养活党……”李特特忘不了这句话，她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再苦，也没有老一代人苦。我们这一代人为人民出的力再多，也没有老一辈人出的力多。和老一辈人相比，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满意！老一辈为之奋斗的目标尚未实现，有些老区人民的生活仍然很贫困，国家和政府还一下子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她决心去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些年来，她曾先后到过陕北、甘肃等贫困地区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