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张浩即林育英同志，是林彪的堂兄；他与林育南、林彪被称为“林氏三兄弟”。张浩共有子女5人。长子林肖侠、次子林汉南、三子林汉雄，长女早夭、次女林莉。
1925年12月6日，林育英在上海领导群众游行示威，军警突然向群众开枪，育英率领群众奋起抢夺敌人手中武器，搏斗中头顶被敌人刺刀挑开一个一寸多长的口子，血流如注，染红了上衣，他的胸背也连遭敌人枪托的重击。但他忍着剧痛，指挥群众冲出重围……
1926年，林育英的次子林汉南在武汉出生后不久，因母亲革命工作繁忙，就把他送回湖北黄冈农村老家，跟随姑母过着艰苦的生活。直到1935年底他母亲被捕出狱后，为寻找组织回到湖北老家，他与弟弟汉雄才开始上学。
林汉雄生于1929年10月25日（阴历9月9日），所以小名叫重阳。当时他的父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日夜与敌人周旋，处境非常危险。
大革命失败后，林育英同志在武汉为了筹划年关暴动，原准备通过兵工厂秘密运出武器，但被敌人发现而失败了。面对重重困难，林育英同志提出：“自己造炸弹，坚决干到底！”这样，地下党的同志们又都在各自的家中忙碌起来。
一天深夜，同志们在林育英家试制雷管时，不慎引起爆炸，惊动了街上的巡逻兵。他们在敌人没有进到住室前，从后窗跳出撤退时，林育英的夫人涂俊明，猛然想到刚满月的女儿还睡在床上。此时涂俊明已被炸伤，眼睛睁不开，她在小床上摸了两把，但没有摸到孩子。为了不连累同志，她咬咬牙，毅然迅速离开了屋子。
待敌人赶到时，他们都已安全转移。敌人没有抓到他们，便利用孩子施展诡计。
第二天，敌人在林育英同志的家门口贴出布告，大意是说，昨夜这家失火，主人去向不明，屋中只有一个小女孩，有谁知道主人的下落，可速来报告，或将孩子认领走。
面对敌人的险恶用心，林育英夫妇强忍着巨大的悲痛，阻止了准备前去认领孩子的同志。林育英同志坚定地说：“革命总免不了牺牲，每个人都可能遭到不幸，但是，这没有什么。一个革命者，总要看到将来，这是最重要的。‘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将来哭鼻子的绝不是我们。”
敌人的诡计没有得逞，竟残忍地将刚过满月的无辜婴儿，丢进滚油锅里，活活地炸死了。
1931年2月9日，林莉出生在当时满洲省委所在地奉天（今沈阳）。她出生不久，就扮演了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重要角色。母亲带着她东奔西走，传递党的文件、信函和进步刊物，联络党的地下工作者，转达党分配给他们的任务……
由于叛徒的出卖，林育英在抚顺煤矿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了，被判处5年徒刑。林莉出生时，她父亲林育英正被关在监狱里。党组织曾指示她母亲去做互济会工作，以便公开出面营救她父亲出狱。“九一八”事变后，伪满皇帝登基，在报上登出大赦令，对已判刑的，按刑期1年交100元钱取保释放。母亲抱着林莉找关系借了一笔钱，将林育英营救出来。
1932年初，林育英离开东北，去上海工作，林莉和母亲同往。11月，她父母所在的机关遭到破坏，在军警搜查的时候，她母亲沉着而坚定，按秘密工作的要求，在窗户上放上事先商量好的报警信号，让来接头的同志一看就知道机关已遭破坏。她母亲安放好警报信号后，已经来不及把林莉抱走，就被反动军警抓了起来。小林莉和母亲一起被关押进上海龙华监狱。
那时，林莉还不满一周岁，实在咽不下监狱里的饭菜，母亲只好把饭菜嚼过后再喂她吃。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使林莉得了软骨病。当时，她母亲装成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准备好一套口供对付敌人。
1933年春，林莉和母亲被保释出狱。出狱时，林莉的身体非常瘦弱，医生检查后说，严重缺乏营养，党组织给了5块钱，让给林莉买营养品吃。她母亲当即用这5块钱买了100个鸡蛋。但上海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林莉就跟母亲来到北京。
就在这一年，林育英化名李复之，赴苏联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在苏联3年，曾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参与了以中共名义发表的著名《八一宣言》的起草、定稿工作。1934年初，林莉的母亲接到中央通知，要她到哈尔滨去完成一项任务，然后到苏联去学习。当年夏天，她们母女来到莫斯科。母亲人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林莉被送进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开始过集体生活。
医生发现林莉心脏不很正常，上学以前一直不让她参加剧烈的体育活动。为了增强身体健康，儿童院逢年过节，除了文艺节目外，还有体育项目演出。林莉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也渐渐强壮起来。她也能和同学一起参加体育运动了。冬天滑冰、滑雪，夏天玩球、游泳，身体结实了，性格也坚强起来，精神愉快乐观。
林莉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了15年，这也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她从一年级上到了十年级，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获金质奖章的学生，可以保送上苏联任何一所大学。
15年的集体生活，使她没有家庭的概念，也缺乏社会生活的经验，总觉得老师和同学比什么人都亲。她从小养成了关心集体、团结同学的良好风尚。对她来说，加人少先队、共青团、直到后来人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那绝不是口号、形式，而是发自内心的要求、愿望和心声。
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电讯联络中断。林育英奉派回国，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并恢复与中共的电讯联系。
林育英化名张浩，扮作商人，带着密码，牵着骆驼，穿越荒无人烟的蒙古大沙漠，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于1935年11月初到达陕北定边。12月8日在张闻天的陪同下，到安塞见到了刚从直罗镇歼敌归来的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面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回来了，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员大将。”
张浩参加了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会后，毛泽东与张浩作了一次长谈，商请他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1936年1月16日，张浩给张国焘发电，以共产国际委派代表的名义，邀他回来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分歧，并告之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他可与共产国际直接通电。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张国焘分裂党、危害红军问题，为配合中央，张浩于1月24日又打电报给张国焘，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经过张浩连续不断的打电报批评、帮助，张国焘不得不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后来又经过中央的耐心工作，同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北上，于10月在会宁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7年2月，为援救西路军，中央军委命令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
