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云南水族人，1901年出生于贵州荔波县水堡寨。他的祖上两代行医摆药摊，也佃种部分土地。邓恩铭少年时与其他水家娃子一样赶场、卖水，家中并请先生启蒙读书。12岁时他随家搬人县城，进入六年制新式小学，在留学日本回国的老师启蒙下接触到一些民主思想，崇拜李自成、秋瑾等造反者。1917年，他因家境困难，跋涉万里赴山东投奔做低级官员的叔叔，翌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带着浓重贵州乡音的邓恩铭因带头讲演和组织抵制日货，被山东同学们推举为自治会负责人，并被选为市学生代表去北京、天津联络，就此结识了国内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者。此后，他与王烬美一起在济南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又赴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邓恩铭是一个20岁的中学生，以活泼好问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末，他又去苏俄参加远东国际会议并参观学习了半年，他是党内极少数受过列宁接见的人之一。他对那里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豪，是实行的面包分配标准：红军士兵2磅，工人1。5磅，机关人员1磅，共产党员3/4磅。就此，他明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出的表率作用，后来始终以此来要求自己。
1922年夏天，回国后又去上海参加了党的“二大”，会后受命回山东开展建境和工运工作。当安源煤矿和京汉铁路点燃早期工运烽火之时，邓恩铭也在山东淄博建立起工会，被称为“山东劳动界空前之举”，构成第一次中国职工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他前往山东最大的工业城市青岛，创建了党组织并担任书记，以办补习学校等方式在十几万工人中展开工作。1925年，他领导了胶济铁路和青岛日本纱厂的大罢工，同年又接替重病的王烬美担任了山东区质书记并组织群众性的斗争，反对以“三不知”（不知兵、钱和老婆有多少）著称的“狗肉督军”张宗昌。同年末，他在济南被捕。在狱中，他患有严重的颈淋巴结核并不断溃烂流脓，生命危殆，经地下党和亲友花钱“活动”警方上下，才得以保释。他的叔叔以长辈的权威下命令要求他以后“不得参与政事，只可悉心养病”。邓恩铭刚能走动，就又到学校、工厂活动，不久返回青岛恢复党的组织。
1927年春，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了中共“五大”，并应毛泽东之邀请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山东工农运动。会后，他回山东任省委书记。不久，因受一些宗派分子排挤而离职，回到自己最喜爱的青岛任市委书记。他曾长期在那里工作，相貌特征早被警察、侦探掌握，但他仍不顾危险，奔走在工厂和附近矿山。翌年12月，邓恩铭去济南省委机关时，不幸被叛徒出卖而被捕。
在担任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书记时，邓恩铭掌管过党的许多经费。自己一直生活清寒，每月组织发给的生活费，也多被他用于接济困难的同志。家中多次向他索款，他只是回信说明自己“生性与人不同，最僧恶的是名与利”， “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他长期对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春秋都穿那一件灰白大褂。到工厂活动时，他又总是着粗布裤褂，从外观看完全像是朴实地道的工人。当时山东省委的另一个负责人王复元却私欲膨胀，贪污党的经费，邓恩铭发现后予以严重警告，省委将此人开除出党。不过，邓恩铭对这个腐败分子的警惕性还不够高，未能有效防范他向当局告密。1928年末，王复元出卖了省委机关，邓恩铭因此时正在机关中而被捕。这个叛徒随后还当了捕共队长，总在道口巡查辨认地下党员。翌年8月，王复元被中共中央特科派出的除奸人员击毙于青岛中山路上。
邓恩铭出生在能歌善舞的水家山乡，从小就爱编山歌，人学后又长于诗词，性格乐观开朗。他从事党的活动10年，三次坐牢，在狱中度过了3年，屡次受酷刑折磨，又患有结核病，始终不屈服，还经常撑着病体组织难友唱歌读书。连关在同牢房的“土匪犯”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甘心听从这个病弱文人的指挥。邓恩铭最后一次被捕时，因济南政权处在更迭混乱之中而未被确定身份。1929年夏，邓恩铭得知接管监狱的国民党政府要清查共产党人，便和狱中党支部其他四人一起领导越狱。他根据难友身体强弱搭配编了三个小队，从探亲的家属那里秘密要来打开镣铐的锯条等工具，还让大家将厕所中用于清洁的石灰粉装成一个个小袋，作为行动时的“秘密武器”。
7月21日正值星期天，看守们多数下班，警戒松懈。利用这一时机，邓恩铭亲自指挥第一队，乘开门的看守不备，突然打倒他并迅速冲出。见狱卒慌忙拿枪，大家将准备好的石灰粉抛了过去，又用棍棒猛打，在看守们抱头捂眼乱窜时缴下了枪支。三个小队如决堤之水冲到街上，患着重病的邓恩铭由一位身体强壮的难友背着跑出。济南当局马上调兵并联合警察追捕。邓恩铭和一些人因身体虚弱，且身穿囚服、头发甚长，未跑出多远又被抓回来。后来，国民党省党部来人认出他的身份。邓恩铭便慷慨宣传革命主张，在山东军阀韩复榘集体“枪决红匪”时，唱着《国际歌》上了刑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