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15日下午，延安中央大礼堂内挽帷高悬，哀乐低奏，延安各界代表1000多人齐集这里，隆重追悼5月16日在湖北襄河东岸南瓜店壮烈殉国的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
张自忠将军是抗战以来，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而战死沙场的中国军队最高级别的将领之一。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下了“尽忠报国”才的挽词，对张自忠将军予以高度评价，寄以无限哀思。
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园村。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年代，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清王朝寿终正寝，而军阀混战继起，帝国主义亡我之心加剧。
放眼神州大地，满目疮痍，民不聊生。1914年，24岁的张自忠愤而弃笔从戎，立志用手中的枪为中国人民打出一片和平安宁的土地。
在冯玉祥将军部下，心怀大志的张自忠严格要求自己，奋发进取，他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成立国民联军、响应北伐时，张自忠升任第二十八师师长，成为冯玉祥所器重的一名年轻有为的高级将领。
1930年，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讨蒋失败后，冯玉祥的部下全部被张学良改编，张自忠任改编后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不久，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东三省。
1933年初，日本侵略势力向关内扩张，热河全省很快沦陷，接着日军大举进攻长城东段要塞，企图突破我长城防线，威逼平津。在危急关头，满怀报国热忱的张自忠被军长宋哲元委任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在喜峰口阻击日军。
受命后，张自忠将军立即与37师师长冯治安率一O九旅赵登禹部、一一O旅王治邦部和一一三旅佟泽光部星夜兼程，奔赴前线。
3月9日，先头部队赵登禹旅，在喜峰口与日军遭遇，双方展开肉搏战，奋勇激战数小时，克复喜峰口。失去喜峰口的日军，用飞机、坦克、大炮向喜峰口及两侧高地发动猛攻，我军虽伤亡惨重，但仍浴血奋战，使日军不得前进半步。亲临前线指挥的张自忠仔细分析和研究了敌我双方的优劣和我军在武器装备比较差的情况下决定采取夜战、近战的战术，给武器精良的敌人以突然袭击。
11日夜，根据张自忠将军的部署，赵登禹和佟泽光分率两个团绕山间小道从左右包抄日军，王治邦旅正面出击。睡梦中的敌军毫无准备，被我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接着我军四面出击，从12日一直激战到16日，迫使日军逃离喜峰口。经过连续7昼夜的浴血奋战，我军终于赢得了喜峰口战斗的胜利。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北方战场取得的首次胜利，它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亲自指挥了这次大捷的张自忠将军，以灵活的战术、必胜的信心，成为闻名全国的抗日名将。
然而，前线将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却被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政策出卖得一干二净。5月，国民党当局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29军被迫撤离了长城各口。
1935年6月，国民党当局又分别同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通过这两个协定，日本侵略者实际上已控制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
这年11月，张自忠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代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2月，作为对日本“华北自治”要求的缓冲而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张自忠被任命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后调任天津市长。作为地方长官，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断挑衅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张自忠的处境非常艰难，对这种危难时局他内心更是十分痛苦。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七七”事变。7月28日，受宋哲元委托，张自忠暂代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职，留在北平与敌谈判。当时是“战”是“和”尚无定论，留在北平与日本进行谈判，有可能背“汉奸”的罪名。对此，张自忠坦然地说：“现在战与和都成了问题，看情形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我们二十九军能安全脱离险境，我愿担当这个重任，个人毁誉在所不计！”
第二天，北平沦陷。张自忠拒绝了日寇要他通电反蒋、反共等无理要求，随后他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在这种形势下，张自忠便称病隐蔽起来，并于9月3日潜离日寇虎口。
同年，在李宗仁、宋哲元的保举下，张自忠返回由三十八师扩编而成的五十九军任军长。从此，他在抗战的最前线，纵横驰骋，率军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38年春，为与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有“铁军”之称的板垣师团大举进攻鲁南重镇临沂。奉命死守在这里的四十军军长庞炳勋部，频频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告急求援。为了确保临沂，李宗仁急调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前往增援。
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来皆为冯玉样部下，1930年蒋冯中原大战时，庞炳勋率部投靠蒋介石，并倒戈反冯，突袭张自忠师部，张自忠险遭不测，二人遂结下怨恨。但值此民族危亡之关头，为保卫共同的家园，张自忠不计个人恩怨，抛弃前嫌，率军昼夜急行，于3月12日傍晚到达临沂城西部。
庞炳勋对张自忠深明大义、以德报怨前来增援十分感激，与先期到达的战区参谋长徐祖贻亲自出城迎接。对日作战颇有经验的张自忠提出：以五十九军在城外主动向敌侧背出击，以解临沂之危，并提出兵贵神速，要打破常规，不待增援部队充分休息，即提前行动。
3月14日凌晨4点，五十九军在张自忠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沂河，向攻城的日军发动猛烈反击，四十军也乘机举行反攻。两军左右夹击，互相配合，经过3昼夜的拉锯战和白刃肉搏，终于使板垣师团全线后退。临沂保卫战拉开了台儿庄大战的序幕，它的胜利将板垣、矶谷两个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予以彻底粉碎，创造了矶谷师团孤军深入台儿庄而被围歼的良机。
对张自忠的英勇表现，李宗仁予以高度评价：“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致全军覆灭。”胜利的消息传到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下令对张自忠和庞炳勋予以嘉奖。
不久，张自忠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仍兼任五十九军军长。随后，在张自忠的率领下，五十九军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在第五战区从徐州突围时，张自忠率部担任掩护，使大军得以胜利完成战略性转移；在武汉会战中，他在演川、大别山一带有力阻击了日军。这年10月，张自忠晋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五十九军、七十七军和五十五军。
