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黄镇，他不仅是功勋卓著、中外闻名的赫赫战将，而且是名垂青史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然而，又有谁知道，在他的事业中，浸透了他夫人朱霖多少的心血和汗水！
朱霖，家族姓文。曾祖母守寡，带着三个儿子搬到孝义县司马村，给张家五宅当女佣。朱霖于1920年2月出生，二爷爷给她起的名写在一张红纸条上：“长命富贵的文佩卿”，贴在她头顶的墙上。大家族只有她这么一个孩子，自然成了全家的宝贝。
文佩卿7岁上学，她既不聪明，也不勇敢，学习成绩不好，常被打手心，家人也不帮她。只有她二爷给她讲过：他们家是文潞公的后代，文彦博在宋朝出将入相，晚年告老还乡，回到介休文家庄，皇帝派人来看望，才下令将文家庄划到介休县城内，他们就是从那里搬来的。
1935年，文佩卿15岁，高小毕业，考入太谷铭贤中学，那是美国奥柏林大学基金会创建的，校长是孔祥熙，在山西颇有些名气。
1937年9月底，由于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思想的宣传，加之为求自身解放，文佩卿自动退学，到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报到。和她一块去报到的同学有50多人，其中女同学12人。动员会的领导多是地方党组织内的同志，很多是铭贤早期毕业的学生，其中有杜润生、侯维煌、吕东宾等。后来，秦基伟也来到了动员会。文佩卿参加游击队后，在老同志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思想进步很快。
1938年底，地委调文佩卿到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她一进校就被告知。她、所在的高级班有在友军工作的党员，故要连姓带名一起改。她拿起笔想了想，愿意和朱德总司令同姓一个姓，就改姓朱，希望普降红色及时雨，于是就写了朱霖二字。在此期间，经石玉瑛同志介绍，她认识了黄镇同志。
1939年，朱霖从党校毕业，回到二地委，任地委党校教务主任。这年秋天，太行区召开党代会，朱霖是代表，去参加会议。黄镇是晋冀豫军区政委，也是太行区党委委员，他们碰到了一块儿，经组织批准，他们在区党代会期间结了婚。除参加会议的区党委领导外，北方局和总部的杨尚昆、李伯钊、康克清等同志也来祝贺。
1941年，朱霖调五地委党校任教务主任。日寇实施秋季大扫荡时，她已怀孕3个月。她背着背包跟同志们一块儿爬山、过河，进行大转移。朱霖好强，绝不愿在这种时候拖累同志们。在上下山时，她有意跳沟、蹦脚、奔跑。有时感到肚子难受、疼痛，就忍着加大活动量，可结果肚子里的孩子仍是一天天长大，这个包袱怎么也甩不掉。
1942年2月，又一次大扫荡，重点是太行三分区。为了保障机关的迅速行动，领导上决定将临产的刘伯承师长的爱人汪荣华和朱霖以及边区政府的另外两个孕妇，4个大肚子另作安排。她们由文化干事带路，产科医生保驾单独打起游击来。她的第一个孩子黄文就是在敌人的追击下，诞生在老乡的驴圈里的。
在抗日战争进入严酷阶段的同时，太行区的三年苦旱、两年蝗灾同时降临，那是百年不遇的大灾难。到1943年夏秋，己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太行山本来就是缺水的地方，吃的多是下雨接的窖水，除吃喝外，连洗脸、洗碗也不允许。这时，小河断流，窖水几乎干涸。庄稼又被蝗虫吞食……由于敌人封锁，部队的油盐和粮食也供应不足，每人每天还要拿出2两粮救济当地灾民，保证有驻军的地方不饿死人。
大儿子黑胖，生下来就是软骨，又得了百日咳，吐脓吐血，又害肠胃病，吃什么拉什么，小屁股只剩下一层皮……幸而得到钱信忠部长的治疗，才从死神手里夺回了命。好不容易日本投降了，蒋介石又打内战。在解放战争中，朱霖多次立功。在紧张的战斗中，还是耽搁不了生孩子。1948年11月底，她到医院去生孩子，没想到产后感染了产褥热，恶寒而后高烧41度，在她生命垂危时，傅钟夫妇把为女儿准备应急的两支盘尼西林拿出来给她用了，救了她一条命。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军人的妻子、将军的伴侣，看来该享享清福了。但是不行！她为了祖国，又要作出另一种牺牲，一种看不见枪林弹雨的奉献和牺牲。
