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四人帮”是一小撮杀人不眨眼的恶魔。1968年10月14日，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戏剧家孙维世被“四人帮”害死于冤狱。他们暗害孙维世同志，其矛头直接指向全国人民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大叛徒江青对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怀有刻骨仇恨。江青对孙维世的革命家庭，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培育维世，以及维世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恨得咬牙切齿；而长期以来，维世又曾和她进行了不屈的斗争。这个叛徒终于直言不讳孙维世是她的“仇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老一辈的革命家都知道，维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和延安时代的“妈妈同志”任锐的女儿。孙炳文和朱德是至交，也是周恩来的战友。早年孙炳文参加辛亥革命，20世纪20年代初与朱德去欧洲寻找马列真理，经周恩来介绍，和朱德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归国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离开广州时，让孙炳文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教官。北伐时，孙炳文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1927年4月，他奉党组织命令从广东经水道赴武汉。中途，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由于汉奸褚民谊告密，船抵上海时，他被蒋介石特务和法帝国主义巡捕逮捕人狱，蒋介石密令速将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处决。一周后，孙炳文牺牲在上海龙华特务处。烈士临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任锐也是一位革命前辈。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身揣炸弹，随时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在“三一八”惨案中，她怀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孙炳文罹难后，任锐同志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敌人作斗争，历尽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了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任锐在解放区工作时，从不计较工作岗位是什么，上级给她的任务她都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她总是把大家的利益当做自己的利益，从来没有私人打算。大家都热情地称呼她为“妈妈同志”。她给儿女的诗中写道：“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早在北伐之前，周恩来在广州领导孙炳文等秘密集会时，5岁的维世就开始担当起放哨的任务。她趴在窗口看着窗外的动静，有陌生人来，她就向爸爸和伯伯叔叔报信。有时，孙炳文抱着她上街办事，她就在爸爸肩上认真地观察，看有没有人在她爸爸身后盯梢。孙炳文罹难后，任锐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经常转移住处，每次转移，七八岁的维世都紧张地帮助妈妈销毁秘密文件。而在销毁文件时，妈妈就告诉她，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她从小就在听“党课”。从9岁到16岁，她跟着妈妈颠沛流离，有机会就上学，没有机会就不上学。有时妈妈把她隐蔽在地下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里。
1937年，16岁的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轻，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邓颖超派专人将维世护送到延安，以后，常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二老缅怀忠烈，对维世视同己出，并且写信给任锐说，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做他们自己的女儿，任锐很高兴。周副主席还写信告诉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维世对周副主席和邓颖超非常尊敬和热爱，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边，每当他们团聚时，充满着革命家庭的天伦之乐。
1938年，17岁的维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先后在抗大、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老一辈的同志们都把她看成党的女儿。1939年，毛主席亲笔批示同意维世到苏联去学习。周副主席和邓颖超亲自带维世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维世在苏联经历了斯大林领导的整个卫国战争，学习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革命精神。起先，苏联有关负责同志关心中共烈士后代，把她安置在外国人住的、受到照顾的环境里，但她不肯接受。她说：“毛主席是派我来学习的，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她很快离开了较舒适的环境，同苏联普通公民一道生活，一道排队领取每日配给的口粮，一道到工厂参加义务劳动，到医院参加救护伤病员工作，为伤员输血……在艰苦的条件下，她始终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一直坚持学习，先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周学院的表演系和导演系。
