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孙中山最忠实的继承者，她是国民党左派的领导核心；她是共产党最亲密的朋友，她是共和国的名誉主席。
宋庆龄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先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周恩来总理曾称赞她为“国之瑰宝”。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后来，她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福利会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1981年5月，由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宋庆龄的诸多任职，不仅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对她的深厚感情和无限信任；也包含着台湾的国民党人和其他党派及海外华人对她的尊敬。虽然这尊敬中不免夹杂着苦涩的味道，但更加看重的是她在共赴国难时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以及她对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始终不渝的忠诚和追求。
宋庆龄是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人，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一个不寻常的家庭。她的父亲宋嘉树（耀如），童年时代出国去印度尼西亚的爪哇，青年时代又在美洲做工，后来在美国学习，受过西方教育。回国后，曾在上海任基督教牧师，后来又经商。他是国内最早聆听孙中山革命宣传的少数人之一。他企盼祖国独立富强，同情反清革命，多次在家中接待孙中山。
宋庆龄在童年时代就见到了孙中山这位不平凡的来访者，他的为人和革命精神在其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庆龄7岁时，进人上海的新式女子学校——中西女塾读书。她性格娴静、文雅，天资聪颖，学习勤奋，特别喜欢英语。
1908年，15岁的宋庆龄离开上海去美国留学。她先进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外语，准备投考大学，随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卫斯理女子学院文学系。她曾为校刊《卫斯理》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她在论文中写道：“祖国的自由和复兴，不是靠罢工、暴动、政治动乱来实现，而是靠普及教育和启蒙运动。”她在文章中提到的问题之一是包办婚姻。她认为做父母的不光是在子女进人结婚年龄时让他们订婚，还常常在他们还是孩提时就为他们订婚了，甚至在怀孕时就指腹为婚。18岁的宋庆龄，坚定地主张并倡导用西方“解放”的方式改革包办婚姻。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获得成功。宋庆龄就著文发表对祖国前途的看法，她对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用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完全拥护。
1912年，宋庆龄在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后，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把新的旗帜挂在墙上，为共和制度的实现而欢呼。同年4月，她又在卫斯理女子学院校刊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胜利，指出：“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复为专制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之侄桔，而恢复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反动的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窃夺了。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于1913年8月东渡日本，重新组织力量策划“三次革命”。
这年夏季，宋庆龄结束了学生生活，满怀着革命理想到达东京。她在9月中旬见到孙中山，思想上充满着对他的深深崇敬。在半个月之内，她就访问过孙中山8次。随后接替宋蔼龄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由于组织反袁武装起义连续遭到失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电华革命党。宋庆龄在这艰苦的岁月里，给了孙中山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她积极协助孙中山，并担负起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等繁重而紧张的工作。在艰苦困难的斗争环境中，两人甚为契合，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志向，使他们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也萌生了“心心相印”、纯洁而质朴的爱情。
孙中山已经结过婚，而且年已49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然而，49岁的孙中山还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爱情生活。当年轻、活泼、美貌的宋庆龄出现在他的面前，印到他的脑海里以后，他深切地感到：她把整个身心都奉献给了他，对他的事业寄予无限的热情，对他的宏图大略、愿望和理想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只有这样的伴侣，才会同甘共苦、荣辱与共。
1915年秋，宋庆龄离开东京回国探视生病的父母亲。在上海接到孙中山来函，向她征求去东京共同生活的意见。这年10月，宋庆龄力排家庭和亲友的阻挠，毅然离沪赴日。24日晨抵达东京时，孙中山亲自到车站迎接，25日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这桩婚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特别是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容易产生流言蜚语、传奇故事的环境里。另外，坚决反对孙中山和原配夫人离婚的基督教徒们对此也大加指责，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妻子有过错，丈夫才可以遗弃她，而孙中山的结发妻子并不属于这种情况。有些朋友也为孙中山担忧，生怕此事损坏他的道德形象，进而危及革命事业。孙中山的政敌更是大做文章，攻击孙中山和宋庆龄，有人骂宋庆龄是投机家、野心家、阴谋家……
支持欢迎这桩婚事的人，反应更加强烈。一些激进分子，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此事大加赞疡。他们认为，这一举动的本身，首先破除了封建传统。宋庆龄不怕和家庭决裂而同心爱的人结合，这一勇敢行动，实是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大促进和鼓舞。
