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良翚是董必武惟一的女儿，董老55岁上才有了良翚，老来得女，自然应该备加疼爱。但董老当时正深人龙潭虎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争取和平民主而奔走，没有时间和机会照看爱女。即使这样，在董老的三个子女中，良翚比起他的哥哥、弟弟来，还是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多。因此，良翚谈起父亲，总是充满无限的崇敬和深深的怀念。
良翚说，爸爸一生中写了一千多首诗，一读而不能忘的，却是爸爸诗集中的一首小诗：
病中见窗外竹感赋
竹叶青青不肯黄，
枝条楚楚耐严霜；
昭苏万物春风里，
更有笋尖出土忙。
良翚解释说：“爸爸用他一生的行为，为我们绘制了童年的梦和成年的追求；用他一生执著的信念，铸造了我们终生的志向― 怀着平常心，做个平常人。”这样，无论是严冬还是初春，都会使她想起“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的诗句来；如果出差，或假日在公园见到丛丛绿竹，她便禁不住默诵起“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
竹子是平常物，生病是平常事，病中见景生情是平常心的流露。良翚在爸爸的诗中偏爱此首，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良翚乳名“楚青”，在这首诗的第一、二句中，就包含有她的名字。可见，这首诗还有其他更深的寓意！
良翚说，从我记事起，我就叫楚青。名字不过是相互区别的符号，从来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含义。当我长大后，才知道我的名字里还有深意。这里寄托了爸爸对我说来，应称做母亲的两位女性的深深怀念。
董老早年在湖北老家时就结了婚。“楚青”这名字中的“楚”字，便是老家的那位良翚应称作母亲的名字中的一个字。那位母亲不识字，但非常支持董老闹革命。董老当时号召女人放脚，在那个封建社会的封建家庭中，她是头一个带头放脚的。
她和董老结婚后很久没有孩子，很受族中人的歧视。女人在旧社会不生孩子也“造孽”哟！后来她生下个儿子，族中一些人又妒忌她。董老离开家乡，孩子生病没人帮忙料理，加上旧社会农村医疗条件差，孩子夭折了。死了孩子的女人加上族人的排挤，使她的身心长期处在极度痛苦中……
1935年中央红军撤离江西时，命令不准带家属，董老服从了决定。那个名字中有“青”字的母亲，就留在了江西苏区。董老这位夫人很漂亮，两人又十分恩爱。大部队撤退时，她送董老走了一程又一程，送走了黑夜又迎来了白天。董老多次劝阻也无效，直送了三天三夜。最后洒泪离别时，她把系在腰间的手电筒送给董老，强咽着泪水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多留心啊！”……
岁月虽日日流逝，但在董老的心中，始终忘不掉这两个支持他革命的女人。她们先后于革命胜利前去世了。为此，董老在给爱女良翚起名时，各取了她们名字中的一个字组成“楚青”，以示永久的纪念。
良翚不知道这两位母亲的全名，也不知道她们的模样，但良翚承认这两位母亲，尊敬这两位母亲，因为在她的名字楚青中，凝聚着父亲的平常心和对这两位平常人的怀念之情。所以，良翚喜欢“楚青”这个名字，也喜欢爸爸这首诗。
良翚是学中国文学史的，对于诗的解释曾问过董老。董老说：“诗嘛，本无定解。我写诗是出于我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并由此产生了我的想法，用相应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我的诗表达了我对特定事物、特定环境的感受和想法。我的诗的意思，不能强加于你，也不应当强加于你嘛。基于你的经历、文学修养、思想水平，会有你自己的理解，也会有一些申发，这也是自然的。但你的，也不应当强加于我嘛。所以，我想诗不应该有定解才好。诗，不是算术嘛。”良翚觉得父亲说得对。诗，以一定格式，为人提供了一个驰骋思想、感情的天地。但父亲写这首诗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她确实费过心思。
