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民于水火，解民之倒悬，这苍生万有的期待，是彭德怀终生不懈的奋斗目标。
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个老战士在弥留之际对他的亲人说，“我希望世界上最后一颗子弹打中我的胸膛”，然后就闭上双眼，溘然长逝了。许多人都为他的遗愿打动得热泪盈眶。能够甘愿为世界承担痛苦的人，理应为人们尊崇和爱戴，他们的高尚永远令全人类引以为豪。
在中国，鲁迅先生称这种人为“中国的脊梁”，这种崇高也被叫做“为民请命”。
今天，我们庆幸父辈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坎坷的道路上，踏平了荆棘使后来者不再躇姗。然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脚下的坦途，也曾扑倒过无数先烈的身躯。
回望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国内战争尚未平息，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金日成给毛泽东发来急电，请求中国援助。
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毛泽东彻夜难眠，反复深思，决定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此重大问题作出决策。
彭德怀被专机接回北京，当他踏进颐年堂会议室时，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忙迎了上来说：“催你来是急了点，可这有什么办法，是美帝国主义‘请’你来的呀！”
彭总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都是如何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他发现会议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德总司令脸色都是那样凝重，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忙坐下侧耳静听。
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彭总才知道是对出兵支援朝鲜有不同意见。有主张出兵的，有主张不出兵的，有主张暂不出兵的，议论纷纷，讲的都有一定道理。多数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在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是否出兵问题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因彭德怀是会议开了两个小时后才到场，所以他只听没有发言。
会后，毛泽东对彭总说：“德怀同志，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生命。打得好没说的，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丢了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无法交代哟！”
彭德怀极其认真地倾听了主席的一席话。当晚他无法入睡：美国出兵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进而威胁我上海、华东。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随时都可找到借口。不敢同美帝见高低，我们要搞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把毛泽东这句话，反反复复在心中叨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他的思路渐渐清晰了……结论是应当出兵。
这位老兵经过一夜的反复思考，他的决心已定，准备去接美帝国主义向中朝人民射过来的子弹……
彭德怀，不论在党内和军内，他都是这样一个能够在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独特人物。他从小生活极艰难，没有多少条件读书却愿意研究思考；他戎马一生，虽身负军旅重任却总是在关心民间的疾苦。这是因为他正处在中国新旧思想和新旧社会交替的历史变革时代，最切身地感受到乡村人民的疾苦，又长期目睹旧官场的腐败黑暗。巨大的反差和小时候就形成的倔强性格，使他在战场上能舍身冲杀，面对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平事能拍案而起。彭德怀的杰出之处，还在于他始终在探索真理。
上井冈山后，彭德怀视毛泽东为兄长、老师，从此系统学习了革命理论。但是他虚心而不盲从，在党内领导中他是最晚由叫“老毛”而改称“主席”的人。在由前辈呵护大的一代儿女中，无不对这位长辈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仰。在子女辈的眼里看来，彭老总在抗美援朝问题上的挺身而出，是为党和毛泽东主席分忧，这和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与党的最高领导者的分歧是一样的目的，仍是替党和毛泽东主席分忧。
第二天下午，彭总在会上发言：“抗美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我们不出兵，敌人打到鸭绿江边，其后果就不堪设想啊！”彭总的话，说得是那样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毛泽东显然心中有数了，他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们国内当前的确存在着不少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仗的，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志愿军入朝。”
毛泽东讲到这里，会场上严肃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把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总挂帅率军人朝。对此，彭德怀没有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下彭德怀、高岗、周恩来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朝鲜情况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马上出兵，否则将贻误战机。给你10天时间作准备。”
彭德怀虽然感到时间太紧张，但仍表示：“主席，你放心！那我就1天按10天甚至20天的工作量来干。”
毛泽东站起身来，感激地紧紧握住了老乡、老战友彭德怀的双手……
千斤重担，紧张的工作，使彭德怀废寝忘食地忙碌着。他乘飞机去沈阳，当天下午紧急召集十三兵团及东北军区负责人邓华、韩先楚、洪学智、解方、杜平及李富春、贺晋年、张秀山等，商定于次日召开参战部队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部署出国前的准备工作。
在军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彭总微笑着向大家招手、问好后，继而谈了出兵的意义和必要性。他郑重地说：“我们面对的是美帝国主义可不是宋襄公。它不会愚蠢到等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打我们！他们是机械化，前进速度很快！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就必须和敌人抢时间。中央让我牵这个头，也是三天前才决定的。我彭德怀没多大本事，确实是廖化当先锋啰！我的决心是：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之至！”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我志愿军的全体官兵中，只有一个将军和一个士兵荣获了朝鲜战争中的最高奖赏——特级英雄的光荣称号。那位士兵是用肉体勇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那位将军是挺身而出去接纳最后一颗子弹的彭德怀。
20世纪50年代末，在饥饿的人群前挺立着一个心怀赤子情的老兵。面对受灾的土地，他敞开了炽热的胸膛。请后人再次记住这个名字，我们敬仰的前辈——彭老总。
无论后人如何书写新中国的历史，1958年都不可能被轻松带过。由于“大跃进”的错误，使新兴的中国工业和本来前景看好的农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1959年的庐山会议的。在自己的家乡，他看到乡亲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婴儿在母亲怀里焦急地寻找，而老人在弥留的时刻无言也无泪。
