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者刘伯坚和夫人王叔振，共生过3个儿子：长子刘虎生、次子刘豹生、三子刘熊生。
刘伯坚从小目睹民众苦难，又在学校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以才华出众闻名于川北高原，府尹一度要他当参事，并愿任命他为县长。刘伯坚却一口回绝，选择了到法国去勤工俭学，1922年3月在比利时建立了旅比中国少年党，并任书记，同年秋天转为中共党员。
1923年，刘伯坚赴莫斯科人东方劳动者大学，并被中国留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当时，这个支部不但管理中国党员学生的组织生活，还要负责工作分配和日常生活，被同志们称作“党内驻苏联大使馆”，刘伯坚成了全权“大使”。
1926年春，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在军阀混战中惨遭失败，被迫通电下野。为了寻找出路，求得援助，冯玉祥接受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的建议，亲自到苏联“考察”并求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刘伯坚要参加接待，争取这位爱国将军。冯玉祥表示要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经共产国际推荐，刘伯坚接受了党交给他的改造西北军的任务。
经冯玉样的邀请，刘伯坚陪冯玉祥回国，穿过外蒙古荒原，进人绥远（如今的内蒙古西部）。当地虽然有十几万西北军，内部却十分混乱。士兵们衣服破烂，面黄肌瘦，对政治一片茫然。
刘伯坚被任命为国民联军的政治部副部长，为了振奋涣散的军心，刘伯坚到各个军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并办各种训练班，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以上。
这时，中共中央派遣刘志丹、安子文等二百多名干部到西北军中来，他们都在刘伯坚统一安排下，分配到各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干部。这期间，刘伯坚表现出的豪迈气概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不少高级军官感到钦佩。他同上层人物建立了十分良好的统战关系，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等都与他交上了朋友。他还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分裂出来的部队。
1927年4月，刘伯坚与西安有名的才女、共产党员王叔振结婚，在西北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1927年6月，冯玉祥受蒋介石拉拢，与共产党分手，刘伯坚被迫离开当时已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西北军，被“礼送”到武汉。7月，刘伯坚和夫人王叔振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
“八七”会议后，刘伯坚奉命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与邓中夏、王若飞、何叔衡、李富春五人组成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
刘伯坚和即将临产的妻子王叔振，在带着一箱子党的活动经费赴上海的途中，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却舍不得动用公家一分钱。他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孩子急不可待地要出世了。刘伯坚把王叔振背到了附近医院，因没钱交押金，已躺到产床上的王叔振又被轰了下来。刘伯坚在万般无耐中，这位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几次把手伸向装满经费的箱子，但都又缩了回来。那是党的活动经费，他个人无权借用一分钱。豆大的汗珠像雨水一样从叔振的脸上淌下来，为了忍痛不叫出声来，叔振的门牙深陷在下嘴唇里，鲜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伯坚伸出胳膊，在抽血室里抽出了自己400毫升的鲜血，顶了医药费，医院才又将叔振扶上产床。
刘伯坚坐在产房外的凳子上，脑子里突然想到了“虎啸之威，豹熊之胆。”对，叔振为我们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不管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都应该叫虎生……
突然，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这沉闷而紧张的空气，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了。刘伯坚在喜庆的同时，再次要求向医院又卖了200毫升鲜血，为叔振买了些营养补品。刘虎生，就是这样来到了这个不宁静的人世。
虎生出世不久，党在1928年春，又派刘伯坚赴苏联学习。10年前，刘伯坚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告别父母，离开家乡，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10年后的今天，他将与新婚年余的革命伴侣、爱妻王叔振以及他们的儿子虎生分别。当时环境险恶，他担心年轻的妻子带着虎生在经济无着的情况下生活困难。但革命工作和家庭之间不能两全时，前者永远是第一位的。于是，他鼓励妻子要有虎胆，要继续发扬当年参加学生运动时的革命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不怕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刘伯坚在苏联先后入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并参加了中共在莫斯科郊区的“五一”农场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王叔振带着虎生住在上海，她一面照顾孩子，一面从事工人运动。在白色恐怖下，党的活动经费短缺，所有地下工作者的生活都极度困难。在这种艰苦时刻，虎生的弟弟又出世了，取名为豹生。
王叔振为了抚养虎生和豹生，不得不靠向进步报刊撰文换取微薄稿费，勉强度日。为了避开敌人的跟踪，又不得不经常改变住处。
1930年夏，刘伯坚结束了在苏联的军事学习，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保证安全，他们前后在上海滩工作的3年间，就搬了47次家，最后不得不搬到上海青浦县。
刘伯坚接受党的安排，与妻子王叔振一起赴江西革命根据地。为了工作和行动方便，经过商量，他们将两岁多的长子虎生交凤笙大嫂（王叔振的大嫂）带回西安抚养。1930年秋，虎生离开父母跟舅妈去西安后，不想就此一别，再也没有能见到自己的双亲。
刘伯坚到江西后，即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工作。他密切配合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接连粉碎了敌人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
1931年2月，王叔振生了第3个儿子取名熊生。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刘伯坚顾不了家，顾不了爱人和孩子。王叔振还要工作，实在无力带两个孩子，在熊生出世不满两个月时，即送给闽西芷溪黄荫胡家抚养。王叔振同收养人订下了“抱约”，她提笔在两张红纸上写下了同一内容的留言，一份自己带上，一份留给黄荫胡的妻子丘满菊。她在“抱约”中说：
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长，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续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母王叔振字
公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
