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1967年在全国范围内刮起的那一股“揪叛徒”之风。薄一波等61位同志1936局决定，经党中央批准的。这一点，康生1943的会议，1944年他向延安党校作报告时，也专门讲过。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为了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竟闭起眼睛说假话，硬是诬陷这些同志为“反共叛党”。更为恶劣的是，他连在监狱中出生的一个孩子也不放过。据传，他曾晃着脑袋说：“61人叛徒集团，实际上并非61人，而是61个半。”康生所讲的这半个人是谁呢，就是“监狱之星”——张燕林同志。
现在，张燕林同志已经离休了，但看上去面色红润，身体健壮，仍不失一位五大三粗的壮汉。他毕业于苏联莫斯科鲍曼高等工业学院，曾任中国驻原苏联、蒙古、几内亚等国的上午参赞，是一名知识渊博的高级工程师。
张燕林生于1932年，父亲张友清、母亲艾静茹1931年在北平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进了北平军人反省院，也就是草岚子监狱。当时母亲是怀着身孕人狱的。父亲曾带信给她说：在燕林出生的头天夜里，他在狱中听到过钟声和鞭炮声，那可能是正月十五（西什库大钟的响声），所以推算张燕林的生日是正月十六日。
张燕林说，自己的身世大都是后来听老人们讲的。在一个阴沉寒冷的夜里，一声声婴儿的放声啼哭，打破了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寂静。狱警慌忙跑到牢房前，弄得牢门上的铁链哗哗响。女牢里不时传来各种响动，男牢的政治犯们扒在牢门前，瞪着吃惊的眼睛。平静的牢房被搅乱了，狱警们跑动着、吼叫着、怒骂着……
这一切，都压制不住婴儿的啼哭。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生命，当他脱出母胎后，头不抬，眼不睁，蔑视人间的一切，根本不把黑暗的牢房、如狼似虎的狱警放在眼里。他赤条条地降生在草垫子上，晃着小拳头，蹬着小腿，好像向反动派示威似的宣告，在这61个政治犯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反动势力的挑战者；又从那共产党员的母体中，分裂出一个旧世界的叛逆者。这个一丝不挂的孩子，被刘亚雄妈妈用牙齿咬断连接母体的脐带，轻轻地抱到怀里，兴奋地大声说：“是个男孩！是个儿子！是我们的监狱之星，希望之星！我们共产党人的接班者！……”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竟然把赤体的孩子高高举起来。
静茹妈妈睁开眼，瞅了瞅孩子，眼神里流露出无限的惆怅，她当时只有19岁，头胎生孩子，什么都不懂。在这黑暗的牢房里，孩子连块尿布都没有，怎么办？……
亚雄妈妈的表情和静茹妈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胸有成竹，信心十足地命令着：“快！向男牢发信号，一是，宣告我们‘监狱之星’的出世；二是，孩子的尿布、被褥、衣服都要从他们大男人那里想办法。”
信号发了过去，男牢立刻骚动起来。第一个向自己“开刀”的是孩子的父亲，当时北平市地下党的书记张友清。他脱下身上的衬衣，把后背下面一块布撕下来……接着是狱中中共特支书记薄一波，支委刘澜涛、杨献珍、安子文… … 找出自己最好的衣服，撕下最结实的一块布。你一块，我一块，很快集中了一叠子送进女牢。
女牢里的阿姨们忙活着，飞针走线，眨眼工夫这个赤身裸体的孩子不仅有了尿布，而且有了小兜肚、小衣裳、小被子……
穿的、用的解决了，吃的又是个难题。静茹妈妈在牢狱里受煎熬，哪来的奶水呢？在敌人的牢房里，政治犯们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要在这个环境里养活一个孩子，谈何容易！但孩子毕竟是老一辈的希望，共产党人的接班人。
狱中“特支”把如何养活这个小生命提到了议事日程，专门作了决定，无论如何要设法让这母子俩先出狱。
张燕林的父亲张友清，原名学静，字新浓。早年就读于中国大学，192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曾先后任中共太和县县委委员，皖北特委毫县分特委委员兼鹿邑县县委书记。1931年他在担任北平市委书记时不幸被捕。父亲作为共产党要犯，上了敌人的名册。母亲艾静茹是作为家属被捕的，敌人虽然有怀疑，但并不掌握她的政治身份。母亲原是米脂县的中学生，参加革命后由组织上分配她去协助父亲工作，为了掩护两个人的政治身份，只好以假夫妻相称。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出生人死的战友一块工作，很快就产生了真正的爱慕之情，也就弄假成真，结为革命伴侣。
