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0月11日，王若飞出生于贵州安顺。在其舅父——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的影响下，少年的王若飞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后毕业于贵阳达德学校。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进步活动。1918年春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明治大学，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1919年5月7日因反对“二十一条”愤而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同年10月，同舅父黄齐生等人由上海启程赴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他们拜访了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手书“奋斗”二字，赠给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们。
在法国，他经常和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在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曾在钢铁厂、胶鞋厂做工，并参加领导成立工学世界社，组织留法学生向中国公使馆请愿等活动。
1921年夏，他和周恩来、赵世炎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又和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 ，被选为执行委员。1922年10月加人法国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3月，他被党组织派往苏联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3月回国到上海，参加五卅运动阎先后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和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等职。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领导开展河南、陕西地区工人运动和国民运动，建立发展中共党、团组织，成立河南省总工会，组织农民协会，帮助国民二军建立政治工作，并到江苏的徐州、安徽的宿州等地领导工农运动。这年秋天，他同李培芝结婚。
1926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同年10月至1927年3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一次、第三次武装起义，直接指挥南市区战斗。后出席中共“五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农委负责人兼江苏省委农委书记。为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宜兴、无锡、江阴、常熟四县秋收暴动计划。同年11月组织领导宜兴、无锡东北乡农民暴动。
1928年4月，到南通部署发动如皋、泰兴等八县“五一”农民大暴动，建立了一批农民武装，为建立红十四军奠定了基础。
同年夏，赴苏联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上，王若飞批判了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自己担任中央秘书长时应负的责任不推卸，自我批评说，那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信仰执行，自己应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会后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留在了莫斯科。
1931年8月，他以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回国，到内蒙古包头开展工作。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他曾派乌兰夫等人，去深人发动包头西部农民。11月，因叛徒出卖不幸在包头被捕。
在被捕时，王若飞身上还有个地下党员名单，他在危机中忙将写着名单的纸塞入口中，敌人发现后，立即扼住他的脖子，他吞不下肚子里，就用力将其嚼碎。当敌人用铁器撬开他的嘴巴时，那张纸已被嚼碎与唾液、鲜血搅和在一起，什么也看不清了。就这样，他在生死关头，为革命保存下了一批优秀干部。
他被关入绥远第一监狱。当时，狱中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王若飞为了鼓舞难友英勇斗争，曾经写了一篇短文《生活在微笑》。他用锋利的笔调，指出生活里充满了斗争，描写了难友们斗争得胜的情景。“死里逃生惟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他的这两句名言，就是该文的结尾。
王若飞在狱中坚贞不屈，坚决斗争，并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有一天，敌人为了在精神上打垮他的斗志，也为了恐吓群众，对王若飞搞了一次假枪毙。当他还未被押出监狱，包头的群众已在传说，要杀“大共产党员”了，大街的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
王若飞被押出来时，前后左右有八个全副武装的军警，端着子弹上了膛的步枪，紧张地拥在五花大绑的犯人的前后。
王若飞以为自己的路走到了头，但他却镇静自如，好像在人群中闲庭信步。死，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并不可怕，遗憾的是党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做。可现在没有时间了，就在这到法场去的路上，也不能浪费这最后的一点时间。他开口讲话了，这个被敌人称作“铁嘴”的共产党员，说出来的话就像一串串子弹，每一句都击中了敌人的要害……
敌人本想利用这种形式，打打王若飞的不屈气焰、震吓一下老百姓。没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阴谋全落空了，而且得到的竟是完全相反的效果。
王若飞这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就连当时绥远国民党反动当局，也不得不暗中称赞。有人曾这样说：“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这个共产党员在死亡面前却面不改色、从容演讲，实在让人钦佩！”
伪省长见武的不行，又施展文的。他把王若飞请到他的客厅里，作了一次长谈。王若飞认为这也是一次宣传我党主张的好机会，就详尽地谈了联合苏联共同抗日的意义和可能性，并且还草拟了一份数万言的抗日救国意见书。在狱中十分艰苦的环境里，王若飞还注释与批判了一本《易经》。伪省长看到这些情况后，不能不从心里产生敬仰之意，认为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国家难得的人才。他想不通的是这样的杰出人物，怎么都参加了共产党呢！
1934年春，王若飞虽然被判了15年徒刑，但他的心胸依然是开朗豁达的。每次，他的舅父黄齐生去探监时，王若飞虽然戴着沉重的脚镣（他坐牢5年另7个月始终戴着脚镣，因此出狱后走起路来两腿成了弧形），但他的面部却始终是带着笑容，充满了自信地说：“由他去判十年二十年，但中国的情形是要变化的，三五年就会变、会大变。”
他有坚定的信心，常常领导难友进行斗争。他挨过打，也曾患过危险的伤寒病，但从未恢心过。他若有一点点东西，就会拿出来周济同监的难友。但不仅在物质上帮助，更多的是在政治上帮助。有一位难友后来说：“我所懂得的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是在监狱里奠定的，我的启蒙老师就是王若飞同志。”
王若飞就像一团火，使敌人十分害怕，经常将他关在单间里。这种与世隔绝的做法，非常残酷，无人说话，无人交流，久而久之，人的语言功能会减退，人的思维功能就会麻木……王若飞也是人，当他恢复自由后，一下子不能适应常人的生活。刚开始半天不说一两句话，问他一句，他只是“嗯”的一声。他是听到了别人的话，但已经不能立刻作出回答。因为他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接触不到群众，思维变得非常单一……
然而，监禁、隔离是不可能打倒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王若飞不屈的精神，不但影响了难友，而且也影响了许多看守。有的看守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自愿偷偷地替他买纸、买笔。王若飞在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情况下，写出了两篇批判两本书的长稿。正因为这样，关他的那个监狱，在王若飞被囚的五年多时间里，曾经撤换了十几个看守。
1936年红军东渡，进人山西后，阎锡山把王若飞押到山西太原陆军监狱，想以他的生命为条件来与红军谈判。1936年底，又把他转入训导院。
1937年，王若飞经党营救出狱。9月到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领导敌后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战争。
1941年1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秋任中共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1944年夏任中共中央代表，同林伯渠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谈判虽因国民党缺乏诚意而没有结果，但王若飞的才华得以展示。中共中央南方局改为中央重庆工作委员会后，王若飞任书记。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促进国内团结，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毛泽东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临行前，中央多次开会研究毛泽东是否亲自去及去的时机问题。
1945年8月25日，王若飞由重庆飞抵延安，连夜向毛泽东等七个政治局委员汇报了蒋介石的动态和重庆的情况。经过全面分析，在第二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 “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1945年8月28日下午，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不计个人安危，带着争取和平民主的美好期望，在解放区人民关心、优虑的目光中登上了去重庆的飞机。
毛泽东亲自来渝，出乎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的预料，在社会上更是引起巨大反响，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欢迎。作为中共谈判代表，王若飞受到社会的广泛注意。在谈判桌上，他作为助手与周恩来配合默契，以巧妙的斗争艺术、高超的谈判技巧、犀利的语言，阐述了我党的立场、观点，常常使国民党代表无言以对。经过43天的艰苦努力，1945年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正式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为《双十协定》），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后，王若飞与周恩来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946年1月，王若飞和周恩来等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于山西兴县黑茶山机毁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