平江，一位老红军用颤巍巍的手交给彭总一张纸条，上面记录着一首近乎民谣的小诗：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的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捏着这张轻薄的纸片，彭德怀非常真切地感觉到凄楚和沉重。多日来，农民的申诉、告状，一些地区强迫命令、浮夸风气盛行，给党的威信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带来的严重影响，使他感慨万千。为了尽早纠正存在的问题，为了维护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巩固经济的发展，使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少受损失，彭德怀决心为人民“一鼓咙胡”。
这位战功卓著、无可匹敌的元帅，虽有老友提醒他“功高震主”、“言多必失”，但以他无所奢求的坦荡心怀，以共产党人求实的正直作风在小组会上七次发言：“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他不掩饰，不迂回，一开口便直指要害。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浓重的湖南口音震动了吼虎岭……
随后，行伍出身的彭德怀，为了诉说自己和会议上许多同志没能倾心置腹的发言内容，而给党中央主席写了一封谈个人看法的信。后来信被公开，称为《意见书》。这封数千言的信尖锐指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并且，信中毫不隐讳地表明自己对1958年错误根源的认识。
这封信，使彭德怀日后遭受了一场灾难。
本是为了纠正错误，总结教训的庐山会议，在经历了一个不甚和谐的抑扬顿挫之后，主旋律一下子变成了反“右”倾。
夜不能寐的彭德怀反复思索着：怎样才是对党、对人民有利呢？只要使党能更坚强地团结一致，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困难，更迅速地建设社会主义，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宁可毁灭自己。
因此，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成为我党、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载入了史册，影响极其深远。
其实，彭德怀于6月底才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泽东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在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
黄克诚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他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
后来彭德怀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
彭德怀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谈了不少话，他们的看法基本相同。黄克诚也和他谈过一些国内情况，可能加重了他的忧虑情绪。
彭德怀收到庐山会议的通知后，他不想去，想让黄克诚替他去。黄克诚说：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黄又问他：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后来，彭德怀还是去开会了。在会议中他对就事论事不满，对没有尖锐的意见不满，认为纠“左”的措施不力，因而写出了那份有名的“意见书”。
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黄克诚还在北京守摊子。彭真和林彪也未去庐山，似乎都没想到会出什么大问题。黄克诚还是把这个会当成一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当前工作问题的会议。还在北京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
此时，国内经济情况已有些乱了。河北、山东都有饥馑发生，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向缅甸的人相当多。黄克诚感到问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后，中央才通知黄克诚去开会，他有点意识到会议上分歧严重。
彭德怀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意见书”已打印出来，看来可能要受批评。但黄克诚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彭真打电话给黄克诚，约他一起走。
他们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住进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黄克诚看；黄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黄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黄克诚住处看望。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黄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黄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黄克诚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黄：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黄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黄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黄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震林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也生气地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这“反兵”二字，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自己的意见和他的意见相反。后来却被人引为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明。
1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时，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黄克诚在19日发了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
当时，组里除了罗瑞卿、谭震林两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黄克诚的发言表示有同感。谭、罗发言批评黄克诚，黄克诚又反驳谭、罗，相互争论了一通。
黄克诚的那篇发言，本应有详细记录在简报上印发。但因黄克诚乡音太重、说得又快，记录的同志记不下来，整理时感到很为难，就要求黄克诚自己整一个书面发言稿给他们。但形势变化很快，几天就形成了斗争局面；黄克诚已无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这个材料。所以简报中就只有黄克诚一个简单的发言记录。致使有些同志后来感到诧异，怎么庐山会议被斗争的主要角色之一的黄克诚，连个较全面的发言记录稿都没有呢？
当时，黄克诚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民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调整为7000亿斤，说是：6亿人口，人均产量超过千斤，粮食过了关。黄克诚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人质问：这话是谁说的？黄克诚回答：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黄的态度还是很强硬。
7月23日，毛主席召开大会讲话，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主要是：一、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呵！越搞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二、说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有两条罪状：一是大炼钢铁，1070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搞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1070万吨钢，9000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 “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三、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主席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主席已经把会上意见的争论，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