母亲入狱后，一直装扮成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对什么事情都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特别是在燕林出生后，她把儿子也作为掩护身份的挡箭牌。敌人审讯时，她故意弄得儿子大哭大叫，在公堂上拉屎撒尿，搞得敌人毫无办法，只好把这位没有“教养”的农村妇女提前释放。
燕林母子出狱后，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来到了西安。在杜秉承的担保下，母亲到渭南小学当了教员。双十二事变后，汪精卫派飞机轰炸西安，母亲为了保护儿子被炸伤。在那缺医少药的年月，母亲在苦难伤病中挣扎，不幸于1937年5月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时，燕林只有5岁，但已有了记忆。母亲的遗体被埋到西安北富平县城南龙王庙的墙根下，当时那些燕林不认识的大伯大妈们让燕林披麻戴孝，走在抬棺人的前面，还教燕林摔瓦罐、烧纸、跪在坟头哭拜……母亲去世后，父亲虽已出了监狱，但仍顾不上照顾燕林。他被寄养在农民家里，和农家的孩子一块放牛、下地拾柴、搂草。在这期间，他常到母亲的坟地去，看着那长满野草的坟堆，忍不住偷偷抹眼泪。在那个时候，有些穷人为了谋生，偷偷扒坟挖墓，后来听说母亲的坟也曾有人想挖，那个挖坟人到坟地后刚刚举起镐头，就看到一条碗口粗细的大蟒，盘在坟头上，高昂着头，吐出了长长的红信，挖坟人被吓跑了。这个不知真假的传说，在当地群众中越说越神。说什么母亲是天底下的好人，死后自然会得到神灵的保佑，那条大蟒，就是上天派下来的护坟神。就因为有了这种传说，母亲的坟墓直到全国解放还保持完好。
1938年初，地下党把张燕林送到了延安，进延安“保小”上一年级。延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革命年代，更因为它是陕北红军和中央红军长征后会师的地方而扬名于世界。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延安就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后方，世界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张燕林到延安后，一切都感到新鲜，心里充满了幸福。但有一件事，也常常使他苦恼。那就是每当同学的妈妈来学校，或放假接他们回家时，燕林心里就暗暗难过。他羡慕小伙伴们有妈妈，渴望也有个妈妈，他多么思念自己的妈妈呀！有时在睡梦中梦见妈妈，他能高兴地笑醒，笑醒后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又哭着睡着了。由于日寇轰炸延安，学校转移到安塞白家坪后，紧张的学习，多彩的生活，并不能消除燕林没有妈妈的孤独感。每当这个时候，老师、同学、校工叔叔和阿姨们，就会想方设法和他一起玩，逗他开心。有些同学回家回来，把好吃的分给他。那时候同学之间，真是情深似海，不管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还是普通红军的后代，相互之间没有界限，更没有父母职位差别的鸿沟。师生之间的情谊，更是胜过生身父母。记得1938年农历八月十五日，老校长吴燕生专门把刘虎生、丑续和燕林等烈士遗孤找去。他说八月十五是团圆节，特地让伙房给他们做了月饼，并亲自把月饼分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还喃喃地说：“过节了，我们忘不了你们的父母，忘不了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同志们！”
1939年，任北方局统战部部长的父亲到延安开会，特地把燕林从白家坪接到延安，整整度过了一个星期。和亲生父亲一起吃、住、散步，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一周啊！由于长期和父亲不在一起，这短短的7天时间，在燕林的一生中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但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一个长期不在父亲身边的孩子，突然与父亲团聚，那是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隔阂。相聚是愉快的，但父子之情无法尽情表露，甚至在那位既关心疼爱儿子，又不能亲自教育、抚养儿子的父亲面前，在一周不算短的时间里，燕林连一句“爸爸”都没有叫出声来。临别时刻，爸爸爱抚地摸着燕林的脑袋，轻轻地拍着燕林的背，两眼满怀期望地看着燕林。燕林知道爸爸非常疼爱他，也深切地体会到爸爸多么希望他叫一声“爸爸”！他也想叫，几次张嘴，但始终没有叫出声来。爸爸终于握住他的两只小手，深情地说：“孩子，我早就把你交给党和人民了。要永远记住，你是党和人民的儿子！”
