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占山为王”的女首领，但她比毛泽东早上井冈山；她是闻名世界的巾帼英雄，但她的战斗经历却缺少传颂；她全身心地爱着毛泽东，但不甘心只做贤妻良母；她饱经沧桑历尽孤寂和痛楚，但不失血性和傲骨。
1910年的中秋节，贺子珍出生于江西永新禾川镇。明朝学士、诗人解络，曾吟诗赞美永新县城的山水风光：“宛宛禾川绿绕城，东风吹得晚云腥。休将铁笛吹山月，怕有蛟龙听得惊。”颇有伤感地怀念古代英雄之意。禾川镇位于禾水河的洲湾里。山环水绕，风景秀丽。在那皓月当空、桂花飘香的中秋之夜，新生婴儿皮肤洁净得像玲珑的桂圆肉，以此父母为她取名桂圆。此名寓意着她如桂花之飘香，圆月之皎洁。
要强的姑娘不喜欢这个软绵绵的女性气十足的名字，开始读书时，她自作主张改名自珍。参加革命后，大家都习惯于叫她“子珍”，她也就入乡随俗地用起“子珍”这名字。
贺氏的老家在永新南乡黄竹岭，祖辈是破产的地主，到父辈一亩地也没有了，父亲就携家迁到县城南门的一个店铺里，经营小杂货，字号叫“海天春”。
贺子珍父亲贺焕文，是个憨厚老实的读书人。他曾当过安福县的县长、“刑名师爷”，后来开“海天春”茶馆。他爱结友，好打抱不平，在子女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曾任中共吉安县委秘书长，中央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杀害。
子珍母亲杜秀，是广东梅县人，读过书，人长得漂亮，贤惠，家里的一切由她主管。她对黑暗的旧社会心存不平，鼓励儿女们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子珍兄妹四人全都加人了革命队伍。小弟弟1927年参加永新暴动，为赤卫军送信途中遭袭身亡。哥哥贺敏学为人强悍，武艺高强，是禾川中学的学生领袖。他在妹妹贺子珍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与井冈山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是同学，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和贺子珍等一起率农民武装上井冈山和王佐、袁文才部会合。妹妹贺怡，活泼好动，精明泼辣，很会做群众工作，1927年人党。国共合作时，是永新县党部妇女协会委员。1930年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婚，红军长征，她和毛泽覃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建国初，为回江西寻找毛泽东失散的儿子，不幸因车祸身亡。
在贺氏兄妹中，贺子珍长得最像母亲，她皮肤白皙，身材苗条，面目秀丽，心灵手巧，种种女红都做得细致像样。她脾气虽然有时急躁、执拗，自尊心特强，但比起兄妹来要显得温柔、沉着，稳重而有心计，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家里的威望最高。
1925年，15岁的贺子珍在永新福音堂小学读书，那是一座教会学校。孙中山逝世时，洋先生不准学生举行悼念活动。贺子珍第一个站出来，她对同学们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他主张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他死了谁不难过？我们要悼念他！”她联合了18名同学，抗议校方的无理禁令。女牧师夜晚闯进女学生住的楼上，斥责她们得罪了上帝，要她们跪下来向上帝“忏悔”。贺子珍拦住要下跪的同学，大声说：“我们没罪，用不着上帝的赦免！”在学生的哄笑声中，女牧师只好溜走
1926年，贺子珍结识了中共永新县党组织的创始人欧阳洛、刘珍等人，并由他们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热情奔放的贺子珍，组织一支妇女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妇女解放、反对迷信、铲除列强军阀。年仅16岁的贺子珍，担任中共永新县妇委书记和团委副书记。按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人了国民党，任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长。
1927年4月，永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6月，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勾结土匪武装，突然袭击永新，把正在农会开会的几十名中共党员和工农骨干抓走了，贺敏学也被捕了。
