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黄健刚两岁时，国内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那时他父亲黄平在共产国际工作。为了保护革命者及其亲属免遭敌人的屠杀，周恩来吩咐两位随身警卫把小黄健和他的母亲送往莫斯科。当时周恩来嘱咐警卫人员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即使你们牺牲了，也要把孩子送到苏联，这是党交给你们的任务。”他们乘一辆大车，一路上他母亲和化装的警卫一直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到了车站，敌人正在盘查行人证件，他母亲和警卫都紧张极了，在慌忙中只好把睡着的小黄健放到篮子底下，上面盖上衣物和破布，那是个活生生的孩子呀！他若哭叫起来，一切都完了。他母亲强忍着极度的紧张，横下了一条心，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人就是这样，在生死关头，那种惧怕心情反而消失了，她从容地应付过了敌人的检查，安全地通过了车站敌人的检查哨。当他们走出了好远，妈妈摇动了一下篮子，见孩子没有动静，这一下可把母亲吓坏了：“难道说孩子被憋死了？”她赶紧掀开破烂东西一看，“啊！”她长出了一口气。小黄健正在香甜地漫游梦境呢！后来他们又经过不少坎坷，最后乘游击队的小车顺利过境，再乘火车到达莫斯科。
1933年，6岁的黄健人国际儿童院后，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学习，使他产生了双重感情。一方面，从幼年起他就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双重教育。儿童院经常组织孩子们和十月革命及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会面，小黄健见过全民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列宁格勒斯达汉诺夫发起人、著名的伊万诺沃纺织女工、在哈桑湖战斗过的英雄、著名的国外革命家。这一切在黄健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生活在苏联孩子们中间，长期不讲中国话。但“祖国”这个词对他来讲就好像“毛泽东”、“周恩来”、“八路军”、“长征”这些名字和词语一样亲切。黄健离开祖国时虽只有6岁，但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动摇过回祖国的决心和忠实地为祖国服务的信念。
另一方面，他幼小的自尊心常因不公正的待遇而受到伤害。在儿童院里，黄健是排在“最难管教的孩子”之列的。由于打架、不守纪律、搞恶作剧，常受到教养员的惩罚。黄健有时被取消看电影的资格，有时被剥夺看杂技表演的权利。总之，院长和许多教养员不喜欢他，这深深刺伤了一颗稚童的心。但在儿童院有两个人，使黄健终生难忘：图书馆的耶尼扎维达？ 彼得洛夫娜？ 阿里彼柯夫斯卡娅，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富于同情心的人，她真心地疼爱黄健，允许他在书海中随意翻阅。黄健从小就特别喜欢看各种奇特的画，以及富于讽刺和幽默的书籍。这些书使他能经常保持乐观，相信自己的“运气”……
另一位是对自己的事业极端狂热的体育教员布拉金，他非常喜欢孩子。虽然他不是心理学教育工作者，但他比许多教养员更理解孩子的心。他不歧视调皮的孩子，他要把淘气的黄健培养成一个有用的好小伙。很快他就把经常领头闹事的黄健变成了热心的体育助手，即使他有时出点小错，体育老师也不进行惩罚。黄健为此非常崇拜自己的体育老师，力求自觉全面地支持他。记得有一次，黄健在大孩子的影响下开始偷偷抽烟，偶然被体育老师发现了。他把黄健叫到跟前严厉地说：“你想当一名运动员就得放弃抽烟！”就这么一句话，对黄健来说就是信条，至今他还感激这位老师使他免遭烟草的危害。他迫使黄健进行顽强的训练，体操和柔软体操对黄健来说是非常轻松的事，而滑雪训练常常把他搞得筋疲力尽。当看到别的孩子跑到他前面时，黄健就会带着一颗刺伤的心悔恨地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比谁都强，非要赶上跑在前面的人不可！体育老师培养他既诚实又不甘落后的性格，并习惯于互相帮助、热爱劳动，善于克服生理上和心理上疲劳和软弱。这一切在黄健以后的成长中是极其有益的。
