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民族解放出生入死，鞠躬尽瘁，毫不张扬自己；她一生关爱儿童，没有亲生儿女，后继之人遍天下；她甘做人民公仆，淡泊明志，人民选她为全国政协主席。
在周家那个大家庭里，周恩来排行老七，所以邓颖超的侄子辈们都称她“七妈”，而周总理却始终亲昵地称她“小超”；在我们党内同志中，不论职位高低和年龄大小，大家都称她“大姐”，就连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也不例外。“大姐”的称谓，早已超越人与人之间年龄大小的称呼含义，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民对邓颖超的尊敬和爱戴。
邓颖超祖籍河南省光山县，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她幼年丧父，1910年随母亲迁居天津。1913——1920年先后在北京一所免费的平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1919年，15岁的邓颖超积极发动以女师同学为主的各界妇女，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作为当时中国社会为数不多的女学生，邓颖超痛感“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的文化、历史、制度、习惯、法律上……，概不承认女子是一个‘人’，视女子为玩物，为奴隶”。她满怀激情地号召被压迫的妇女姐妹“猛醒”、“革新”，“打破一切的牢笼锁缚，勇敢地起来，作一个真正独立的‘人’”。
她在天津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任执委兼讲演队队长，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于9月16日与周恩来一起发起成立“觉悟社”。
1920——1925年，她在北京、天津任小学教员，曾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和女星社，兴办妇女文化教育，宣传爱国思想，反对北洋军阀的卖国行为，争取男女平等权利。1924年初，参加并组织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特支宣传委员。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她曾组织天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作为天津代表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在“五卅”运动中，她还发起组织了天津妇女联合会、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团委员，支援北伐战争。
1925年秋天，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东，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妇女部长。根据工作需要，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担任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秘书，协助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工作，参与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的制定。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成为宋庆龄、何香凝的终身挚友。
在广州工作期间，邓颖超与周恩来再次相遇，他们在寻求革命的道路上殊途同归，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又走到一起来了。共同的志向、共同的追求，将两个人的心紧紧连到了一起，使他们从同志、战友变成了生活伴侣。就在这年8月8日，他俩在广东结婚了。然而，年轻的新婚夫妻，却没有时间在一起享受新婚生活的快乐，他们肩负着救国救民的重担，在各自的岗位上奔忙着。
远离周恩来的邓颖超，在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之际，她在广州分娩。那是一个男孩，9斤多，超出正常标准，三天三夜生不下来。虽然是在德国教会医院，条件在当时算是够好的了，但还不能做剖腹产，因用产钳助产使力过大，孩子的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能成活！
孩子没保住，邓颖超的身体非常虚弱，却无法安心调养。当时正赶上“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量的共产党人被逮捕、屠杀，各大城市一片恐怖。邓颖超在地下党员陈铁军冒死营救、德国院方的大力帮助下，才脱离险境。邓颖超在月子里又遭此磨难，使她终生再不能怀孕生孩子。
邓颖超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她以非凡的胆略，机智勇敢地摆脱敌人的追捕，继续战斗。这年5月，她根据组织的决定，从广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年5月，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10月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周恩来与邓颖超虽都在上海，但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很少见面。
1932年5月，邓颖超赴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秀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
1934年10月，邓颖超带病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她因患肺病被编人中央纵队休养连，董老为之取名特殊连队。董老任总支书记，邓颖超任总支委员，分管宣教政治思想工作。她因肺病常发低烧，她的担架枕边总是放着一个小茶缸，供吐痰使用，痰中常常带着血丝，同志们都十分担心她的身体。有时她下地步行，脸色苍白疲劳乏力，但仍乐观地和其他人谈心，鼓励大家克服眼前的困难。
1935年到达陕北后，任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共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邓颖超无论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的艰苦环境中，始终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对党的事业坚定不渝，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她根据工作的需要，能上能下，从不挑选工作和计较职务，甘当无名英雄。
1937年，邓颖超被派往武汉，先后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1938年1月，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首次理事会，当选为常务理事。同年3月，发起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非常喜欢孩子的，他们认为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产，而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不为自己没有孩子苦恼，而为中国儿童受难焦虑。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战灾难童3万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8年4月4日，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武汉三镇开展了热烈的庆祝活动。邓颖超为儿童节题词：“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邓颖超的题词，忠实地贯彻了党的指示精神。
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发出保护儿童的呼吁，强调儿童是民族的幼苗，是民族的延续，是我们下一代的国民，因此儿童问题是有关社会和民族的重大问题，提醒各界都不应忽视。
在邓颖超的直接组织领导下，先后派李昆源担任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院长，曹孟君担任重庆歌乐山川一院院长、杜君慧担任四川沪州川七院院长、罗叔章担任均县保育院式后改为总会直属第一保育院）院长、赵君陶担任四川江北直三院院长。
