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贺毅从北京启程坐火车去上犹江赴任。上犹江水电站坝址设在铁扇关。铁扇关，顾名思义，遥望二面相对排阔而出的两座大山，犹如神话中铁扇公主的两把铁扇，形成了上犹江的大门。此处激流汹涌，打着漩涡，悠悠东去。
上犹江水电站开工只有3个月，水面上还不见一丝建坝的动静，惟在铁扇关西山坡上，有些人在打钻。这儿地方狭窄，江畔兽脊似连绵的大山山麓直插而下，形成一个“V”，字形地貌，只在右岸有一块较平坦的山坡。
就在这么个捉襟见肘的地方，密密地盖着鳞次栉比的简易工棚。随着山势，工棚一层比一层高，星夜远眺，隐约在不甚分明的灯盏里，有如海市屋楼。建在江边的工棚，依山为榭，依竹为瓦；上可见天，下能见江；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室内没有单人床铺，全是一色的沿屋子四周打的竹笆通铺，每人只能占据你铺盖所占据的那一小块地方，其余的场所便都是公用的。右岸的公撇也有几间像样的瓦屋。那是外国专家的宿舍。新中国需要友好邻邦的支援和帮助，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不能亏待外国朋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正是这些简易工棚，栖息和孕育着我国水电战线第一流的专家学者。那时，我国一些大中型水电站的工程设计人员都蜗居于此。贺毅睡的也是通铺，他的近邻是技术员任尚卿同志，后来担任长江葛洲坝的总工程师。不久，贺毅又和韩模宁做邻居。韩是从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长大的。
贺毅到上犹江，一直负责第一线的施工，先在围堰工区任主任工程师，后来又到大坝工区任主任工程师，最后担任调度室主任工程师。他很忙，每溯要在工地吃两顿饭。那正是秋天，阴雨绵绵，到处都是湿流流的。电站的觑者们，一天到晚都得穿着过膝的长筒胶靴。上犹江一下雨就涨水，水面宽了，江两边上下班的工人过江很成问题，特别是工程上用的大件运输没有办法。贺毅经过调查设计了一座浮桥，这座浮桥不但能走人，能通汽车，而且在上面铺上铁轨，还能通小火车。这一下江两岸的来往交通和运输问题解决了。车马行人通过浮桥时，浮桥颤颤悠悠，很有情趣。
浇筑混凝土大坝，要先打围堰，将里面的水抽干。围堰是从两头往中间打的。为防止围堰渗漏，一般在下木笼之前，要潜水下去摸清水中地形，清掉水中杂物。这个摸底任务，便落在潜水员肩上。那会儿在上犹江担任这项任务的是姚新根技师带领的上海打捞队的几个人。他们天天下水，在7米多深的江水中摸索。问他们怎么样了？就说：“差不多了，但还有一些杂物没有清理完，一些大石弄不动。”天天这么问，天天这么答。一转眼十几天又过去了，眼看要耽误施工。贺毅很着急，想亲自下去摸摸底。他找来一本《潜水员手册》，潜心研究了两个半夜，觉得当个潜水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除了身体要好外，无非是放气、吸气那几个基本动作。他心里有数后就去找打捞队的姚队长，诚恳地说：“队长，我想潜水下去看看。”
姚队长一愣，瞅着他的脸问：“你当过潜水工？”
贺毅灵机一动，答：“当过，干过3年。”
姚队长又从头到脚打量他一番，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下面的水压那么大，弄得不好会有生命危险的。”
贺毅仗着自己年轻力壮，没有毛病，索性打肿脸充胖子，说：“你放心。还不就放气沉下、吸气浮起嘛！不会出事的。”
姚队长还是不相信，又问：“你不是搞土木建筑的嘛？”
贺毅笑道：“是呀，机电安装有时也要水下作业。”
姚队长找不到破绽，就拍拍贺毅的肩膀同意了。还好，贺毅潜水下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只是觉得有些头痛、耳鸣。他上来后，姚队长问他感觉怎么样。他笑道：“老潜水员了，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就这样，他一连潜水几次，终于全部摸清水中的情况。一只只木笼按时下了水。
贺毅冒充潜水工下水的秘密，到底叫姚队长访出来了。他称赞说：“这个出国留洋的大学生，可真了不得！为了水电事业，把命都豁上了。”
大坝的浇筑方法，各国都不一样，但都是小块的，一般是分块的，每层厚1。5-3米。苏联是分块浇筑，我国也是分块浇筑。这种方法优点是易于散热，因为混凝土凝固时要放出热量。但这种浇筑方法有很多弊病：一是麻烦，浇筑〔一层立一次模，花费时间长，工效低；二是因为混凝土薄，凝固时容易产生裂纹。