这首诗写于1952年春天，当时家住在小石桥。小石桥的院子很大，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院是正院，南院是一座后花园。南北院由东西走向的一组房子分开。这组房子东南角那间最敞亮的房子，是父亲的卧室。卧室南墙外有一丛翠竹，朝朝暮暮陪伴着父亲，真有说不尽的诗情画意。但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父亲恨不得把一天当两天用。正因为这样拼命，他累病了，连续高烧不退，被迫卧床养病。
人在病中，比常人更容易感到寂寞，而伴随董老时间最多的就是窗外这丛翠竹了。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透过明净的玻璃窗，看着翠竹在微风里摇曳，低声唱着催眠曲，送他进人宁静的梦乡；月光下，竹的清秀的枝条，从南墙拉到窗帘上；太阳升起来，也把竹刚劲的身影，从南墙推到西墙。竹影随时而异，姿态变化万端，引出了父亲的千般思绪。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情感中写就的。
“竹叶青青”和“枝条楚楚”的佳句，不知父亲是看到了“竹”见景生情，想起了自己那两位名字中有“楚”和“青”的战友，还是因怀念战友，借竹抒情，来安慰她们的在天之灵？这首诗从字面上看只是描摹了一幅翠竹越冬入春的景象，不过稍稍拟人化了，说“不肯黄”， 赋予竹思想、愿望和行动。实质上是父亲借竹来表达自己的平常心，抒发自己平常人的感情。
大约是1963年，董老曾向中央提出辞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也要到农村蹲点去。良翚说，当时她还在上大学，曾说董老：“你在前边走，后边还得跟着人照顾你。”董老认真地说：“农村也有老人，他们也要劳动嘛！我可以开始少干点。慢慢锻炼嘛！”她忍不住笑着说：“你还能干什么呀？”董老郑重地说：“我可以拾粪嘛！”良翚嘿嘿地笑出了声：“拾粪，用粪叉当拐棍？”董老严肃地说：“开始免不了要拿粪叉当当拐棍，粪筐也不会装得太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粪叉就不用当拐杖了。你说对不对？”
董老的话良翚是相信的，因为董老是个说到做到的人。红军长征时，董老不以自己在中央苏区做了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就可以不去做家属队长；现在他也不以自己做了国家的副主席，就不可以改做拾粪的工作。他认为这都是工作，是工作就需要人去做，不同的工作只是分工的不同，岗位的不同，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对于董老的这个观点，良翚经过长期的咀嚼和回味，才慢慢地理解了董老的内心世界：董老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滩证他永远做个平常人。良翚悟出了这个道理，就在日常生活学习中，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平常人，磨砺平常心。为此，她常常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反思自己的言行。
1940年，一批干部需要从重庆撤回延安，由良翚的母亲带着回延安。1941年1月，良翚出生在回延安的路上——西安。在她出生3天后，国民党反动派抓了她母亲，扣了这一批干部。她母亲带着良翚蹲了监狱。在周恩来同志的抗议下，才放了出来，回到延安。
良翚的母亲曾带着良翚和良羽，参加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那是一场艰苦创业的伟举：“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垦荒没有撅头自己造，没有房子就打窝棚、挖窑洞，甚至野外露宿。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或打猎充饥。在对敌斗争中拼搏于沙场、抗争于魔窟，壮烈捐躯、光荣殉职……当时，董老在重庆国民党的魔窟里出生入死，默默无闻，一心奉献；良翚的妈妈在延安白天上山开荒种地，哥哥带着妹妹在山坡上玩。有一次哥哥为带妹妹从山坡上滚下来，把手和脸都划破了。晚上妈妈还要在窑洞里纺棉、养猪、养羊。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妈妈事事争先，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支前模范。
冬天窑里没炭烧，早晨屋子冷，良翚不愿起床，王姨（王定国）就把谢伯伯的炭火挟过来。两根快燃烧尽的木炭，实在增加不了窑洞内的温度，但良翚看见火心里就暖和了。胡子爸爸（周恩来）和胖妈妈（邓颖超）回延安，也到这窑洞里来聚会。良翚刚刚懂事，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母亲的一言一行对她影响很大。
