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这位良母、贤妻，早在井冈山时期，她就是红军中驰名的女英雄，也是红军中有名的美人。
在曾志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启蒙的初期阶段，夏明震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曾志入党的秘密宣誓会上，是夏明震代表地方党委致的辞，他说：“从今天起，你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你有了一个比肉体更加重要的政治生命，要一生一世保持对党的忠贞不渝！”
夏明震出身书香门第，兄妹五人均投身革命，并先后为革命捐躯。“……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那不朽的诗句，就是夏明震的亲哥哥写的。曾志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从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任农民协会的妇女干事，又成为夏明震的部下。长期接触，他了解她，她敬重他，两人产生了爱情。
战争年代，生死莫测，17岁的曾志并未想到成家。夏明震对曾志却是一往情深，在他的眼中，曾志不仅单纯、美丽，而且对敌斗争机智、勇敢：“千里送密件出生人死，赤潮中的红姑娘威镇敌胆。”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这是夏明震择偶的重要条件。有了牢固的感情基础，他们终于结成了革命伴侣，成为风雨同舟的生死战友。
1928年元旦，郴州苏维埃政权正在筹备召开群众大会时，一度销声匿迹的反动势力借机策动了一场反革命叛乱。当曾志得知情报赶去报信时，郴州特委书记夏明震和苏维埃政权的几位领导人已去了会场。大会刚刚开始，叛乱分子就冲进会场夺枪抓人。苏维埃主席当场被打死，夏明震也被梭镖刺成重伤拖下主席台，几千名叛乱分子和不明真相的农民，对革命者下了毒手。直到第二天曾志随湘南特委带领红军打回郴州，才平息了叛乱。
曾志打回郴州，只见大街两侧房屋被烧成残垣断壁，街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敌人和赤卫队员的尸体。一名妇女委员被剖腹后，肠子和血水流了一地。几十个儿童团员也被杀害了。那情景惨不忍睹！郴州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被抛尸河边，乌云低垂，寒风凛冽，河水泛着血沫，年仅21岁的夏明震和8位战友，静静地躺在河滩上。
曾志强忍着泪水，俯身跪在她的老师、战友、爱人的身旁。掏出手绢，擦掉明震脸上的灰土。明震面朝苍天，紧握双拳，像是在做着愤怒而无声的抗议。他全身被扎了十几刺刀，胸部、腰部有七八个黑窟窿，浸着紫黑色的凝血。
曾志跪在他身旁，呆呆地凝视着他的尸体，她紧咬着双唇，一股鲜血从嘴角上淌了下来。她站了起来，拔出腰里的手枪，冲天扣动了扳机……明震和其他战友惨烈悲壮的牺牲，对她是个极大的震动和打击。悲和愤交织的烈火，在她的胸中燃烧、升腾，报仇！为亲人报仇！为所有死难的烈士们报仇！除此之外，她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送葬时，她克制住了巨大的悲痛，没有为亲人送这最后一程。她下定了决心，此仇不报，就再无颜面去见自己爱人的战友和乡亲。她要把这一切埋在心底，继承先烈的遗志，义无反顾地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湘南暴动后，成立了工农红军郴州第七师，邓先庭任师长，蔡协民任党代表。夏明震牺牲后，曾志由特委调入七师师部工作。
1928年春，国民党大举进犯湘南，朱德决意率部队转移。这时的曾志已和蔡协民结婚，并有了身孕。一天傍晚，经过几天行军已疲乏不堪的曾志，正靠着蔡协民的肩膀半醒半睡着，等候开晚饭。突然，听到门外有人高叫：“老蔡！”还没等蔡协民站起身走到门口，那人已独自跨门而入，“嗬，金屋藏娇嘛！老蔡好福气哟！”那人一边开玩笑，一边毫不客气地拉过一条长凳坐下，笑嘻嘻地看着曾志和蔡协民。曾志的睡意一下子被赶跑了，她注视着来人，只见他身材高大，中分式的长黑发，清瘦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而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直觉告诉她，来者绝非寻常之人！