贺子珍得到信息与贺怡一起，联络了刘珍、王怀、刘作述等党员带领莲花、永新、安福三县的农民自卫军，一举拿下永新县城，焚毁国民党伪政府及监狱，救出贺敏学等38名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的骨干。这在当时，被称为“永新暴动”，或“六一○”暴动（时间是1927年6月10日）。永新被农军攻占的消息不胫而走，贺子珍的名字也在永新一带传开，这一年她才17岁。
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派一营军队扑向永新。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卫永新南门，全队几十个人，只有三支步枪，其余都是梭镖和大刀，她还动员儿童团准备了铁桶和鞭炮。埋伏在东西两侧的自卫军，故意把敌人放进南门外，安福的自卫军却趁机偷袭敌人的老巢。
敌人在南门架云梯攻城，他们一面打枪一面向上爬。贺子珍看到离自己最近的云梯下，站着一个指挥员用枪逼着喽啰们往上爬。她对准这家伙开了一枪，敌军官应声倒地，吓得敌人乱成一团，南久的自卫军点起了土炮，儿童团也点燃了铁桶里的鞭炮。贺子珍在敌人的惊慌中又撂倒一个敌军官，伏击敌人的农军也打起来了，敌人腹背受击，狼狈逃窜。贺子珍两枪打死两个敌军官的事很快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双枪女将，百发百中。”使敌人闻风丧胆。战斗结束的当晚，贺子珍考虑到敌众我寡，县城难守，农民赤卫军按预定计划撤离永新。同时派人与王佐、袁文才取得联系，与他们合作成立了宁（冈）永（新）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支进驻井冈山的农民武装。
贺子珍成为井冈山上第一个女战士。上山后的两个月中，敌人先后三次进山“围剿”，他们只能和敌人捉迷藏、转山头，饿着肚子和敌人周旋，生活非常艰苦。在这样的困难时期，他们更加向往革命、向往党，不知道今后的路怎样走。但他们没有绝望，仍坚信革命高潮会到来，但也没有料到来得那么快。
1927年9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全军建立各级党的组织，从此共产党通过层层的组织系统牢牢地把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
10月，毛泽东率红军到了碧市。贺子珍听说碧市来了上千人的队伍，便建议派人去探明情况。侦察员回来报告，这支队伍不放火，不抢东西，还向农民宣传秋收暴动的意义。贺子珍听了非常高兴：“莫不是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来了？”在不能完全断定的情况下，她决定亲自去探查。
贺子珍和妹妹贺怡装扮成农家媳妇，暗藏枪支，沿着山间小道向三湾急进。她们在村头揭下工农革命军的5条标语，恰好碰到毛泽东派人来送信，一下子就搞清了情况。经过两次谈判，袁文才、王佐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
毛泽东来到步云山，只带了五六个人。他个头虽高大，但当时很消瘦，一头长发从中间分开，皮肤晒得很黑，神情中留着激战后尚未恢复的疲劳，但一双眼睛明亮而有神。在双方相互介绍中，毛泽东走到贺子珍面前，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姑娘。袁文才介绍说：“她是永新县委委员，叫贺子珍。”毛泽东的疑惑顿消，他爽朗地笑着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是哪位‘山大王的压寨夫人’呢！”他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并肩战斗吧！"
红军上山后，毛泽东起初住在步云山。袁文才敬重毛泽东，邀请他搬到茅坪来，贺敏学让出了八角楼自己住的房间。贺子珍同山上女红军一起做妇女工作，组织妇女去小井医院，帮助伤病员洗衣服，为部队送盐送粮。毛泽东分兵发动群众，开创革命根据地。他每次遇到贺子珍，都要主动上前打招呼，问寒问暖，十分关切。
赣敌朱培德调集重兵，扑向遂川，同时又派出一营兵力开进新城，同盘踞在新城的县长张开扬狼狈为奸，妄图以新城作跳板，步步进逼井冈山，以达到拔掉边界红旗、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目的。新城位于宁冈碧市的东边，是永新通往宁冈的咽喉，位置十分紧要。毛泽东洞察敌人的罪恶企图之后，当机立断，迅速作出了避实就虚、歼其一路的决策。
1928年2月17日，毛泽东在宁冈县茅坪村的攀龙书院召开了攻打新城的军事会议。贺子珍、袁文才、王佐、贺敏学、贺怡等人列席了会议。贺子珍在会上听了毛泽东对敌我双方力量的精辟分析和严密的作战部署，十分钦佩。她心中立下誓言，要在这次战斗中多杀敌人，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立新功。