贺毅觉得，这种传统的浇筑方法，不能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也不〔符合当时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根据上犹江的工程进度，在一年多的时间，就要将大坝浇筑到顶，不改革浇筑方法是难以完成的。他经过钻研改革的大块混凝土浇筑法，成为新中国水电史上的创举。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贺毅验证了自己的所学：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适合中国国情，哪些不适合中国国情。实践使他感到更充实了。他固然在学校学了不少书本知识，但有些抽象的理论知识是靠不住的，必须要到实践中去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检验、补充、完善后的理论知识，才变得更实在、更有用，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活知识。经过第一线的实践，也进一步扩大了他的视野：实践出真知。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黄河是“万宝巨川”，也是个“暴房害河”。我们的祖先早有治理黄河的美好愿望，“大禹治水”的传说，便是他们塑造出来的英雄壮举。当然，传说毕竟是传说，真正的“大禹治水”还看今朝。
刘家峡水电站的坝址选在何处，当时的分歧意见很多，争论很大。贺毅和多数人意见一致，坝址选在红柳沟。此处地形呈“U”字状，河面狭窄，岸坡陡峭，基岩为前震旦系云母石英片岩，岩性坚硬，适于做坝。同时这里平均年输沙量较少，仅为平均输沙量16亿吨的5.7 %，而且选在这里建筑工程量较小主要是施工方便，交通便利。
也有人反对在这里建坝，说是这里有错动的第三纪顺河断层，左岸坝肩有构造挤压破碎带。水工专家意见是选在桃河口，地质专家和那时的刘家峡筹建处党委支持选在红柳沟。吵来吵去，最后少数服从了多数，坝址定在红柳沟。
在刘家峡隆隆的开工炮声中，贺毅又接到一纸命令，要他前往福建闽江工程局报到，担任即将开工的古田溪水电站的局主任工程师（特定职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毅就背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十字架。此时，三门峡水电站连连告急：三门峡导流堵死，必须马上清淤。正在受批判的贺毅，奉命连夜登上火车。
贺毅等人到三门峡后，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改建三门峡枢纽工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个改建及泥沙处理方案是成功的。1978年，贺毅等改建工程的主要成员，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
记得1967年春夏之交，林汉雄、贺毅、丁学琦三人，代表水电部到拓溪水电站主持大坝的安全渡汛工作。
这个电站是“大跃进”的产物，前后只花3年时间便建成发电。但它一向被誉为湖南的第一颗红宝石和聚宝盆，总装机容量44.75万千瓦；上游库区水屯泱泱，有航运之便，渔殖之利；两岸山岚灵秀，鸟语花香。“借问乘搓向何处，五六咫尺是蓬莱。”近日这里连连下雨，拓溪水位猛涨，水库关了几十亿立方水，大坝溢流。巨大的洪水由百米之高的坝顶直流而下，“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大坝下游，洪水正以每秒一万三四千立方的流量滔滔倾向洞庭湖。水面上奇峰兀起，狂涛冲天，声震环宇。咆哮、拼博和旋转的浪花，如钢水沸腾，岩浆喷发。坝下，有的职工住房进了水，有些村庄被水围困。大头坝有劈裂缝，渗水严重。开闸下泄，下游水位提高，会有很多个县被淹，人民的生命财产要受到很大损失；不开闸放水，又怕大坝吃不消。万一洪水推倒大坝，那就不是淹几个县的问题了。后果难以想像！
天还在下雨，时大时小，一直不停。他们3人到拓溪后，几次上坝察看现场，研究方案。正在关键时刻，别的地区又纷纷告急，上级命令林汉雄立即去勘查别的水域，将拓溪大坝的渡汛工作，交给贺毅全权负责。
贺毅和拓溪水电站的领导都站在大坝右岸的雨地里，他们虽然都打着伞或披着雨衣，但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上级机关决定，如今既然部里指派他来全权处理，自然由他拿主意。
贺毅转身进人工地调度室抓起电话：“请接水文站。啊，我是水电部下来的贺毅，我要你马上给我报几个数据……”
他回到大坝面前，和几位领导同志一起望着滔滔洪水冲击下微微发颤的坝体。
有人自语：“这是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啊！太危险了！”
贺毅没有吭声，他那因缺少睡眠而显得浮肿的两眼，望着中流砒柱的大坝，脑海里渐渐幻化出一幅凄惨的画面：
拓溪大坝在洪峰的推拥下倒了，库区几十亿立方的洪水平涌而下，以席卷之势，吞噬着下游的村落、城市、人畜和庄稼……水面上飘摇着树梢和楼顶，沉浮着茅屋的上盖，到处是惊心动魄的“救命”的喊叫……
他的汗水顺着脊背淌下来，两眼也模糊起来，咸咸的液体流进了嘴角。他忙掏出手帕揩揩双眼和嘴角，又跑进调度室打电话催要水文数据。
