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瞿秋白同毛泽东等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的瞿秋白刚刚告别赤色的苏维埃俄国回到国内，他是中国以记者身份前往俄国，并对革命的俄国作详细报道的第一人。
出身于没落封建大家庭的瞿秋白，伴随着生活上的困窘和精神的苦闷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打破了瞿秋白孤寂的生活，他奋不顾身地参加到这股洪流中，同时，面对“现在世界的新潮流已经一天一天涌起来了”的局势，思考着“中国人要怎样才能生存在现在世界上”这样一个大问题。
十月革命烈火燃起的同时，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也一起涌入，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放开，泥沙俱下。
瞿秋白同当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一样，对社会主义的意义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模糊不清。1920年10月，应北京《晨报》馆的聘请，瞿秋白决定到“红艳艳，光灿灿”的莫斯科，去寻找“共产主义人间化”的真理。汽笛声声，将赤色的首都莫斯科带到瞿秋白的面前，他在内心高呼：“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瞿秋白用他那深入浅出、分析精辟的政论，优美深情的诗歌和散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化为自己的切身体验介绍给渴求光明的中国人民。他多次见到过列宁，并当面聆听过这位伟人的演说。经过对“俄乡”的实际考察和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学习、钻研，瞿秋白被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深深地吸引住了。
1922年2月，经过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东方稚儿”终于在赤色的旗帜下，在赤色的国都，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2年12月，在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瞿秋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使自己脱胎换骨的莫斯科，回到了祖国，开展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发展、壮大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 “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
6月的广州，天气已很炎热了。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也始终充满了激烈的争论。对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从而推动革命的发展，与会代表已达成共识，但对合作采取何种方式，却有不同的看法。
以张国焘为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加人国民党，坚持“左”倾关门主义以陈独秀为代表，主张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中去，坚持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与瞿秋白对这两种错误倾向予以坚决的反对，主张既要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又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我党自立自主的立场和开展批评的自由他们的主张，受到与会大多数代表的赞同和拥护，使大会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略带书生气质的瞿秋白以其坦荡的正直品质、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给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他们回到上海共同在党中央工作。1924年1月，他们又一起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合作和革命斗争中，瞿秋白和毛泽东由相识逐渐到相知。
历史发展到1927年时，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阴谋发动政变，夺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却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一味采取压制政策。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一方面坚持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动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和批判，另一方面他们非常注意解决农民问题，并积极领导、支持工农运动。
1927年1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对农民运动进行了30多天的实际考察，写出了著名的革命檄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报告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上连载后，极大地鼓舞了农民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的积极性。而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却对毛泽东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方针、政策持反对态度。他们以“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为由，禁止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予以全文转载。
时任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的瞿秋白，在武汉看到该报告全文后非常高兴。同时对这个“为农民说话”的报告受到陈独秀等人的压制而深感气愤，为扩大宣传和影响，瞿秋白把该报告交给了党的出版机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名出版单行本。
4月11日，瞿秋白饱含激情，为《报告》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够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有‘人’说他们是过分了，但是这是不是人话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话……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受到了血雨的淋沥、腥风的吹熏。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会上，瞿秋白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秋白在会上坚定表示：“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如果再不明白公开地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要。一切为革命的胜利！”这种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
正是由于“这种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和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在汪精卫向人民举起屠刀、大革命完全失败的危急关头，28岁的瞿秋白勇敢地挑起领导全国人民继续战斗的重担。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决定，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会议发表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奋斗。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八七”会议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使革命重新走上大道。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年轻的瞿秋白的领导下，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怀着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恨，在前进的道路上犯了革命急性病，形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领导机关“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批评和抵制，以及实际工作中遭到许多损失，这样的“左”倾错误路线到1928年年初就停止了，到4月瞿秋白离开上海到苏联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了。
