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的五大书记之一。他和结发夫人陈琮英共有过9个子女：在那艰苦的环境里，早夭3个；因为战争中寄养在江西老乡家里，失踪2个；剩下3女1子，即女儿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儿子任远远。而远远也已不幸英年病逝。
1926年，党组织决定将任弼时的童养媳陈琮英接到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3月她和任弼时正式在大上海结了婚。
陈琮英从长沙简陋的织袜车间，走进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这时，她已经22岁了，但因从小没有父母，营养缺乏，加上繁重的童工劳动，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矮小，一点也没有长高。她一身女工的穿着，依在身穿西装的任弼时身边，走在上海大马路上，低着头，生怕看到那一双双笑话她的眼睛。
任弼时这位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中国共青团总书记，看到这情况，鼓励妻子琮英说：“昂起头来，别看你穿着土气，可思想先进啊！从现在起，你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了，战士哪能低头！”
1928年10月，党中央派任弼时到安徽芜湖、安庆巡视工作时，在安庆公园被捕了。在被押送途中，任弼时机警地把消息传给了在上海的妻子陈琮英。
当时，陈琮英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苏民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丈夫。因东奔西走，不能正常生活和吃饭，小苏民病了，发着高烧……但琮英为了完成党交给她的营救丈夫的任务，没有向组织上说半句困难的话，最后在党组织的配合下，终于把弼时营救出狱了。
可是，他们的爱女小苏民却夭折了。当时刚出狱的弼时为了给妻子解忧，强忍着对孩子的思念和在狱中刑讯未愈的伤痛，安慰琮英说：“我们的孩子也是为了革命事业，才贡献了自己小小的生命啊！”并给妻子讲历史故事，唱革命歌曲，来缓解她的忧伤。
残酷的对敌斗争，使任弼时经常处在危险的境地。1929年11月，他出狱刚刚8个月，又在上海被捕了。经组织上多方营救出狱后，踪英见他背上两个被电刑烧的伤口，还在流着血和脓时，心疼地哭了起来。弼时忍着疼痛安慰她说：“战士流血不流泪，快去替我向组织报告，尽快分配我工作吧！”
“组织上早已告诉我啦，让你好好休息一些时候，等身体稍恢复点再说。”琼英心痛地说。
“我在牢里已‘休息’了一个月，现在需要尽快工作，而不是休息。等我们胜利了，我再好好休息吧。”弼时轻松而风趣地说，想减轻妻子对他的担忧。“你不是说过，革命成功了，工作会更忙更艰巨吗？到那时候，更没有时间休息了。”陈琼英轻声地反驳说。
弼时被驳得无言对答，只是咧着嘴笑。仿佛胜利就在眼前，可中国大地当时正是一片黑暗，严酷的斗争正在等待着他们，沉重的担子正压在他们的肩上，在这小小的亭子间里，在这寒冷黑暗的冬夜，他们却憧憬着祖国春天的到来。
1931年，弼时27岁时，参加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春寒如冬，党中央决定调任弼时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1931年3月5日，任弼时离开上海启程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时。因工作紧迫，旅途艰险，只好将即将临产的陈琮英只身留在上海，并叮嘱妻子：“不管生下的孩子是男是女，名字就叫远志吧，让我们的孩子长大后有远大的志向！” 一周后，一个女孩儿降生了，“任远志”这个名字自然而然就归属于她了。远志已是他们的第4个孩子了，由于工作紧张，环境艰险、恶劣，前面的三个孩子都夭亡了。
弼时去了江西，全靠琮英一人来照料这个小生命。真是福不同至，祸不单行，由于叛徒告密，琮英生下远志不到一百天，就被敌人抓进了监狱。不到百天的小远志，也只好和妈妈一起坐监牢，她当时算是狱中最小的囚徒了。
琮英被捕人狱后，沉着机警，她一直装成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的无知模样。敌人提审时，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所答非所问，或者说些莫名其妙、啼笑皆非的话。
狱中的难友，都很同情琮英的遭遇，也十分敬佩她对敌人斗争的机智，大伙主动地帮助琮英照看小远志。即使这样，带着那么小的孩子在狱中生活，也是十分难熬的。
敌人反复审讯琮英，使她的斗争手段也越来越巧妙，有时敌人提问使她难以回答时，她就暗中在小远志的屁股上或大腿上拧一把，孩子可不管什么场合，也不管面前是什么“大人物”，疼了就大哭大叫，又拉屎又撒尿，搞得敌人无法继续审下去。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退堂……”
经过党的竭力营救，敌人又抓不住任何破绽，经过一年的狱中生活折磨后，敌人只好将她母女释放出狱。
1932年，琮英和远志出狱不久，就接到党中央周恩来的电报，让琮英立即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琮英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使劲抱着远志亲着她的脸蛋说：“女儿、你就要见到爸爸了，我们要到人民当家做主的地方去生活啦，你高兴吗？”
可琮英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路途艰难险阻，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就是到了苏区，也要过紧张的军事生活，怎么能带着孩子呢？思来想去，带着孩子是不可能的。在临行前，她毅然决定把远志送回湖南老家交婆母照管。
琮英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她知道弼时十分喜欢孩子。前面3个孩子都没有活下来，丈夫是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来安慰她的。远志出生后弼时还没见过，她多想让他看一看、抱一抱呀！可是在战争环境下，这点愿望也是无法实现的。
