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连任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与结发妻子高大众（高晓岚），生下3男3女。高大众长陈独秀3岁，目不识丁，陈独秀为办学想从家里拿钱，夫人坚决不肯，两人争吵乃至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思想新颖”且有文化的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随后结合，生1男1女。
陈独秀的儿女有：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长女陈玉莹、次女陈子美，其余两个女孩早殇。
1898年，陈独秀结婚的第二年，元配夫人高晓岚生下了陈延年。延年4岁时，即1902年，他母亲又生了一个皮肤白哲、脸蛋俊俏、眉清目秀的男孩儿，取名乔年。
从童年起，兄弟俩就生活、学习、工作在一起，直到他们留法、留俄归来才分开。兄弟俩虽是一母所生，但外貌和性格却有很大差别。兄长延年皮肤粗黑，身体壮实，性格内向，不苟言谈，像个“黑面武生”；弟弟乔年生来皮肤白哲，圆圆的脸蛋，生得俊俏，像个“白面书生”。乔年性格活泼开朗，喜欢嬉闹，逗人喜爱。亲友们上门，见到形影不离的兄弟俩，都说陈家风水好，生了一对“文武双全”的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1913年，延年15岁，乔年11岁，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在家乡安庆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协同都督柏文蔚举旗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庆一片白色恐怖，柏文蔚、陈独秀东逃日本。
陈独秀虽远离家门，可袁世凯并没有放过他的家人，先将其家洗劫一空，继而扬言要捉拿陈独秀的儿子，来个斩草除根。敌人搜查时，幸好事先有人报信，延年、乔年机灵地互作人梯，越墙逃走。跑到乡下躲藏起来，才免此杀身之祸。
从此，兄弟俩结束了与祖父陈昔凡一起优越、安定的生活，走上了艰难的人生旅途。
1915年，陈独秀把延年、乔年接到上海读书。为了让他兄弟俩早日自创人生，陈独秀采取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他不让延年、乔年兄弟俩在家里吃住，将他俩寄住在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是陈独秀同乡好友，他遵照陈独秀的嘱咐，每月给他们兄弟俩10元生活费。兄弟俩先是在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学法文，后又一起考入复旦大学，继续学习法文。因此，他俩每月10元生活费除交学费外，所剩无几，生活十分清苦。
然而，这两兄弟对清贫生活并不在意，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半工半读，谋生自给。白天在外做工，晚上以地板为床，吃大饼，喝自来水；夏天无蚊帐，冬天无棉衣，一件夹衣四季不离身……
有一次，他们的祖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查看陈家在沪产业的经营情况，好不容易找到他兄弟俩。祖母见他俩衣着破旧，生活如此艰苦，不禁一阵心酸落泪。当即差家人给他们兄弟俩添置衣物，另租住处，并好言劝道：“延年、乔年，你们是陈家后代，在上海求学吃苦，令祖母心痛不安。家里拿钱供你们求学，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要说在上海，就是你们出洋留学，祖母也能供养得起。”
兄弟俩却谢绝了祖母的好意：“祖母大人，你老人家的好意我们领了。不过，我们远离家门，就是要自立，自创人生。古人云‘少年宜使苦，苦则志定’嘛！”
老祖母虽然心酸，但听了兄弟俩这番自创人生的话语，从内心感到高兴。这俩孩子在外求学确实懂事多了，不贪恋家中的钱财，长大了一定能成有用之才。
陈独秀不让延年、乔年在家里住，生活费用又扣得那么紧，令他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心中十分不安。她虽是延年、乔年的继母，可也是他们的亲姨妈，她视他们兄弟俩为己出。她认为：于情于理都应让他们兄弟俩吃住在家里。当时，李达、王会悟都住在陈家，张国熹来上海也住在陈家。陈望道负责编《新青年》，也住在陈家。外人都能住在家里，为什么陈独秀就是不让自己的亲骨肉吃住家中？为此，高君曼苦口婆心，总也说服不了丈夫，甚至常为此发生口角。陈独秀说：“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们自创前途。”就这样，延年、乔年兄弟俩在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一直也没有回家吃住过。
1919年底，这一黑一白俩兄弟，通过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介绍，赴法勤工俭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到法国之初，陈氏兄弟一面做工，一面学习。他们以过人的聪慧和流利的法语，考人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雍斯学校，打算毕业后考巴黎大学。
不久，控制华法教育学会的无政府主义领袖李石曾、吴稚晖以及中国驻法公使陈篆等，勾结法国反动当局肆意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竟然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使得陈氏兄弟俩和大批勤工俭学学生得不到资助，过着几乎流浪的生活。
延年、乔年俩兄弟，被迫从巴黎到里昂一家工厂当翻砂工，他们虽拼命地干活，还是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先生，在法国看到中国名流的儿子如此吃苦耐劳，不由得大发感慨：“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勤工俭学过那么苦的生活，每餐拿面包蘸酱油吃，堪称勤工俭学的典范。”
陈延年、陈乔年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经历了由信仰无政府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的曲折过程。他俩原是通过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获得了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法国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也是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国家。但是，无政府主义不但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反而越来越成为阻碍无产阶级斗争的绊脚石。他们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使他俩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反科学的空想。
