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革命先驱的子女，亲身感受到了父辈对毛泽东的钦佩。无论何时他们始终认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的今天。
毛泽东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也能在实践中不断地纠正自己的错误。父辈们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尽管在毛泽东晚年，他越来越听不进不同意见，但很多父辈仍敢于在党内直言的精神，却恰恰是毛泽东思想最宝贵的精髓。很多父辈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不谋私利，都是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
但遗憾的是：我党从建立那天起，党内就没有停止过路线斗争。在路线斗争中，毛泽东身受其害，但他也曾多次自觉不自觉地害过别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答案看来只从某个人、某件事或某几个人、某几件事中，永难找到答案！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政治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明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1963年12月26日，迎来了毛泽东的七十大寿。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外宾，谈话时间很长。会见结束后，用餐时间已过。服务员视情况为毛泽东准备好了晚饭。熟悉毛泽东日常生活的人都知道，实际上这是他的午饭。因为多年战争生活环境养成的工作习惯，他大都是上午休息，下午和夜间办公。所以，晚餐就成了午餐。午餐又是中国习惯的正餐，加上这一天又是毛泽东70岁的生日，于是，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特意多准备了两个菜。一碗面条，由平时的两菜一汤变为四菜一汤再加一碗汤面。
在今天看来，一国领袖的古稀寿宴实在太寒酸、太简单了，远不如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日场面。然而，这个特殊的寿筵还是招来了毛泽东的不悦。他说：“我好好的，做个屁寿。我们党内的规矩，不准做寿，我不能带头违反规定，这饭我可不能吃！”说完做了一个人们都熟悉的手势——右手向外一挥，好像在轰人。当然大家知道他手势的意思：我不高兴啦。
毛泽东一生气就默声不响，起身在118厅内慢慢散起了步。
管理人员见到这个场面，有点尴尬，也有些冷场。只好让两位能说会道的服务员去说服毛泽东。
经过一番“工作”，毛泽东“被说服”了。他说：“饭可以吃，但有一个条件：你们不是也没吃饭吗？和我一同吃。不是做什么寿，而是打牙祭，我请客，免得浪费。”
饭间，大家举杯，祝毛泽东长寿。毛泽东却幽默地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大家赶紧改口：“祝主席健康！”
这回毛泽东笑了：“健康很重要，可以多活几年。什么万岁，万寿无疆，没那回事，你们不要听。人都是要死的，无非是七十三、八十四。如果人都不死，孔老夫子到现在还活着，不说要他坐车子周游列国，恐怕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再过几天就是1964年了，我们每个人都长了1岁，每个人都过生日，祝我们每个人都健康。”
古稀老人在和年轻人吃饭谈天中，得到了平常人过生日时的愉悦心情。至于饭费和粮票，和往常一样，都由毛泽东支付了。
第二年的岁末，毛泽东迎来了71岁生日。
这一次出乎人们的意外，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不仅请了中南海里的要员，而且还将中南海外的劳模、科学家也请上了寿筵。这次生日请客是毛泽东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1964年12月底，三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中央也召开了工作会议。当时，中央已明确决定，毛泽东退居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党内一线工作，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刘少奇负责的，而且开会时也没有请毛泽东出席。
这样重要的会议，毛泽东没有出席就结束了！可想毛泽东内心是何种的感受；何况他是一个内心怎样想嘴上一定要怎样说的人。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他们在休息室里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问：“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有的走了。”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的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毛泽东亲自讲话。他不紧不慢，然而口气却相当严肃：“社教只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毛泽东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有些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讲完话的第二天，恰逢他的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筵，请了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来吃饭。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陶铸夫妇、李富春及胡耀邦都提早到了宴会现场。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罗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你没有资格来。李讷好，李讷下去搞四清了。”
突然，毛泽东扭头对坐在身旁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毛泽东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毛泽东虽然是对李富春说的，但绝不是批评李富春一个人。幸好这时江青进来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头。她的身后跟着几位特殊的客人——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以及董加耕等4位正在参加人代会的代表。
这几位身份特殊的代表，平生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邢燕子、董加耕也是一身农民装扮，他们都显得有些紧张、不安和激动。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周恩来就先带着他们拜访了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看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埋头看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在6年后的一次大会上说：“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对我就十分亲热。”
的确，陈永贵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因为紧张，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两只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放。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恩来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摇起头：“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说，大寨搞得好嘛。
