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刘彤矢在“延中”学习时，根据工作需要，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当年，她还只是个16岁的小姑娘，却被同学们称为“和蔼可亲的大姐”，把她当成知心人，称赞她是“老练”、“成熟”的支部书记。那时人与人的关系是那么的融拾、团结，充满友爱和真诚，人人都是普通战士，组织上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人们相互间都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在这样的环境里潜移默化铸造的刘彤矢大姐，不幸在十多年前得了癌症。当医生宣布她留在世上的时光已经不多时，她没有灰心，没有惆怅，只有个人生命时限的紧迫感和历史的责任感。她要和生命争速度，与病魔抢时间，要把萌生于40多年前在延安时的愿望付诸实现。
在“延中”时，许多同学都是革命烈士遗孤，她了解到很多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可歌可泣的史料，她曾想写出来。现在的客观情况已不允许她再犹豫，留给她的时间太少太少了。她顾不得病体的劳累，更不再担心会有什么冷嘲热讽。再不动笔，就会遗恨终身！于是，从那一刻起，她便走上了一条艰苦的道路。写作本来是艰苦的事，对一个得了绝症，病魔缠身的老人来说，就更为艰苦！回忆往事是痛苦的，尤其是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眼光，以一个苦难中出生、战斗里成长的战士的眼光，来回顾亲身经历的过去时，这种巨大的痛苦化作千百个日夜写作中的“一字一泪”时，我们怎能不被刘彤矢的这种精神、毅力和执著所感动呢？何况她当年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形成她的信念和追求，和当今的现实社会已有很大差距。可是，她以超人的毅力和坚定不移的信念，要把她一生用生命和热血凝聚的追求留给后人。
1990年5月，她在病中写作的《圣地幼苗》终于出版了。这是她抱病走访、查阅、笔耕，两下南方、三赴延安的成果。之后，她没有松气，没有停步，又继续前进了。
1993年，刘彤矢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延河儿女》出版发行座谈会。她身体依然不好，但精神很好，可见她的身心是完全靠精神支撑着的。她的一只眼睛已完全失明，但从未间断写作。从她身上，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种能压倒一切困难坚韧不拔的力量。
1994年，看起来她又苍老了不少，但仍然精神焕发。她的写作条件很差，在一间不大的屋里，床头放一张桌子，写累了可以在床上躺一躺，然后再起来写。桌上堆了厚厚的一叠书稿，那全是废的计算机打印纸。书稿是用铅笔写的，因为她眼睛不好，写出来的字就像小学生的生字本，一笔一画，整整齐齐。看到这些书稿，不能不令人惊讶！写作，有人称为“爬格子”，因为是用一张张稿纸，用一个个方块字，填满稿纸上的方块。几十万字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刘彤矢写作，要比别人吃力得多，她用铅笔将书稿写在没有格子的废打印纸上，写了改，改了写。每篇文章定稿后，再一笔一画抄到稿纸上。她究竟用了多少纸，没有人计算过，只见她把已经写好的一部分稿纸，整齐地堆在桌子的一角，足足有一尺多高。在一个小方纸盒里，放了几十个小铅笔头，用手根本捏不住了。她说：“不是我经济紧张得连枝铅笔也买不起，而是咱们不应该忘掉延安，忘掉那艰苦的生活。随便仍掉一个小铅笔头不算啥，但全国那么多人，一人节约一个小铅笔头该是多么大的一笔财产呀！我身体不好，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了，如果再不节约，心里不安呀！”老大姐说着激动起来，她从床头打开一个木头箱子，从里面拿出十几双袜子，都是破了补，补了穿，有的袜底上已经补了十几层五颜六色的布。她的内裤、衬衣也是补丁叠补丁。要不是亲眼看见，谁也不会相信这位三八式的“老延安”，仍旧过着这样俭朴的生活。
人生本来是有限的，她的生命更有限。当谈起她的写作计划时，她坚定地说：“已经出版了一本，又写好了一本，现在正在写第三本。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一本本地写下去。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从身患绝症的刘彤矢老人身上，我们找到了她战胜困难、战胜癌症的答案，那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造就的特殊的希望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