主席的讲话对彭、黄等人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彭德怀会后还曾向主席说，他的信是供主席参考，不应印发。但事已至此，彭的解释还能有什么用！黄克诚对主席的讲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他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他们想不通，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当晚，周小舟打电话给黄克诚说：他们想和他谈谈。黄觉得这时应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小舟很坚持，黄也就让步了，来就来吧。来的三人中，小舟最激动，李锐也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黄处不好，可是未能阻住小舟。谁想得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活动的罪证呢？
周小舟、周惠、李锐来到黄的住处后，表现非常激动，说：我们快成了“右派”了。黄克诚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不会不要“右”的。
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黄克诚说：我认为不会。又说：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小舟这才平静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
他们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催着小舟走，说太晚了。实际上，他大概是觉得，这些人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妙。周惠一向比较谨慎，没说什么话。
他们刚出门，正巧碰见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23日毛泽东讲话后，各小组下午就开始讨论主席讲话，那时发言都还较缓和，对彭信的批判虽轻重不同，均未离开信的内容，有人说得厉害些，有人则还做些自我检讨。
26日，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该成了合议的另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大大增加，而且目标集中在人了。除了对彭总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
“左”派柯庆施等人气势很凶，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调子。彭、黄等人就只有做检讨的份了。黄克诚在26日做了检讨，谈到19日的发言是嗅觉不灵，谈到自己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也谈到自己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这当然也有违心之论，但还不算太过。
30日，主席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个人去谈话。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他们也较敢说话。这次谈话，主席给黄克诚戴了几顶帽子，说他：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的历史问题，说不了解黄的历史情况等。
黄克诚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主席说：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
黄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你主席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谈话还涉及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黄克诚都表示过反对的意见。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黄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主席笑笑，说，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周小舟、周惠、李锐都说：会议上空气太紧张，叫人不能说话，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主席说，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周小舟等又说：“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主席说：可能是有点误会。又说：我和你们湖南几个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和周小舟有隔阂。
主席又把话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复”。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他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希望他们“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他们的思想问题没解决，又都不会作伪，所以他们的表现很可能使主席失望。
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他们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他们说话没感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四个被谈话的人心情比较好。黄克诚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
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主席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就是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少奇、恩来、朱总、彭总、林彪、贺帅、彭真等同志，又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
主席主持会议，讲话最多，从历史到理论，长篇大套，无法详述。讲理论，主要是说彭不是马列主义者，思想中有不少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个经验主义者。其中也提到：彭是劳动人民出身，对革命有感情；要革命还是好的，寄以希望。讲历史则是批彭德怀在几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说彭和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说是一半对一半。主席仍说是三七开。
谈到彭的“意见书”时，主席说信上说，“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灵魂深处。又说：我们没有经验，没有“失”如何能“得”，胜败兵家常事，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要反右倾。又说彭，你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中央领导，你是反中央、攻击中央。你的信是准备发表的，目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你要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以前历史上许多重要问题，你都没写信，这次写那么长。对你那些挑拨的话要顶回去。
彭说，我过去在江西也给中央写过长信提意见，这次信是供你考虑，并没想发表。
主席又说，你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我们同在北京，连电话都难得打，打几次，没打通，就“老子跟你不往来”。在香山你找我，因我睡觉习惯特殊，警卫员说未起床，你就拂袖而去，不谈了。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你以后会怎样，也难说。
彭说，我过去追随王明、博古路线，1934年一二月间就转过来了，曾和黄克诚谈过，还得请主席来领导，我今年61岁，以后还能有什么呢？
朱总司令发言温和，主席说是“隔靴搔痒”。