记得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的文化课得了2分，女教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说：“黄健和其他运动员一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确，那时候他的功课确实不怎么样，但在从事体育的同时，他已经开始形成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输给别人的性格，他暗暗发誓要在短期内独立自主地使自己由落后生变成合格的学生。从此，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拿着课本去教室，认真地复习和预习。两三个月后，他的各门功课都上升到4分和5分。老师和同学们都感到惊奇。他心中暗暗高兴，他用行动证明，他不仅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学生，而且证明四肢发达的运动员头脑并不简单。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了，黄健己读七年级，希望继续进高中学习。也许是儿童院的领导想早一点和黄健这位不听话的学生分开，所以他们拒绝给黄健这样的机会，于是他只好选择了伊万诺沃体育技校。这种选择是偶然的吗？当然不全是了，因为黄健忘不了周恩来伯伯说过的话。那是1940年的一天，周恩来突然来到儿童院看望孩子们。他热情地向每个孩子打招呼，同大家进行生动的无拘束的交谈。他问每一个孩子长大后想干什么，有的说当医生，有的说当飞行员或工程师。当问到黄健时，他吸了口气站起来，一时不知回答什么好。这时大家喊起来，“尤拉是我们的体育家”， “他特别喜欢运动”。这位好强争胜的孩子，在这个场合反而害羞得脸红了，因为喜欢体育但并不认为这是件重要的事。没想到周伯伯却高兴地说：“这是非常好的事啊！祖国需要强壮和健康的革命家。”接着他讲了一个他如何因为跑得快，从而甩掉特务跟踪的事。最后，周恩来举起右手微笑地告诉大家：“你们不仅要好好学习，还要从事体育，使你们的身体像钢铁一样的结实，有了强壮的体魄，才能回去更好地为祖国建设出力……”那天夜里，黄健久久不能入睡，他懂得了搞体育不是游戏，而是对祖国、对人民十分有益的工作。这就是他选择伊万诺沃体育技校的根本原因。
在体育技校学习期间，儿童院院长仍同意黄健继续在儿童院吃住，但交给他一项任务：以社会活动的形式负责体育工作。那时候黄健才14岁，体育技校离儿童院又很远，早出晚归。除了学习和工作外，他还和大家一起参加全部的社会活动，如清理军用机场跑道上的积雪，为反坦克部队收集空瓶子做反坦克手榴弹，到炮兵工厂当工人的助手，到集体农庄劳动等。
1943年，黄健顺利地结束了体育技校的学习。但不幸的是他和儿童院长发生了冲突。儿童院长想让黄健无偿地担任两项工作——体育老师和少先队辅导员。黄健只答应了前者，因他还想学完函授高中后进体育学院。由于意见不一致发生了口角，院长竟蛮横地叫骂起来：“如果这样，你就给我滚！”性格倔强的黄健，忍受不了这种民族歧视。滚就滚！第二天他只穿了一件旧皮袄，登上一双破毡靴，带着一个装换洗衣服的背包，永远离开了国际儿童院。他就这样走了，孤苦一人；他就这样走了，身无分文；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带着强烈的自尊，沿着积雪的大道向前走着。
生活是残酷的，但天无绝人之路。黄健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在伊万诺沃农业专科学院找了一份体育教师的工作，住进了大学生的宿舍。战争年代，每人每天只供给400克难以消化的黑面包和一点油和糖，这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体育教师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黄健在农业专科学院的三年多时间里，每月给伤病员献400多毫升血，以换得一点食物供应卡和钱，这样，他在一个月内可以吃饱午餐。春天，再到上前线人的自留地里承包一些活，干半天算半个工，换一点土豆和黑面包。有时还去车站卸货，整夜不休息……各式各样的困难他都遇到了，也都顶过去了。艰难的岁月，进一步磨炼了他的性格。他一边工作，一边坚持完成全年制中学最后3个班次的学业，为接受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并增强了自信心。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黄健始终没有忘记过祖国。他知道祖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但国内战争又爆发了。寄居国外的游子，盼望着早日能回到祖国。1946年，他和四个原儿童院的同学商量后，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他们的学习情况和渴望尽早回祖国效力的心情。
不久，毛泽东主席给他们回了一封亲笔信：
永福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科学和技术人员，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简单的给你们写上几句，希望你们在苏联学习并团结全体朋友，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将来回祖国服务。
信中的“永福”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信中的“黄平”应为“尤拉黄平”，是黄健的苏联名字，“黄平”是父名，这里主席指的是黄健。