2月18日，贺子珍腰佩手枪，随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二团星夜出发，一个急行军，在天亮前赶到了新城。他们借着黎明前深沉夜色的掩护，分三路埋伏在新城西门的稻田里，待机歼灭敌人。
新城战斗的总指挥部设在离新城不远的棋山岭上。毛泽东吩咐一团各营分别控制了新城的东门、南门、北门，网开一面，留下西门引诱敌人进入袁文才、王佐的伏击圈。拂晓，敌人照样在南门外架枪出操，没有任何戒备。当毛泽东从棋山岭发出攻击信号后，埋伏在南门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势，当场击毙10多名敌军，缴枪30多支。残敌逃入城内关上城门，企图顽抗。这时，担负主攻东门的毛泽覃，指挥遂川县赤卫大队和一团一营，架梯攻城。敌人惊慌失措地向北门逃窜，又遭我一团的一部分队伍阻击，于是，敌军调转屁股向西门逃跑，进入我军早已张开的口袋。贺子珍等同志看到敌人像被赶的一群猪，呼味呼味地跑了过来，拔出手枪挥臂向跑在最前面的一名军官瞄准射击。说时迟，那时快，袁文才一声“打”刚出口，贺子珍就扣动了扳机，那名跑在最前面的敌军官应声倒地。埋伏在洼地里的二团战士，步枪齐发，打得敌人哭爹叫娘，狼狈逃窜。这时，贺子珍跳出掩体，挥枪射击。敌警卫营的一个连长垂死挣扎，用手枪逼迫士兵反扑过来，企图杀出一条逃生之路。贺子珍眼明手快，对敌连长瞄准射击，敌连长一头栽倒在稻田里。指挥官被打死，敌人顿时乱成一团。一个敌排长又出来指挥，几个敌人从侧面朝贺子珍打冷枪。埋伏在另一侧的贺怡发现了，急忙大声喊：“珍姐，小心侧面敌人暗算！”贺子珍应声伏下身子，同时又扣动扳机打倒了敌排长。正在敌人慌乱之时，袁文才指挥全团战士掩杀过来，敌人看到前面的农军挡住了去路，后面的红军又从城里追杀出来，只好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一部和湖南农军，到达宁冈，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胜利会师，成立了红四军。
5月，国民党军二十七师的四个团进攻井冈山。军委决定攻打永新迎击敌人，并派贺子珍带领10名战士秘密潜回永新，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敌人兵力部署情况，组织农民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找贺子珍谈话：“你们这次到敌占区是深人虎穴，要大胆机智，依靠群众，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贺子珍完成任务胜利归来后，毛泽东说：“你的工作很出色，很有创造性。过去一个学生娃娃，一个小姐，很快学会了革命，而且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工农中的一员，很了不起。但这仅仅是开始，以后要向群众学的东西多着呢！”
贺子珍带工作队去西乡塘边村搞调查，不久毛泽东也到了那里。他一住下来就听取汇报，贺子珍一时归纳不起来，只会如实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妇女主任是什么态度，贫协主席又说了啥……她脸涨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只是和颜悦色地说：“调查也是一门学问，学一学就会了。”他结合自己做调查的经验，举了许多生动有趣的例子，使贺子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以后，毛泽东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写了个报告，这就是被遗失的《永新调查》，里面主要谈到经济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也有对工商业政策方面的意见……这些都使贺子珍对毛泽东产生了依恋之情。
他们终于结合在一起，还是毛泽东的传统做法，不拘形式的同居。贺子珍说：“别说请酒，连块喜糖也没有，在那种情况下，到哪儿去买糖？身上没有钱，也没有可能举行什么仪式，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了一下。”
毛泽东和贺子珍同居前，他忠实地对她讲了自己过去的婚姻状况。她是完全理解的，在白色恐怖下，革命者随时有生命危险，谁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天。与毛泽东结婚后，贺子珍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一边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一边为他剪报纸、查资料、抄写文件，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两只铁皮公文箱就是她的战斗武器。