贺毅和丁工程师到这里以后，没有住招待所，就睡在工地调度室。调度室里有一张单人床，上面铺有稻草垫子。他们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在这个时候怎么能睡觉？谁又能睡得着？根据水文站报的数据，贺毅和丁工程师一遍又一遍进行着计算、核对、测量……
经过反复勘测和计算，对这个掉多少脑袋也负不起的责任必须下决心了！贺毅咬了咬牙站了起来，果断地说：
“拓溪大坝不必开闸放水，下游常德地区可以安全渡汛！”
贺毅做出这个决定时，拓溪的洪水还在肆虐，水位还没有下降，下游的人民还在一片惊慌失措之中。为了杀减水势，他只将闸门稍开4个小时……
人民的儿女，只要一切想着人民，一切为着人民，就能在生死关头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就能产生超常的大智大勇。险情被恰当的处治战胜了！……
“文化大革命”，在向纵深发展。被搞得灰溜溜的干部们，一边挨斗，一边还要坚持工作。按照“七五”计划，这时葛洲坝水电站要上，还有个隔河岸水电站也要上。
葛洲坝工程非同小可。长江水流湍急，地质复杂，工程艰巨，投资浩大，必须万无一失地选好坝址。谁去选坝址呢？钱正英部长亲自带队前往。她选择了两位助手，其中一个就是贺毅。当贺毅为选择葛洲坝址和建造葛洲坝奔波辛劳、呕心沥血没有白天黑夜的时候，他却被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扣上了三顶大帽子：“黑帮子弟”、“地下黑司令”、“苏修特务”，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交代问题。
北京市和海滨的“干渴之城”——天津用水紧张。这个工程以潘家口为龙头，通过引滦干渠，将滦河支流上的大黑汀水库、于桥水库、陡河水库、邱庄水库串连贯通，成为一个互通有无、互相调节的体系，向沿途的天津、唐山的农村供水。
引滦人唐的战斗打响了，担任这场战斗主攻任务的，就是因葛洲坝停工缓建而壮志未酬的基建工程兵第61支队的两万雄师。支队党委考虑到天津、唐山严重缺水，也为了减轻北京市的供水负担，毅然提出“提前一年截流，提前一年蓄水，提前一年发电”的“三个提前”，作为部队献给地方的一份厚礼。第61支队的全体官兵为实现“三个提前”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1976年7月28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兵办”半夜里给贺毅打来电话，要他立即参与组织部队抗震救灾。第61支队出动了近万名官兵，赶赴唐山地震中心救死扶伤。
外面大雨滂沱，雷鸣电闪，狂风怒号。贺毅乘车连夜冒着雷雨赶往唐山。雨太大，公路已积水一尺多深，司机看不清路面，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停下来。
贺毅心急如焚，恨不能一步跨到唐山，车子一停，他就喊：
“怎么又停了？你就沿着先前的路线一直开嘛！”
可是一遇到茫茫的水面，分不清道路时，司机还是不敢开。
贺毅心急火燎，大声嚷嚷着：“开，大胆开！”
司机十分为难：“这路我不熟，您是首长，万一车子出事……”
“哎，老弟呀！这是什么时候？唐山没了！你还瞻前顾后的？”贺毅真有些火了。
“这里的路我熟。路上没有太大的沟沟坎坎，水不会太深，你把方向盘适当地往上游方向打，就不会被洪水冲走。”这一手是贺毅在葛洲坝黄泥河上测量水位时学来的。
于是，小车就按照贺毅的指挥拼命往前开，因为水深车速快，车过处，溅起的水浪仿佛给车子插上一副翅膀，水都灌进了驾驶室。
贺毅赶到唐山，天已大亮，狂风暴雨中，大地还在颤抖，不断有余震震塌房屋的轰隆声。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昔日的唐山市已成了一片废墟。公路都拱起来了，铁路的轨道弯弯曲曲，有的埋进土里，有的支向空中。水渠也坏了，到处流着血水。倒塌的楼房上悬挂着受害者；楼下的预制板压着人，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还在呻吟、呼救。天气闷热，有的尸体已开始腐烂，幸存者正在将尸体分批埋葬。
贺毅看到这个情况，立即组织部队抢救。受伤的灾民太多，急需各种药品。唐山被震成这样，什么药品也没有了，解决药品成了十万火急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派一般人是求不来药的。贺毅赶紧喊司机小蒲发动车，亲自到潘家口医院取药。车子顶风冒雨赶到蓟县，已是下午两三点钟，这里是一个师的医院，药品已送往唐山。怎么办？有药才能救人！立即回北京！
天黑了，雨一直未停，许多地方的路基下陷，汽车不敢开得太快；有的地方必须绕行，就这么开开停停，整整开了一夜才到北京。
地震的余波波及了北京，市民们已不敢呆在楼房里，家家户户都在搭防震棚。贺毅顾不得回家看看，车子直开到“兵办”指挥部要药。
