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双巧手的王兴——他是革命先烈王若飞的儿子。从小生活在延安，好学好动。在延安“保小”、北京“育英”学习时，就喜欢木工组、科技组、模型组的活动，也特别爱做东西。他的玩具没有一件不被他拆卸过的。随着他年龄增长，见识越广、胆子越大。上101中学后，他已经会开钻床、车床、刨床……有一次王维舟到学校来，坐了一辆新型的进口汽车，他看到车门没锁，就摆弄着在校园兜了一圈儿。在“哈军工”毕业前夕，他曾以“U2大炮”为专题作过一篇论文，受到导师的称赞。“文革”期间，他在江西农场劳动时，主动帮助设计、改造饲料粉碎机，曾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受到奖励。
△死里求生的黄文——她是黄镇的女儿，1942年出生在日寇大扫荡的烽火硝烟中。她一岁患上眼疾，双目差点失明；两岁得了赤痢，终日拉脓血，奄奄一息。数年逃避日本扫荡，多次遇险九死一生……她奇迹般地一次又一次活了过来。先人洛杉矶托儿所，后人北京育英小学，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生活，奠定了她的终生志向和人生追求。她说：“回想走过的路，我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干好本职工作，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这除了自身的努力和大家的帮助外，可以说小学的集体生活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础是密不可分的。”
△革命先驱董必武的女儿董良翚——她1941年1月，出生在回延安路上的西安。她出生3天后就和母亲一起被抓进了国民党的监狱，后被周恩来救出到了延安。延安生活给她的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懂事以来，从未感到过自己是生长在一个特殊家庭里。延安的生活，父母的榜样，在这些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中，不断提高她的悟性和认识、分析客观事物的能力。她出任全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后，始终牢记着父亲的教导：“青春难再得，植根宜深厚；同群众前进，立功自不朽。”
△不屈的战士林汉南——他是我党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张浩（林育英）的二儿子，他的叔叔林育南，牺牲在上海敌人的龙华监狱。他从小就饱受国破家亡之苦。1938年3月和弟弟汉雄一起进延安“干小”读书时，就立志长大要当英雄。他很崇拜李大钊、方志敏、蔡和森、彭湃、刘志丹、杨靖宇等革命烈士。他也喜欢苏联英雄“保尔”、“丹娘”。1942年他父亲不幸病逝，在安葬大会上他庄严宣誓：“一定要继承父亲、叔叔和革命先烈的遗志，誓做革命接班人！”1945年9月，他参加了党中央组织的赴东北工作团，1947年7月在执行任务时和敌人遭遇，他为了掩护同志，壮烈牺牲。当时，他才20岁。
△彭总的小通信员马喜乐——他原是“保小”的学生，1947年学校转移时他才13岁，但在同年级的同学中年龄已经算大了，就参了军。但在前总通信班中，他又成了年龄最小的一个。由于他聪明、机智，完成任务好，深得彭德怀司令员的喜爱。由于年龄小加上工作劳累，往往夜里躺下去很难醒来，就经常尿炕。小八路尿炕是很丢人的事，他常把尿的被子、褥子叠起来不让人发现，晚上专门躺到湿的地方用身子暖干。这件事情被彭总发现了，就常常背着人给他晒被子。后来他手臂受了伤又被送回“保小”上学。他一直牢记着彭总的父爱。“文革”中彭总遭了难，他死也不相信彭总反对毛主席，为此挨批斗、游街，也没有改变他的信念。
△革命先驱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她被一家公司聘为顾问，她什么事也没做，人家就送了她一辆进口的自行车跑车。为此，她思索了很久，得出了如下结论：“一位高干子女，就像一名演员站在舞台中央，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身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品评……这并不奇怪，因为你处在一种特殊的与众不同的位置上，正是这种位置自觉不自觉地给你带来了特权。人家当然要想方设法潜入到你心灵的深处，了解到支配你行动的究竟是哪一根神经。有些人的亲近和关心，当然是为了要紧紧地拉住你，将你的特权为其所用……”
△革命先烈的女儿黄曼曼——在她尚未出世时，父亲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怀着身孕的母亲在敌人的监狱里生下了她。她常说：“我一生下来，就做了国民党监狱里的小犯人。”她在“保小”学习时，经常早晨起来去拾木炭，帮妈妈打饭，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当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帮妈妈干事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毛主席是人民的勤务员，我现在年龄小做不了大事，就先干点小事，学着先做妈妈的小勤务员，将来去做人民的勤务员。”
△优秀的服务团团长崔荣——他是一个生在朝鲜长在中国的朝鲜孩子。他性格倔强、爱打人，连学校最顽皮的孩子也不敢招惹他。因此，学校研究要开除他的学籍。有人认为：“我们是革命的学校，应发动全校各方面的力量来改造他。”在教员的说服、教工的影响、同学的帮助下，他进步起来。后来成为全校公认、大家拥护的服务团团长。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父母都是朝鲜共产党员，我出生在日本法西斯的监狱里，当我5岁时父母才出狱。后来，我们逃到了中国，经过三道封锁线才到达延安。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同是被压迫的劳苦兄弟，我长大了，一定和中国朋友携起手来，给中国和朝鲜受苦难的人们报仇。”
△优秀的党务工作者刘幼雪——她8岁时已是重庆“育才”的音乐尖子，她和同学们的合唱、独唱及钢琴独奏轰动了整个山城。后来曾有人找她，要她去三青团办的夏令营，还说要送她去美国。但深埋在她心中的愿望是“去延安找爸爸”！在周恩来伯伯的精心安排下，终于冲破险阻，来到延安，成了“延中”三班的学生。在新的人生旅途上，她长期从事音乐工作，解放后任中央歌剧院党委书记，文化部机关党委委员。1990年、1992年被评为文化部优秀党务工作者。
△在苦难中成长的刘再锐——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生，后人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主动要求去烧炭。烧炭劳动强度大，居住条件潮湿、阴冷，伙食差，又处于柳拐子病发病区，使烧炭的百余名20岁不到的青年都患了严重的关节损伤，甚至造成了终身残废与痛苦。在与苦难作斗争中，他完成了学习任务。战斗历程已过去了50个春秋，这位1944年就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的人，解放后先后任武汉市第三、第四、第一医院院长。多次被评为区、市、省和全国的先进单位代表。
△孤胆特工史炳云——他1940年从“保小”毕业人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学部学习。1941年调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做机要工作，后改作侦察工作。在榆林战役中捕获敌特任平，组织上派他以任平的身份打人敌特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敌方机密情报，并绘制出西安敌人防御工事图。西安解放后，他正式改名为任平。以后曾任通讯总站站长、政委、延安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