毛泽东请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50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在这张桌子上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而江青、刘少奇、周恩来、胡耀邦、李富春及各大区书记，则分坐另外两桌。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3杯茅台，大声称赞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就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
吃饭过程中，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他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整个宴席丝毫没有祝寿的气氛，人人都紧张而困惑。餐桌边除了毛泽东一个人嬉笑怒骂和人们动碗碟的声响外，听不到一点喜庆热烈的声音。
毛泽东一连串的话中有话，像陈永贵这些从基层上来的人是蒙在鼓里的，也不可能想像到毛泽东还有不顺心的事情。但是在座的还有其他领导人，他们大概知道毛泽东这些莫名其妙的讲话缘以何故。
这一顿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一年多后，即1966年夏天，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看似偶然，并非偶然，一切偶然发生的事，都是有其自然原因的。
庐山会议，尽管彭德怀遭到了错误的批判，给他强加上各种帽子。但彭的精神不倒，信念从无动摇过。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并无动摇。人们赞叹他敢于实事求是、崇拜真理的伟大精神。他所到之处，仍受到人民群众由衷的爱戴。就是毛泽东本人冷静下来后，也不能忘掉他。
彭德怀自1959年被罢官后，在北京西郊挂甲屯昊家花园的清王朝庄园里挖泥种菜6年，也可谓解甲归田了6年。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被他打倒的彭德怀，长谈了5个小时之久，并共进午餐。
毛泽东说：“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我还约了少奇、小平、彭真等同志一起来参加，恩来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毛泽东主席讲了这段话后，话题又转到庐山会议。在庐山会议最后毛主席同彭总谈话时曾问他对“决议”案有何意见，当时彭总向主席做了三条保证。这时主席又问到那三条。
彭总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毛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你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你老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主席又说：“你老彭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你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出来工作也是诚心诚意的。对你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对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老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你老彭和黄公略三人。你老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我，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保存着你老彭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沉思后又看着彭德怀的脸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作结论吧！”他像预见到什么，向周围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少奇、小平同志你们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彭德怀于1967年元旦，给毛主席写了最后一封信。不幸的是信被人扣压。……70多岁的人了，哪还能经得起林彪、江青一伙的长期折磨。彭总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他从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他珍惜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荣誉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1969年，83岁高龄的朱德也被林彪的一号紧急命令送到了遥远的广东。抵达广州的朱老总并没有被安置在城市里，而是用汽车送到了广州郊区从化疗养院，并且规定他们不准随便进入市区，散步范围也不能超过疗养院桥头的警戒线。
朱老总他们一到广州实质就被软禁起来了。当时老总的身份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一个为人民大众当家做主、争取民众自由平等权利的委员长，竟然受到如此“礼遇”！这不是极大的讽刺是什么！
朱老总走后，其他居住在北京的老帅、老将们也全部被林彪的一号命令打发走了，疏散到祖国的四面八方……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湖南，还有那些一起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十多人也被“疏散”，限期离开了北京。
北京空了，北京上空的正气也稀薄得像浮云一样。
然而，落难的将帅们却在遥远的他乡呼吸到清新且纯净的空气，享受了从来没有享受到的宁静和清闲，忍辱负重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解脱，过着普通百姓平常单调的日子。
可是时间一长，而且不知道这样的平淡日子还要过多久，将帅们的心开始烦躁，开始期望……这些老帅们毕竟不是普通百姓，他们的心曾经充满过将帅之气，曾经辉煌地搏动过。这样不平凡的心在平静中和寂寞中熬得好苦好痛好累，同时也煎熬得异常结实，如果再遇见狂风巨浪，这颗经历过出生入死、跌宕起伏的心，一定变得更有承受力。
北京，一天比一天遥远，一天比一天陌生，渐渐变成了眼前中国地图上那个没有血肉、没有知觉的红色五角星标志。
就在老帅们咀嚼落难孤寂时，林彪正在北京大放异彩，导演了“天才论”、“不可分论”、“设立国家主席”等一个又一个闹剧。
1970年8月，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朱德和分散天南地北的将帅们又相逢在庐山。被历史抛到一边的革命老人们虽说都是中央委员，却不了解中央的精神。他们大都已经一年没有回中南海了，没有坐在中央会议桌前，既不清楚中央内部的事情，也不知道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以为这次会议和以往一样，又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决然没有想到此次会议将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
庐山会议上，林彪大唱“天才论”和设立国家主席，被毛泽东制止，同时深刻地体察到林彪阴谋篡权的野心。
毛泽东开始重新思考老帅们的作用。他们是不是就像林彪所说的那样要“造反”?