武汉失守后，为保障川陕的安全，国民党当局将李宗仁第5战区的主力部队调至大洪山、桐柏山一带驻防。为巩固对武汉及外围地区的占领，解除中国军队对平汉路的威胁，日军于1939年5月和1940年5月，先后发动了以占领随县、枣阳、宜昌、襄樊等重要据点，威逼四川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亦称“第二次随枣会战” ）。
根据第5战区的计划，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布置在钟样以北的襄河两岸。会战打响后，张自忠亲自到襄河东岸指挥一八O师、三十八师给进攻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共击毙伤日军三千多人，为赢得“随枣会战”的胜利立下了大功。第三十三集团军因此受到统帅部和战区长官部的嘉奖。
“随枣会战”后，中国军队于1939年冬在各战区对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第三十三集团军在冬季攻势中再建大功，张自忠晋升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下辖第三十三集团军及第二十九、第二十六集团军，并获宝鼎勋章一枚。
1940年5月，在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日军分别从信阳、随县、钟祥，向枣阳、宜昌发动了“枣宜会战”，驻守大洪山区、襄河两岸沿线的右翼兵团，在这次战役中首当其冲。5月1日，大战在即，张自忠给部属团以上的军官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他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将生死置之度外、舍死御敌的雄心壮志，以激励大家“打起精神，咬紧牙根”拼死一战。信中说：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为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第二天，日军左路开始从钟祥北犯，向张自忠部发动进攻。敌军来势凶猛，右翼兵团不支纷纷后退，日军先后占领了长寿店、新野等地。
5月6日，李宗仁急令张自忠渡河截止敌人。接到命令的张自忠深知形势严峻，只有身先士卒，亲自过河指挥，才能了却与敌决一死战的心愿。
当晚，张将军召集集团军总部会议，提出：“我明天过河去督战。”大家认为总司令应该坐镇河西统一指挥，可他坚决不从。出发前，他亲笔留书并肩作战多年的副总司令冯治安：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人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百七十九师取得联络，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一百七十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前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小兄张自忠手启五月六日快活铺
5月7日，张自忠率总部、特务营及七十四师一个团，从总部驻地快活铺出发，由宜城东渡襄河，与北窜之敌展开激战。
10日，张自忠指挥三十八师、七十四师，在梅家大湾将南犯日军三十九师团拦腰截断，正好击中日军师团司令部。日军先头部队当即回头反击，后续部队也赶来，由梅家高庙向我反扑。我军出其不意，攻进梅家高庙内，将三十九师团击溃。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得知张自忠部的位置后，即令其第十三师团、第三十九师团和池田大队的大部分兵力，迅速急转南下，以消灭张自忠部的有生力量。重庆最高统帅部和第五战区长官部据此判断日军开始南撤，随令张自忠部“迅速向南追击”，结果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14日，进抵方家集，15日晚，张自忠率部经激战，到达南瓜店。16日凌晨，跟踪而至的日军五六千人向南瓜店包围过来，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张自忠部发起猛攻。在张自忠的沉着指挥下，我军士气旺盛，但因我军多日疲劳作战，又几近弹尽粮绝，在日军的强劲攻势下伤亡惨重，原防线均被日军突破。
在危亡时刻，张自忠令总部非战斗人员和苏联顾问撤离战场，并把身边仅有的手枪队也派出去参加战斗，他自己却始终坚持不离开阵地，往来督战。他右肩和左臂先后受伤，下午两点多，日军冲上阵地，张将军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张将军牺牲后，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将其遗体抬至南瓜店以北二十里处的陈家集，用酒精擦洗、白布裹好后，浅葬于陈家祠堂的后面，并插一木牌，上写“支那总司令张自忠”。
后张部三十八师将其遗体找到，护送到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快活铺。总部将其遗体重新入硷后，前方将士祭悼三天。5月23日，由宜昌专轮溯江而上运往战时首都重庆。
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的噩耗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巨大的震动。自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来，国民党内部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阴谋投降的活动日益加剧。张自忠将军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奋战、“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以报国家民族”的崇高精神和赤胆忠心，与那班贪生怕死、妥协投降之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月28日，灵船到达重庆朝天门外储奇门码头。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于右任、孙科等和数千名各界人士在此恭迎将军灵柩，隆重举行祭悼。
1940年7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的消息，并发通电、褒扬令，追晋张自忠将军为陆军上将。
8月15日，延安各界代表一千余人，举行追悼大会，宣读祭文：“将军之伟绩，一战肥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全国人民，同声悲悼！将军之英勇奋战，足以斥责那班贪生怕死之徒，将军之为国牺牲，足以打击那班投降妥协之辈。一杯之奠，岂止泪洒同情，万众之心，实欲驱除暴日。”
朱德总司令代表八路军指战员献了花圈并讲话，他号召全国将士都来学习张自忠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怕死，不谋私，希望全国的抗战军人，记住张将军的遗言：“要真抗战，不要假抗战，坚持团结，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英勇奋斗。”
1940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举行公葬，将张自忠将军安葬在重庆著名风景区——北碚梅花山麓。
1943年5月16日，为纪念张自忠将军殉国三周年，周恩来撰写了《追念张草忱上将》一文，文中指出：
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绝非他人可比。张上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抗战既起，张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而临沂一役，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真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