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她母亲带她去看炮兵政委，她们是从鼓楼步行到黄寺的。门口哨兵盘问她们找谁，听说是找政委不但不通报，还要轰她们走，因为母女俩穿着打扮和乡下的老百姓一样。
1958年，良晕一家搬进中南海。有一次她妈妈从东南门进去，警卫不让进。妈妈实在没办法，只好说出自己是董老的夫人。警卫听了却笑着说：“老太太，你唬谁呀？”每当遇到这类事情，妈妈的心态却非常平和。妈妈曾说过，董老从重庆回延安述职，也被警卫拦住不让进。
警卫人员从外表上分辨不出老百姓和国家领导人家属的差别，至少说明这些家属还没有变。董老曾说：“职务高了，权力大了，直接监督他的人也就少了，利用他、为他抬轿子的人会多起来。如果自己不警惕，组织上教育、监督有空子，就容易出问题。”董老夫妇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从不放松用实际行动去教育子女。
进城后，客观环境变了，董老接触普通群众的机会少了，他认为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时间久了，群众观点就淡薄了，同普通百姓的感情就淡了。如果不警惕，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拿架子、讲排场、出门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对群众的意见就会充耳不闻，对群众的疾苦就会视而不见……面临这种危险，董老是非常警惕的。董老要求家属尊重工作人员，从不准子女向工作人员提出任何个人的要求。
良翚上中学由住校改为走读，每天早晨上学前第一件事是吃早饭。母亲对厨房的大师傅说：“良翚上学，只把剩饭莱热热就行了。”可大师傅总要打个鸡蛋把剩饭菜炒一炒。刚开始时，良翚吃起来特别香。天天吃这样的饭菜久了，就有点腻了。看到同学早上有的吃火烧、有的吃油饼、有的吃红薯，真羡慕极了。尤其是每天沿街可以看到，大汽油桶改装的烤红薯的炉子，飘溢诱人的甜甜香气，更动心了。良翚向妈妈提出能否给几角钱，早上和同学一样在街上买点吃。开始她妈妈不同意，一则怕不卫生，二则认为是浪费，因家里有剩饭菜。可是良翚会磨，左说右说，缠得她妈妈不耐烦，就给了她两角钱，让她试试看。
良翚怀着好奇心和新鲜感，用一角九分钱买了红薯做早点。吃中午饭时，她兴奋地讲起了这第一次尝试。妈妈听了向身旁一位工作人员说：“她一定上当了。”那位工作人员干脆说：“这样作是浪费。”董老开始不很在意，听到这些议论就问：“你们说什么？”良翚见爸爸问，就把自己要到外面吃早饭的事重说了一遍。董老听后看了她一眼，淡淡地一笑。那笑容里流露出不满，使良翚有些紧张。董老放下筷子，目光移到桌上的菜盘汤碗上。叹口气说：“吃鸡蛋炒饭都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年轻时，家里对我的特殊优待，就是吃一餐炒鸡蛋饭呢！”
良翚说，记得那天晚饭后散步时，父亲又提起那没有谈完的话：“吃蛋炒饭你倒腻了。我像你这么大时，家里很穷，又是一大家人，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分稀饭是我的奶奶掌勺，每人就给一勺。我和爸爸在外教书，挣钱交给这个大家庭，所以全家只有我和爸爸二人受到优待，可以吃一餐稠稀饭。全家人都喝粥，包括我的妈妈。我和爸爸只有到过节时，才能吃上蛋炒饭。”良翚默默地听着爸爸的话，不记得当时有过什么强烈的思想斗争，或者什么激动的想法。但从此以后，她不再在意吃什么了，成了家里吃食最广的人。
董老在饮食方面从不讲究，但对家乡红安特有的泡酸斑豆、臭豆腐、臭皮子（也叫臭千张）十分喜好。董老看到饭桌上摆这些小菜就高兴，其实他吃得并不多，但津津有味，啧啧声不断。最后还要特地留下一点儿，说：“给良翚留着，她爱吃。”良翚每当看着那浓浓的白色臭皮汤，闻到那浓重的臭味，实在不大想吃；但又不想使爸爸失望，便只好装作爱吃的样子。这件事除董老之外，家里人都知道真相，这当然也是和那蛋炒饭“吃腻了”有关。
1968年在董老的要求下，董老一家人从中南海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所院子里。院中间有五间房子，董老夫妇的卧室在最东边的一间，西边紧挨着的是董老的办公室。房子虽然高大，但年久失修。这年夏天一个下大雨的晚上，房子多处漏雨，又赶上雷电，这一带的电线被雷击断了，家里一片漆黑。董老大声喊着，要良翚把外孙女儿送到他的办公室去。工作人员已在办公室点上了蜡烛。董老抱着小外孙女坐在那里，嘴里不断地哄着小家伙儿；良翚的妈妈忙着找盆子接漏雨，连小孩儿用的澡盆、尿盆都拿来了，放在董老的办公室和书房里。