蔡协民赶忙迎上去，紧握着来人之手，激动地回身向曾志介绍说：“这位就是毛委员，毛润之！”“啊！”曾志差点喊出声来，真料想不到，眼前这位就是她摊慕已久的毛泽东！
蔡协民和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认识了，此刻久别重逢，自然十分高兴。两人畅谈了近1个小时，同时也给曾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8年8月下旬，曾志带着7个月的身孕，参加了保卫黄洋界的战斗。当时敌我力量悬殊，但毛泽东指示：无论如何要守住井冈山！于是，留守处的同志，不分男女老少，统统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毛泽东后来有一首词《西江月？井冈山》，写的就是这场战斗。
1928年11月7日，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1周年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曾志生下了她和蔡协民的第一个孩子。即使在当时十分艰苦的环境里，革命者也是要延续后代的。
曾志生的是头一胎，又是难产，整整折腾了三天三夜，才产下了一个男孩。虚弱的曾志，又患了“奶疮”（乳腺炎），疼痛难忍，高烧不退。后来又患了“产褥热”，真是雪上加霜。在土郎中的土法治疗下，虽然烧是退了，但人已十分虚弱，冷汗淋漓，四肢像铅块样沉重。在同志们的关怀下，靠那年轻的生命力，她闯过了一道道鬼门关，终于又站起来了。
对于革命者来说，孩子是要生的，但是却无条件无能力抚养。在残酷的战斗环境里，怎么能带着孩子打仗？产后40天，曾志不得不将孩子寄养到老百姓家里，走上工作岗位。
1929年曾志随毛泽东来到闽西，首要的任务是健全闽西特委。任命邓子恢为特委书纪，蔡协民任组织部长，江华任秘书长，谭震林负责军事工作，张鼎承负责政治工作，曾志为团特委书记。毛泽东在闽西播下的火种，在熊熊的大火中诞生了一个新的苏维埃政权。
1930年6月，蔡协民、曾志被调去厦门，准备在厦门、福州等大城市发动暴动。曾志将闽西红区给福建省委做经费的几十两黄金（没收来的首饰）分别塞在雨伞把里、戴在手臂上，用布缠在腰间，去开展另外一种形式的革命工作。
曾志到达厦门后，他们在鼓浪屿厝内窝租了楼房作为省委的机关，蔡协民是省委秘书长，扮成房主；西药店老板，省委书记罗明扮成他的堂兄；谢晓敏假扮成罗妻，负责刻蜡版工作；曾志这位女主人的任务是抄写密件，接送文件，对外联络……党的核心机关以一个和美家庭形式出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厦门。
有一天，在省委书记罗明处，曾志见到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个头不高，却很精干；上身穿一件咖啡色的广东衫，下身是西裤、皮鞋。此人虽谈不上魁梧英俊，却自有一股逼人的英气。
“他，就是陶铸同志。”罗明介绍说。
陶铸！对这个名字，曾志并不陌生，震惊中外的厦门劫狱，总指挥就是陶铸。
“她是曾志同志。”当陶铸听到罗明介绍时，却毫不掩饰地愣了一下。他当然也听说过她——闽西一员泼辣能干的女将。但陶铸对巾帼女强人有着颇带偏见的定式——凡能干的女人必丑！就像《水浒》里的母大虫顾大嫂和母夜叉孙二娘一样。而今日所见曾志，却与他想像中的粗壮黑丑女人大相径庭，站在他面前的赫赫有名的女强人，却有一张白嫩的鹅蛋脸和一头垂肩的秀发，身材苗条匀称，穿着素净可体，举止庄重文雅。
看到陶铸那副愣神的样子，曾志不由得暗自好笑，她想起在闽西的两件事：有次蔡协民从厦门回来，告诉她：有一天闲扯，陶铸大大咧咧地问：“你老婆什么样子？是不是像个母夜叉，又丑又凶！”还有一次，军委书记王海平来闽西，曾志拉着贺子珍去看他。当曾志做了自我介绍和介绍了贺子珍后，噢嗬！王海平端着碗，竟呆呆地看着她俩，惊讶得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厝内窝的机关被破坏，又牺牲了一批好同志，曾志他们只是由于搬了家，才躲过这场灾难。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太危险！正好中央取消了福建省委，改为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厦门由王海平负责，福州由蔡协民负责，于是曾志与蔡协民又一起共赴福州。