贺子珍的独立性极强，这点有别于杨开慧。她不甘心仅仅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在认识毛泽东之前，她已在井冈山站住脚，成了女首领。她不是看不起这平凡而琐碎的工作，而是想独当一面，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她有这个天资，也有这个条件。当她看到女战友们独立工作，干出成绩，或在学习上有重大进步时，常常是既羡慕又懊丧。因此，她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的10年中对这种工作心理上一直难以适应。尽管不适应，出于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和对毛泽东的一往深情，她还是尽力做好。
当毛泽东遇到危难时，贺子珍首先想到的是丈夫的安全。1928年夏末秋初毛泽东、朱德深人前线观察地形，不幸被敌人包围。贺子珍为掩护朱、毛安全转移，策马疾驰40余里，吸引敌人来追。她双手操枪，击倒几个追赶的敌人安然回到红四军军部。由此，她“双枪女将”的名号，再次在红军中传扬。
井冈山茅坪的八角楼，灯光总是亮到深夜，那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工作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贺子珍则收集剪报资料，在办公桌上、床上地板上，到处摊放着一张张发黄的旧报纸。一天的工作完成之后，贺子珍在油灯下，神情专注地翻阅着面前的报纸，宛如沙里淘金，搜寻着有价值的新闻报道，不时传来剪子的沙沙声。那时，贺子珍把大部分精力用来为毛泽东抄写文稿、保存文件，整理剪贴报纸。为及时得到国民党的报纸，贺子珍曾经冒着危险，加人“抢报队”，潜入敌人占据的城市去抢夺报纸。毛泽东的著名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都凝聚着贺子珍的大量心血！
1931年7月，蒋介石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由于还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部队只剩下3万余人，毛泽东当机立断，率红军回师赣南。贺子珍随队来到了兴国和吉安交界处的东固。一天，当总部和红三军向东固挺进时，几架敌机突然从云层里钻出来，向红军俯冲扫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炸死，一些红军战士也当场牺牲。炸弹在贺子珍、曾碧漪身后爆炸，巨大的烟浪把她俩冲倒在地。敌机飞过去后，她们从地上爬起来，吐掉嘴里的沙土，又朝山顶上攀登。在她们快要翻过山顶时，又一批敌机飞了过来，暴风骤雨似的炸弹烟浪又将她们冲倒，顺着山崖滚了下去。
在向黄公略的遗体告别时，没有贺子珍和曾碧漪的身影，总部的同志们纷纷关切地询问，并派人去寻找。天黑下来后，古柏走到毛泽东身边，忧虑地说：“子珍、碧漪这么晚不见回来，一定是出了意外，怎么办？”毛泽东内心也很焦虑，但表面上仍诙谐地说：“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准备开追悼会。”接着又神情严肃地低声说：“古柏同志，这一带情况复杂，她们又是两个女同志，不能不为她们捏把汗呀！赶快派几个有经验的侦察员顺贺堂山的方向去寻找，一定要把她们找回来。”
约莫9点多钟，侦察员出发不久，贺子珍和曾碧漪就风尘仆仆、满脸伤痕地回到了总部。贺子珍一进屋，迫不及待地向警卫员吴吉清打听：“总部首长安全吗？”看到贺子珍安全回来，警卫员十分高兴，忙说：“毛委员、朱总司令和古柏秘书长都很好，刚才他们还为你俩的安全担心，已派人到贺堂山找你们去了。”说完就要到食堂为她俩准备晚饭。贺子珍忙拦住说：“你别忙了，我们在老乡家已吃过了。”她从公文包里拿出几个熟鸡蛋，说是老乡送的，让赶快送给总部首长。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到“左”倾领导的严重打击。他被解除兵权，丢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离开军队，来到长汀县红军医院附属医院养病，贺子珍刚生小孩不久，不顾虚弱的身体，带着婴儿前来照看毛泽东。“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央，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毛泽东，病房前冷冷清清，毛泽东深感压抑。贺子珍在毛泽东遭受打击、排挤的时候，给他送来的是难得的慰藉。