第一个被毛泽东半夜请到房间里的是叶剑英。周恩来把这个会见通知到叶帅时，叶帅已经睡下，周总理却让秘书叫醒叶帅，并且意味深长地说：“机会难得！”
庐山的夜黑得让人心惊，雪亮的车灯被浓雾吞噬得剩下一团暗黄的光团。驾驶员根本看不清路面情况，只好派两个警卫在前头用手电筒为汽车带路。就这样，汽车几乎是被人一步一步地“牵”到了主席的门前。毛泽东向叶帅表达了他决定批判跟随林彪亦步亦趋、让他讨厌的陈伯达。实施这个计划，毛泽东需要有人扶持左右，他希望叶帅支持他。
这是重新起用老帅的信号，叶帅自然会牢牢把握，这个机会可以使得元帅们再次真正成为伟大统帅的左右膀臂。
庐山会议后，林彪一伙第一次品尝了作检查和被冷落的滋味，而被整的老帅逐步出来工作，或者不再受监视，多少有点自由了。虽然有“四人帮”从中作梗，但许多迹象表明，形势将越来越有利于老帅再度复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乘飞机外逃，自绝于人民，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
第二天，朱德等将帅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到场有数十名军队高级将领，突然听说林彪昨天晚上摔死了，先是一片沉寂，后来有人反应过来，大叫一声：“听见没有？林秃子摔死了！”随后众人不约而同发出惊诧——林彪，死了！
大家忘记这是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室，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有位老将军当场就激动得晕了过去，更多的人是热泪满面，含泪大笑……
朱德总司令当时也是激动得许久说不出话来，只是连连将拐杖指着会议室的天花板说：“老天爷有眼！”
当时，陈毅元帅身患重病，但他还是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去。他在诗中写道：“真红不枯搞”, “斗争见英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呼喊着“党中央，红军”, “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1972年1月8日，毛主席在签发中央送审的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才获悉这一不幸消息的。这份报告中央关于追悼会的规格安排是按军队的元老一级安排的。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毛主席看了报告，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1月10日午饭后，照例主席是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张玉凤劝他休息一会，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但显得十分烦躁。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也有常人的感情和烦恼。
过了一阵，主席突然问现在是什么时间？张玉凤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谁也没有想到，张玉凤一面通知调车，一面又赶紧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他身边的人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套在睡衣外面就行了。”穿好上衣帮他穿制服裤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身边的同志无所适从。他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
八宝山公墓礼堂根本没有想到主席会来。尽管周恩来总理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中央有关同志，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可工作人员仍然来不及准备。当主席的汽车开到八宝山时连出来迎接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来不及提前赶到了。就连陈毅的夫人张茜及其子女也没料到毛主席会来得这样快。
主席下汽车后，没看到张茜及其子女，就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寻找，请张茜和孩子们到大厅来。
当张玉凤把张茜和孩子们引到大厅时，主席身旁已经围坐了许多领导。有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康克清、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等。主席见张茜进来，欠身并站起来迎接，却被快步走过来的张茜阻止了。
张茜看到毛主席，眼泪又禁不住涌了出来，硬咽地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主席看到张茜悲咽，也凄然泪下，他握住张茜的手，请她坐在自己身边，缓缓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看到毛主席亲自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心情特别激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主席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主席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说完之后毛主席又一一问及四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周总理在旁边逐个作了介绍。主席听后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做了结论了。”
毛主席缓了口气又说：“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毛主席带着黑纱，站在悼念队伍的前面，静静地听着周恩来读那不足600字的悼词。悼词读得缓慢、沉重，曾两次硬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了，使全场的人更加悲痛。
最后，毛主席向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同志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的追悼会。
