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邓中夏出生于湖南宜章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从小入私塾读古书，后入县办小学、衡阳中学，又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他很快就成了杨昌济老师欣赏的学生。到杨昌济老师家请教时，结识了第一师范的毛泽东，并常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1917年邓中夏随父入京，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在校内，他最崇拜李大钊、陈独秀，并在两人影响下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上街游行时，邓中夏是主要组织者和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而且还是冲进赵家楼点火和痛打卖国贼的十几名学生之一。随后他又前往长沙，联络已返湘的毛泽东，建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他还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9月协助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
1920年末，邓中夏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遣，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曾参加领导开滦煤矿、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在中共二大、三大、五大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长、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等职。1923年参与创办上海大学，任校务长。
1924年10月14日，他在上海写了一首《送李启汉同志赴口口》的诗：
去罢！战士呀！
我们是为群众而入牢狱的。
我们从牢狱出来，
我们仍回群众中间去。
战士呀！去吧！
其含义是：李启汉是他的湖南同乡，又是革命战友，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春在上海小沙渡办过“劳动半日学校”。1922年6月1日，因领导浦东纱厂和上海邮局工人罢工，被帝国主义的上海巡捕房逮捕；9月间，又被引渡给上海的军阀机关― 护军使署押人大牢中，直到1924年10月13日始被释放。邓中夏得知战友出狱，欣然命笔，他以革命家的伟大胸怀，用豪迈的战斗激情，来鼓励赴难荣归的战友。
1925年参加领导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4月赴广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为了让工人安心斗争，组织动员各界把20多万人的吃住都安排妥当，被人们称为“工人政府的总理”。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央秘书长，参与决策和举行南昌起义。参加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全总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1928年赴苏联出席中共“六大”， 当选为中央委员。
1930年秋回国后，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同贺龙率部渡江南下作战和转战鄂西北。
1931年秋因受王明“左”倾错误打击，被撤销职务，几个月不安排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全靠妻子在纱厂当学徒一个月挣7块钱来维持生活。其间，妻子因劳累过度导致小产。党的开创者之一、曾任全国工运最高领导人的邓中夏对党毫无怨言。
1932年调回上海，任中国革命互济会中共党团书记。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在上海不幸被捕，被关在法租界巡捕房里。国民党反动当局得知后，中央党部特派大员到上海来，花了十几万现大洋买通法租界上下，将邓中夏引渡到南京，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国民党上层派中央委员轮流来看他，以企图规劝他投降。
有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竟无耻地进行挑拨离间，说什么：“你是中共的创建人之一，是共产党的老前辈，可现在还要受从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的欺压，连我们都为您鸣不平。中共现在已经不是政党了，已退化成打家劫舍的盗匪，愈来愈不像话，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像您这样受人尊敬的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还要为这样的组织牺牲呢……”
邓中夏很从容地打断了他的话，平静地对他说：“那我要问问你们，一个害了杨梅大疮到了晚期毫无可救的人，是否还有权去讥笑那些偶感风寒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我们有很强的自信心和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我们敢于揭发自身的缺点和错误，并有能力加以改正。我们懂得有错就改，我们的错误较之于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短期的。而你们呢，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变本加厉地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与错误，真是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还有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自称自己是当世的理论家，要与邓中夏谈谈理论。他与邓中夏整整理论了三个小时，最后邓中夏问他：“你还有什么道理可说的，我仍然洗耳恭听！”那个所谓的理论家理屈词穷，可怜巴巴地强笑着说“钦佩得很！钦佩得很！”
邓中夏仍不紧不慢地说：“请你寄语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假如你们还认为你们有理，我邓中夏有罪，请你们在南京公开审判我，我可以与你们订个君子协定：你们全体中央委员都可出席，我嘛，辩护律师也不要，最后谁情亏理输便要自动向对方投降。”
“这个，这个，我只能转达，转达！”那个中央委员早已没有了理论家的派头，连说话都结结巴巴起来。
邓中夏轻蔑地说：“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就不敢这样办！”敌人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就可以在政治上狠狠地打击中国共产党。可是，邓中夏却用他的言行，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与政治影响。
在敌宪兵司令部里，军法官们还要作一次形式上的审判。在敌人秘密的军事法庭上，邓中夏一针见血地说：“法官们，你们可以休息了！这样没有观众的戏演给谁看呢？反正你们会造谣，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是了，何必做这些脱了裤子放屁的事呢？你们不需要白费苦心去做文章，就邓中夏三个字，按照你们的蒋总司令的法律，就够判几个死刑了。”
邓中夏在坐牢的日子里，从未闲着，他从不放弃每一个可以工作的机会。那时敌人常利用特务或叛徒，伪装成犯人在号子里侦察被难者的言行。当新的被难者进入号子时，邓中夏利用各种方法，很巧妙地而且是很快地就了解到了那个人的情况，知道他是党团员或赤色群众后，便对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会问你。有法官还有穿着犯人外衣又为法官效力的他们（他暗指着特务和叛徒说）会问你。我嘛，是共产党。但你看我一点也不像国民党说的是青面撩牙的人。我看你是个年轻的朋友，你在这里要小心上当。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是苟且偷生的活，也可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的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生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1933年10月一个令人心痛的日子，当雄鸡高唱之时，邓中夏被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从看守所里押了出来。法官告诉他：“这是你最后的悔过机会了，你要悔过还来得及！”
“我一生中行得正、坐得直，从没有要悔过的事。我要对你们说的话都说了，不愿再费口舌对牛弹琴了。”邓中夏语气斩钉截铁。
当法官第二次问他还有没有话要说时，邓中夏没有理睬，一个宪兵抓着他的胳膊大声重复法官的话。邓中夏瞅了一眼面前的宪兵，开了口：“对你们当兵的人，我还有一句话要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为人民谋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
“死到临头，还要宣传赤化！”法官十分气恼，大声怒吼一声：“拉出去！”
邓中夏哈哈大笑着说：“怎么？你们发抖了！总有一天你们的士兵都要觉悟起来的。到那时候，你们的死亡便来到了。”接着他高呼着口号被押上囚车，他在囚车里一路上唱着《国际歌》。
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战士邓中夏，在雨花台上结束了他为人民解放事业战斗的一生。用他的鲜血灌溉着革命的花朵，染红了革命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