贺子珍和毛泽东关系最融洽的一段是长征时期。他们生死与共，相濡以沫。在长征路上，舞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儿，因追赶队伍，她顾不上看一眼就送人了。在饥寒交迫中，她拖着赢弱的身子前进。1935年3月的一天下午，贺子珍所在的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队伍走到贵州盘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离宿营地只有十多里路了，大家已走得疲惫不堪。连长侯有成看到日头还高，就命令队伍在树林旁的高坎下休息，并派几个人去前面找宿营的房子。大家卸下马鞍和担架上的伪装，都坐下来休息。突然，一阵嗡嗡的声音由山背后传来，一队国民党飞机霎时飞到了头顶上，大家来不及躲藏，敌机已轮番向队伍扫射了轰炸。贺子珍本已趴在一条沟里隐蔽好了，猛抬头发现一位伤员还在担架上。她马上从沟里跃出来，想招呼民工把担架抬离大路。就在这一刹那，一颗炸弹在身旁爆炸。她来不及多想，猛扑到这位战友身上，只觉全身一阵剧烈的疼痛，便失去了知觉。
弹片将贺子珍的头部、背部和四肢炸伤了十多处，鲜血从头上、背上、腿上流出来，军医经过急救，取出十多块弹片。但她昏迷不醒，口鼻中不停地流血。医生估计她只能活两个小时，如果在路上颠簸会死得更快，建议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养伤。中华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得知贺子珍的伤情后，马上赶到干部休养连驻地。他和钱希钧在担架旁，焦急地呼唤着贺大姐。贺子珍苏醒过来，慢慢地睁开眼睛，深情地望着毛泽民和钱希钧，缓慢而坚毅地说：“泽民弟、希钧妹，我不能和你们一道北上抗日了。”她停顿了一下，周围的人看得出来，她脸上表情十分难过，但又极力克制住自己，然后十分平静而坚定地说：“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吧，不要再拖累大家！”
毛泽民安慰她说：“大嫂，我们已电告大哥，部队一会儿就要出发，请你放心，只要我们在，就一定把您带走。”没有听完泽民的话，她又昏过去了。
此时，毛泽东随同总部已经到了前面的宿营地，当他接到毛泽民的报告后，立即同傅连障和三个警卫员提着马灯连夜赶来了。毛泽东提着马灯走近了贺子珍的担架，他俯下身去抚摸着贺子珍微弱的脉搏，轻声呼唤着：“子珍，子珍”
贺子珍被这熟悉的声音唤醒，异常激动。她用力睁开了眼睛，声音微弱而沙哑地说：“润之，把我留下吧！前面的路很难，我不能拖累部队。”毛泽东见状流泪了，他只说了一句：“我和同志们都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然后，他背过脸去。
贺子珍又昏迷了。傅连暲摸了摸她的脉搏，对医生们作了些交代。毛泽东指示医生们一定要尽力抢救，同时用坚定的语气对毛泽民说：“留下来必死无疑。用担架抬也要带着她转移。”当时毛泽东也在生病，他把自己的担架让给贺子珍，改骑马，并用红铅笔给担架班长丁良祥写了个条子：“老乍同志：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她被敌机炸伤十几处，伤势严重。”第二天一大早，警卫员吴吉清把便条交给了丁良祥。身高体壮的老丁犹豫起来。他是负责抬毛泽东这副担架的，毛泽东不但身体弱，而且习惯夜里办公，白天骑马行军，容易打瞌睡跌下马来，所以配备了一副有篷子的担架给他。现在要他去抬贺子珍，那毛泽东怎么办呢？他拿着便条去找毛泽东。
“主席，我把担架抬走了，你怎么办？”丁良祥郑重地问。
毛泽东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自己走，休养连的担架少，你去抬子珍吧。请你转告余达木同志，把那匹小黄马也牵去，等她好一点，你们抬累了，就让她骑马。”
贺子珍躺在毛泽东让出来的担架里，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不知道多少次夜里提着马灯来看她，每次都要同警卫员赶很远的路程。毛泽东的深切关怀，给贺子珍带来了克服困难和战胜病痛的精神力量。同时还给她带来自己节省下来的食品，这一切，深深地温暖着她的心。后来，贺子珍说，要不是毛泽东，她早死了。
长征结束了，革命开始了新的起点。贺子珍却开始了她人生中更为艰苦的长征。
到了延安，为了照顾贺子珍养病，组织上没有分配她工作。她看不起“太太”，不愿做“家庭妇女”，把刚生下3个月的娇娇托付给机关合作社的人照看，带着伤残的身体和一颗渴望提高的心，进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班学习。过起了紧张的军事生活。
嵌在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每逢风雪阴冷天，她体内就像刀剑针扎一样，疼痛难忍。每天学习下来，她头晕脑涨，四肢无力，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但她苦苦支撑着。