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后的10年，是中国政治生活动荡不安的10年，也是他们夫妻生活动荡不安的10年。宋庆龄既是孙中山的生活伴侣，又是他革命事业的亲密战友和助手。继反袁之后，孙中山为维护政治民主，以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进行讨伐北洋军阀的斗争。在此期间，他们经常来往于上海、广州之间，在韶关、桂林、梧州等许多地方劳苦奔波。他们常常白天不能出去，只能在晚上外出活动。即使是晚上，也不得不经常乔装打扮……
虽然屡经艰险，宋庆龄认为她的婚后生活是非常充实的，是幸福的，令她满意的。举行婚礼后，她曾给她在美国的同学写信说：“我很幸福，尽力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有了长足进步，现在已能看懂法文报纸，不费力地边读边译。可见结婚对我来说如同上学，只是不需为考试操心。”
1922年前后，孙中山于艰难挫折中，勇敢地吸取历次失败的教训，开始进行新的探索和追求。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林祖涵，以及列宁所派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的商谈。她参与谋划，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这年6月巧日，叛军向孙中山的官邸卫队开火，经过生死搏斗，宋庆龄终于脱险在舰上与孙中山重逢。后来又化装去香港，搭轮船赴沪。就是在这次逃难中，宋庆龄本已有孕在身，终致流产，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
1923年2月，支持孙中山的军队重新接管广州。宋庆龄于2月21日与孙中山在大众欢呼下回到那里。她又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组建真正的革命党起了重要作用。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庆龄是199名代表之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也是代表。她们是当代中国第一批在政治组织中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妇女，宋庆龄还被任命为国民党妇女部部长。她始终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特点是采纳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共产党的3名代表，其中包括李大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还有6人，包括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被任命为宣传部长。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了全国的和平统一和经济建设，决定接受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宋庆龄也毅然随行。谁知这竟是他们最后的旅行。他们途经日本，宋庆龄在横滨作了一次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12月4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抵达天津。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超负荷的劳累，使孙中山积劳成疾，到天津时他已病得难以支撑。
1925年1月27日。在筹备中的谈判开始之前，孙中山在北京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宋庆龄在病榻前日夜护理。
在孙中山临终的前一天，他向宋庆龄口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政治遗嘱，号召他的追随者坚决执行国民党新的激进政策。另一个是要求宋庆龄代替他访问莫斯科，以实现其未遂的愿望。最后他在遗嘱中又加上一个附录，简单地声明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箱、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宋庆龄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许多人认为，而且也希望宋庆龄能悄然退居幕后。然而，在比俄国困难得多的处境下，宋庆龄很快发挥出远比列宁遗婿克鲁普斯卡娅更为显著的作用。
这年4月，她回到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她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表示出极大愤慨，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她指出，“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责任”，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6月，又著文赞扬当时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8月，反动分子在广州杀害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廖仲恺，她闻讯后极感悲痛和愤慨，嘱告革命党人必须“勉承先志，竭力推行”。
1926年1月，宋庆龄从上海来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她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核心机构里，左派和中间偏左的人士占了压倒多数，一些右派国民党官员被清除。宋庆龄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对国民党内违背孙中山遗训的右派集团严加谴责，号召革命党人紧密合作，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的原则立场，赢得了与会代表的尊敬，她以多数票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的右派并不甘心，他们选择蒋介石为他们的头领，极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坚持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攻击共产党人，叫嚣“清党”。在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右派，5月间就大造革命政府“赤化”、“共产”的谣言，与帝国主义者策划“驱逐广州及广东的布尔什维克”。宋庆龄、何香凝与柳亚子等坚决抨击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很快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掀起了全国的革命新高潮。宋庆龄11月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鲍罗廷等随北伐军到达武汉后，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旋即在当地为妇女创立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又同何香凝组织红十字会，发动慰向伤兵运动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还经常出席民众大会，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力地配合了北伐革命战争。