1947年，黄健以极大的热忱开始了他在莫斯科。毛泽东回信体育专科学院的学习，而且学习成绩一直良好。他力求掌握更多的体育种类，撑杆跳和体操他是一级，游泳和棋类是二级，足球、技巧、拳击、滑雪等是三级。这种多样化的训练，对他后来的回国工作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莫斯科体育专科学院当时物质基础是很不完备的，但却集中了许多体育专家和理论家。各教研室主任几乎都是苏联有成就的教练员或者科学研究员。例如黄健上三年级时，是由著名苏联田径理论家、教育学教授尼？格？奥卓宁对他们小组进行教练。在这里学习，为黄健打下了事业上的坚实基础。他深切地认识到：自己并非天才，苏联教练也不是神仙，外国人能攀登的体育高峰，中国人也能登上。我们需要的是不盲目模仿和崇拜外国经验，在学习各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自己的路。
黄健1951年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体育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1953年后，任国家田径队主教练。1953年11月至12月间，他带领田径运动员在山东一个露天运动场搞训练。一次休息时，他偶然看见一个细长腿的小姑娘站在旁边，她一边看着那些运动员，一边抖动着那双很不匀称的细弱的手和腿，急切地在原地跳跃着。这个小姑娘就是郑凤荣。当时在场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送到他们面前来的竟是未来的世界纪录创造者。当时郑凤荣才15岁，而黄健也不过25岁。但就是这位年轻的教练看上了这个不起眼的小姑娘。不知为什么，他一开始就对她抱有信心。郑凤荣一心一意地热爱体育，具有在困难面前绝对不示弱的战斗精神。1956年郑凤荣训练达到了309次，首次训练期超过3 小时，都用超负荷的运动量。
一次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节的比赛，黄健带领中国运动员在一个区搞跳跃训练，苏联运动员在邻近区进行跳跃训练。训练结束时，黄健的苏联老师，苏联著名跳高教练员维？莫？季雅契柯夫走到黄健面前说，他很羡慕中国有郑凤荣这样的运动员。但又说，如果你们不把她过时的“剪越”式换成“俯卧”式，想达到世界水平是不可能的。听了苏联教练的话，可以想像黄健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他在莫斯科学习时，维？莫？季雅契柯夫对他进行了四季撑杆跳训练，如严父般地对待他。他在黄健心目中，永远有崇高的威望和绝对的权威！黄健在体院学习的时候，他已是著名的跳高专家、苏联名望很高的教练员。相比之下，黄健现在只不过是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的、无名的教练，甚至可以说在教练工作上还没有起步。一切都很简单，无疑地要听敬爱的老师的话。黄健睡不着觉了，他连着几个夜晚都翻来覆去地想，怎么办？
在他经验尚不丰富的训练工作中，迫使他对一个运动员的命运和他自己的教练生涯做出决定。他经过慎重思考，全面分析了几年来郑凤荣的训练情况后，最终决定按自己的原定训练计划进行。在1957年的11月17日，郑凤荣在北京跳过了1.77米，创造了女子跳高世界纪录。
在1958年的中小学运动会上，在那次国家级的比赛中，有个小伙子由于情绪紧张，没有取得跳高第一名，他久久地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连人也不敢看。黄健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彻里，决定把他吸收进训练小组。他已经看出了这个非常“嫩”的跳高者，具有天然的跳高素威轻巧而细长的腿，匀称的跳高体型……黄健一下子就相中了他——倪志钦。是伯乐也好，是巧遇也好，在黄健的教练生涯中，又培养出一个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就是这位腼腆的小伙子，击败了神奇的布鲁梅尔——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跳高运动员。
黄健，是个幸运的教练员。1978年，他的小组里又增加了个新学生。一个端庄而陌生的姑娘，用一双温柔善良的眼睛注视着他：“黄教练，咱们早就见过面。您想想，1972年在厦门……”“噢！”黄健马上想起来了。那年，他带着学生倪志钦、石洪芳去福建省各市进行示范教练和讲课。厦门是倪志钦的家乡，黄健带着他们曾到当地的少年体校观看过女孩子的跳高表演。有一名个头最矮、晒得黑黑的、瘦瘦的、光着脚的小女孩，努力地跃过平板条。从那时起，黄健就记住了这位13 岁的小姑娘，她名叫郑达真。郑达真进了黄健的训练小组，她最初的成绩是178 米，还未达到当年国家级标准。但她和同乡倪志钦一样，也具备有良好的素质。她当时的身高是1.76米，这一点黄健非常满意。后来，她成了首次跳过1.90米的中国女性。并且不止一次地创造了我国女子跳高新纪录。
1979年，21岁的上海姑娘杨文琴来到黄健的训练组。超过20岁的运动员，以前从来没收过，为什么黄健要开这个先例呢？杨文琴在16 岁时技术进步很快，以1.83米创造过我国成年组的纪录，在她面前曾展现出光辉的前程。但体育往往是残酷的，她在以后的4 年中，成绩一厘米也未提上去，精神也渐渐地垮下来，许多人包括她自己都感到前途无望了。在她最困难的时候，黄健给上海体委写了封信，主动要求把杨文琴调来。体委领导认为黄健是个怪人，就很快把杨文琴送来了。而事实证明，黄健确实是慧眼识真才。在他的精心教练下，1985年杨文琴以1.96米的新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从此，杨文琴不止一次地写信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高度的激情感谢黄教练给了她第二次体育生命。