贺子珍和毛泽东一样，个性非常倔强，加上身体的原因，两个人的碰撞也越来越多。毛泽东有时很暴烈，吵起来挺凶，发起脾气来“雷霆万钧”。有一次，贺子珍见一小碗辣椒馊了，就随手倒掉了。毛泽东发现后火气大发。他正在洗脸，连盆带水朝贺子珍泼过去。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起目睹的一件事：弄到一只鸡，毛泽东说炒着吃，贺子珍说炖着吃营养好，就为这点小事，互不相让，两人吵得你死我活。
但更主要的不融洽，还是贺子珍有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她爱毛泽东，肯为他献身，但她不甘心只是毛泽东的“家属”，渴望独当一面的工作。贺子珍要强、上进、好学，而毛泽东就希望她能安心于文件收发、整理、剪报纸、抄写书稿的辅助性工作，同时照顾好他的生活。这在战争环境里，贺子珍还能顾全大局。可来到延安后，毛泽东已是全党的领袖，有秘书班子，许多事务性工作已用不着贺子珍去做了。贺仅仅是照料毛的生活而已，这更是贺子珍所不甘心的。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现在有发言权了。这意思很明白，我在党内的地位不会让你像以前那样跟着我受苦。但贺子珍听不进去。她只想独立地为党工作，从未想依靠毛泽东的地位给自己捞取什么。所有接触到贺子珍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她始终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出现，从不以主席夫人自居。在毛泽东已是党内最高领袖时，她还会离开他，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贺子珍为什么打定主意离开延安呢？简单的回答：“就是致力于实现作为一个有追求、信仰，人格独立的人的自我抱负。”贺子珍曾说过：1937年，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采访，为她当翻译的是吴广惠。吴在中国读完大学后，曾在中华戏剧学校任教，后来又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她的丈夫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有钱人家的子弟。吴广惠1937年2月来延安，目的是考察延安的新教育方法。在延安，她烫着30年代城市女性最时髦的发型，还涂着口红。她不是共产党员，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英语很好。为了工作方便，安排史沫特莱和吴广惠住同一个腐洞，史沫特莱住里间，吴广惠住外间。史沫特莱同情中国革命，因采访的需要，她和吴广惠必然多次接触毛泽东，谈得很投机。接触中，西方流行的握手、拥抱等礼节和男女之间随便的勾肩搭背自然会由两位女士表现出来。在看惯了战火硝烟的贺子珍的眼里，对这种过分亲热难于接受。甚至把拥抱、献花的洋礼节也误解为“爱的表示”，把削苹果之类的举动看成是“感情的流露”。误解产生了裂痕，在伟人的生活领域里也很普通，争吵也像普通人一样伤感情。
此外，贺子珍对过密的生育十分厌烦，也想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自和毛泽东结婚以来，她已生了5个孩子，现在又一次怀孕，又要在怀孩子分娩中度过一年，独立工作的愿望又落空了，她十分烦恼。她对毛泽东发脾气：“你不培养我。”“你把我关在标的笼子里。”这是对“拥有”与“献出”的隶属关系的抗争。
而毛泽东并不完全理解过密生育给一个女人带来的沉重负担。他曾对张闻天夫人刘英说过：“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贺子珍，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不理解也罢，发生口角时，他还责备贺子珍：“你政治上落后。”“你政治上不求进步。”这使贺子珍又委屈又恼火。
1937年8月，邓颖超赴重庆，贺子珍同车到达西安。她本来想到上海去治病，得知上海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去上海的路断绝了，她只好在西安滞留下来。这时，毛泽东托人给她捎来一条毯子，还带给她一封亲笔信。信中言辞恳切，殷殷劝慰，热切地期望她回延安。
她在西安停留期间，毛泽东又一次派人传话：“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会好起来，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疗。”她依然固执着要走。但她不能忘情于毛泽东，毛泽东托人给她带来了夫妻同用的红毛毯，她担心毛泽东被子单薄，在西安买了一条新棉被托人捎回延安。毛泽东又托人给她捎来一只木箱，里面是她平时用的衣物。