1932年3月8日，琼英独自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福建长汀。当夫妻见面时几乎认不出来了，弼时一身红军装束，精神抖擞，跟在上海时大不一样了。当琮英把出狱后小远志的照片拿给弼时看时，弼时认真地端详着说：“这个宝贝女儿像你还是像我呀？”琮英也认真地回答：“现在看不出来，等她长大些才好决定。”弼时兴奋地说：“不管她像谁，反正是咱俩的孩子，你这次把女儿送到湖南老家的事，我们都听说了，很好！你这种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做法，中央领导同志都夸你哩！”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生活、工作都是十分愉快的。有一天，琮英看到弼时抱着老乡的一个小孩，亲来亲去，那股亲热劲，一下子又勾起她对女儿的思念之情。弼时一回头，正好看见琮英站在那里出神，便走过去柔情地说：“我知道你又想咱们的孩子了！等反‘围剿’胜利了，我们设法把她接回来。”话虽是这么说，可战斗的日日夜夜，哪有个尽头啊，这不过是宽心话而已。
1933年，任弼时被派到湘赣边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从此，战斗更加频繁，生活也越来越艰苦，动荡不定。陈琮英随军千里，坚持机要工作，别说接孩子到身边来，当时连个安定的家也没有了，紧接着就是史无前例的长征。
1936年，长征到了西康省的阿霸，陈琮英又生了个女孩。虽然在长征路上，弼时还是高兴得不得了，给她取名叫远征。
琮英却十分发愁：长征路上环境艰苦，缺吃少穿，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吃，可当妈妈的一滴奶水都没有，用什么办法下奶呀？
正在焦急时，朱德总司令亲自端来一盆鲜鱼汤，弼时惊奇地问：“老总，哪里来的鱼？”朱德笑着说：“有山就有水，有水还怕找不到鱼？我自己钓的。”弼时听后，高兴地喊道：“有办法了！”他立即找来缝衣服的针，用火烧红扳弯，做成鱼钩去钓鱼，没有多久，真的钓回来了，虽然鱼不大，但钓了七八条。
琮英感动地说：“弼时！你们这么忙，还为我费这份心。我喝鱼汤，你们把鱼肉吃了吧。”
任弼时风趣地说：“我们又不会下奶，吃了它管什么用！”
陈琮英不安地说：“你千万别忘了替我谢谢总司令！他真是……”
其实，总司令并没有走，还蹲在门外烧鱼汤呢，就应声答道：“谢啥子么！我钓的鱼比弼时钓的鱼大，我烧的鱼是四川味的，比弼时烧的可能好吃些。”这种真挚的革命情谊，感动得琮英忍不住流下泪来。
不久，队伍行军了。为了减轻陈琮英的负担，任弼时坚持要自己背着远征行军，他还宽慰琮英说：“这个机会难得，我要尽些做父亲的责任嘛！”
组织上给陈琮英配备了一名战士，专门来帮助照料远征。任弼时和陈琮英都不同意，在那样的艰苦环境里，怎么能够再增加组织和同志的负担呢！
战士回去后，在行军时，红六军团的干部、战士，都抢着轮流背远征行军。小远征成了军团的女儿，这种革命深情，在长征路上传为佳话。
1938年，任弼时赴苏联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陈琼英又生了一个女孩儿，取名任远芳。1940年他们回国时，就把这个孩子留在了苏联。
远芳，是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里长大的，她的小朋友来自二三十个国家。无论同哪个国家的孩子在一起，远芳和他们的关系都相处得很好。他们总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有一次，远芳生病发高烧，班上一个西班牙的孩子对她照顾得特别好，给她送饭、喂药，如同亲姐妹一样。在那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她虽然得不到父母的爱抚，却总是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远芳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里一直待到小学毕业。她除了学习正常的课程外，还经常从事各种各样有益身心健康的课余活动。例如：每天下午4点钟，女孩子们轮流到厨房帮厨，削土豆皮、洗菜，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的孩子学习缝纫技术、补衣服和绣花。男孩子们干木工活、种菜、种花。这样既可以帮助儿童院的叔叔、阿姨干活，减轻他们的负担，又培养了他们从小热爱劳动的观念，锻炼了他们的劳动能力和体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远芳和一些中国孩子于1950年回到了祖国。当时她只有11岁，继续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
1940年，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陈琮英搞机要工作。他们在这一年又生了－个男孩儿，取名叫任远远。当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任弼时办事公道，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直闹得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
陈琮英是位党性强、坚持原则的好同志。她做了一辈子党的机要工作，可从她嘴里从未泄露过一个字的机密。
还有一次，江青直接来找任弼时，要求给她批几匹布，她想在窑洞前做个凉棚，被任弼时当场拒绝了。
后来，江青又来找陈琮英，求她向弼时说说情，也被琼英拒绝了。任弼时对江青在生活上搞特殊化，曾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抵制和批评。毛泽东知道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
1949年，任弼时的孩子们随党中央机关来到北京。当时大人和孩子们都是实行供给制，任弼时、陈琮英和小儿子任远远，按规定吃小灶，远志是中学生吃大灶，远征是小学生吃中灶。为了教育孩子处处养成节俭的良好习惯，任弼时在每个电灯开关处，都贴上“人走灯关”的字条。星期日陈琮英让孩子们把用过的信封收集在一块，翻过来重新糊好再用。让孩子们把学校发的已穿破的衣服找出来，用来作鞋底。任弼时还抽时间亲自把孩子们找出来的破衣服检查一遍，把破得不厉害的衣服捡出来，告诉孩子们说：“补补还可以再穿一阵子，国家刚建立，到处都需要钱，要处处注意节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任弼时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江青却还记着那些老账。她不仅把陈琮英诬为“寡妇集团”的成员，让人多次进行批斗，更对任远志和其爱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把他们俩口子都关进监狱长达八九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