朱霖躺在地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几天的生活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展现在眼前：她随丈夫黄镇，带着两个警卫员，两个包袱，两个书箱，5个孩子到外交部去报到。先住进解放饭店，后搬进新华饭店。这些饭店并不豪华，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使朱霖十分不习惯。抽水马桶，不如太行山的茅坑蹲着痛快。弹簧床上下乱颤，哪有门板稳当。她和黄镇商量，干脆睡到铺着地毯的地面上。
一群穿着毛料中山装的男人和穿着旗袍或连衣裙的女人，云集在北京饭店宽敞的餐厅里实习吃西餐。朱霖穿了件带点小花的连衣裙，出门前还着实收拾一番，照照镜子，觉得是从来没有过的漂亮。谁知老外交人员胡济邦检查她的着装时直摇头：“不行，背心不能露在胸前，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又指着头发数落着：“解放区的发型不适合外交场合的要求，要烫发；脸上要搽点儿粉，唇上要抹点儿口红；和人交谈时，不要用手指着人家，不能唾沫星子满天飞；坐着时两腿不要叉开，也不要摇晃；不要当着客人面用手挖鼻子，擦眼睛，要多准备几块小手绢……”
宴会快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吃半饱。服务员送来一盘水，朱霖赶紧倒了一杯，刚端起来要喝，被胡济邦制止：“这是吃完水果后的洗手水，可不能喝下去！”朱霖脸红了，哭笑不得：“这真是活受罪！”她咕哝着。
第二天一大早，黄镇一摸“地铺”上的朱霖，人不见了。黄镇不由得惊异而且焦躁起来。朱霖一夜没合眼，一大早悄悄约了韩念龙的夫人王珍，一块去找周总理。部领导接见了她们，表示一定把她们的意见向周总理报告。总理得到消息后，即派邓颖超来做工作。
邓颖超拉着朱霖的手，郑重地说：“总理派我来转达他的话，让告诉大家，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外交官的夫人都是外交战士，男女同工同酬，绝不是什么附属品。从事外交工作，在国外人手少，任务重，工作繁杂，我们绝不要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
朱霖点点头，看来她的情绪有所好转。当邓颖超端杯喝水的时候，她试探地问：“出国工作，能不能不叫我们夫人或者太太呀？仍叫同志多好！”
邓颖超笑了，她慢慢放下茶杯轻声说：“我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表团工作时，也不习惯人家称我太太。有一次，人家来电话找周太太，我脑子转不过来，回答说我们这里没有周太太。放下电话后再想，他找谁呀？后来人家又来电话，我才醒悟过来，找的就是我自己。”
邓颖超抬头看着朱霖说：“这是工作呀，为了工作需要，人家叫太太就太太吧，不要忌讳。在外国，夫人地位很高，因为是夫人、太太，人家不给下边官员讲的话，却给你讲，因为他们觉得枕头边的话可以影响丈夫，这是个有利条件，做好这一工作对国家有利。”
邓颖超走了，朱霖用两手搓了搓脸，理了理两鬓的头发，似乎想用这样的动作，把邓颖超的话铭记在心里。
1950年7月中旬，一列满载外交人员和货物的列车，开出北京向莫斯科进发。当时航路尚未开通，去匈牙利必须经莫斯科转车。
黄镇和他的6名外交官，一踏上匈牙利的国土，就被等候在车站的主人接送到首都布达佩斯一座豪华旅馆。第二天黄镇叫来会计一算账，惊得目瞪口呆：“这一天就得花几千几万斤小米呀！”黄镇当即决定，马上要匈牙利政府尽快给我们找一处临时住房，并布置随时作好搬家的准备。
临时住房很快找到了，布置房间，黄镇是行家，购置家具的任务，落到朱霖头上。她当时已怀孕五个多月，还是东跑西颠，半高跟鞋把脚磨起了泡，痛得一回到屋里就脱鞋。烫发又梳成了辫子，盘在头上。
黄镇把临产的妻子送进产房，自己和翻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着。这是匈牙利最大的现代化医院。