这时候，张闻天夫人刘英得了肺病，要到苏联去治疗。同去的还有在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贺子珍抓住这个机会，给延安写了一封信，要求到苏联去治病。毛泽东知道贺子珍去意已决，经和张闻天商量后，只好在去苏养病的名单中加上了她。毛泽东签字后又很后悔，他心里着实不愿怀孕的妻子远行。他又接连给西安办事处、兰州办事处和新疆办事处写信和拍电报，希望办事处的同志能劝阻贺子珍留下。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多少同志费尽口舌，都没有能阻止贺子珍的异国之行。
她走出了这决定性的错误的一步，给江青提供了机遇。错！错！错！这一步终于无可挽回地迈出去了！
1937年10月从西安动身，贺子珍历经坎坷，于1938年1月到达莫斯科。她人东方大学政治系一边学习，一边治病。最初的日子充满阳光，毛泽东多次给她写信，还寄去不少哲学书籍。她在给毛泽东的回信中表示：要利用这优越的学习条件多看书，她给自己订了学习计划，用知识武装头脑，回国后更好地为党工作。
好景不长，莫斯科温暖的阳光很快从她头上移走了。首先是她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嵌入她身体的弹片埋得很深，和肉长在一起，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取出来了；1938年5月，贺子珍又生了一个男孩，送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八部的托儿所，不到6个月的婴儿被肺炎夺去了生命，也夺走了贺子珍的欢乐和希望。
1938年11月，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发来电报：刘英、蔡树藩回国，贺子珍、钟赤兵留苏学习。为什么不叫贺子珍回去呢？事实上，贺子珍以后的命运，是从这封电报爱出的时刻就已经注定了，不过此时她尚茫然不知。不久，报纸上刊出一则短讯，苏联塔斯社记者在延安会见毛泽东，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和妻子江青踏着月色为记者送行。
这条消息在贺子珍心里掀起轩然大波。她无心听课，本来就有的失眠症，现在更严重了，几乎彻夜不眠。但她还心存一丝幻想，她希望报纸公布的消息是误传。然而不久就证实了这残酷的现实。
193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到苏联治病。他们给贺子珍捎来一封信，信是毛泽东写的，一开头，就称“贺子珍同志”，而不是习惯地称“子珍”，接下来是一般的问候、鼓励，最后强调：“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这实质上是毛泽东向贺子珍宣布：夫妻关系就此结束。这很像男尊女卑封建时代丈夫抛弃妻子的一纸休书。其实，早在1938年6月，毛泽东和江青就以同居的方式宣告了夫妻关系的开始。
最后的一丝希望完全破灭了，她流泪了，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经常以泪洗面。再刚强的女人，当她失去儿子，失去丈夫，失去家庭时，她该如何承受呢？一些人认为她落后，只想丈夫和孩子，事业心差，但更多的人则对她充满同情。在凄苦中，毛泽东给她送来了惟一的一丝安慰：她的女儿娇娇（即李敏）于1940年底来到妈妈身旁。为了安慰独处异国的前妻，毛泽东主动把4岁的娇娇送到苏联。
贺子珍给女儿买了漂亮的衣服、玩具，还带她去烫发，得到母爱的娇娇很开心，贺子珍也得到许多安慰。
平静的生活只有半年，苏德战争爆发，贺子珍带着娇娇撤到距莫斯科几百公里的伊万诺沃市。残酷的战争使各种物品极度匾乏，母女俩相依为命。贺子珍还要用节省下来的物品接济早已来到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
娇娇被送进伊万诺沃的苏联国际儿童院。当时国际儿童院因为战争，各种条件也十分差，在严寒和饥饿的袭击下，5岁的娇娇也得了曾夺去弟弟生命的肺炎。奄奄一息的孩子，被无情的院长送进太平间旁边的一间房子，等待孩子断气。
贺子珍得到女儿病亡的消息后，真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当她赶到儿童院后，娇娇已被送进太平间。她拼命冲进太平间，抱起已断气的孩子裹到了怀里，她不顾各种阻挠，把孩子抱回家里。
