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父辈们，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离开后人而去了。在前进的道路上，后人注定还要经历许多地挫折与创痛，所幸的是，每当这个时候，总有人会挺身而出。
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成立了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央局，同时撤销了毛泽东为书记和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跟随项英的不少中央来人，根本缺乏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经验，完全用“左”的一套东西来指导工作，在中央苏区进一步造成了思想混乱。
这时候，陈毅非常担心地对毛泽东说，中央来一个人就掀起一次风波，将来中央搬来苏区，还不是要推翻你！处在“左”倾路线高压下的毛泽东，对陈毅的知心和体谅深感安慰，但又无可奈何地说，中央来人越多，意见分歧就越大。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实则是“左”倾路线执行者对毛泽东的一次集中批判。他们手握中央的指示信，全盘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红军作战的正确方针和中央苏区建设政策。
会议出现了激烈争论。毛泽东认为，敌强我弱，红军应诱敌深人，在苏区摆战场，不宜打出去，更不宜攻打大中城市；要给地主、富农分田地；进一步巩固苏区农村根据地，发展红军和苏区武装力量。中央“左”倾代表批判说，“诱敌深入是等敌深入、游击主义”，提出攻打大城市的城市中心论；批判巩固苏区根据地是农民的落后意识和小团体主义；批判给地主、富农分田是“富农路线”；提出“消灭地主”的口号；并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从此开始排挤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当毛泽东横遭批判的时候，苏区的一些同志仍然据理力争。其中陈毅以其鲜明的态度勇敢地站在第一线。他说：“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别看现在苏区方圆几千里，红军数万人，搞不好，打几仗就要垮台。”“左”倾路线代表批评陈毅的观点是“眼睛只盯着几个县的机会主义”。
陈毅反唇相讥，你们说上海无产阶级强大，怎么不在上海，跑到苏区来干什么？
“左”倾代表拒不认错和承担责任，只能强词夺理，用大帽子压人，这种会议当然不会有正确结论。会后，中央来人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称病休养。
赣南会议的结果令人痛心，但陈毅那种不畏权势和高压，坚持真理，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浩然正气，则受到人们的敬仰。毛泽东、谢维俊等当面称叹：还是你敢讲话，你讲得彻底！
“左”倾路线代表者完全把毛泽东当作党内的主要危险，步步紧逼。1932年5月，面对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严峻形势，不去组织反“围剿”的准备工作，而是没完没了地在中央领导层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年10月召开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是以研究第四次反“围剿”为幌子对毛泽东的再一次“大清算”。“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首先点火，主张在敌军大举进攻之前，坚决打出去。毛泽东则以第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耐心说明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正确性。但是，中央代表一口咬定积极防御方针是机会主义，并且不容申辩。
这时，陈毅听到会议精神时毫无畏惧，毅然坚持毛泽东的正确方针。他说：“现在提出打出根据地去，为时过早，待红军力量发展壮大了，自然会打出去的。他建议中央来的同志与苏区的同志都要团结在一个中央委员会内，共同把革命搞好。”他痛心疾首地指出：“南昌暴动的残部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经过千辛万苦才打出这样一个局面，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它！”陈毅再次肯定创立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并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道，提出了留毛泽东在前线指挥。这一切，都一一遭到“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拒绝。
1933年6月，中央苏区政治局第二次在宁都开会，完全剥夺了毛泽东的发言权。“左”倾代表以当兵团政委和省委书记为诱饵，专门派人游说陈毅，要陈毅好好检查苏区的缺点，带头做自我批评，增强苏区党内对中央的信任。陈毅听后愤然答道：“你们要我抹杀苏区成绩，编造谎言，我陈毅不干，苏区的情况你们找毛泽东谈去！”
会议的主持者项英紧盯着陈毅。一天，项英看到陈毅写的毛笔字特别像毛泽东的字体，心里很不痛快，于是便说道：“你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连写字都学他！”陈毅当即回敬说：“说我迷信毛泽东，你为什么迷信博古啊？你们就是排斥毛泽东。谁不听你们的，动不动就给戴上反国际的大帽子，只许听你们的，不准别人讲话，这叫什么呀！”
由于陈毅坚决支持毛泽东，以后的中央会议也不让他参加了。但毛泽东和陈毅患难之交的友情，却更加诚挚和牢固了。陈毅生病的时候，毛泽东去看望他，第二次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再次病倒，处境孤立难熬，陈毅主动前去探望，并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你现在不能去前方了，但还要经常和群众联系，有机会也要发表一些意见，让群众能听到你的声音。”
从此以后，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入长征，毛泽东和陈毅没有来得及告别就分手了。
公元1966年至1976年，中华大地上曾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大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使全国出现“打倒一切，天下大乱”的局面。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容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和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抵制和抗争，其中以1967年2月前后的“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事件为高潮。老同志的抗争，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林彪、江青等人则借反“二月逆流”，阴谋打倒一大批老革命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为这一事件平反，人们改称之为“二月抗争”。
“二月抗争”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的集中表现。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为了维护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对错误的方针进行了抵制，力图对这场动乱的范围进行一些限制，在众多前辈中，陈毅是最坚定的一个。
1967年1月19日，发生了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事件。20日，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已经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的将帅们，知道毛泽东主席不赞成揪斗萧华，更壮了胆气。十天前刚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主持会议，他知道了昨天夜里发生的情况即向秘书查问，昨天会议谁做的记录？谁走漏了会议消息？这时，会场上，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到，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
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没有立刻回答。徐帅生气地冲着萧华说：“怎么成胆小鬼了！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在盛怒之下，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