忽然，一阵痛楚的叫声从产房里飞出来，直灌进黄镇的耳鼓。他从长椅上站了起来，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但马上他又镇静下来，他相信这不是她的声音，她在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也不会发出这样的喊叫。
是的，黄镇判断得很对，朱霖很平静。她的5个孩子都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出生的。1942年2月，日本鬼子大扫荡，她和刘伯承的爱人汪荣华等4个“大肚子”由文化干事带路、产科医生马芬晓随行，单独打起游击来。白天隐蔽，夜间行军，文化干事在前面探路，马医生怕她们肚子大下山不好看路，上山不好弯腰被石头绊倒，就不停地一边走，一边将路上的碎石往路旁踢，一夜走50多里路。
有一天夜里，下到半山，看到山下村庄火光冲天：敌人正在烧杀，只好转到另一个敌人刚刚退走的村庄。为了不打搅村民，马医生和朱霖只能住到驴圈里。她俩先清理驴粪，然后打了些干草铺到地上当床。第三天朱霖在驴圈里分娩了。她使劲咬着嘴唇，用手揪着自己的大腿，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在马医生的指导下，大女儿呱呱坠地了。此时，驴圈外面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原来是师直机关的同志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后正好路经此地。有同志在门外大声开着玩笑：“马医生，只听到你在大声叫喊，知道的是你在接生，不知道的还认为你在生孩子呢！”
产后，朱霖发烧，直到好转后马医生才告诉她，在驴圈生孩子易得产褥热和脐带风，难怪她当时那么紧张……
在那样的环境里她生第一个孩子就不叫喊，现在环境这样舒适，服务这样周到，再痛苦也绝不会叫喊的。匈牙利产科主任是位男大夫，他为朱霖接生。朱霖睁开眼，看到他大手里托着孩子高兴地叫着：“ FIU ！ ” “ FIU ！”原来他是在告诉朱霖，说夫人生了个男孩！
匈牙利外交部、苏联大使夫人，都送来鲜花，夸她是母亲英雄。朱霖觉得生孩子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不明白外国人为什么要祝贺。
1952年回国开使节会议，她碰到了好开玩笑的陈赓。他一见到她就故作惊奇地说：“哟！朱霖，原来你是个英雄呀？”
朱霖一时反应不过来，迷惑不解地问：“什么英雄？”
他眨眨眼，神秘地说：“你当了英雄都不知道？你在匈牙利生孩子不哭不叫，匈牙利人称你是英雄，这消息传到国内，我们也光荣呀！我们太行山的女同志就是英雄！”说得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英雄也有“英雄”不起来的时候，追到根上还是孩子。新中国成立初期驻外使馆工作人员是允许带孩子的。爱生病的老五被带去了匈牙利，再加上老六，家里家外，朱霖忙得不可开交。老五顽皮，满地乱跑，老六嗷嗷叫，闹着要吃奶，黄镇静不下心来就冲朱霖嚷：“你管管他们呀。”朱霖无可奈何地说：“我哪有精力呀！”
“你呀，就像个家庭游击小组的组长，我跟着你，仍过着打游击的生活。”
朱霖没有再吭声，但心里很委屈。孩子给这个家增加了多少麻烦，但她从来没有影响过工作，为了在干部群众中留下好影响，她里里外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为了不分散丈夫的精力，很多为难的事他都不知道啊！
孩子啊，世界上有什么非要牵挂一辈子的呢，大概只有孩子……那时，孩子们都还小，是无法理解父母的感情的。就连欧洲人也说：孩子永远不知父母的爱，除非父母已离人世，或者他们也有儿女以后。
国外带两个要操心，国内还留着4个，做妈妈的哪有一天忘记过。
1952年回国开会时，朱霖抽时间先到育英小学看望两个大孩子。老大是女孩，农民叫她二乖，上学后起名黄文；老二是男孩，农民叫他黑胖，上学后取名黄山。朱霖一进教室门，就和往外跑的黄文撞个满怀，但黄山却找不见，朱霖和老师找了半天也没见个影子。直到吃完晚饭回宿舍，才发现他躲在老师的床底下，连忙拉他去见妈妈。
朱霖一边掸黄山衣服上的土，一边亲热地问：“你怎么躲着不见妈妈呀？”
孩子圆嘟嘟的脸上，闪着一双机警而略带狡黯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妈妈，审视了一会儿才说：“老师上课说啦，北京现在还有特务，骗子也不少。我想爸爸妈妈都在国外，怎么会有妈妈来看我呢？说不定是坏人装的，不能见她！”