1946年，她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向毛主席，接着又向周副主席和邓颖超汇报她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她在卫国战争时的见闻。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邓颖超都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殷切的嘱咐。她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下，背上行李，到陕西葭县和山西三交县等地投入了土改运动。她写信给一道回国的留苏同学说：“我现在才真正感到为贫雇农的切身利益，才会有坚定的阶级路线，才能收获到无穷的戏剧材料……”她写这封信时才二十五六岁。解放战争期间，她随军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工作，并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她在前线用文艺形式及时地、出色地宣传了党的有关政策。
1949年解放北平时，她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人城。不久，大家带着一批人城前在她亲自指导下排练好的优秀文艺节目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汇报演出。毛主席接见大家并鼓励道：“你们演得很好！”1949年12月，毛主席赴苏联会见斯大林，她担任代表团翻译组组长，一直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以后，维世是全国政协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她几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而她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戏剧工作。她翻译介绍了有关苏俄著名戏剧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著作，翻译了欧洲古典名著《一仆二主》、《女店主》；她导演了名剧《保尔？柯察金》、《巡按》、《大雷雨》、《万尼亚舅舅》和《求婚》等。维世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总导演、副院长，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党总支副书记、总导演、副院长并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班主任等职。
从1950年到1966年，她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以文艺为武器，紧密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斗争任务。她导演了《一场虚惊》、《西望长安》、《百丑图》、《桑洋河畔喜事多》、《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瘟神》、《黑奴恨》、《汾水长流》等剧以及儿童戏剧《马兰花》、《巧媳妇》等剧。
她热心从事高等艺术院校的戏剧教育工作，还通过为首都三个中央直属话剧院导演的许多话剧，为我国话剧事业培养了许多新人。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她经常得到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1963年12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作了重要的批示，她认真学习，立即响应。她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于1964年春到大庆安家落户，和大庆职工、家属实行“三同”。周总理还几次指示她“学习社会”。邓颖超送给她《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单行本，鼓励她坚持下去。她在1964年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到萨尔图已快20天了，时间过得真快，也过得很充实。这些最可爱的人，平凡的英雄，我要好好向他们学习，来写他们，演他们，歌颂他们。为这个，我应好好扎下根子，到一个具体的单位。今天来到了三矿，这也就是说我的愿望达到了……”正如一位大庆油田的代表在声讨“四人帮”罪行时追忆说的：“我们的孙维世同志一到大庆，就满腔热情地深人到职工、家属中来，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架子都没有。她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革命热情，走遍井队和家属基地，和各种不同经历的职工家属谈心、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和斗争，还热心地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的维世同志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不嫌脏和臭。她和家属们一起锄草，捡大粪，一起打‘干打垒’，还同‘假小子’卢菊跑到大草原去放牛。大庆家属干啥她干啥，大庆家属身上有多少泥水，她身上就有多少泥水。她从思想到生活都同职工、家属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庆职工家属都尊敬地称她为“孙大姐”。
维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大庆党委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大庆铁人王进喜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写出了歌颂大庆家属闹革命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并和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一起到北京汇报演出，得到了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的热情肯定和鼓励。
可是，正是这个好戏，却被自封为“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江青一伙对大庆红旗从来是恨得咬牙切齿的。这里简单举一个事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派人窜到大庆油田，在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王进喜同志的脖子上挂个大水桶，把他的头塞进火墙用天然气熏，用火烤，还用烧红的炉钩子在铁人的腿上捅了一个窟窿，又把铁人关进黑屋子严刑拷打，还让铁人站在几层凳子上，然后把凳子踢倒，铁人摔昏了就用凉水浇，又用“老虎凳”、压杠子等酷刑，硬逼铁人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铁人回答说：“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认。”“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把大庆红旗拔掉，并把《初升的太阳》这个剧和它的编导者孙维世连戏带人一齐消灭。