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的父亲在战斗中不幸被俘，7月7日在太原敌人的监狱里英勇牺牲。听到这个消息后，彭德怀搓着双手惋惜地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们应该早建议他来延安，应该把这样的好干部，党的宝贵财富储存起来去迎接胜利！”
父亲去世后，张燕林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除了学习之外，就知道淘气爬山、玩水，不走本来就只有二尺宽的路，偏要蹦蹦跳跳踢石子、攀石崖，一双新鞋，穿不到半个月就露出了脚指头。杨玉珍妈妈（杨献珍的夫人，张燕林的养母）为了照顾他，放弃了疗养院的舒适生活，主动到“保小”当保姆。她起早睡晚，找时间用破布纳鞋底，给他做鞋穿。
1944年，张燕林从“保小”毕业上了“延中”，经常和鲍克明、曾宪林等人在一起。他们常结伴到十多里外去看戏、看电影，丰富课余生活。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伯伯先后来到延安后，每到节假日，燕林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经常去改善生活。有一次，薄一波买了一只鸡，特地派人去学校把燕林接回来。在那个时候，杀一只鸡可是一件难忘的事，尤其是对燕林这个孤儿，在心灵深处留下了多少革命清义呀！党的“七大”演出《三打祝家庄》，刘澜涛带燕林去看戏。他们从后台进人礼堂，刘澜涛到前面首长席就坐，燕林就走到后面的座位上。开演了，中间还有空位置，燕林为了抢前面的位置，不慎被活动长条椅夹破了手。刘澜涛知道后，心疼地摇了摇头。第二天晚上他带燕林去看戏时，就一声不响地拉着燕林坐到了前面的首长席上，距毛主席、周副主席的位置很近。刘澜涛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严，从不允许他们这样。但对燕林这些孤儿，却十分照顾。随着年龄的增长，燕林逐渐理解了这些伯伯们为什么对他特殊照顾，也慢慢自觉起来。抗日战争胜利后，燕林随养父杨献珍到了张家口，留到刘澜涛伯伯处。内战开始后，很多同学跟随父母转移，燕林不愿增加伯伯们的负担，坚持要求回学校去。虽然当时只有14岁，但燕林已觉得自己是大人了。从张家口走到平山县，郝人初校长带着这支青海部队（学校的代号），后面敌人追，头顶飞机炸，攀高山，过大河，背着被包，一路上的困难是难以想像的，但他们都克服了。
1947年，燕林从边区联中毕业，养父杨献珍当时任党校校长，派人拉一匹马来接燕林。要是跟来人去党校，找一个好的工作是不成问题的，但燕林觉得不能那样做。燕林谢绝了养父的好意，决心接受学校的统一分配。8月1日，燕林根据学校的统一分配，背上自己的行李，拿着组织上开的介绍信，去一个新的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单位报到。那个单位就是总参三部的前身，到冀中后，改名为晋察冀二局。燕林从事的是机要工作，一干就是3年。后来这个单位划归四野建制，到了武汉，燕林被定为正排级，人了党。搞机要工作，当时不但不能随便外出，平时连封信也不许写。燕林和亲人们都失去了联系。直到第3年的春节，才允许给家人写信。燕林给养父写了封信，可把杨献珍高兴坏了，他逢人便说：“我们的燕林丢了3年，现在又找到了！”
全国解放后，张燕林感到文化的重要，想重新人学深造，就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刘澜涛和赵尔陆，得到了他们的支持。1950年从部队转业，燕林已经18岁了，又被安排到师大附中二部，作为初中三年级插班生，在这里遇上了乌克力、彭其超等人。他们几个都是班上年龄比较大的同学。燕林初三才开始学俄语，比同班生晚了两年半，在半年之内，要追上两年半的功课，困难是很大的。为此，他平时对时间抓得很紧，星期日也很少休息外出，弄得几位伯伯们都不安了。养父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杨玉珍妈妈几次催他回家。刘澜涛听说他没有长袖衬衣，就把自己刚洗过一水的惟一的一件绸子衬衣送给燕林。燕林从‘上高中到俄专这段时间，凡是遇到重大集会和节日，才舍得穿这件衬衣。刘素卜菲阿姨（刘澜涛夫人）把燕林当做家里不可分割的成员之一。每当燕林去她家时，她总是说：“回来啦？”燕林学习忙不回去时，她总要打电话来问：“怎么睡啦？为什么不回家呀？”燕林是个孤儿，从小就没有家，可实际上，燕林何止一胜个家啊！