5月，日军准备大举进攻中原，夺取武汉，在这危急时刻，武汉各界妇女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这时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邀请全国从事妇女工作的领导人、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宗教界人士以及广东省等12个省市妇女代表参加谈话会，讨论战时妇女工作。邓颖超代表中共在会上发表了对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概况，参与起草《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为团结教育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培养锻炼了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邓颖超等人的努力，会议通过了沈兹九起草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
通过广泛协商后经宋美龄同意，改组后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于7月1日在汉口组成，宋美龄仍为指导长，李德全任常委，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等被选为委员。
这年6月，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武汉处于危急之中，在共产党、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以便团结全民抗战救国的呼声下，国民党决定成立战时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近200名，其中包括我党的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骨折。8月，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的邓颖超，经中央批准，陪同周恩来到苏联治伤。
1940年5月，邓颖超和周恩来离延安回重庆。8月8日，他们在重庆迎来了结婚巧周年纪念日。“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是邓颖超和周恩来共同总结的夫妻“八互”原则，也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邓颖超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七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抗议蒋介石的反共罪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1941年6月，邓颖超与周恩来身居虎穴，随时有生命危险。但他们临帝不惧，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此时，荣高棠调到南方局，带着未满周岁的儿子住在红岩村机关二楼上，与邓颖超和周恩来的房间是斜对门。邓颖超十分喜爱孩子，有空就过来逗孩子玩。小家伙也挺乖，一点不认生，不哭也不闹，一逗就咧着小嘴笑。孩子一乐，大人也跟着乐。当邓颖超知道孩子还没有起名时，就高兴地说：“叫‘小乐天’吧！”邓颖超又自称自己是“大乐天”，意思是自己跟孩子一样，在困难中都称得上是“乐天派”。那时候，日本飞机时常轰炸重庆，邓颖超在防空洞内常和小乐天玩。一天，邓颖超抱着小乐天从防空洞出来，童小鹏看到抓拍了一个镜头。这张照片刊登在机关墙报上，旁边还附了一首周恩来亲笔写的打油诗：
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赛乐天题
这份风趣盎然的墙报稿，引来一阵阵欢笑。在周围布满了国民党特务、密探，意外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邓颖超和周恩来的那种豪爽、幽默精神，有力地感染着每一位同志。他们所爱的不单是一个孩子，他们对孩子的爱，生动地体现了对革命后代、对未来、对整个生活的深切热爱。
1943年邓颖超回到延安后，曾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妇委副书记兼解放区妇联筹委会副主任。她同蔡畅以解放区妇联筹委会名义致电国际民主妇联，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国内战。她还被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在她的推动下，成立了以李德全为首的“中国妇女联谊会”。12月，她作为中共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七成员（吴玉章、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之一，又回到重庆，参加了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会内外为坚持我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作了不懈的努力。同时对以进步力量为主的妇女联谊会的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指导。她应联谊会的邀请，参加了专门为她举行的晚会。因她是惟一的政协女代表，受到姐妹们的特别关注与欢迎。虽然是临近年终的寒夜，到会的人还是十分踊跃。邓颖超应大家的要求，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几个问题，二是关于延安与解放区的妇女工作。
长期以来，国统区一直严密封锁有关解放区和延安的消息，邓颖超的报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的一个重大突破，而她的讲话一开头就很诚恳和直率，她说：“关于解放区妇女工作的经验，是经过几年摸索，在近两三年才得出正确的方针与方法，因此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并看到了成绩。”这种坦诚的态度赢得了听众的好感。为了满足与会者的要求，她共讲了六个问题，深受大家欢迎。1946年1月出版的《现代妇女》杂志，以《邓颖超女士谈解放区妇女工作经验》。为题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邓颖超先后在重庆、南京、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在这期间，邓颖超与周恩来等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19日因国民党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关闭了国共谈判的大门，她和周恩来、李维汉一同由南京撤回延安。
1947年3月，邓颖超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7月，出席了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她在会上提出全党做妇女工作，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会后，邓颖超深人到河北阜平县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土地改革与妇女工作的新任务》一文，指出“妇女工作与土地改革结合，妇女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发动农民群众时，必须同时发动农村劳动妇女群众，参加整个群众的土地改革、本身的各种问题”。“不应有先男后女主从之分”，“在发动妇女群众积极生产与民主运动中，应有意识地注意逐渐解决妇女本身的各种问题”。
1948年，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她做了报告，并主持起草了《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方针任务》的文件，经中央批准下发。
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她曾作为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6月，邓颖超受党中央委托，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专程到上海迎接和陪同宋庆龄北上，8月到达北平。9月，她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在会上，她号召全国各族各界妇女，拥护“共同纲领”，建设新中国。
邓颖超作为一代伟大的女性，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妇女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邓颖超作为周恩来的妻子，她从来没有像其他夫人一样，能守在丈夫身边，做些辅助工作，尽一个做妻子的责任。即使她和周恩来因工作需要在一起的有限时间内，也从来不是以夫人的身份出现。邓颖超曾经讲过：“我在国统区中共代表团工作时，也不习惯人家称我太太。有一次，人家来电话找周太太，我脑子转不过来，回答说我们这里没有周太太。放下电话后再想，他找谁呀？后来人家又来电话，我才醒悟过来，找的就是自己。”邓颖超在工作上始终是独当一面，尽职尽责。周恩来对此不但丝毫没有怨言，而且总是鼓励她好好工作，千万不要为他而分心。