当“兵办”在筹措药时，他才抽空回家。在临时搭的地震棚里寻到爱人和儿子时，他的两只脚已抬不动了，眼也睁不开了。他太累了，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两天两夜滴水未沾，一口饭没吃，浑身衣服都湿透了，脚面已肿得像馒头。他来不及脱鞋换衣服，倒到地铺上就睡着了。爱人和儿子帮他脱了鞋、换了衣服他都没醒。
贺毅在地铺上睡了4个小时，眼一睁就要去唐山。爱人劝他再休息一会儿，他摇摇头说：“不行啊！灾民急需要药品！”他胡乱扒了几口饭就出发了。这次走，他要了两个司机，轮流开车，昼夜兼行。
贺毅率领指战员天天在地震中心抗震抢险，救死扶伤，常常是日以继夜，没时间合眼，没时间吃饭。正值盛夏，尸体太多，气味难闻，熏得官兵呕吐不止，饭摆在面前也吃不下去。一个多月的抗震救灾任务完成了，贺毅也累病了，不得不住进医院。
部队抗震抢险一个多月，给工程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么一来，工程还能按计划提前一年嘛？为此，水电部在潘家口召开会议，钱正英部长提出了“1976年坚决截流”的决定。部队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提出“坚决按时打好截流仗”的战斗口号。部队层层发动，落实截流任务。贺毅、崔军都下到基层听取意见，现场帮助解决问题。在官兵的奋力拼搏下，终于在10月9日胜利围堰合拢。提前一年实现主坝河槽一举截流成功！
1978年，基建工程兵第63支队宣告成立。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九O师，第一任支队长就是当年第九O师二团三营的教导员陈曙光。这支部队组建后，就担负起给井冈山老区人民送“小太阳”的任务。
1980年6月，贺毅被任命为基建工程兵水电部队副主任。12月15日，潘家口第一台15千瓦常规机组并网发电，按计划提前一年。当年支队党委提出的宏伟目标实现了，贺毅也乐得笑不拢嘴。
天生桥水电站位于红水河上游黔、桂两省交界的南盘江上，是开发红水河的龙头工程。这个电站上马后，因施工条件差，曾下过马。1982年，国务院重新讨论天生桥二级电站上马时，有人提出，无施工队伍愿去。李鹏当时已担任水电部长，他在国务院会议上建议，要当时的第61支队全体人马前往施工。其实，为了开发红水河，贺毅在1978年就到过红水河上的龙潭，并迅速组织部队进驻龙潭，后来龙潭不上马，才改上天生桥二级（坝索）电站。于是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调第61支队向天生桥进军。
贺毅立即通知在潘家口施工的第61支队，要他们做好进军天生桥的准备。为了便于领导，水电部队成立了天生桥水电站总指挥部，贺毅被水电部任命为总指挥。这年4月贺毅到潘家口调兵遣将，5月第一趟军列由北京出发，向天生桥进军。因为天生桥没有路，各方面条件差，贺毅命令官兵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3年内，将公路交通、房屋建筑、水电供应以及砂石骨料开采全部解决好，为大部队进驻天生桥创造一切必要条件。
6月，北方旱象成灾，土地龟裂。为支援下游人民抗旱，在潘家口施工的第61支队开闸放水6亿立方，确保了70万亩农田顺利插秧。
9月，第61支队二团和三团，在完成潘家口水电站一期工程施工任务后，立即挥师南下，参加引滦人唐工程建设，承担引还（还乡河）人陡（陡河）工程，段和引滦入还工程沙岭子隧洞的开挖重任。第63支队在青海龙羊峡支援工作中立了大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当时黄河上游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洪水，围堰后惊涛拍岸，汪洋无际。水位离堰顶只有3米，并在以每小时10厘米的速度上涨。围堰岌岌可危。一旦洪水溃堤而下，俯冲落差一千多米的兰州以下地区，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将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万分紧急！
国务院连连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上游军民协同抗洪抢险，一保龙羊峡，二保刘家峡，三保下游四省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四保包兰铁路。关键要保住龙羊峡。
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这支部队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和工人们一起，跟洪水拼搏。在李鹏部长的坐镇指挥和贺毅的现场指挥下，终于保住了龙羊峡围堰，赢得了抗洪抢险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