1931年11月，曾志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产前，她在家信里告诉母亲，她又将临盆，但无力抚养孩子，这个孩子依然准备送人。母亲回信嘱咐她千万不要再送人，带回宜章由她来抚养，并寄了40元现大洋做路费，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不小的款子！由于组织上经费困难，曾志主动拿出一半上交了组织。
职业革命者，生孩子都没工夫坐月子，产后第六天，曾志就下床工作了，还要带孩子，好在她年轻，能顶下来。
1932年元月，中央下通知，免除蔡协民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职务，派往厦门任巡视员，曾志不得不抱着才出生一个多月的孩子，跟蔡协民一块回厦门。好在这第二个男孩生得又黑又壮，就起了个名字叫铁牛。曾志本打算在厦门稍作停留后，就将小铁牛送回母亲处。
一到厦门，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和准备接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就来了。曾志要请两个月假回家送孩子，王海平则百般劝说：什么孩子小会在路上生病；一个年轻女人带一个小孩在路上不安全；坐船大人孩子都会头晕呕吐等！但这一切，都动摇不了曾志的决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王海平只好吐出真情：厦门中心市委经费急缺，在曾志还没来时，听说她刚生了个男孩子，就由组织决定，将这个孩子送给一个有钱的医生寄养，换了一百块现大洋。
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可想像的，而且当母亲的再苦、再穷也不会同意的。但在当时，共产党人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自己的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曾志坚强地承受了这一突然打击，没有一句抱怨，只好无可奈何地对王海平说：“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我虽然有想法，但能做到服从组织。”
这件事，对30多岁的蔡协民来说，在思想上更难接受，他只是暗暗地埋怨曾志答应得太快，断绝了商量的余地。
革命者的心也是肉长的，一位母亲，为了解决组织上的经费，又献出了一个儿子。曾志虽然参加革命多年，但她毕竟是个女人，是位母亲。她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送掉儿子，就如从娘身上割去一块肉，更何况铁牛又是如此可爱而能给父母带来无限欢乐的一个男孩！他一出生就出奇的乖，革命的妈妈生下他第6天就下床干活，他好像明白似的，不哭也不闹，总是躺在那儿自个跟自个儿玩，这个小不点儿还会定时拉屎，很少把屎尿弄到床上。两个多月后，旁人一逗就会“咯咯”的笑，把他放在膝盖上，他会借助大人的力量蹦啊笑啊，像支小弹簧似的，好玩极了！
如今，孩子要送人了，是组织上将他卖掉的，今生今世难说再能见到，能做到服从组织的曾志，心里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
孩子送走前，曾志和蔡协民抱着孩子，特意去中心公园玩了一次，他们将小铁牛放在草地上，两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孩子看。然后又抱他去照相馆，三个人合照了一张全家福，照完相，他们依依不舍的将孩子交给了组织派来的同志，将小铁牛抱走了。
孩子卖给了一位小儿科医生。这年恰逢麻疹和天花流行，病孩子非常多，这家开的是私人诊所，房子又不宽裕，小铁牛来后，难以和病孩子隔离，加上孩子突然断了奶，一个月后就染上了天花，可怜的小铁牛，不久就为了“革命”夭折了。
起初，谁也不忍心将此消息告诉曾志，但她凭着母亲的敏感，知道小铁牛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了，她压抑着心中难言的痛楚，一声不吭，拼命地工作着，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才会任泪水纵横。
1932年4月，红军打下了漳州，为了开辟闽南新苏区，厦门中心市委准备迁移漳州。曾志是市委秘书长，理应去打前站。她在漳州找到了东路军总指挥部，见到了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他们热情地款待了她，林彪又派人将她送到毛泽东处。
