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也是一位普通的父亲。他一生共有6个自己喜爱的儿女：长子李葆华、长女李星华、次女李炎华、三女李钟华、次子李光华、三子李欣华。
1918年前，9岁的葆华和6岁的星华，还是有着幸福的童年的。他们随母亲赵纫兰住在河北省乐亭县的乡下老家。父亲在北京大学教书，每年放暑假时回家看望他们。1918年夏天，父亲将全家人接到北平居住。
△李大钊
李大钊的故乡乐亭县大黑沱村，是个很美的地方。孩子们爱称自己是“海边儿的人”。因为乐亭位于渤海海汉子里，大黑沱离海边只有八九里地。
大海，苍蓝苍蓝的，镶着银白耀眼的细沙滩，望无垠，令人神往。夏天的晚上，孩子们最爱坐在门口的古槐树下听老爷爷、老奶奶讲好听的故事。
20世纪初叶，中国的大地到处不太平，乐亭也不例外。军阀混战，盗匪猖撅，官府欺压，恶霸横行水灾肆虐，地主盘剥……家乡父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李大钊是京城里的大学教授，家里尚不愁吃喝。可是说起天灾人祸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家门口也经常有来讨饭的穷人。这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是革命先驱者中，最早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发出热烈欢呼的人。他在首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们不过是一丘之貉。“大战”的告终不是“双方那一边的胜利”，而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不是威尔逊的功业”，而是“列宁跳功业，马克思的功业”。他说这是人类的“新纪元”；“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如果说李大钊在他的第一篇名文《青春》里所说的，“青春的中国”是一个模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那么现在他的心目中所要创建的一个属于新世界一部分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李大钊在1918年2月，被北京大学聘为该校的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北大的“红楼”从此便成了一个小小的革命策源地。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从苏联射过来的第一线曙光，在我国变成了燃起人们革命热情的熊熊火炬。
李大钊和其他共产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领导力量。《新青年》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同一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在北京大学、女高师、师范大学、朝阳大学等几个学校讲授“唯物史观”、“社会学”、“历史哲学”等课程。他在课堂上和各种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推进新文化运动，同时积极地领导和参加了青年学生们的爱国活动。
大钊的孩子们，自然不知道父亲在追求什么，做什么，但孩子们感到自豪的是，他们有这样一位人世间最好的父亲。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亲总是那么慈祥、那样爱他们。
大钊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对孩子的教育，体现了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专制、尊重个性发展的新思想。他爱孩子，却又从不溺爱，更不训斥或打骂。他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可惜由于他太忙了，实在挤不出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即便这样，在子女的成长中，都留下了父亲教育的印迹。
父亲对孩子们的教育，更偏重道德品质和人格养成方面。他总是从小事入手，一点一滴，在玩或讲故事当中告诉孩子一些最基本的做人道理。例如，孩子们吃饭时不小心掉了饭粒，父亲便要求他们从桌上捡起来吃了。并且说，粮食来之不易，是贫苦农民一滴汗摔八瓣种出来的，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啊！父亲听到女儿唱一首粉饰太平的歌，就说，这歌不好，不应当教孩子昧着良心说瞎话。他亲自教给孩子们两首歌颂劳动和自由的歌曲。
星华曾经这样写道：“父亲愿意把我们培养成遇山不愁，逢海不惧的人。他常说，要是经常叫孩子们到深山野林里跑跑，有机会或者坐上小船，像鲁滨逊那样不怕风险，在海心里漂流漫游，那也是很有兴趣的事。这样做，既能锻炼孩子们的胆量，还能使孩子们胸襟开阔，培养孩子们丰富的想像力。”有一年回老家，他特意带孩子们坐船走了一次滦河，这次独特的旅行，给孩子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大钊先生还很注意子女的美育教育。他是一位很有文学修养的人，经常给孩子们讲解中国古诗词和西方文学名著，并且通过琴棋书画来培养孩子们多方面的情趣。
大钊先生经常给子女讲一些苏联国内的情况，相形之下，革命的大道理讲的倒是比较少。大概是当时孩子们还都太小的缘故吧。不过，李大钊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离家舍业，忘我工作，流血牺牲的一生，为孩子们树立了无声的榜样，自始至终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儿女们。
葆华十四五岁，星华十一二岁时，家境开始穷困起来，而且一年不如一年。母亲常常为生活发愁。有的时候家里几乎陷人无米下锅的窘地。全家人穿得都很俭朴，甚至可以说比较破旧。星华在孔德学校读书，同学大半是北大教授的子女。少女时代的她，相貌端庄、亭亭玉立，可穿得总是很破旧，不是下摆加贴边，就是袖口、裤脚加贴边。小姑娘们都爱美，在同学面前她多少有点难为情。但是她听母亲说，家里的钱父亲拿去干“大事”了。什么“大事”，母亲并没说。星华相信，既然父亲要这样做，就一定很大、很重要！她还看到，尽管家里穷，父亲仍一如既往地挤出钱来帮助一些穷困的青年。由于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她坚信父亲所做的一切。因此，从不伸手向父母要东西。
过年了，小妹妹哭着闹着要母亲买新衣服，母亲心疼小女儿，咬牙做了一件。妹妹高兴地穿上了新衣服，星华多羡慕啊！可是她一声不吭。她知道自己是大姐，应该让着妹妹，更应该主动替父母分忧。