正当革命迅猛向前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加紧了策划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宋庆龄严正地斥责了蒋介石的叛变行为。
年3月间，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经过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吴玉章、林祖涵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努力，通过了 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和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并在会后发表了对全体国民党员的训令和对全国人民的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方针是扶助农工运动，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这次大会上，宋庆龄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随后蒋汪合流，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行无比愤慨。她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祖涵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孟贼”，声讨其另立中央、反共反人民的叛逆罪行。
7月14日，宋庆龄又公开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右派。她说：“我认为现在我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做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现在，我认为我们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宋庆龄还建议政府中的革命力量应该去广州巩固阵地。但是，其他领导人发生了动摇，只有一些共产党人及时带领他们的部队南下。鲍罗廷对宋庆龄钦佩不已，称她是“整个国民党左派中惟一的男子汉”。
同年8月1日，宋庆龄、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革命人民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就在这一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当时宋庆龄虽未在南昌，但是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仍推选她为委员会7人主席团的成员。
为了寻求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宋庆龄于同年8月中旬离开上海出国，代表长逝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群众赴莫斯科访问。行前，又一次发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表示对孙中山革命主张不变的忠诚。她在苏联访问期间，连续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和《青年与革命》等一系列的宣言、声明与论文，表示要继续与中国新军阀作坚决斗争，努力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几乎与此同时，从中国传来了痛苦的家庭消息：她的妹妹宋美龄要和蒋介石结婚了。宋庆龄不能宽恕妹妹，因为她让宋家的名字跟蒋介石连在一起。这桩婚事特别使她难以忍受的是，这意味着她的家庭有意选择了与宋庆龄决裂的道路，并为蒋介石披上了一层孙中山合法继承人的伪装。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不久，就同俄国断绝了一切关系，并将苏联驻广州的外交官驱逐了。宋庆龄为此专门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余正拟由俄返国，适闻先生提议与俄绝交，驱逐苏俄领事，此举如果实行，非惟自杀，实使党国孤立无援，后世历史上将以君等为误党误国之罪人！望君等静心三思，否则余因不得已，只得暂留此间，以表达反对此种无道义之自杀政策。”
此后，她参与了一系列国际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活动。1927年12月在比利时和1929年8月在德国召开的两次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宋庆龄都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她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罗兰后来评价宋庆龄时说：“你认为我们卓越的宋庆龄只是一枝香溢全球的美丽鲜花吗？不，不！她是一头要冲破天罗地网的雄狮。”
1929年4月，为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蒋介石派宋庆龄的弟弟宋子良去柏林迎接宋庆龄回国。宋庆龄从大局出发，同意回国参加葬礼，但同时发表了声明：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不得不重申我将信守本人1927年7月14日在武汉发表的声明……我参加国葬，绝不意味我不直接或间接参与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任何改变或已撤销，只要国民党的领导仍反对孙中山的基本政策……
孙中山的安灵仪式在6月一个挥汗如雨的闷热日子里举行，蒋介石有意借此大做文章。宋庆龄没有同她的家人和国民党的头目在一起，独自登上通向陵墓的数百个石阶。她坚持采取这一中国式的象征手法。参加完安灵仪式，她义无反顾地回到上海。她终于完成了几乎难以完成的一件大事，既向孙中山的遗体告别，使人们看到她才是孙中山的遗训继承人，又表现了拒绝与蒋介石合作的态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无情地揭露蒋介石政权的本性及它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宋庆龄高度评价这一反帝爱国行动，她指出“十九路军为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他们“不仅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她表示要尽最大努力参加抗日战争，随即与杨锉、何香凝等积极筹划救济工作，创办了一所设有300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亲自担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经常亲临病房慰问抗日将士，鼓舞士气。
国民党反动派用白色恐怖手段残酷镇压革命运动，他们先处死邓演达，又杀害6位中国青年作家，这一切使宋庆龄感到非常悲痛。事后不久，埃德加。斯诺同宋庆龄谈到这起屠杀，她痛苦地说：“那就是我们的基督徒委员长―活埋我们最优秀的青年人。”
1932年年末，宋庆龄联合一批杰出的中国文人，包括鲁迅、蔡元培、杨锉等，创办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同盟成立时，宋庆龄激昂地讲：“民权保障同盟，还必须对另一个可怕的罪恶进行毫不妥协的战斗，那就是残害政治犯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她一面大声疾呼，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一面用她的崇高威望和地位，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千方百计地支援、掩护和营救许多被迫害的同志，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