当瞿秋白再次踏上莫斯科的土地时，莫斯科已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首都了。红场依旧，但苏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迎着扑面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瞿秋白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但一想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自己的领导下出现的失误和挫折，他又感到沉甸甸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一位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自己的错误毫不避讳。
在1928年6月召开的第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作了自我批评，检查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为党的六大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起到重要作用。
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会后，他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在瞿秋白驻苏的两年时间里，中国革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自1930年6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中央后，为贯彻其“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中国革命又遭受了损失。7月，瞿秋白接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回国负责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望着熟悉的街道和树木，瞿秋白与上次一样，满怀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了莫斯科，踏上经由德国柏林回国的征程。与上次不同的是，此次回国，瞿秋白的行李包中秘密地藏着《中国问题决议案》文件——他肩负着重新率领中国共产党走出挫折，走向胜利的重任。他深信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他同样深信他还会来莫斯科，再来看一看蔚蓝天空下的红场。然而，此次一别，竟是他与莫斯科的永别！
1930年9月，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错误路线。然而在此4个月以后的1931年1月，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维护和执行国际路线”为旗号，以反对“立三路线”和瞿秋白所谓的“调和路线”为借口，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开始了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瞿秋白遭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被排斥离开了中央领导机关。
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机关的瞿秋白，凭借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卓越才华、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和其运用自如的俄文知识，立即参加并领导了当时上海文艺战线的斗争。
他与茅盾、鲁迅、夏衍等著名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曾赠他一副立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两人的杂文堪称“双璧”，瞿文似照妖镜，鲁文像解剖刀。在国民党当局搜捕下，瞿秋白有12篇杂文用非共产党人的鲁迅为笔名发表。《鲁迅杂感选集》也由瞿秋白编选并作序。有几次敌特搜捕时，瞿秋白和夫人还躲到鲁迅家过夜。
那时候的白色恐怖是非常严重的，但他却冷静、细致地处理工作。他正在受着“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实际工作中，丝毫也没有让人感觉到他受了委屈。在日常谈话中，他仍是那样的乐观、潇洒、幽默；在工作上，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仍很仇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是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的，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的痕迹。
1934年1月，在上海文艺战线整整战斗了3年的瞿秋白，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悄悄地离开了上海，踏上了去苏区的征程——在那里有一个自由的大地等着他去驰骋，有一个更重要的领域等着他去开拓。2月，瞿秋白到达了中央苏区，到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在这里，他见到了阔别近7年的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正是这个红色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毛主席”的称谓正是从这里喊起来的。到苏区后，瞿秋白担任了临时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长（当时称人民教育委员），积极开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
瞿秋白到达苏区的时候，中央苏区正开展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了错误的方针，中央红军被迫转移。10月，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8万多人，被迫撤出革命根据地，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出发，向西转移，开始长征。当时身患重病的瞿秋白提出随红军长征，毛泽东也向中央提出应该带瞿秋白一起走，但因当时有人反对而被迫留下。
这位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无产阶级战士，在主力部队长征后，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抱病工作，他主编的《红色中华》仍继续出版。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前夕，分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护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不便打游击的人向闽西突围，想从那里再化装去上海。2月24日，在转移途中被保安团截击，瞿秋白因有严重肺病无力奔跑在福建长汀县灌田区水口乡小径村牛庄岭被俘。
在狱中，敌人用尽了一切手段，妄图使瞿秋白“归顺”，为他们的反共宣传增加一份有分量的“材料”。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劝降，瞿秋白始终保持坚贞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气节。他在一张狱中拍摄的照片上写道：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有深刻意义的话。
在汀州狱中，在瞿秋白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时，他写了一首《卜算子？无题》 词：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是香如故。
1935年6月18日上午8时，瞿秋白被押到长汀中山公园的中山亭。他高唱着《国际歌》，缓步走上刑场，在“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高呼声中，敌人的枪响了，瞿秋白英勇就义，时年36岁。
毛泽东为失去瞿秋白这位既懂政治，又懂文学、艺术的战友和革命家而深感悲痛和惋惜。1945年4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瞿秋白光荣、伟大的一生给予了正确评价：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