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李大钊就开始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了。他在北京各学校发展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作为建党的准备。1920年3月间，他和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协助建党的代表在“红楼”图书馆里讨论了建党的问题。夏天，经过和上海的共产主义者通信研究之后，到1920年9月间，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杭州等大城市成立了。在成立党的前期组织期间，李大钊一方面组织领导学生的爱国活动；另一方面，他派人到铁路工人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长辛店首先组织了工人俱乐部，五一节，工人还举行了游行示威，而且第一次在北方组织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工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李大钊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他是北方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同时是全党坚强而优秀的领导人之一。从1922年起，他同时又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各省的工农运动和社会运动有很大进展。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先生，代表中共提出加人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1923年，他成功领导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二七大罢工，同时他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4月下旬，他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率团在莫斯科参观了五个多月，亲眼看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越发增强了他对中国革命胜利前途的无比信心。冬天，他化装成商人回到了北京，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
由于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仇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把李大钊看作眼中钉。“八一三惨案”以后，北洋军阀政府把领导请愿的人诬蔑为“暴徒”，下令各处通缉李大钊。但是，李大钊并没有在敌人的捉拿下表示退却。他离开了学校的教书工作，隐蔽起来，在白色恐怖下完全献身于革命的秘密工作。
军阀张作霖从奉天进关以后，又首先下令逮捕李大钊。在环境越来越险恶的时候，李大钊如果愿意离开北京的话，他是完全可以安全离开的；可是，他不愿走。许多朋友去劝过他，他都婉言谢绝。虽然环境万分恶劣，他依然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态度始终是那样镇静和乐观。他和同志们作了应付意外事变的一切必要准备，烧毁了重要文件，练习打手枪；当工友出去买菜失踪后，他就和青年同志们一块动手做饭。那时候党组织没有经费，很困难，大钊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贴补革命事业。
自从大钊投身革命后，他的家庭生活就再也没安宁过。不断有流氓暗探跑到他家里来骚扰捣乱。大钊只得带着全家不断地搬来搬去，短短几年里竟然搬了四五回家，并且搬家的周期越来越短。
1924年到1926年，大钊非常忙。为了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他经常南下，奔走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每次从外地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又日以继夜地投人了工作，不是伏案疾书，就是同一群青年男女在书房里秘密开会商量事情，甚至难得和孩子们说上几句话。
1924年春天，正是大钊为党的事业忙得废寝忘食的时候，他的可爱的小钟华患了肺炎。连续几天，大钊硬是挤不出时间过问一下女儿的病。眼看孩子病得越来越重，爱人急得团团转，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大钊腾出工夫时，孩子的病已经耽误了。3岁的小钟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全家都为钟华的死而难过。大钊先生更是悲痛欲绝，但是他甚至来不及追念爱女、慰藉家人，便又匆匆地离开了北京。
不久，家里接到大钊捎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附着一首悼念小女儿钟华的长诗。葆华、星华和母亲一道，在灯下含泪读完这封信。孩子们深深为父亲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所感动。父亲这次外出一去就是半年。直到父亲回来，家里才知道原来他此次秘密出京，是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去了。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棋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都负了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人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继续进行国共两党的革命活动。星华、炎华跟着母亲也搬来同住，葆华和弟弟留在朝阳里旧居，每天负责给父亲送信。葆华在父亲影响下，已于1925年加人了“CY ”（青年团）。
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人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书生出身，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