高三考留苏预备生，学习十分紧张，多数同学都有了手表，便于掌握时间。康国雄看到燕林没有表，就偷偷写信给父亲，让寄来了50元钱。在中组部办公厅工作的叔叔又加了点钱，给燕林买了一块表，直到出国留学后，他一直戴着这块表。1954年高中毕业后，燕林凭自己坚忍不拔的刻苦精神，终于以优秀的成绩保送上了俄专。在苏联学习期间，他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选择了国防专业，进人了导弹控制系，回国后先后被分配到七机部五院、航天部二院工作。燕林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想竭尽全力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到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上。遗憾的是燕林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燕林当时以同样的爱国热情，投人到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大革命”中，初期也写了不少大字报，参加了不少活动。但很快就被掀起的“揪叛徒之风”吹晕了。许多烈士子女，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红孩子，一夜之间都成了叛徒子女、黑五类。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事实。燕林怎么也想不通、理解不了，难道说党真的会抛弃她的孩子吗？多少个日日夜夜，燕林苦思冥想，在延安父亲临别时的话，一直响在耳边：“孩子，我早就把你交给党和人民了。要永远记住，你是党和人民的儿子！”燕林虽然在延安和父亲只相聚了7天，但父亲绝不像坏人，他虽然被捕、被俘过，但他毕竟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监狱里。退一万步讲，就算父亲是叛徒，那时候自己刚刚出生，在延安只相聚过7天，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又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当时只听说是一位“大人物”讲的，后来传说是康生讲的。他说：“61人叛徒集团，不是61人，而是61个半人，还有监狱里出生的那个孩子。”燕林似乎明白了，自己不应该是共产党员张友清、艾静茹的骨血，更不应该出生在敌人的监狱里。为此，张燕林这个从娘胎里就是“叛徒”的共产党的后代，被群众专政了。从1968年直到1971年，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他经受了一次特殊的党内斗争的考验。直到“61人叛徒集团”彻底平反后，他才解放。一个热爱党、忠于党的共产党员，被专政了4年。燕林虽然平反了，但心里一直不太平衡，他再不愿回七机部工作，就分配到进出口委。到了一个新的单位，专业不对口，他学的是俄文，这里却要用英文，怎么办？从头学，从头干起，他加倍努力工作，很快就被提拔为副处级，1987年调到原苏联当商务参赞，提升为副局级。
工作上的顺利发展，并不能平复燕林内心的创伤。那似乎已经弥合的伤口，一直在暗暗流血。有人说：“为革命我们少了一位亲人，但在祖国的大地上多了一座丰碑，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这话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可事实是否如此呢？解放后，由于搞社办工业，盖木工房，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燕林的母亲艾静茹，在解放前被大蟒看守的坟墓被平了。母亲去世时的一位抬棺人，记住了把母亲的遗骨转埋到了什么地方，写信给薄一波。燕林就拿着这封信在“文革”后去西安寻找母亲的遗骨。经过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母亲的遗骨，用麻袋装起来扛到堂兄家里，亲手撒上汽油烧骨消毒。燕林小心地把母亲的白骨包装起来，送往西安烈士陵园。万万没有想到，一位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却不算烈士，她的级别和职位还不够将骨灰送进西安烈士陵园的资格。燕林到处奔波，到处呼吁！说同情话抱不平的人不少，但问题得不到解决。面对现状，真是逼得燕林，欲哭无泪呀！怎么办？是抗争下去？还是知难而退？燕林是艾静茹的儿子，难道说这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母亲吗？或者说是为了自己吗？不，绝不是！燕林要求得一个公道！“可是，就算真理都在你手里，这个公道又到何处去寻呢？不走后门不行啊！”一位同学劝燕林。是啊，他实在没有办法啦，只好违心地听从同学的意见，把申诉书送到了当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马文瑞手里。马叔叔看了申诉，他了解燕林母亲的情况，立即作了批示。就这样通过“走后门”，才将母亲早已寒冷的遗骨安置到了她应有的位置上。说起来不能不令人齿冷！一个为革命出生人死的老党员的遗骨，是她的儿子，那“半个小叛徒”在走头无路时通过“后门”才送进西安烈士陵园的。难怪薄一波、刘澜涛感慨地说：“还是有儿子好啊！这有儿子和没儿子不大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