朱霖听了，心里百感交集，把孩子一下子楼进了怀里。
接着，朱霖又到十一小学去看老三。老三也是个女孩，她睁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憨直地对母亲说：“妈妈，我在太行山妈妈家叫米囤，现在人家都笑话我的名字难听。”
妈妈给她梳了个硬撅撅的小辫子，告诉她：“米囤是表示家里粮食多，有吃的，在太行山是个好名字。”
“老师替我改了名，叫黄浩。”
朱霖想了想：“黄浩也很好，就叫黄浩吧。”
最后，去军委保育院看老四。这是个男孩，名字叫黄河，4岁多了，是1947年8月24日，黄镇带领部队过黄河那天生的，警卫员看到捷报，给起的名字。小黄河忘了母亲的模样，也不愿跟母亲走。
朱霖哄了半天，后来比画着说：“坐汽车！”他才高兴地蹦跳起来。他再次抬头像小大人似地审视妈妈，歪着小脑袋瞪大眼睛问道：“你真是我妈妈？”
“当然是真的。”妈妈认真地点着头。
“你是我的妈妈，你就要像其他小朋友的妈妈一样，每礼拜都来接我行吗？”孩子的眼神里含着祈求。
听到这话，妈妈的心像被刺了一下，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她抱起了孩子，脸腮贴着脸腮……
朱霖没有机会照顾留在国内的孩子，但她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无时无刻不在为儿女们操心。她随黄镇从匈牙利到印度尼西亚，在来印尼前，刚把生病的母亲接到北京，想让她检查治疗一下，未及治疗，母亲脑溢血卧床不起。正巧黄镇的弟媳又带着孩子找来。弟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弟媳没有文化，解放后仍然生活无着落，只好带着孩子流浪来京。朱霖未讲一句话，就把弟媳一家的生活费用全部包下来，不让她按烈士家属要求补助而增加组织上的负担。同时，她又把重病的母亲送回老家，她是独生女，后来母亲因无人照顾而死在炕上。
1960年父亲又去世。她回国开会才看到已经压了三个月的父亲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我现在病得很重，不知你回来没有，希望你能给我寄二两红糖，一两茶叶，我觉得嘴里没有味，实在不想吃东西……”
看完信，朱霖哭了。她哭得很伤心，泪水滴湿了前襟。是的，她觉得她不是个好女儿，她对不起死去的父母。她觉得自己也不是个好母亲，因为她也没有照顾好孩子。不久前，放在军委十一学校的两个孩子，胳膊先后摔断。老四黄河是擦玻璃时从大梯子上跌下来的，当时就动了手术，胳膊接得还不错。老三黄浩是冬天在运动场摔倒的，断胳膊用石膏夹板固定起来，过了5个月，胳膊又断了，就成天拖着一条断胳膊，还哭着不让婶婶写信告诉爸爸妈妈。因为她知道印尼已开始排华……
孩子们渐渐大了，开始懂得心疼父母，但并没有减轻妈妈的负担。“朱霖同志晕倒在楼梯口了！”
黄镇闻讯赶回宿舍，妻子已躺在床上。她一直在出冷汗，嘴唇发青，一动不动，黄镇一惊，赶紧抓起她的胳膊摸脉搏。脉搏又急又玄。
医生赶来了听心脏，量了量血压，说：“夫人心脏有毛病，还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其实，朱霖得病的主要原因是劳累过度，当然还有工作的紧张和“文化大革命”的刺激。头几天，黄镇去外地，她忙用这个空隙拆洗了所有被褥，累得吃不下睡不着。这是一方面，而最主要的是思想上的烦恼与痛苦。她虽已离开中华国土，但国内的混乱使她放不下心，很多问题她无法理解。黄镇被迫一次次违心地做检讨，可还是过不了关。再说孩子们，相隔万里，作为母亲更是牵肠挂肚。
不久前，接到大女儿的来信说：“你们不在家，在这个年月，我只好到南京婆婆家结婚了。本来结婚是件喜事，但我想了很多、心里很难过、痛哭了一场……”女儿是穿着蓝布衣、解放鞋，空着手去婆婆家的。作为一个饱尝旧社会妇女之苦的母亲，真怕女儿这样结婚带来不幸，她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她是母亲，想大女儿，不能不想其他孩子：二女儿胳臂有残疾，学校却让她学兽医，又下放到山东劳动，以后怎么办呢？老五下放北大荒，每天吃不饱肚子，劳动强度又大，患了腰肌劳损；老六参军到东北，部队还在审查他的“联动”问题，弄得神经紧张，写血书要求到珍宝岛去打仗；老七只有小学六年文化程度，14岁就进工厂学徒，后来得了结核病……作为母亲，哪一个孩子不是连心肉？作为大使夫人，当然又是国家第一，革命第一。她为孩子担忧，为丈夫焦虑，为国家的命运发愁，百感交集又怎么能不得病呢！