1927年4月6日早晨，反动政府终于发动了警察、侦探、奉天宪兵近500人，在日美帝国主义特务的配合下，被外国守军放人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疯狂地大搜捕，并突袭苏联大使馆。事情发生时，星华正好和父亲在一起，就和父亲一同被捕。母亲和妹妹炎华也在另一个地方被捕。这天，孔德学校的同学把他接到清华园，葆华和同学们到小汤山旅游，在回家的路上，告诉了他家中出事的消息，使他躲过了敌人的魔爪。直到4月28日李大钊牺牲这段时间，葆华一直躲在爸爸的朋友、北大教授周作人、沈尹默等家中。
敌人把大钊单独关押审讯。星华和母亲、妹妹被关在女监里，一直得不到父亲的消息。敌人很快弄清楚她们母女三人的真实身份后，狡猾地安排了一场法庭相会。
星华和妈妈、妹妹被带到法庭，一眼就看到了昼思夜想的父亲。星华真想跑过去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瞅了瞅她们娘仁，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沉着，就像没有看见她们一样。
15岁的星华，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在敌人的法庭上，一句话、一个动作不慎，就可能给自己或家人带来杀身之祸，她一下子变得理智起来，敌人使她顷刻间长大了。她理解眼前的父亲，被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着，这个力量就是父亲常对她们讲的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星华问李大钊。
“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星华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怕父亲一不留神说出哥哥葆华来，就抢着做了回答。
“不准多嘴！”法官拍着惊堂木厉声吼道……
李大钊立刻领会到了女儿的用意，接着说：“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我的孩子们年纪都小，都在上学，可以说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她们没有关系。”
听说星华、炎华都在上学，狡猾的法官当场出了一道数学题让星华算，看她到底是不是学生。星华不慌不忙把那道题回答出来了。法官又出一道题，炎华也算对了。法官没了招，就命令警察把她们押下去了。
就这样，李大钊同爱人、女儿在敌人的法庭上见了一面，又匆匆分别了。全家人都没有想到，她们这次见面，竟是与亲人的最后诀别！
李大钊被捕后，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贞不屈。他在敌人的法庭上公然承认自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并声明他过去的行动，完全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
李大钊的被捕人狱，引起了社会舆论对他的广泛同情；他的声望、学问、道德，连反动报纸也不能不虚伪地表示敬佩。大学生、各界群众、教育界名流、学者，各方都在设法营救。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计划去劫狱，营救工人们爱戴的领袖李大钊。
大钊得知这个消息后，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监狱在敌人严密警戒下，劫狱是一种冒险行动，事实上是不会成功的，反而会带来更大的牺牲。他说：“我个人为革命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已经是我的罪过；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做这种冒险，耗费革命的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去冒险和牺牲……”党组织同意了李大钊的意见。
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谴责和各界名流呼号营救，判处了李大钊和同案的其他19位同志的绞刑，其中有共产党人，也有革命的国民党人。
残杀革命党人的阴谋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反动统治者怕遭到社会上更大的非难，没有敢进行公开审判。4月28日上午，敌人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20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
临刑时，李大钊第一个走上刑台。他像平日一样，仍穿着他那件灰棉袍，态度镇静从容。他走上刑台以后，愤慨地做了最后一次演说，他态度坚定地声明：“共产主义在中国终将胜利！”他对着刽子手们冷笑道：“你们也太虚弱了，为什么连句话都不敢让我多说呢？”当他的脖子被套上绳圈后，他用最后的力气高呼：“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革命先驱李大钊，为了“把中国人民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为了在祖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他以忠贞不屈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第二天，报上登出李大钊等烈士遇难的消息。噩耗传来，全家人痛不欲生，李夫人当场晕倒在地。从此，李夫人一病不起。
病中的李夫人实在无法亲自去为丈夫收尸，只得让星华带着妹妹，在舅姥爷周玉春、同乡李凌斗的陪同下，到宣外下斜街长椿寺收敛遗体。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被杀害后的惨状，使在场的人都不忍目睹。星华和炎华在父亲遗体旁哭得死去活来。星华一边哭，一边亲手为自己最亲爱的父亲重新装殓遗体。她是代表母亲，也是代表哥哥，也是代表全家人来做这件事的。这幕惨景从此深深铭刻于心，令她终生难忘。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北京，竟难以找到一块净土来安葬李大钊。费了很大周折，星华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将父亲的灵柩暂厝于宣外妙光阁的浙寺里。
李大钊牺牲后，家里仍不得安生，门口侦缉队、暗探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家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警察局的严密监视之下。后来，警察分驻所索性公然下了驱逐令，要星华全家限期返回河北乐亭原籍。