一位西德评论员曾在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对黄健的教练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感到惊奇的是：“20世纪50 年代，黄健教练培养出了‘剪越式’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郑凤荣。6O年代，黄教练培养了‘俯卧式’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倪志钦。七八十年代，还是这个中国教练培养出两名现代的‘背越式’中国跳高纪录创造者和不止一次荣获亚洲冠军的郑达真和杨文琴……我还未碰到过像黄教练这样善于用不同的‘越式’培养出许多名运动员的教练。”
那么，黄健是位“天才”吗？回答是肯定的：“当然不是！”是“幸运儿”吗？回答也是肯定的：“非也！”就在他创造事业上辉煌的同时，也比一般人经受过更多的磨难。他2岁就离开了祖国，24岁才回来。他刚回国时，与人们交往都感到困难，特别是他养成的“俄罗斯”的直率性格和东方斯文的礼仪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有些他并不在意的行为和看法，却得罪了不少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他可以说是一点也不了解中国国情，却冒冒失失地干了许多傻事。他参加工作后，每天都有些政治活动，不是学习就是听报告，或参加各种政治性的社会活动，还要经常不断地清除和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黄健年轻气盛，就写了一份报告，声明自己为了工作不想参加这些政治学习、听政治报告等，原因是自己成长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在苏联的大学里已经学了几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联共党史》，而且成绩都是5分。这些“妄自尊大”的过激言辞，在政治运动中怎能逃脱挨批判？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逃不了厄运，被戴上了“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反革命分子”、“国际间谍”等大帽子。进行了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后，既找不到“犯罪证据”，也斗不垮他的死硬态度，只好把他送到山西一个最穷的地方，让他去经受皮肉之苦。艰苦的生活条件，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在苏联他都经历过了，这不过是再复习一下而已。但各式各样的精神折磨，带有侮辱性的群众斗争会，常常使他忍受不了。还有那不许与人交往，每天除了写检查之外只能学毛选，吃饭只能席地而坐，以示他比革命群众低一头。尽管这种精神折磨极端残酷，尽管黄健要忍受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但他自始至终从不承认自己是人民的敌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始终牢记着贺龙元帅对他说过的话：“黄健，你是党的儿子，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一点。”当他无数次地默念着这句话坚持下来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过说这句话的人，已被人害死了。
黄健就是在经受这些磨难后又走上教练岗位的，而且又训练出了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他为人民出了力，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他不仅被任命为我国田径队的总教练，还被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华全国田径协会副主席和教练委员会主席。他是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两次荣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和亚洲田径联合会亚洲优秀教练员奖章和证书，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练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