1975年10月下旬，周总理做完最后一次手术，病况日渐加重，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的张玉凤，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她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他发音极不清楚时，张玉凤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两位伟人同时患病，他们的病榻相距不远却被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无情地隔开了。一个在北海西岸305医院内，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他们情有所往，不忍相见，无力相见也永远不能相见了。
1976年1月日上午10点，几乎一夜未合眼的毛主席侧身听着文件。负责主席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同志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主席卧室，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主席。
主席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周总理的逝世，主席显然早已料到了。在近几年的医生报告中，早有所觉，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他内心的痛苦和悲伤。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
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悼念活动。
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他痛苦地把文件看了又看，放下后又拿起来，拿起来又放下。他无可奈何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腿，强忍着泪水摇了摇头。
毛主席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多次回避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的老态，不忍心让人们看到他晚年痛苦的心境。
主席不无歉意地说：“那几个人的追悼会，我也没能去。现在己走不动了。”
他拿起他那支用惯了的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托了主席对总理深切的哀思。这个圆圈表达了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深厚情谊。可是在人民的心目中，它确实是微薄了，太微薄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
十里长街的悲恸，代表了10亿人民的感情，民众是多么希望毛主席能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呀！然而，如果人们知道主席当时的境况，一定会嘱咐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要保护好主席。
周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情绪十分不好，烦躁不愿讲话。只是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阅读。这时，他虽然能自己看书、看文件，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气了。为了满足老人家的阅读需要，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看得出来，此时他似乎只能通过阅读书本和文件摆脱病魔缠身的痛苦。
6月15日，毛主席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谈话。主席说：“人生70古来稀，我80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主席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病情很重，但头脑是清楚的。作为一个伟人、奇人，他在这时候讲这些话，一定是在他的头脑里考虑了很久，很久！而且是必须给后人留下来的。这不能不引起后人们的思考！
毛泽东——中国人民的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因病逝世，享年83岁。
尾声
一代父辈执著于信念的足音，始终在他们后辈的灵魂深处咚咚作响。为了信仰不再泣血，希望不再破灭，先驱的后代没有在劫后余生中泯灭血性，弯曲脊梁，而是揩干身上的血泪，沿着父辈们的足迹前进！
作为儿女，无权指责和否定父辈的功过，因为后人的任何成功都是在前辈的基础上完成的。打破坚冰，开通航线，是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如果后人站在父辈的肩头上高喊着：我比父辈高大！坐在父辈们造就的航船里对先辈说三道四、评头论足，这只能映照出后人的不肖。儿女们必定要在前辈的事业中选择继承、发扬光大。开拓前进，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去对待过去的一切，接受过去的一切。
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路线斗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斗争之惨烈，特别是那简单粗暴、无限上纲的“左”倾路线，曾几度横行，伤痕恶果之多，都是史所罕见的。为什么共产党内屡屡出现“左”倾路线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发展方面的客观因素，有主观思想方面的错误认识，也有少数是纯属人为有意制造的。
应该承认，路线斗争之惨烈，是同客观存在的社会大变动紧密相连的。20世纪，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她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推翻了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这三次历史性大变化中的后两次，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几十年时间里，实现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的根本社会制度的巨变。在一般国家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社会演变，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被大大浓缩和加速了。