因而，从1921年起，陈氏两兄弟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转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给他俩以很大的启发。
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未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仍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
1921年间，贫困的处境使中国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难以忍受，纷纷起来进行斗争。由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发动了“二二八”求学运动。但中国官方不仅拒绝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正当要求，反而勾结法国当局派来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逮捕了100余名示威的中国学生，并于当年强行把他们全部遣送回国。耳闻目睹的事实，使陈氏兄弟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及其反动性，他们毅然跳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泥坑，同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
在这场斗争中，陈延年兄弟俩先后结识了共产主义者蔡和森、周恩来、王若飞等，得到了他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开始走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来。这是陈延年兄弟俩人生之途关键性的转折。
1922年6月，陈氏兄弟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陈延年被选为少共中央执委，担任少共宣传部长。1922年8月，陈延年、陈乔年经当时法共党员胡志明介绍，加人了法国共产党。
陈氏兄弟加入共产党的消息隔洋传到中国，传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耳朵里，引起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陈独秀思忖着，两个儿子在国内始终与他坐不到一条板凳上，所以不让他们在家里吃住。没想到两兄弟在法国两年勤工俭学，思想竟发生了如此巨变，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参加了法国共产党，这不能不使当父亲的在惊奇、怀疑中有几分欣慰。
为发展和壮大党在旅欧人员中的力量，经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认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
1923年春，旅欧支部得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的通知，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揭开序幕，革命形势高涨，火热的斗争迫切需要大批党的优秀干部。是年暑假，陈延年及另外几名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国，前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广州工作。
这年11月，陈延年接替周恩来同志担任广州区委书记，负责两广、福建和香港的党务工作。同年10月，陈乔年也奉命离开莫斯科回到北京，担任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
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在自己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的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常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
陈氏兄弟俩在上海求学时，就与父亲陈独秀存有芥蒂，他们不理睬父亲“父道尊严”那一套，相互交往，一直采取平等式的关系。1917年，陈独秀应蔡孑民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期间，陈延年从上海到北京来找父亲，不是直接去找，而是先递上纸片，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要拜见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还署上自己的名字。陈独秀见了片子，同意儿子陈延年进去，同接见其他来访者一样，公事公办。两人似乎没有父子之间那种特殊的血缘关系。
这件事在北大传出后，有人同陈独秀开玩笑：“陈独秀先生提倡民主，都提倡到自己家里来了，真是身体力行啊！”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在广州不幸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广州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陈延年火速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
陈延年到上海后，找不到党中央的住处。他费了许多周折，才来到闸北中央秘书处见父亲陈独秀。儿子一见父亲的面就用批评的口吻说：“独秀同志，党中央迁址，也应当给我们下面工作的同志秘密打个招呼，不能让儿子与母亲失去联系。”
陈独秀抱歉地说：“是临时决定的，还没来得及告知有关同志，请延年同志原谅。”那口气，那情景，真让人看不出有一点父子关系。
陈延年在党内，一直称自己的父亲为“独秀同志”。对于他父亲的错误，他也以同志式的关系提出批评或建议。他曾直接批评陈独秀反对北伐：“独秀同志片面主观，反对北伐是错误的，缺乏对全国形势的正确分析。”
陈延年兄弟俩与父亲的关系表面非常平淡，其实他们内心对父亲还是很尊重和爱戴的。1926年下半年，党中央准备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延年被推选为南方区出席“五大”的代表，陈乔年被推选为北方区出席“五大”的代表。1927年4月，他们参加了党的“五大”，兄弟俩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延年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就在这年7月，延年在上海被捕，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7月4日英勇就义。