林彪发言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说彭自己有一套纲领、路线，独断专行，攻击主席，用心很深等。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
其他同志多是举个例子，说明彭德怀有问题，表示同意主席意见。
毛主席还说到，整人就是要整得他睡不着觉，要触及灵魂深处。你老彭，组织性、纪律性很差，你有个说法“只要有利于革命，专之可也”。打朱怀冰等，时机紧迫，还可说“专之可也”；打百团大战，为何也不先报告请示一下？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
主席最重要的话是说：你们这回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地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毛主席甚至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
黄克诚襟怀坦白，在这种场合，他不能不表态：“我和彭总相处久了，许多事情看不清楚。中央苏区后期，他说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我认为他不是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有感觉，今天的会使我认识全面。希望彭总能冷静地听取批评，常委领导同志讲的话，都是好意帮助……”
会后，主席把黄克诚等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他们别再受彭的影响。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这一串的会议给他们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他们回头。虽然黄克诚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
8月2日开中央全会。
主席讲话着重谈路线问题，谈党内有分裂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谈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一看二帮，批评、改正、团结等。
接着就是各组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是批斗中最积极的人，又是发言，又是插话，又是整理材料送主席，拼命地表现他自己。林彪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8月4日由少奇同志主持一个会，向新上山的中央委员通气，林彪的一个发言，长篇大论地指责彭，占了一大半时间。
原来小组会是按地区分组，后来就扩大了。黄克诚原在西北张德生负责的那个组，以后薄一波、罗瑞卿、谭震林、乌兰夫、蒋南翔、田家英等十几个人都参加了这个组。到中央全会时期，又合编两个大区的人为一个组，人数很多，林伯渠、吴玉章等也都到这个组来了。黄克诚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他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他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开始，黄克诚的态度还很强硬，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他气得要命，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对不合理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他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用，就尽可能多听少说，多沉默，少争论。但他的检讨，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黄克诚谈话，谈了两次。领导以帮助他摆脱困境的善意，劝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人们总认为黄克诚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于他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他交代彭的问题。黄克诚实在没办法，只好找彭的秘书来帮助回忆，还是搞不出什么东西。彭还是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黄别那么紧张。黄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黄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什么别的想头。他又劝黄别悲观，似乎他还比黄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匆匆就走开了。
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黄克诚这个组来参加会议。黄克诚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问题是议论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黄深知他们当时很冲动，又都是一贯忠于革命事业的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并不认为这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后来会议情况变得紧张严重，黄也明白这话必被误解。早些时，他曾劝过周小舟：23日晚你们出门便碰见罗瑞卿，定会引起注意，你们说过的这句话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们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小舟说：不行了，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因此，黄也只好保持缄默。
但这件事在黄克诚心里是个疙瘩。说不得，说了就会加害无辜；不说又是在隐瞒，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也觉得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显得事情严重么？组里正在穷追此事，黄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他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
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时哗然。黄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黄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注意，实在记不清哪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此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可能是李锐说的，但也记不准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是他说的。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黄前一段在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他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他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
其他几个人也和黄克诚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样使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愤慨起来。
毛主席在党内的威信崇高，得到大家衷心拥护。到此时，那些在批“右倾”时内心里还对彭黄等抱有同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毛主席当然更加深了“党内有阶级斗争”的看法。他以前着重在批斗彭德怀的“右倾”，还对黄等人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到这时，就完全认定他们是个“反党”集团了，只把周惠区别出来，说是沾了点边。按党内地位，黄克诚应排在张闻天之后，但黄既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又是联结湖南集团的纽带，罪状严重，所以把黄名列第二，放在张闻天之前，说成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李锐是毛主席的兼职秘书，因而参加了庐山会议，又因和彭黄等人观点相同，也陷人此案，但由于不是中央委员，没有和他们一道并列点名。
主席这时已确认他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做决议之前，主要任务就是要他们认罪。