她将仅有的几件值钱的衣服拿去换了一磅牛奶和一点白糖，撬开娇娇的嘴灌了进去。由于疾病、饥饿交加看来已断气的孩子，终于奇迹般地被贺子珍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贺子珍怕女儿再出意外，说什么也不再送孩子回国际儿童院。儿童院女院长生气了，骂贺子珍“自私”、“没教养”、“不顾全大局”。并嘲弄说：“中国人太愚蠢，是懒鬼！”贺子珍的民族自尊心被刺伤了，就不客气地回敬说：“什么国际主义？是地地道道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度里，贺子珍因触犯了当权者，硬被关进了疯人院。从此，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娇娇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只有岸英哥哥常来看望她。
1947年娇娇11岁时，在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的坚决要求下，苏方才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放出来，把她送回莫斯科。王稼祥问她今后的打算，贺子珍没有一点犹豫地说：“回祖国！”王稼祥立即电告中央，毛泽东亲自复电：“完全同意！”
1947年10月，贺子珍带着娇娇从苏联回到哈尔滨。1949年夏天，贺怡带着毛泽东的嘱托，将娇娇从东北接回北京，回到了父亲的身旁。
全国解放后，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谭震林热情邀请贺子珍去杭州工作，任杭州市妇联副主任。这年，贺子珍刚刚40岁。刚到杭州几个月，妹妹贺怡因替姐姐寻找在江西丢失的孩子，不幸在赣州因车祸身亡。贺子珍十分不安，马上赶到上海，住在哥哥贺敏学家中。孩子寻找不到，妹妹又离她而去，贺子珍感到心灰意冷，已无心再回杭州工作。
她在无所事事中度过了二十几个春秋。不过，组织上为她安排了一个清静的环境，一所独门独院的小楼，里面还有个小花园。生性不依恋舒适生活条件的贺子珍，再好的物质生活也无法消除她精神上的痛苦。她的旧病不时发作，在苏联被关进疯人院时，神经系统受到进一步损害，精神更感压抑。她因感情受到强烈刺激，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差。每遇强烈刺激，她的旧病便会复发。一次是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全国实况转播，当听到毛泽东高亢的声音时，她因极度兴奋而癫狂，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这次发病，使她衰老许多，经过四五年的调理，好不容易恢复了心理平衡。不料1959年，又一次更大的精神刺激向她袭来。
1959年夏，毛泽东正在主持庐山会议，和朋友的闲谈中，动了会见贺子珍的念头。他们毕竟是10年夫妻，而且加多年未见面了。连江青都承认：“毛、贺之间感情未破裂。”这时，贺子珍正好在南昌，离庐山很近，乘江青不在庐山之机，毛泽东邀贺子珍上了庐山。怕此事被江青知道，相见仅一个多小时又匆匆下山。
贺子珍用情太专、太深，她除了追求自身独立的一面外，还把爱情作为生命的支柱，为此尝尽了痛苦之果。
为了安慰苦难的母亲，李敏每年夏季几乎都要陪伴贺子珍出游，用李敏的话说，叫“陪妈妈看社会主义”。她们的足迹遍及苏州、杭州、无锡、青岛、莫干山、烟台、广州、海南岛……还探望了离开三十多年的故乡。
1976年毛泽东病危，李敏得到允许，最后见了爸爸一面。那是毛泽东逝世前的十几天，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女儿说：“娇娇，你来看我了。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父女深情，使李敏泪水涌出。最后，毛泽东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并说了句话。因声音太弱，谁也没听清。父亲的手势，李敏猜想不透。多年后若有所悟：海亲原名桂圆，这两指连成的圆圈，大概是表示怀念妈妈之意。
毛泽东逝世时，“四人帮”还在横行，贺子珍没有机会去北京参加追悼活动。她流着眼泪，把黑纱披在毛泽东的遗像上，然后深深地三鞠躬。她收看吊唁活动的录像，看到江青的镜头，愤愤地说：“毛主席果然被江青害死了。”工作人员为她担心，她轻蔑地说：“我还怕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笑话！”粉碎“四人帮”后，贺子珍的精神状态大变，一扫悲观、忧郁的心情，她变得开朗、爱说爱笑，她提出了再做点工作的愿望。即将开始新的生活之际，她中风左肢偏瘫，住进上海华东医院。
1979年6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她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和照片。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销声匿迹之后，“双枪女将”贺子珍又获得了共和国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