毛泽东一见到她，高兴地说：“曾志，你来得正巧，蔡协民在我这里！”毛泽东立即让出卧室给他们住。曾志说明来意，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部队在漳州到底能待多久还很难说，市委迁移要慎重。”曾志又提出一个私人请求：她不想再搞白区工作，一心向往着回部队。毛泽东同意了。曾志好高兴，她又将扛枪当女兵了！后来，由于一些实际原因，毛泽东又亲自找曾志谈话，让她还是从工作考虑，跟蔡协民去创建新苏区。曾志也不好再说什么，终未能实现回红军的愿望。
蔡协民和曾志去闽南不久，红军主力就撤回了中央苏区，反动军队反扑回来，中央又下达了不能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指示，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革命的有生力量伤亡很大，他们在惨重的失败中认真地分析了失败原因，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制定的游击战术，重新去组织群众，发展革命，正在这时，厦门市委又免除了蔡协民和曾志的职务，召回厦门接受批判。
这年秋天，当时的中央又突然来一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协民工作过的地方，均要开展批判，划清界限，肃清影响。
1933年元月，穷困潦倒的蔡协民回到福州，按照当时地下党的严格纪律，是任何人不能见他的。曾志再三要求要见蔡协民一面，市委考虑到他们的关系，勉强同意了，但明令曾志不能将中央的通知告诉蔡协民一个字，否则就以违反保密纪律论处！
曾志在一家破旧脏乱的小旅馆里找到了蔡协民，本来年龄就比较大的蔡协民，此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衰弱的老人。他告诉曾志，他从厦门到上海后，与中央接过一次头，就再无人理睬。但他总是抱着幻想，一天又一天等下去。到后来无钱交房租，无钱吃饭，随身带的东西也典当光了，只好整天在马路上流浪……最后，他绝望了，他知道中央把他甩了，但是是什么原因呢，他百思而不得其解。这种痛苦比忍饥挨饿更加不堪忍受。蔡协民夜夜噩梦，冷汗淋漓，气起来脚踢拳砸，将被里撕扯得粉碎……
看到如此落魄的丈夫，曾志怎能忘记夫妻深情，她又激动又酸楚，觉得应该将实情告诉他。
曾志由于违反了福州市委的告诫，将中央通知告诉了蔡协民，因而受到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她感到很坦然，感到问心无愧，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更重要了，她愿为自己丈夫的政治清白而付出任何代价。
蔡协民回到厦门，深人到工人中去做工运工作，同时也去做苦工养活自己。后来他被特务发现而被捕。不久，他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用壮烈地死，为自己的赤诚抹上了最后一笔秀色！
曾志受处分后，不能再住市委机关，就搬了出来。此时，她又即将生孩子，身上没有分文钱。正在她一筹莫展时，得到了急公好义善于体恤人的陶铸的热情帮助。他用自己惟一的一条毛巾当了3元钱，花两元请了位家庭接生婆，剩下的1元买了些奶粉、鸡蛋等补养品，总算解决了曾志的燃眉之急。曾志第三个孩子出生13天，就不得不送人。这第三胎还是个男孩儿，送给了一位做地下工作的警官的婶婶。这位婶婶50多岁，膝下无子，丈夫早亡，家境贫寒，她又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因孩子太小，婶婶照顾不了，又把他送到一个奶妈家去喂养。
春天，陶铸在闽东发动武装斗争，突然接到中央通知，命他立即去上海另行分配工作。此时的陶铸已和曾志有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分手的时候，陶铸不过25岁，而曾志仅仅22岁。
开始时，陶铸每周都给曾志写信，信虽很短，但充满着炽烈的感情。时间不久，就突然失去了信息。曾志盼啊，盼啊！吃不下，睡不着，预感到出了事。直到陈子枢来找曾志，告诉她中央已来通知，说陶铸被捕叛变……真是晴天霹雳！这怎么可能呢？……
直到后来曾志才知道，陶铸到上海后，遭到与蔡协民相似的厄运。
1933年8月，曾志回福州汇报工作，顺便去看了昼思夜想的儿子。曾志不见孩子还好点，一旦真见到了亲生儿子，那母亲的一颗心全碎了。孩子已经半岁，看上去不过像两个多月时的铁牛大小，瘦得皮包骨，两只小手像小鸡爪。一脸的小皱纹，活像一只丑陋的小猴子。衣着更是寒酸破烂，肮脏不堪，头上的小帽子还是13天抱走时，曾志亲自给戴上的那顶。