为此，请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来做彭的工作。
毛泽东的秘书把彭德怀引上了楼。彭走到会议室的门口，立即愣住了。靠窗的大沙发，坐着毛泽东。左右的单人沙发，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在山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了。毛泽东对面的墙根旁的沙发，是空的。显然，是留给彭德怀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和彭德怀谈心，而是在山上的所有常委。情况比彭德怀的预感还要严重得多。
彭德怀从口袋里掏出中华牌香烟。
“老彭，你怎么也抽烟了？”毛泽东的眼神显出真实的惊异……
彭德怀被作为“党内右倾”的典型，遭到了全党的批判。与他同时蒙受冤屈的，还有同样敢于直言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
让陶铸来做黄克诚的工作。黄相信陶能理解他们，于是对陶毫无隐瞒，把上山前后的种种情况都和他讲了。黄说，我们只是对当前情况看法相同；对主席23日讲话感到震惊；个别人在冲动中说了错话，又因怕被误解而不敢坦白交代，根本不存在反党活动，我无法认账。
陶铸第一次没有完成任务，第二次又来和黄谈，说，不管你们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黄仍然不服地说，如果形迹可疑就能定罪，那何必要我承认？
陶铸又没有解决问题，于是第三次来谈。这次他对黄责以大义，说，你总得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才是。现在中央领导、各部门、各地区的主要领导都聚集在此，7月开了一个月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开中央全会也半个月了。再拖下去，对工作大大不利。目前事已至此，你不承认，大家通不过，最后还是得承认，何必再拖下去呢？黄反复思考，现在处境确实困难，主席性格之强，黄所深知。而且中央全体，除他们几个人外，都站在主席一边。个人受委屈、背冤枉毕竟是小事。听说彭德怀表示：他想通了，要什么，就给什么。黄也只好照陶铸说的，“顾大局”吧。
冤枉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
叫黄克诚承认“右倾”，他可以心枷清愿，因为他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但要他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反党，可太难了。实逼处此，硬着头皮违心地认账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安。
彭、黄、张一个个被劝认账后，在大会上都做了检查，只有小舟没做。于是，八届八中全会在总理、彭真主持下，写出了决议草案。写成后又要彭、黄等签字承认。这字好难签，但彭、黄等已经是不得不签了。
彭、黄等这样违心认罪，除了听从一些与他们关系好的同志劝告，要他们顾大局，暗示应牺牲自我外，还有一个因素，这因素不仅影响他们，而且还影响许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和与会的成员。许多年来，在内战、长征中，主席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更使全党钦服主席的英明领导。他不时力排众议，而结果常常证明他正确。所以大家已习惯于认为：主席比我们都高明，习惯于服从主席的决定，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批评，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也接受了。虽然彭、黄等这一次实在不能接受，也不应该接受，也强迫自己接受了。
待黄克诚冷静下来后，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 这才是他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他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
中央领导多数仍希望只限于批评这几个人，不要扩大。
彭德怀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全心全意地要改造旧社会，军功极大、地位很高，而从不忘本。他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入党后已改得很多了。说他桀骜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场，新中国成立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
早年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从主席批评彭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相处得不很愉快，多有误会。
毛主席建党、建军、建国的伟业，彭德怀身经百战的功勋，都是昭昭卓著的。两个人都十分忠诚于革命事业。谁能料到：他们竟因为某些观点的分歧和性格的差异，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形成颇深的成见。加上庐山会议时，上述种种因素，以致发展到不能相容的地步。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有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公报和决议，其中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在庐山散步时遇见朱德，他对朱老总说：“你啊老总，举手举了半票？”朱德不以为然，笑答道：“反正我举了手，至于手是怎么举的，我就不知道了。”
朱德心里清楚，他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但他可以不改变自己为人的原则。他在会议后期基本保持缄默，用无言表达他的满腹意见。
在会议最紧张的时候，朱德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他对毛泽东直言指出会议不足之处：“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
毛泽东听朱老总这么一说，先是一愣，后想了一会说：“你对一半，我对一半。”
朱德听懂了毛泽东的话意，不再说什么了。
会议最后在表决“决议”时，按照惯例，大家都要高举膀臂，便于统计票数。朱老总虽说也举手了，但他弯曲着胳膊，手举到别人一半高的位置。那动作，一看就知道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举的手。
庐山会议后，只有朱德在彭德怀倒霉时去看望了他。尽管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的时间最长，但他俩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即使坐在一起，也不多话。由于长年相处，他们之间的交流往往是来自心灵的沟通。
在军委扩大会上，首先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彭德怀、黄克诚到了会，依然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彭德怀事先并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作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
然而，会议与预期效果相距甚远。与会者多数人无法相信，他们素来敬重的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会突然变成反党分子？尽管“意见书”某些言辞不妥，但反映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用意也是好的。多数人想应付一下、走走过场算了。
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们，想法太天真、太善良了。在流血的战场上，他们个个谋多智广，英勇善战；在不流血的路线斗争中，他们幼稚得像新兵蛋子……
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康生亲自跑到毛泽东书房，请求毛主席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求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再扩大！
中央据此作出决定，会议再延长20天，人数由原来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8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军委扩大会本来是对“彭、黄”的批判会，开到后来变成了表态会。既然人人都得过关，当然人人都得表态。批彭反右——这是毛泽东定的“主旋律”，你就跟着“大合唱吧”，滥竿充数也好，随声附和也罢，如影随形也可以，就是要千万当心，别走了神，跑了调，错了节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