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面对江青得意的样子也大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着也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着桌子说：“谁要想搞乱军队，绝不会有好结果！”叶帅由于用力过猛，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事件的始末，被看作是“二月逆流”的序幕。
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军队高级将领。在接见过程中，这些老战士们又向自己的统帅汇报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夫妻的惨死，不能不对毛主席有所触动。
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原定的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所以国务院主管生产工作的余秋里和谷牧也参加了。但实际上还是围绕军队的问题在辩论，并涉及党的领导和其他问题。当徐帅再次提到刘志坚问题时，陈伯达却蛮横地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子已经定了，再不能改变了。”老帅们对陈伯达的无理态度十分气愤。
叶帅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康生反驳道：“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叶剑英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他转头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读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给解释一下。”
陈伯达说：“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气势汹汹地把皮包往桌上一摔，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
聂荣臻说：“你要说什么？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被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会议在争吵中无结果而散。
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在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主要就是指这一天的抗争。
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陈毅、余秋里、谷牧等相继发言。陈毅在激烈的斗争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老干部的代表。
在黑白颠倒的日子里，身处逆境的陈毅，以他一贯耿直爽朗的性格和他实事求是、直言不讳、敢于坚持真理的作风，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与错误进行斗争。同时，他以宽广的革命胸怀和高尚的革命情操，坚持为党和国家尽心尽力地工作。
斗争日益严酷，陈毅被一次次批斗。这位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元勋始终不向邪恶、谬误和虚伪低头，他坚持着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真诚。他日夜忧虑的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这天，在怀仁堂会议室门口，谭震林碰见张春桥就堵着他问：“陈丕显同志回来没有？”因为谭震林知道毛泽东批准进京的名单中有陈丕显，但他却被扣在上海。张春桥却打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呀！”谭老说，“群众不答应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说：“党不管用了。”谭老听后十分生气。
会议开始后，谭震林在会上又郑重提出：“陈丕显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不要老拿群众为借口，还有党的领导哩！你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整掉所有老干部！……”
谭老用事实为武器向林彪、江青一伙发起了猛烈的冲锋。谭老面对面地怒斥张春桥、江青等不要党的领导、打击迫害老干部。老人披肝沥胆，气愤至极，话还未毕早已怒不成声，起身便要离席退出会场。
豁达坚韧的陈毅，一把拉住了昔日的战友，激愤地说：“不要走，留下来跟他们斗争！”接着，他仗义执言地斥责林彪、江青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怎么解释我们的人民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就在这次会议的当天夜里，陈毅接见了归国留学生代表，对这些从海外赶回来参加“造反”的年轻人，一讲就是七个小时：“你们要干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警卫秘书用手碰碰陈毅，示意他把好嘴上的关。陈毅置之不理，照样说下去：“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刘少奇的一百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干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 ”
他愤怒地敲着桌子说：“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
陈毅越说越激动，怒目圆睁、拍案而起：“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浩然正气如惊涛轰鸣，但每一个正直的人心里都十分明白，这字字句句无疑都能成为置陈毅于死地的无情子弹！然而，一向为人民的事业笑傲强敌、威武不屈的陈老总继续发出雷霆般的怒吼：“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话音戛然而止，中南海会议室里鸦雀无声。空气凝固在1967年的那个时刻。
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周恩来没有制止那些言辞激烈的发言。历时三个多小时的会上，他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当盛怒的谭震林准备中途离开会场时，周恩来才大声将他叫回。当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干部是从《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开始时，周恩来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会后，毛泽东尽管严厉指责了陈毅、谭震林等人，但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与林彪等人也是有所区别的。毛泽东一再表示老帅们是在搞“阳谋”而不是“阴谋”。他曾特别提醒中央文革小组注意，批“二月逆流”时，“不要伤害总理”。毛泽东也担心一旦周恩来被打倒了，局势有失控的危险。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党内外一些讲话中也说：“对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最早，所以，在批判二月逆流时也联系到我。”毛泽东并不想全面打倒这些老干部，在这一点上，他与周恩来是一致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在“九一三”事件后的老同志座谈会上，陈毅抱病作了揭露林彪反革命罪行的长篇发言，希望中国革命记住这个惨痛教训。作为一个坚定的老革命家，陈毅坚信：真理是不可战胜的，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不幸逝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杰出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逝世，理当隆重追悼。然而，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军委出面组织陈毅的追悼会，悼词全文仅600字，且一半为简历，照片也被规定不上头版。追悼会将于10日下午举行。
历史有情，即便是在它疯狂倒退的时候，也会记住为人民挺身而出的壮士。陈毅，我们尊敬的父辈！你为之奋斗的祖国尽管历经磨难，但你的人民却是有幸的——每当危难关头，总有人敞开他炽热的胸膛，去接纳那颗射向人民的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