1934年4月，她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陆海空军立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不久公开签名赞成者达10万人。宋庆龄亲自函约国际主义战士马海德到寓所晤谈，并促成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
1937年2月，她又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
同年春，她热忱支持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该会的执行委员。6月，她同何香凝以及上海文化界人士16人，共同发起争取爱国自由的“救国人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7月5日救国会领导成员16人，从上海到苏州高等法院探视“七君子”，并向法院要求羁押，同服“爱国罪”。
8月初，美国公众在《论坛》上看到了孙夫人宋庆龄的文章——《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她说：“蒋介石政府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不幸的政策恰好被日本军阀所利用。但是过去一年中形势有了变化，人民的抗日运动高涨起来，日寇已不能再以虚声恫吓的手段来达到它的目的。中由人民已经认识到自己是有办法抵抗的。”
11月上旬，宋庆龄在香港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重申孙中山“国共合作”的主张，呼吁国民党“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宋庆龄以身作则，与何香凝等在上海组织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上海分会，与宋美龄在南京的总会取得联系，广泛团结了宋蔼龄、孙科夫人陈淑英、警备司令杨虎的夫人，以及杜月笙、黄金荣、虞洽卿的夫人等，还动员和组织上海各大药房经理的夫人、著名医师的夫人，积极投人支援抗战的工作，为促成和巩固国内外统一战线竭尽全力。
11月12日，上海市区陷人敌手。日军在上海战场上死伤4万多人。中国军队伤亡30余万人，这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史上，牺牲之大是罕见的。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关心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的安全，打电报建议她由上海撤离到香港。
早在日本攻占上海前，宋庆龄已注意到当时某些大国还在对法西斯侵略者实行绥靖政策，继续把许多战争物资出售给日本。她强烈地意识到有责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独立和解放，还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她再三强调“援助中国也是援助他们自己”，从而争取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力量都来支援战斗在远东前线的中国。这样，她认为很有必要建立一个保卫中国即保卫世界和平的国际大同盟，来担负这一历史使命。
宋庆龄离开上海之前，曾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寇在南京的血腥大屠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认识国际和平的不可分割性，要求他们“在今天来帮助我们抗日，维护世界和平，用抵制、制裁与封锁等办法来惩罚法西斯侵略者―这便是避免明天的世界大战”。
宋庆龄到香港后，就集中精力为筹建抗日救援组织而四处奔波。1938年1月，从西班牙战场上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经向在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提出来华申请被批准后，他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香港找到宋庆龄，并经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具体安排，在香港采购了大批医药器材，于1938年春天到了延安。
宋庆龄因工作太忙，未能抽出时间出席2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但仍电请大会“利用世界之和平势力，制裁侵略国家”。这年2月，新西兰作家、英国《每日先驱论坛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访问延安和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途经汉口时，拜访了驻汉口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周请他把在游击区看到的缺医少药的情况写成详细报告，面交在香港的宋庆龄。
3月2日气宋庆龄在香港发表了《汽英国民众书》，告诉英国人民：中国已经比过去更加团结，为着世界和平、社会和经济秩序的进步和反对法西斯战争而携手工作了。她说：“为了制止侵略势力的猖狂，没有比帮助中国抗战更好的办法了。”
同时，宋庆龄还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座桥梁，可以沟通环境、种族、宗教和政党方面的分歧。这座桥梁就是儿童―我们的儿童。”1938年初，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利用这座桥梁，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宋庆龄是发起人之一。邓颖超请史良、沈兹九、刘清扬三人去见宋美龄，请她出来主持保育会工作。宋美龄允其所请，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召开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并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聘请宋庆龄为该会名誉理事长。宋庆龄欣然接受了聘请。
在国际妇女节前夕，宋庆龄在香港发表《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一文，她指出“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大规模的残酷的虐杀，已经在世界各处蔓延”的现实后，呼吁：“援助中国，援助西班牙，援助无数的失去父母的儿童，失掉了丈夫、儿子和生活的女性，也就是帮助了你们自己！”
4月14日，詹姆斯。贝特兰将在华北前线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准备带到英国和美国去，宋庆龄便委托他把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的信息也带到外国去，告诉国际友人：“保卫中国同盟，今天为了中国的战争，明天为了中国的建设。支持‘保盟’的外国友人，他们援华是为了希望中国能获得最后胜利，希望有助于中国的独立、民主和自由。‘保盟’的宗旨和方针正能实现他们的这种愿望。”