江青为什么要陷害孙维世，还得从头说起。
1935年，上海地下党和许多进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租界”和“华界”都笼罩着白色恐怖。维世的母亲任锐将14 岁的孙维世改换了姓名，隐蔽在党所领导的“东方剧院”；后来又先后将她隐蔽在党所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以及它的后身“上海业余剧团”。后两个团体，正是当时江青借以隐身并求得“登龙”的两个阶梯。当时，江青虽曾隐身于一时，但她的心术不正、生活糜烂却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只不过大家暂时还看不清楚她的叛徒真面目。那时，任锐曾提醒过维世不要同江青接触，所以维世对她远而避之。
1937年，维世在延安学习时，江青也混进了延安。这个叛徒一见维世就表示非常“亲热”。维世很警惕。1946年维世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峥嵘未露”的江青找上门对维世花言巧语，假献殷勤，后来却情不自禁地作了一点点自我暴露。她问维世道：“你看我现在怎么样”？维世不明其意，反问“什么怎么样？”江青不冷不热地哈哈一笑，指着维世说：“你这个‘草包’……”经她这么一笑一指一骂，维世就只好说：“很好呀……”不料江青突然把面孔一板，阴沉地说：“一点也不好！我吃够苦哩。我一定要收拾他们……”维世听了十分惊讶，不懂她所指何事何人。这个叛徒又假惺惺地向维世表示什么：你是周副主席、邓大姐的女儿，我是夫人，以后要好好“团结”……维世沉默不言，深感此人居心叵测，难以捉摸，从此对她更加敬鬼神而远之。
1950年初，维世跟随毛主席和周总理从苏联回国后，那个伪装不问政治的江青，一再要维世去看她，维世有戒心，没有去。同年10月14日，维世和金山结婚时，江青携带礼物来参加婚礼。她还没坐定，就把维世拉近低声说：“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儿去？”心直口快的维世反问：“有什么事？”她说：“还不就是讲讲你跟主席出国的事情嘛。”有关毛主席出国的事情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江青为什么一再要打听？维世当然不去。1964年，维世从大庆返京向总理汇报工作时，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总理召集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座谈会，意外地发现江青坐在身旁― 那时江青已经借搞革命现代京剧为名，开始插手文艺界― 她叫了声“维世”，低声地但却威胁她说：“你排了不少戏哩（按：指维世导演过几个所谓‘名洋古’的外国戏），有没有问题啊？！这下该到我那儿去去了吧。”但事后维世还是不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告诉卖国贼林彪的死党叶群说，孙维世是她的仇人，要叶群把孙维世抓起来。她们的交换条件是江青也替叶群抓仇人。从1967年到1968年3月1日，发生了以下情况。
大街上出现反对陈毅副总理的大字报。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要维世“证明”陈毅副总理反对毛主席。维世说：“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外调”人员说：“陈毅是应该打倒的。你对陈毅是什么看法？”维世说：“陈毅副总理热爱毛主席，身经百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大功臣。”
大街上又出现诬蔑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又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多次逼迫维世说：“你要交代同朱德的关系，应该揭发朱德。”维世回答说：“朱德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是毛主席的老战友。我非常尊敬他，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一个深夜，又有两个所谓“外调”人员闯进维世家，先把朱德委员长诬蔑了一大顿，然后逼着维世“交代”同朱德委员长的关系，“揭发”朱德委员长的所谓“罪行”。维世忍无可忍，拍桌大骂，把两个所谓“外调”人员赶出大门，使劲地把门碰上。
又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逼着维世揭发她的胞兄、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涣同志的所谓“特务罪行”。维世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孙泱是特务？”“外调”人员气势汹汹地说；“是首长江青当众宣布的。”维世冷笑了一声，不予回答。
差不多同一时期，街上贴出许多诬蔑大庆铁人王进喜的大字报，胡说王进喜是“假标杆”，是什么“国民党”……维世非常愤怒。
一个清晨，北京城里又突然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长安街上竟然出现了诬蔑8亿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紧接着又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逼维世“交代”关于周总理的事情。他们连骂带讽刺地反复追问，把嗓子都叫嘶哑了。维世始终一言不发，拒绝回答……
在出现上述情况过程中，维世考虑这许多来历不明、行动诡秘的所谓“外调”人员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们为什么敢于这样猖狂地诬蔑、攻击、陷害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们，敢于打击迫害身经百战的老帅们，还有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和老干部呢？维世为此常常夜不成眠。