孩子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原来那位奶妈自己还有个两岁的孩子，奶水不够，曾志的孩子不能给奶吃。曾志含着热泪将随身带的馒头掰了一块，用白开水泡泡，喂儿子吃，孩子居然吃得津津有味，吃了还要吃，看来是实在饿极了。曾志心里酸楚，泪水禁不住又涌了上来。曾志悄悄地环顾着四周，她不能让养母看穿她的真实身份，只好强把泪水吞咽下去。面对亲生儿子却不能相认，儿子又是如此的可怜、不幸、弱小无助，母亲怎能不痛苦、内疚，本能的母爱与革命者的志向纠缠在一起，使她徒生一股惆然；不是吗，她，一个年轻轻的女人，在短短的5年里，已经失去了两位相亲相爱的丈夫，而深爱着的第三个恋人陶铸又被捕入狱，至今生死不明；她在这几年生了3个儿子，为了信仰和追求，只好将儿子送人、卖人，从来没有体会过做母亲的幸福和满足感；而本人，也屡遭打击，一次又一次被误解、委屈和不被信任……但曾志，毕竟不是普通的妻子，一般的母亲，在她的心中，装的是闽东人民和全国老百姓的苦难……
1934年春天，曾志意外地收到陶铸一封短信，信寄自监狱。陶铸写道：我已判刑，没有再出去的可能了，请你能善待我的老母亲，替我尽份孝道。并说病重，若回信可寄南京军人监狱1271号。
一年的朝思暮想，总算得到了陶铸的消息，很显然，他被判了无期徒刑，但是活下来了。曾志当即给陶铸写了封信，凑了20元钱，可是无法寄出去。曾志当时是受通缉的“女共匪”，国民党悬赏30加元大洋捉拿她。可是一想到陶铸，想到他们之间已有的感情，想到陶铸目前的处境，她下决心去冒险！
数年后，陶铸出狱后告诉她，那封信和钱居然都收到了。那时他肺病严重，咳血不止，他用曾志寄的钱买了几瓶鱼肝油，又买了些书，把牢房当作学堂，勤读了几年，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才救他出狱。
1940年春天，陶铸作为鄂中选出的七大代表，也来到了延安，与曾志在延安团聚了。他们终于又有了个家。
1941年，曾志在延安中央医院生了一个女孩，30多岁的陶铸，才第一次当父亲，那高兴劲就别提了。但曾志却险些丧了命，她产后大出血，若不是注射了医院仅有的两支进口止血针，命就保不住了。
1945年6月，陶铸和曾志要南下开展敌后斗争，只好把4岁的女儿亮亮，托给他人照看。4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懂事了，曾志有意地向她灌输“爸爸妈妈要出远门不再回来”的概念，以免一旦长离别，孩子幼小心灵受到刺激。他们把亮亮托给一位杨叔叔，并嘱咐老杨把亮亮当成自己的女儿，万一他们回不来，一定要把亮亮抚养成人。在他们南下启程那一天，老杨抱着亮亮到延河边为陶铸、曾志送行，当看到爸爸、妈妈跨上战马时，小亮亮立刻显出了惊慌，她撇着小嘴眼泪汪汪的。可妈妈早就说过，在送爸爸妈妈时，勇敢的小亮亮是不许哭的！她望着战马上的爸爸妈妈，又使劲忍住了就要流出来的泪水。曾志看到女儿的难受样子，也是心如刀割，扬鞭在马屁股上狠狠抽了一下，就率先上了路，当她跑出去好几里后，仍然今曾志泪如泉涌。她已经35岁了，是生过4个孩子的母亲。小铁牛已早逝了，其他两个孩子又在哪里呢？她怎么能不想呢！
陶铸、曾志一行原本准备从中国的大西北，徒步穿行中国，到最最南端去开展游击战争。行至半途，日本投降，中央命令他们改去东北。他们日夜兼程，强行军抵达沈阳，陶铸任辽宁省委书记，曾志负责沈阳市铁西区委工作。
东北的共产党撤离大城市后，曾志先后任一地委组织部长，五地委副书记。陶铸任辽吉省委书记兼七纵政委。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他俩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加起来也不过相会过四五次。
经过28年浴血奋战，终于在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曾志又从东北南下到武汉，担任中南工业部副部长。1952年调往广州，任电业局长和党委书记。此时，她有两个选择，一是守在丈夫陶铸身边，做一个既尊且贵的夫人，一洗几十年的征尘，享受人皆应有的家庭生活；第二是舒舒服服地在上面当官，享受权力所能赋予的一切好处。可是曾志偏不！她离开丈夫和女儿，置空官位，一沉到底地住到西村电厂里，并且把电业局党委也设在电厂。自己安家在工人宿舍里的一间房子里。
1957年后曾志总算搬回到陶铸那儿去住了，此时她已是分管工业的市委书记，照说是有专车的人，但她天天挤公共汽车去市委上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志，这位没有跟陶铸享过一天福的女人，却承受了陶铸妻子的难以言状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