宋庆龄以巨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邀请国际著名人士、印度民族革命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美国黑人领袖、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美国《时代》、《生活》杂志主编亨利。卢斯的夫人克莱尔。布什，美国女权运动领导人爱德华。C。卡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左派代表何香凝，中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茅盾，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孙科，英国驻港教会主教何明华等，作为“保盟”的发起人和荣誉会员。
1938年5月，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同时组建香港第一、二保育院，收容从广州等地运来的难童。“保盟”于1938年6月正式向全世界宣告成立，对外广泛联络世界各国友好人士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对内则广泛开展募捐运动。
1936年去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曾这样写道：“在孙夫人的经常支持下，我们总共组建了11个国际和平医院，42个前线巡回医疗队和8个医科学校。在她的感召下，很多外国医生来到中国，其中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埃塔尔和库尔卡，还有汉斯。米勒……在她提供给我们的物资中，有配制青霉素的材料和说明书……”
日夜操劳的宋庆龄，从未忘记对中国战时难童的同情和关怀。有一次，她在给某国际友人的信中发出了“救济战灾儿童”的呼吁，指出“必须把他们从饥饿而濒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这些儿童“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中国。只有拯救他们并施以很好的教育与训练，他们才能成为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
宋庆龄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中去，在国内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1940年10月18日，是滇缅公路重新开放运输援华物资的日子。晚上，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在香港半岛旅馆举行了一场援助战争孤儿音乐舞蹈演出会。这次演出会蒙香港代理总督E。F。诺顿中将的赞助，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也观看了演出。宋庆龄亲自在玫瑰厅入口处欢迎客人。在英、华团体机构的领袖人物中，有孙科博士和夫人，N。L。史密斯先生和夫人，宋子良先生，周寿臣爵士，M。K。罗先生以及李树凤博士。1940年和1941年春节前后，香港的两次大型义演都是在皇家剧场举行的，都是宋庆龄亲自主持开幕式。
“保盟”在港还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一碗饭运动”。为此专门成鱼了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发餐券1万张，每张券2元：持券者可到指定餐厅享用炒饭一碗，港九地区的酒楼、茶室、茶居都积极参加。宋庆龄在英京酒家举行了开幕典礼，中外名流100余人出席，宋庆龄在会上义卖她珍藏的孙中山先生遗墨及其他文物和纪念品。“一碗饭运动”在一个月内就被认购了1。47万碗饭，大大超过原定数额，并且还有其他的捐赠品。
1942年春天，宋庆龄交给周恩来一批物资，指定给边区的医疗和妇幼保健部门使用。当时设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医科大学、制药厂、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和中央托儿所等单位，都是“保盟”长期资助的对象。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宋庆龄自重庆回到上海。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创办了儿童福利站、医院、阅览室、识字班以及儿童剧团等机构，为劳动群众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1946年6月26日，内战全面爆发。宋庆龄于7月23日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这一义正词严的声明，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广泛的震动和响应。
1948年1月，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以李济深、何香凝等为首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在香港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被邀请担任名誉主席。就在这个月里，她发表了《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信》，号召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表示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念，并勉励青年“必须走到人民中间去学习”，“和人民一同前进”。并拨一批奶粉交《新少年报》报社，托转送给全国贫苦的少年儿童。
1949年5月，宋庆龄的家人都已离开中国。她的兄弟姐妹去了美国，继子孙科去了法国。惟独她留在上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宋庆龄在上海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7月7日，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上，发表题为《帝国主义滚开吧！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的讲话。
为邀请宋庆龄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邀请信件，专程至上海拜见宋庆龄。
1949年9月1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
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同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她对这一天的感受充满了激情，她写道：
“它是一个庄严的、鼓舞人心的典礼。我的心充满了说不尽的喜悦。记忆的浪花在我的头脑中汹涌奔腾，我怀念着那些为了今天的胜利而牺牲了生命的同志们。我似乎看到了那些年艰苦的斗争，我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争，我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而且将永远不再发生。今天，孙中山的努力最终结出了果实，而且是如此丰硕的果实！”岁月的尘埃，埋没不了历史的丰碑；时光的流逝，冲淡不了宋庆龄的伟绩。如果说中国革命是一幅恢弘壮丽的历史画卷，那么，宋庆龄一生的奋斗，则是她在这巨幅画卷中绘上的浓重一笔。为了孩子，为了明天，宋庆龄那种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早已超越时空的界限，永远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