良翚就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渐渐理解了父亲的广阔胸怀。吃家乡小菜、住漏雨房、要辞去国家副主席回乡拾粪……他这一切，既不是做样子给人看，更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永远不脱离群众，不忘掉人民。这就是信念和追求。他追求的目标，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人民的幸福不是部分的，暂时的；而是全体的，永久的；不单是物质的，而兼容精神的。因为他认定，坚定的信念是达到人生最高目标的惟一方法。所以要竭力去追寻它、实践它。要不脱离人民群众，就要永远生活在人民之中，怀着平常心、做个平常人。良翚在感慨中，又想起了爸爸的一首诗：
珠玑咳唾总成章，
质美还嫌藻饰伤；
记述不妨如实写，
中和平淡味弥长。
良翚说，自从她懂事以来，就没有感觉到自己是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她认为自己的父母和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一样，是最平凡、最善良的。父母非常爱他们兄妹三人，但从未有过望子成龙、让其出人头地的教育。他们只要求儿女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董老对子女的教育，大致分三个年龄段：
一是学龄前，他说这时候的孩子是没有穿鼻圈的小牛犊、没有带笼头的小马驹，可以自由蹦跳撒欢儿；不主张大人强加给孩子什么。
二是小学阶段，虽然已开始把孩子纳入教育轨道，但孩子的身心正在发育，智巧刚刚萌发，对很多事情似懂非懂，模仿性极强，要教他们做人诚实、爱劳动、艰苦朴素，做事要有毅力。
三是上中学以后，这是人生中身心最活跃的阶段，既要注重身教，更要注重言传。指导其学习、读书，用蕴含丰富哲理的语言去启发孩子独力思考、开拓思路、大胆创新，确立奋斗目标和人生观。
所以，良翚对父亲的教育和认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化的提高而不断加深的。例如，良翚读董老的诗作，每读一次就加深一次认识和理解。做诗，不单是为了咏志而做诗；而是用诗的语言剖白内心的世界。例如，诗中所讲的“中和平淡味弥长”，这不仅是董老对文学、诗学的看法；而且是抒情言志，表达他丰富的内心生活的一个侧面；是他丰厚文化素养的结晶；是他一生做人的追求。
董老从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开始，历经了各个革命阶段，直到1975年89岁高龄谢世，都是处在时代的旋涡中心。他用毕生的精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但他从不追名逐利，更不浮词虚夸。在他兢兢业业平凡的操劳中，显示出了他的伟大品格——“中和平淡”！
回顾一个人的一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常常是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但正是从那些极其平凡令人不起眼儿的小事中，感受到了伟人的德操。事实上，人的崇高品德，正是浓缩在这些小事之中。比如破布，这是人们司空见惯从来不认为会派上大用场的东西，可董老居然用它来比喻自己。
良翚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那还是她刚刚上初中时，一天中午饭前，良翚去了董老的办公室。在这个时候和爸爸聊天有两个好处：一是爸爸工作了一上午，饭前可以松弛一下；二是这个时间不会长，讨论问题不能长篇大论，即使有长篇文章要做，一会儿就要吃饭也会被迫岔开，使爸爸不必动多少脑子。
良翚轻轻推开爸爸办公室的门，见他坐在躺椅上看东西。只要爸爸不坐在办公桌边，就是说他的时间是有弹性的。爸爸见良翚进来就合上了手头的文件，夹进了牛皮纸的卷宗中。然后靠在躺椅上闭上双目，听良翚东拉西扯地讲述自己的见闻和评论。良翚坐到那张摇椅上，用脚尖轻轻点地微微晃动着，谈起了“人生”这个大题目。她仰看着天花板说：如果她生在旧社会，也会闹革命，也会长征……爸爸轻声笑了笑，侧起身看着她，她感到那目光绝不是赞许，当然也不是嘲笑，而是一种理解。