1937年底，张浩给爱人来信，让“把两个小儿子与大儿媳带到延安去”。此时，全家人这才知道，林肖砍也在做党的地下工作，也曾被捕。由于比母亲早出狱，已经先到延安学习去了。这样，1938年初，汉南才与弟弟汉雄、大嫂一同随母亲到了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浩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与刘伯承率部奔赴抗日前线。由于他的脑病时常发作，后来竟至多次晕倒。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商量，决定调张浩回延安，由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委一职。
汉南等与母亲到延安后，他先与汉雄一起在“保小”念书，1940年毕业后升人自然科学院预科学习。1941年延安大学成立，他转人“延大”中学部，1943年春天又回自然科学院补习班，1943年11月再次转回“延大”中学部，1945年升入自然科学院大学部学习。
在短短的时间里，汉南转了这么多学校，可每到一个班，都给那里的同学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个子瘦高，伶俐，幽默好学，成绩一直都很突出。他热心帮助同学，爱护同学是出了名的。不论男同学、女同学，大同学、小同学，都很喜欢他。人们亲切地称他“大哥哥”，唤他“小弟弟”！
他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后对同学们说：“我长大了要做保尔这样的英雄。”从此，“要做英雄，不做狗熊”就成了他的座右铭。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把这看成是锻炼意志、陶冶情操所不可缺少的。
汉南总是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他从不放任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即使很小的缺点，他也认真对待，诚恳自我检查，并认真地改正。由于他处处起带头作用，表现一直很好，1944年10月，在延安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的影子。”这话道出了一个育人的警世哲理。一般地说，在少年儿童成长期，父母与孩子相处时间最长，关系最密切。父母的行为、举止是孩子认识世界、学习做人的第一本“教材”，这随时随地、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孩子品德的培养，智慧的开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汉南与父亲张浩相聚时间不多，但父母的榜样是鞭策他前进、克服困难的动力。
1940年4月30日，张浩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应邀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张浩在演讲时，突发脑溢血，被立即送往医院抢救。虽经抢救及时无生命危险，但落下了半身不遂，从此卧床不起。他在病床上，仍时刻关心着党的事业。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写信给毛泽东，分析当前形势，提出要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延安整风后，他和一起住院的关向应多次研究、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为我党早期职工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烈士平反昭雪的建议，亦被党中央所接受。汉雄脑子灵，学习好，点子也多，但体质较差。他常患腮腺炎，本来生活条件不好，又加上害病，发育就更差了。体弱，也就多病。
1941年6月，林汉雄又患了伤寒。在那缺医少药的日子里，爸爸张浩只能把组织上分给自己作为补品的红枣鸡蛋等，全部给了病中的小儿子。可是，当把这些东西送到医院后，生病的汉雄却不肯自己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同一病房的同志。
汉雄这次生病脱险后不久，恰巧一位画家患伤寒住了医院。汉雄就把爸爸送来的东西又转送给了这位画家。更使人感动的是，汉雄在没有恢复健康的情况下，还为这位画家输了300毫升血。当时因为少药，医生建议，得过伤寒病而血型相同的人把血输给病人，借以治病。于是年仅12岁的汉雄慷慨地把自己的血输给那位画家，使画家很快恢复了健康。
1942年2月下旬，张浩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3月5日，张浩已处弥留之际，他把秘书和妻子叫到身边说：“我不行了，革命二十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胜利，深以为憾。”接着，他深情地说：“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桃花岭上，我要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3月6日凌晨1时45分，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
毛泽东获悉张浩逝世，心情十分沉痛，并深情地说：“我同意将张浩同志安葬在桃花岭，让他天天监督我们。”他对朱德、任弼时等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亲自来抬。”大家都表示赞同。
接到张浩逝世的报告后，李富春、邓发、林彪、彭真等立即驱车前往作善后工作，由李富春、邓发、林彪等组成治丧委员会。
当日上午入殓，下午4时灵柩移往中央大礼堂停灵。灵堂内悬挂着毛泽东题写的“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词，四壁悬挂着各机关、学校、部队送的挽联、花圈。
3月9日上午，张浩的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上举行。任弼时担任主祭，李克农宣读祭文，谢觉哉代表边区政府人民致辞。在万人公祭张浩的大会上，林汉南在父亲的灵柩前，代表全家立下誓言：学习父亲的精神，继承父亲的遗志，在父亲未曾走完的革命道路上“干到底”！
1945年，日本投降后，汉南始终牢记着在父亲灵枢前的誓言，经过他个人再三申请，被调到父亲生前战斗过的东北赤峰区，任区委书记。1946年，任东北工业部组织科长。1947年7月，为了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东北中央分局组织部责成任克同志负责带领林汉南、刘子毅等十几位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前往佳木斯、鹤岗，发动群众，检查工作。7月14日，当他们走到林口县时，遭遇到国民党收编匪徒的伏击。同志们英勇抵抗，在与敌人展开的血战中，南奋勇杀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