陈独秀长女陈玉莹，在安庆家乡闻悉哥哥延年在上海被杀害，立即奔丧上海，由于过度悲伤劳累，暴死于上海医院。大革命失败前后，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等革命领导人相继牺牲。特别是胞兄延年被害，使陈乔年悲痛万分。他把悲痛深埋心底，全身心地投入到烈士未竟的事业中去。
1927年8月7日，在挽救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上，作为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乔年，不因陈独秀是自己的父亲而讲情面，与陈独秀执行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会上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使我哥哥陈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这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做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幻想。”
1928年2月16日，由于叛徒告密，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11人被捕，其中包括陈乔年同志。他们被押到英租界新闻捕房拘留所，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不久被敌人杀害。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被中共撤销了党内职务，国民党还是不放过他，又悬赏3万大洋缉拿他，他不得不在上海过隐居生活。不料，1928年6月间，又传来二儿子乔年被国民党杀害的噩耗，而且与延年一样尸首难寻。
灾难接踵而至，悲痛、悲观、失望……一齐交织在这位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人之父的陈独秀心上。悲痛中，他借酒浇愁，哭出声来：“延年、乔年，为父为你俩酹此一杯……”说着，老泪纵横，痛哭流涕。“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位看似无情的父亲，也是和天下的父母一样痛惜儿子啊！
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与延年、乔年为同母所生。松年生于1910年，小于两个哥哥十来岁，长于同父异母的弟弟陈鹤年3岁。当他出生时，父亲已与姨妈高君曼生活在一起，此后父亲再没有回过安庆。松年出世后，直到父亲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国民党监狱中他去探视，父子才得以相见。
陈松年没有像哥哥、弟弟那样外出到北京、上海等地读过书，仅在安徽大学肄业，但因家学渊源之故，他的文化修养也很高。
松年3岁时，正值“二次革命”失败，安庆统领马连甲带兵查抄了陈家。延年、乔年从房上跳下逃走，松年太小，跌落在邻家澡盆里。陈家待人厚道，乐善好施，与邻居关系非常融洽。邻居的夫人就势给松年洗澡，如同给自己儿子洗澡一样，才算掩护过去。
松年17岁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安庆的国民党党徒、地痞、流氓涌进陈独秀的家，要霸占这所宅第，后经陈独秀嗣母谢氏电请国民党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出面说情才算了事。可是，大哥、二哥、大姐死难的噩耗又相继向他袭来。
松年28岁那年，日本侵略者即将攻占安庆，不得已由谢氏做主卖掉了“大洋房子”。松年又托乡下亲戚弄了九只小船把家中的财物运往乡下祠堂里，并封上了祠堂大门。日本人来后，还是撬开祠堂大门，两次洗劫，好东西都被抢光。抗日战争胜利后松年携妻儿回来时，仅用一只船装回几件家具。
松年经历了一个大家庭从鼎盛到衰微，从衰微到贫穷的过程。这其中几多苦难，几多惊吓，几多愤慈和辛酸，他感受得最深。
生于1912年的陈子美，在她12岁时，父亲与生母高君曼协议分居。子美跟随母亲很少见到父亲。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时，高君曼已病逝。子美曾到南京监狱探望过父亲。
陈鹤年是陈独秀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为高君曼所生。父亲与母亲分居后，母亲带着他和姐姐陈子美到了南京。姐姐陈子美大他一岁，他们姐弟受的教育也是陈独秀所主张的教育方针之一，即“职业主义”。他们姐弟二人很早就半工半读，进了职业学校，子美学的是妇科，鹤年学的是电讯。
鹤年学完电讯后又到扬州上高中，到高中三年时转到北京，考入北大政法系，并加人了地下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被释放出狱。当时，国民党想拉他出来任职，得到的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陈独秀出狱后，曾想去延安，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个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
陈独秀的回答是：“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
1942年，陈独秀病逝于江津。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
1938年底，鹤年一家去香港，他先后在《光明日报》《立报》做编辑、记者并兼收发报工作，以“哲民”之名发表许多文章，后又回国到桂林，也是编报、教书、收发报。抗日战争胜利后，遭到国民党通缉，全家又到香港，他进《星岛日报》工作，并定居香港。
解放后，子美仍在上海当妇产科医生。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陈子美只得隐其父亲陈独秀之名，除了组织上之外，其他人并不知道她是陈独秀的女儿。她连自己的亲生子女，也从不告诉他们的外祖父是陈独秀，以免增加子女的政治压力。
1953年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
1956年，子美全家迁居广州，虽然政治运动不断，但他们力做良民，未遇到什么政治冲击。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烧得他们无处躲身。子美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和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关进牛棚，批斗游街，身上被打了许多伤，遭受种种折磨。她实在无法过下去了，就把身上剩下的钱和首饰给了渔民，然后将自己绑在汽车底盘下，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香港，几经飘落，后又去加拿大，居住在华人区。先在华人开的医院里当妇科医生，后又与人合开了妇产科医院。她的医术高明，很受华人的欢迎。后来就和国内失去联系，再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