良翚看到爸爸端起茶几上那把宜兴泥壶刚吸了一口，壶里便咕噜咕噜响起来，她忙跑出办公室提来暖水瓶，给小壶里续上水，没倒好洒了一滩水在茶几上。爸爸微一摇头赶紧挪动茶几上的文件、报纸。良翚忙转身送出暖瓶，拿来块抹布擦拭着。爸爸嚓了一眼抹布抬头盯着良翚：“我常说我是一块破布，你看！”董老稍扬下颊示意良翚注意自己手中的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
良翚看了看满头白发的父亲，又不以为然地翻动了一下手中的抹布。爸爸看着她抿了下嘴，嘿然一笑：“你看它不起？你现在不是正用它抹桌子吗？抹布也是需要的哟！”良翚觉得这个比喻很不雅，也不妥帖，就冲爸爸笑起来。董老惊讶地瞅了良翚一眼，她还是笑着出去送了抹布回来后说：“破布还能做什么？当然只能做抹布！”
董老听后无声地笑着摇了摇头：“也不见得。破布还可以补衣服嘛。”说完就靠在躺椅上，头也枕下去轻轻地闭上了眼，右手摸着胡子慢慢地持着：“破布，自然只能派上破布的用场了。”爸爸那郑重地自语，使良翚再也笑不出来了。
当时良翚想得不多，也没再问。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她逐步感到：一个人的理想是共产主义，那么个人的能力与理想比较而言，该是多么小的一点点力量啊！如果每个人的力量都融人事业，坚定地、无条件地服从组织上安排，那么就可以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才可以去逐步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只有把个人、事业真正摆对了位置的人，才会拥有十分坦荡的胸怀。
良翚上大学后，在一个夏天的晚饭后和爸爸坐在前院乘凉。董老手里拿着一柄广东新会的葵扇，缓缓地摇着，似乎只是为了驱赶蚊子。办公室里的收音机正播放新闻，工作人员特地把音量放大些，使院里乘凉的人都能清楚地听到。父女俩边听收音机边聊天，董老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你看，星宿都是不动的吧？”他微笑着考问良翚。但不等她回答又说：“其实它们都在运动。拿几百年前的星图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相对位置不同了。这就是变化，整个天体都在变，这是宏观的。那么，微观呢？细胞形成、生长、成熟、死亡，不也是在变？”董老挥动了一下扇子，并不想让良翚回答：“一切物质都在变，都会变。那么人呢？人的工作岗位可不可以变？”
董老在聊天时，常常提出些问题自问自答。他的论据又常使人感到除了逻辑推理外，还有他深思后的结论，良翚注意倾听着下文。果然董老又说话了：“我现在老了嘛，做不了什么事了，跑跑龙套还是可以的。其实，我的一生都是在跑龙套。”
良翚深为不解地把双手拢在胸前，盯着爸爸的脸。董老以为她不懂什么叫跑龙套，就说：“你懂不懂什么叫跑龙套？演戏时元帅大将上场，前面有四个拿小旗的人，在后台就开始‘噢——’一直到上场。这四个打小旗的人就是在跑龙套，除了壮壮声势，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我一辈子就是做这个的，你懂不懂？”
良翚确实对爸爸的话不太理解，可能她的表情已经流露出来了。“虽说跑龙套的不重要，可也不能乱来。侯宝林的相声不是说：‘怎么，一边一个一边仁们这就不行了。唱戏有唱戏的规矩，生活中也是一样，不要小看跑龙套，跑龙套也要认真、也要努力咧！不然，也会搞成一边一个一边仁哟！”
良翚知道爸爸并不是要告诉她“跑龙套”也不容易，而是告诉她不要不屑于去做被认为是“小事情”的事情；大事和小事是相对的，小事寓于大事之中，小事做不好就可能坏了大事！大事和小事是相互转化的。
正巧，办公室收音机里扬出一阵紧锣密鼓声。“你听，这一套锣鼓多热闹哇！有锣、有钱、有鼓……你听。”董老侧耳听着，左手轻轻地在座椅扶手上打着板眼，并指点着让旁人听。良翚在错落有致的乐声中，听到一种短促的鼓声，就望着爸爸。“这是边鼓的声音。一出戏中，只有一两样乐器是唱不好的，一台大戏中只有一两样乐器是根本不行的。中央的工作就像一支大乐队，有司鼓，有司锣，有司钱，有司弦……我呢；就是那个敲边鼓的。”董老说着满意地笑了，良翚也笑了。她觉得她有权利笑了，因为她理解爸爸了。
何长工同志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在红军长征时，董老任家属队队长。带家属队长征，谁都知道这是个吃力而不讨好的差事，大多数人都不愿做。董老却说：“组织上要我去做，我就去做。工作总是要有人去做的嘛！”那时一到宿营地，就要号房子，号到了房子分起来是个大难题。房子嘛总有好有坏，家属嘛觉悟有高有低，常有争好房子的事情发生，搞得派房子的同志没有办法分派，就跑来找董老。