建国后，虽然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了，但邓颖超更忙了。先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
邓颖超始终把妇女解放当做党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把妇女群众的力量看做党的事业成功的力量源泉。她参与领导起草了第一部《婚姻法》。多次深人工厂、农村、街道、学校调查研究，与群众促膝谈心，热情支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的优秀妇女和先进典型。
她十分重视培养妇女干部，1950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她起草的《学会本领做好工作》的社论，号召广大妇女奋发图强，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努力奋斗。
她一贯关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和妇女解放事业。多次接见各界妇女代表，勉励广大妇女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型女性，坚定不移地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她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参与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搞好党风”，把克服不正之风放在重要的工作日程上，并身体力行。’邓颖超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加强党的纪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维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倾注了全部精力，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邓颖超是中国人民政协与爱国统一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她在担任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期间，致力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地贯彻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她明确提出人民政协要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贯彻大团结、大统一的精神，要更加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放手工作，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积极性和专长，为他们知情出力、参政议政创造条件。她直接领导了为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人士落实政策的工作，并推动了有关民族、宗教、侨务和知识分子等方面政策的落实。她认真总结并在人民政协中积极倡导发扬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广交朋友和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政协工作新局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邓颖超一直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重视和参与对台工作。1979年12月，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她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及“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多次召集有关方面讨论研究对台工作并发表重要谈话，积极开展工作，推动海峡两岸相互交往，广泛接触海内外有关人士。她非常关心台湾同胞，怀念尚在海外和台湾的知交和故旧，提议成立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深切期望两岸同胞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做出贡献。她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强调：“赞成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她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付出了巨大心血。1985年7月，81岁的邓颖超在给郭建的一封长信中说：
“战时儿童保育会先于妇指会，是由共产党提倡发起的。保育会的理事多半是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包括国民党党员组成。”“为了工作便利，请宋美龄做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这个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和保育会内部事务，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限制、破坏。这一点我们是得到宋美龄和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中间力量的保护和协助的，终于没有受到极大破坏。”“我认为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组成的，工作有显著成效，应该把它列入国统区一项重要工作。请你们将这件事抓一抓，写出一份材料是很必要的。当时，同我们一起参加抢救难童的保育会负责人有李德全、刘清扬、曹孟君、史良、罗叔章、沈兹九等，另外保育院院长、教员有赵君陶、罗叔章、杜君慧、陶承、黄杰等。在国统区工作，都是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进行的，妇女儿童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党的指示做的，谈这件事切记不能突出我个人的作用……”
1988年5月，为了推动海峡两岸相互间的进一步交往，邓颖超亲自给宋美龄写信。她在信中诚恳指出：
“‘烈士暮年，壮志不已’。我与夫人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深愿与夫人共谋国家民族之统一，俾我中华腾飞于世界。
“今夫人年事虽高，犹时时关心国家之强盛，民族之再起，于海峡两岸关系之缓和，亦多所推动。夫人谋国之忠，诚如令姊孙夫人所言，我极为钦佩！
“环顾当今世界，风云迭起，台湾前途令人不安。今经国不幸逝世，情势更趋复杂。此间诸友及我甚为关切，巫盼夫人与当政诸公，力维安定祥和局势，并早定大计，推动国家早日统一。我方以为，只要国共两党为国家民族计，推诚相见，以平等之态度共商国是，则一切都好商量，所虑之问题均不难解决。”
邓颖超在她有生之年，表现出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优秀品德。她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战斗不息；她一贯坚持党性原则，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谦虚谨慎，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她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事事出于公心，一直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她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她在中国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她生前就提出：死后不保留骨灰，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照顾亲属。充分表现了一代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这一切，就是邓颖超和周恩来终生互爱，相伴永远的坚实基础。
邓颖超和周恩来正是：漫长的征途，心心相连；革命的情谊，历久弥坚。“邓大姐”这个有特定含义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