写于闽西芷溪
王叔振写的抱约
寥寥数语，真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刘伯坚等策划了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宁都起义”。
1931年夏，蒋介石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命令二十六路军到江西，进驻宁都。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参加过北伐战争，接受过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因而广大官兵有一定的政治觉悟。
进人苏区后，二十六路军官兵亲眼目睹苏区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景象，深受启发和教育。二十六路军的官兵知道蒋介石对他们素有戒心，这次命令部队孤军深人“围剿”红军，显然有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二十六路军的阴险目的。
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早有为部队另谋出路的意向。为此，他们曾派人到上海寻找原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但未接上关系。上海党对二十六路军曾做过分析，认为这支部队有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可能。于是，派王超为特派员等人，打进二十六路军，与七十三旅上尉刘振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组成特别支部，刘振亚任书记，先后秘密发展赵博生、李青云、罗亚平等20余人入党。
1931年11月底，有人叛变，供出了部分党员名单。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刻，特支决定部队迅速举行起义。为取得党和红军的领导，特支派代表到瑞金与刘伯坚联系。
刘伯坚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王叔振调新泉县（新开辟）任县委书记，无法带走豹儿，只好留下豹儿由刘伯坚照看。
刘伯坚得知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后，当即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并携带电台等通讯设备到距宁都县城近百里的固村指挥。
刘伯坚在路上遇到大雨，豹儿因淋雨后发起高烧，伯坚没有时间和精力带儿子看病，只好拿出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托船家带豹儿去看病，并许诺第二天就来接孩子，并带银子重谢。
刘伯坚以中央军委的全权代表身份进人固村后，和二十六路军的代表研究了起义的时间、具体行动步骤，起义后部队的番号以及干部任命等问题。
12月14日晚，赵博生以参谋长的名义，在二十六路军指挥部宴请团以上军官，顺利地瓦解了反动势力，宣布起义。
第二天清晨，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集合在梅江沙滩，撕毁了军旗和国民党的帽徽，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向苏区进发。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军委，前往迎接这支队伍，并召开了欢迎大会。
刘伯坚代表红军在大会上宣布，起义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宁都起义成功后，刘伯坚前往毛泽东的住处汇报了详细情况。当毛泽东问起豹儿时，刘伯坚才想起他向船家的许诺，当他带着银两赶到那个河边时，滔滔的河水上没有一只船，他狂呼着豹儿的名字顺水而下，嗓子喊哑了，再也没有找到儿子的踪影……
中央红军长征后，刘伯坚奉命留下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包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分局领导人，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仍采取集中兵力死打硬拼的方针，致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根据地迅速缩小。到1934年11月22日，宁都、瑞金、于都、会昌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先后失守，根据地所有县城都被敌人夺去。其间，刘伯坚曾提出疏散部队，保存实力，开展游击战争，但这些积极正确的主张和建议却遭到排斥。
1935年初，刘伯坚与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书记陈王显等，率独六团以及机关、剧社、报社的工作人员2000余人，开始向油山突围。3月4日，刘伯坚在塘村附近指挥部队突出重围。在激烈的战斗中，刘伯坚为了掩护战友，不幸左腿中弹，被敌人俘虏了。
因国民党政府曾对刘伯坚定了5万银元赏格，并将其照片发到各“围剿”部队，他马上被敌人认出。
粤军一些军官自称“爱惜人才”，劝刘伯坚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获得自由。刘伯坚却坚称自己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可动摇，使这些人带着叹息和钦佩之感而退。
刘伯坚自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决心一死以殉主义。他在狱中先后写了三封遗书（其中一封丢失）给陕西的兄嫂。信中表达了他的心志：“弟在塘村被俘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刘伯坚在此生死关头，仍时时牵挂着革命，也牵挂着留在大嫂处的虎生、丢失的豹生、送人的熊生。他在给兄嫂的信中说：“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儿子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并嘱咐：“诸儿受高小教育至18岁后即人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刘伯坚安排好了后事，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内心是坦荡的。但他思念红军、思念战友、思念亲人的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广东军阀为了炫耀所谓胜利，1935年3月11日，将刘伯坚由江西大庚（今大余）监狱移囚到“绥署”候审室，故意押着带镣的刘伯坚，在最繁华的青菜街（如今改成建国路）走过示众。刘伯坚识破敌人阴谋，即赋诗一首一路高声吟诵：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响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样。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3月21日，是刘伯坚最后的日子，他向敌人要来了笔墨，给妻子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承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皮
刘伯坚没有想到，妻子王叔振竟未能见到这一绝笔信。就在刘伯坚牺牲的前几天，在一个大风之夜，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中的“左”倾路线执行者，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参加革命后被派往国民联军（冯玉祥部队）总政治部任秘书，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机要科长，中共福建省新泉县县委书记等职的王叔振同志，带到闽西长汀县四都乡秘密杀害了。
刘伯坚写完最后一封信，被敌人押至大庾县金莲山上，壮烈牺牲，时年4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