董老能有什么办法，他又不能把房子都变成一个样的，就对分房子的同志说：“把最坏的没人愿意住的房子给我住。”就这样，难题解决了。
做家属队长遇到很多难办的事，董老却没有提起过。直到董老去世后，那位曾在家属队做过后勤的同志到家里来，聊起长征中那段生活，他感慨地说：“董老那么大年纪，自己要行军，还要照顾队里的工作，真是不容易啊！有一次，一个同志要生孩子，可大部队都走了，董老和我留下来，还有两个抬担架的民夫，在一间破房子里等着。嘿！那时候可真紧张，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了，孩子还没出生！我急得坐立不安。董老却稳稳地坐着，慢声慢气地说：‘别急，想想看，还有没有该归还老百姓的东西没归还？’这样一说，我就仔细地查看着东西，也不那么干着急了。就这样孩子顺利诞生了，董老一边安排担架抬走，一边叫我处理善后。真险呀！我和董老出村东头，敌人就从村西头进来了！”
这大概就是董老讲的“跑龙套”，或者说是“敲边鼓”，如果没有许许多多的人跑类似的龙套，敲这样的边鼓，也演不出长征这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良翚常说，父亲给予她的教育并不是特别多，因为他太忙了，偶尔有的交谈中的事给予良翚的却是她终生不会忘的。比如，良翚上大学二年级时，有个星期天她和爸爸去香山郊游。车子开往颐和园的沿途，熙熙攘攘的车辆和人群，不断掠过车窗。虽说已秋凉了，却看不出秋意。车驶过玉泉山，路上散落了厚器一层淡黄、微红的树叶，车子压过去发出沙沙声。良翚看到路旁掉了树叶的枯枝，在秋风中颤抖着，不禁一种悲凉袭上心头，不由得叹了口气。董老问：“叹什么气呀？”良翚摇摇头说：“秋天到了！”董老吃惊地注视着良翚：“秋天有什么不好？你看，你看！”董老用手指着远处的农田：“农民正在收获！他们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现在收获了，该是多么喜悦呀！”
良翚看见远远的山脚下，几辆满载金黄稻谷的大车，在赶车人的鞭声中前进着。良翚不禁有点失望，觉得富有诗意的秋色爸爸不理会，却去注视那没有色彩的农民和大马车，真有些不可理解。爸爸是诗人，在这样的秋色中为什么没有诗兴呢？为此，她想了很久很久。父亲看到“农民收获”是那样喜悦，对她的叹息明显地不满甚至有些温怒？她终于想通了，弄懂了，深为自己的浅薄而感到羞愧。那震撼人心的力量不是来自自然力，那最富有诗意的也不是自然力，而是战胜大自然、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
这些看起来平凡的小事，却蕴涵着伟大的真理：同样一件事，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思想感情的人，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人就是在这些日常生活小事中，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悟性和认识以及分析客观事物的能力。良翚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逐步认识到生活中许多小事远不是小事。有些事她要用很长的时间去领悟，才弄懂一些，也许还要更长的时间才会全懂。但也有些事她一下子就弄懂了。
红军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抢渡大渡河、四渡赤水，谁不赞颂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谁不歌唱毛泽东的伟大英明！所以说，红军长征没有伟大统帅毛泽东是不行的。那么，没有家属队长董必武行不行？没有那些平凡的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的红军战士行不行？回答是——不行！没有人民，哪来的领袖，没有士兵，哪来的统帅！没有无数平凡人的流血牺牲，哪来的伟大长征的胜利！我们从董老的人生实践中，悟出了一个浅显而往往被人忽略的真理：平凡孕育伟大，只有在平凡中伟大才能成真！所以，为了党、国家、民族，默默地无私奉献的人，才是最伟大的，他们的牺牲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董必武——这个伟大的名字，是应该永远铭记在后人心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