第三篇 阶级斗争舍生
引 言
回顾父辈们的革命历史，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而又催人奋进的事！因为那是一部统治阶级出卖人民的历史；同时也是父辈和人民不屈不挠进行反杭的历史。即便是在历史最为黑暗、最为艰难的时刻，革命的父辈们仍是义无反顾地去投奔光明，并以自己的身心和热血一并投入燃烧，发出他们应有的光和热。
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国民党一共杀了徐家66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刚生下的婴儿都被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悲壮而惨烈！蒋介石亲兼“剿共”总司令，在鄂豫皖边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由此大别山区成为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之一，杀掉一茬又生长出一茬。红四方面军撤走后，建立了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又建立了红二十八军；抗日战争中，这里又建立起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和五师。正是由于有了像徐海东一样的父辈，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党的史册上用鲜血和白骨铸就了父辈的光荣。
在这代革命父辈中，有不少人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在中国近代阶级剥削压迫深重的社会中，他们本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却在后来成为坚定的反抗剥削的先锋，直至为此殉难而不悔。这种行为，恰恰表现出了代表先进阶级的革命思想的巨大感染力，并且这种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在中国上千年的黑暗社会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封建文人对此也有不平者，然而阶级的局限不过使他们多少有点怜悯而已。彭湃、夏明翰等少年时代对家中轿夫、女佣产生的同情，开始也是出于此。但慈善与施舍不可能改变社会面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终于告诉了先进的国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条根本出路——“剥夺剥削者”。于是那些先知先觉者起来领导着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者，呼出了要“造反”、要“共产”的呐喊。当然，按照科学共产主义的最根本定义，“共产主义”是一个名词，根本意思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来解决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但是，在当时中国贫苦农民的口中，“共产”主要被理解为一个动词，就是要把土豪劣绅们的不义之财拿出来“共”， 以此解决生存（当时还谈不上温饱）这一最低层次要求。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这恰恰形成“红旗卷起农奴戟”的革命风暴。这些人的可贵，正在于他们成为掀起这一风暴的先驱，并以他们那“砍头不要紧”的气概谱写了最雄壮的战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