历史发展的急骤和变化的巨大，使人们的思想认识难以适应，必然产生各种各样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很希望一夜间就能实现梦想，这也许是极“左”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
党在指导思想上，将大变动时期产生的各种思想理论上的不同认识，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党内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要求全党干部在带短时间里，“换一个无产阶级世界观”。 把人们的思想认识一律归纳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不符合实际了。
革命导师也讲过，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毛泽东在强调要对错误思想批判时，也明确指出，“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但是在实际实践中，却往往被简单粗暴、蛮横无理、强力压服，甚至以肉体折磨所代替。
那么，这已经被翻过的历史一页，字里行间，仍清晰显示着：来自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学说，来自共产主义旗帜上一滴滴最红最艳的鲜血，来自党内一次次路线斗争中发生的种种“左”倾灾难与不幸……
即使这样，毛泽东还是父辈们心目中最崇敬的带头人。他领导父辈们从事的革命事业所带来的人间巨变，仍是天下不争的事实。尽管有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然而，人们能够理解和谅解其初衷还是为使国家尽快脱贫和清除腐败。毛泽东刚接管国家时，我们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还是木犁、手推车，人均寿命35岁；他逝世时人民虽不富裕，但华夏却已是具有“两弹一星”的世界五强之一，国内人平均寿命达到67岁。他的基本思想，已成为全党全军和全民的行动准则。
像一切历史人物一样，毛泽东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他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铸成严重错误，但那也是伟人和奇人的错误。不管怎么说，他是以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伟人、奇人而载人史册的，他的瑕疵决然掩盖不住他的光辉！
1980年，曾受到毛泽东不公正待遇的前辈黄克诚，面对社会上出现否定毛泽东的思潮，却大声疾呼：“要正确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肯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对有大罪且整过自己的林彪，也强调应如实地评价他过去的战功。这就是一代父辈，一代光明磊落的父辈呵！
我们的父辈，他们经历了残酷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路线斗争，那是何等的惨烈啊！但他们始终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他们一直教诲子女说：“为人要正派，要有原则，没有原则性的阿谀馅媚、迎合取巧，是最不忠诚老实、最可耻的。”这亦是父辈们一生的做人写照。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代人的子女虽蒙受了冤屈和折磨，但也亲眼目睹了父辈们所受的冲击、挨批斗、被诬陷的情景，同时也领略了父辈们的“高贵气节”。他们被加上各式各样莫须有的罪名，政治上受到迫害，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但他们坚定不移，顶住了压力。在逆境中不气馁，不颓唐，坚信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深沉的觉醒，诞生于最冷酷的孕育。子女们伫立在父辈们的伤口上，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父辈们在实践中的过失，常使儿女们忧心在怀！欣逢盛世，前程似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立此存照，警钟长鸣！
第二部 母亲的求舍
第一篇 信念.追求
引 言
觉醒的母亲们，成了实现人类最热切的美梦和幻想的先锋。她们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下，从传统观念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母亲们坚信，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并且使她们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放。
母亲，特别是中国母亲们，经先的千年压迫和苦难是世人中最深重的。母亲在子女心中的崇高形象，是由于她们的丰功伟绩而树立起来的。她们的理想、信念、追求是与苦痛、拼搏、抗争紧紧连在一起的。她们不仅为革命大声疾呼，而且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举世瞩目的。
宋庆龄、向警予、邓颖超等为代表的一代伟大女性，以其终身的革命实践和牺牲精神，给予中国历史以旁人不可替代的推动。人们一再认定：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在共和国鲜红的旗帜上，永远飘扬着母亲们血染的风采。
母亲们是勇往直前的群体，她们又是独立善战的斗士。例如，贺子珍、陈少敏、李伯钊等妈妈，就拥有不同常人的可歌可泣的人生；何宝珍、王根英、王长德等妈妈，或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或惨死在自己人手中，她们永不失去自己的气节；萧月华妈妈为革命献身，那是一种常人难以理解并将永载史册的牺牲；邱清玉（陈阿塘）妈妈是英勇卓绝、令敌人战栗的女性；与前者相比，梅志、徐明清妈妈的等待、反抗或许是柔弱的，又或许是更坚忍的；而相较她们的等待，张琴秋、曾志、李开芬等妈妈的奋斗、牺牲又是何等的令人痛惜！
浩荡与壮阔的时代洪流向前奔涌，每前行一步，都必须有成批的先行者愤然而起，以血肉之躯去冲击，去抗争。子女们惊异地发现，面对牺牲的危险，其中最义无反顾的往往是沉静而柔弱的母亲。更多的是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母亲！
中国母亲们所拥有的原本就太少，她们不惧怕舍弃什么。一旦觉醒，她们的投入更是全身心的，无保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