在这段时间里，她曾给江青写信，针锋相对地诉说孙泱不是特务，要求中央文革调查澄清。上书没有回音。1967年秋，江青、陈伯达等在接见红卫兵时，异口同声地诬蔑长期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的孙泱是“特务”。江青变本加厉说什么“孙泱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这伙真正的叛徒、特务讲话几天后，孙泱被迫害死于人民大学。维世又曾为大庆铁人王进喜遭受迫害而上书敬爱的周总理，说明王进喜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不久，王进喜被解放来北京。王进喜到北京后，冲破阻挠，设法找到了孙维世，并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救了我。周总理已经接见了我……”不料话音刚落，有人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闯进家来，把王进喜轰出了大门。
之后，1967年12月的一天，突然有六七个公安人员来到机关，把金山带回家，这时孙维世正在家中。一个公安人员对金山说，他要代表政府“拘留”金山，说完突然大叫一声“走！”维世在旁大声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他们厉声对维世说：“没你的事！”金山想回头告诉维世要她安心，但六七个人不由分说，连推带拉把金山架上了汽车。金山想回头但回不了头，真是“亲人永别离，生死两难分”！维世和金山就这样永别了！
他们以所谓“特嫌”罪名把金山抓进了监狱。有没有证据？没有！用不着任何证据。他们还威胁维世说，逮捕金山，是所谓国家机密，说了要杀头。金山被抓走以后，他们在维世家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把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维世珍藏的当翻译组长时和毛主席一起拍摄的许多张照片，毛主席的亲笔字，周总理、邓颖超和孙维世合拍的许多照片和给维世的许多书信。此外，还有江青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写给维世表示亲昵的亲笔信，还有康生在50年代写给维世的长信（信中对封建文艺作了疯狂的吹捧，这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所谓“左派”出现的面貌判若两人），抄走并立即全部被送到江青手里。江青咬牙切齿地一边看，一边撕，亲手把毛主席、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珍贵文物销毁。至于江青和康生的亲笔信呢？在他们看来，当然也以灭迹为妥！不过，江青还留下一张照片，当作以后继续作恶的“武器”。
金山人狱之后，维世四处寻找，毫无下落。她又给金山送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和衣物，也如石沉大海。约于1968年1月间，有人到金山家来销掉了金山的户口，维世不知金山的生死，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她到中关村去把这情况告诉她的妹妹孙新世，并说：“金山没有问题，他是总理领导下的地下党员。他只不过在30年代负责过一个戏剧团体，江青在那里当演员，他知道江青生活上一些丑事……”
1968年3月l日，正在被强迫劳动的维世突然被套上手铐，抓进监狱。他们给维世捏造的罪名是什么“苏修特务”。用不着证据，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检法”已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彻底砸烂”了。孙维世被捕后两个星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借题发挥，无事生非，大发歇斯底里。那天江青住处有人给人民大会堂打电话，说江青还没有吃饭，人民大会堂连忙预备了晚饭。曾经担任过周总理卫士长的成元功当时在现场做警卫工作。他在门口等候着，他对江青说，晚饭已预备好，请她先去用饭。不料江青勃然大怒，胡说是总理在里面“开黑会”，不让她进去，大叫大嚷，诬蔑成元功是“坏分子”、“反革命”，甚至谩骂他是周总理身边的“一条狗”。这件事本来与孙维世毫无关系，但是江青反动气焰嚣张，竟又恶狠狠地当众大叫什么孙维世是总理身边的“一条狼”。江青丧心病狂，血口喷人，迫害周总理无所不用其极！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狱中。周总理得知维世死讯后，立即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他们却公然对抗总理的指示，把尸体烧掉了。5年之后，孙维世的专案组才把维世去世的消息通知她的妹妹孙新世。孙新世要她姐姐的骨灰，他们竟说：“已经（把孙维世的骨灰）当成反革命处理了，不留骨灰。”孙新世问他们为什么早不通知她？专案组居然回答说：“不知道孙维世有妹妹！”
孙维世被害死在狱中之后，江青又跑到周总理那里，得意忘形地拿着一个纸卷在周总理面前挥舞，说：“这是从孙维世家里抄出来的。”周总理当着江青的面，拆开纸卷看，原来里面是一张1966年3月，周总理接见演出话剧《初升的太阳》的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全体同志的照片。这正是江青在销毁那许多照片时，仅仅留下的那一张。她当作大棒在周总理面前挥舞，其罪恶的矛头难道不清楚吗？！
维世被捕前，感到处境险恶，和她妹妹孙新世约好，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三晚上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见面。姐妹俩抚摸着纪念碑前的栏杆，望着高大的英雄纪念碑，好像来到了为革命牺牲的父母兄弟面前，她俩慨叹着在解放了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革命烈士的子女竟连见面的自由都没有！维世无限悲愤地说：“妹妹，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着呀！……”她还说：“妹妹，哥哥不是特务，我作为共产党员，不能不反映情况。如果我写信后哥哥的问题清楚了就好了。如果写信后我也出了问题，那就是党里出了坏人，坏人要是不揪出来，那就是亡党亡国的大事。”她还讲过：“人一死，问题不好搞清楚了，无论如何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这些话是烈士后代，中共党员孙维世同志的最后遗言。
金山在狱中7年零4个月，一直以为维世还在人间。1975年，毛主席解放了金山，他回到原工作单位的院子，不见维世来接，还以为她病了。当时他想，现在我回来了，我可以好好照顾她。哪里知道，他亲爱的维世早在7年之前的1968年10月14日——金山和维世的第17个结婚纪念日——被林彪、“四人帮”害死在冤狱之中了！
47岁的孙维世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至死不屈，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党和人民的话。她一进监狱就被定为“关死对象”。当她被折磨得已经行走困难时，还有人不停地踢她；她直到死后才被取下手铐，尸体惨不忍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