1927年5月11日夜晚，星华照护着生病的母亲，带着弟妹，悄然离开生活了十年的古都，回到故乡大黑佗。葆华也在父亲朋友们的保护下逃亡到日本去念书。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凄凉地分散了。
全家回到乡下后，李夫人的精神被彻底摧垮，终年卧病在床。李葆华远在日本，信息全无。炎华9岁，光华4岁，欣华刚1岁。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15岁的星华一个人的肩上。首先是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连给母亲买药治病的钱都没着落。幸而住在外祖母家，还能给他们一点接济，全家以此维持生存。
为了渡过家庭难关，星华不得不中辍学业，整天在家里守护母亲、照料弟妹。她是个好强的姑娘，如今因家庭牵累不能读书，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痛苦。
母亲很明事理，不愿因为自己的病耽误孩子们的前程。但星华怎肯丢下生病的母亲，故而一拖就是4年。
直到1931年夏天，母亲的病稍有好转后，在母亲再三催促下，星华带着炎华和光华，重返北平求学。那一年星华刚满20岁，有多少困难等着她呀！为了解决姐弟3人的生活费，星华只好四处奔波求人。在父亲的老友帮助下，北大答应，每月发给他们少量父亲生前的欠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又托人卖了父亲一部分书，解决了基本生活费。第二年星华升人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又得到一份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的工作。白天上学，晚上工作，加班加点，半工半读，拼命挣一点钱，贴补弟妹的学费。
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带着孩子们参加了中共北方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行的公葬，葬礼后不到两个月，赵纫兰就含恨病逝了。从此，大钊的子女都成了孤儿，他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苦苦挣扎在这“夜色如磐，鸡鸣不已”的古北平……
△长子李葆华
葆华流亡日本后，考入了东京高等师范。1930年冬，参加中华留学日本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1931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为抗议日本侵略我东北，葆华和其他留日学生开展了归国运动。
葆华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上海民众反日联合会”。1932年他又受党派遣，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平，任中共北平门头沟矿区支部书记。1934年4月，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1936年5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李葆华戎马倥偬，转战山西、河北，直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
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竭尽全力，投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曾先后出任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党组书记……
“文革”开始后，葆华曾被“打翻在地”，经受了触及皮肉的批斗、抄家、住牛棚、做苦役、监督劳动，整整失去人身自由6年之久。
△长女李星华
1932年春天，星华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
1935年，星华参加了伟大的“一二？九”反帝爱国学生运动。这时，哥哥葆华也回到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失去父母的兄弟姐妹，才得以团圆。
1940初夏，星华带着光华冲破重重困难，经过半年多的奔波，终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后到延安中学任教。
全国解放后，星华又回到北京，曾先后在师大女附中和马列主义学院二分院任教。1956年起，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她搜集整理的《白族民间故事传说焦》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高度评价。
在十年“文革”中，星华的身体和心力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她在双目失明疾病缠身的极端困难情况下，仍以顽强的惊人毅力，在女儿的帮助下，口述回忆父亲的一生。
△次女李炎华
1931年，炎华入通县师范学习，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她和党组织及家人都失去了联系，只好下到河北遵化县的山区农村学校，长期任教。直至解放后才只身带着两个女儿进京，找到失散的兄弟姐妹。后在北京市人事局做一般工作，“文革”中病逝。
△次子李光华
1936年，光华回到老家乐亭，在中共县政府当通讯员，时年他只有14岁，即走上了革命道路。1939年，他参加了震动全国的“冀东大暴动”。1940年跟随姐姐星华，历尽艰辛去了延安，进人陕北公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在基层做革命工作，先后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全国解放后，他又先后到唐山纺织厂、钢铁厂任书记、经理等职。1959年先后调中央调查部、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离休。
△三子李欣华
欣华是李大钊最小的儿子，父亲牺牲时他才几个月，母亲去世时他才6岁。1938年，他小小年纪就随哥哥光华参加了“冀东大暴动”。暴动受挫后，欣华与组织、哥哥都失去了联系，只身飘流到大后方。1947年进华北联大学习，后参加教育系统的接收工作，继而在门头沟大峪中学任教，后任门头沟师范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但一直坚持上讲台授课。1990年病逝，身后无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