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人，所以我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我不是牛鬼蛇神，我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我没有黑材料，只有红材料！”
这就是陈少敏在“文革”中的自白。建国后，她历任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七大”候补委员、“八大”中央委员。1977年12月24日在北京病逝。
陈少敏，1902年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的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孙万庆当雇工时，曾陪着东家小少爷上学读书，因此粗通文墨。所以，陈少敏原名孙肇修，也使用过孙少敏的名字。她的母亲信奉耶稣教，听传教士讲“人人平等”、“男女平权”之类，很表赞同。
她的父母都很开明，虽是在偏僻山村，却敢于冲破封建陋俗。童年陈少敏曾经和那个时代的女孩一样缠过脚。父母支持她丢弃裹脚布，剪短发，不戴首饰，还让她上小学。她是村里第一个上学读书的女孩子。她在村里人们喊她“假小子”，后来她参加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又留下“陈大脚”的绰号。因家境贫穷，陈少敏从小在家推碾磨磨，拾柴放猪，照看弟妹，还常到田间劳动。父亲凭一点文化知识，也常教她识字。
由于生活所迫，陈少敏还当过童养媳，做过童工。在繁重的劳动和贫苦的生活中，她体会到了中国贫苦农民生活的痛苦，产生了朴素的阶级斗争意识。同时在父亲民主革命思想的启发下，她萌生了变革现实的革命思想，她常对人说：“将来都要改变的，人人有饭吃，有房子住，不受外国人欺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在日本支持下对德宣战，派了几十万华工去欧洲做苦力，陈少敏的哥哥也因家里贫穷应募到了法国，当时这批人被称为华工。华工在欧洲，受到共产主义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眼界大为开阔。
陈少敏的哥哥回国后，常向陈少敏讲述工人革命、苏俄社会主义、“穷人党”的故事。少年陈少敏幻想有一日中国也出现“穷人党”，发生工人革命。
在潍县上中学时，她真的遇上了“穷人党”，那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创建，人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称呼它。她和同学在山东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马克思主义讲演小组，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参加罢课斗争，支援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时山东还是北洋军阀的天下，她因此被学校开除。
1921年，陈少敏到青岛日商纱厂当了一名纺织工人。在工人队伍中，她学到了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地下党组织的培养、帮助下，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山东寿光团委妇女部长、中共青岛市委工委委员、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委秘书长、冀鲁豫特委副书记。她对敌斗争非常机智，遇事沉着，临危不惧。有一次她因工作需要到济南去，被国民党特务发觉了，两名特务跟踪她。她临时化装成一个乡村妇女，走街串省，想尽办法尽快地甩掉特务。后来跑到一所女子中学，大模大样地走了进去。在同乡李成章的帮助下，化装成一个老太婆，拿着包袱装作女学生家长的模样，走出校门坐车走了，让那两个特务在校门口傻等到傍晚。
陈少敏结过婚，也曾生过一个女孩。当时她从事地下工作，带孩子十分不便，就把孩子送到老家寄养。不久，孩子得猩红热夭折了。她丈夫任国祯，是一位教授，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任地下山西省委书记，后来被叛徒出卖，惨遭军阀阎锡山杀害。
年仅二十几岁的陈少敏，并没有因为自己频遭不幸而沉溺于悲痛之中，她失去“小家”之后，便终生以革命队伍为“家”了。
1934年9月，陈少敏奉中央河北省委之命，负责冀鲁豫边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当时正值黄河决口，洪水淹没淮阳、范县等地大片村庄、农田，几十万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惨不忍睹。国民党政府拨来的有限救济款，经过层层剥皮，肥了腐败官僚，到了饥民手里已所剩无几。陈少敏化装成牧师，带着圣经、唱诗本、药品，给群众义务诊病，免费发放药品，兼及传“教”——传的是穷人齐心协力闹革命、妇女争取解放的“教义”。她还秘密组织起很多穷人团体，如“讨饭队”、“好人会”，领导一次次“吃大户”、向地主豪绅“借粮”的斗争。结果，在3个县几十个村庄中，建立了几十个共产党地下组织，拥有党员800多人，为后来建立革命武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豫北、冀南一带，土匪多如牛毛，地主、乡绅也纷纷组织民团武装，利用这种形势，陈少敏在“传教”和建立地下组织的基础上，组织起一支300多人、拥有长短枪100余支的红色队伍。这支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游击队，活跃于冀鲁豫边区，当时传说有一位女司令，人称“陈大脚”厂骑着唐僧取经时骑过的白龙马能日行千里，点豆成兵，双枪百发百中。当时，这一带有“女将军”牌香烟，人们说烟盒上那位骑着骏马、挎着盒子枪的威风凛凛的女将军，便是陈少敏……
传说虽然有许多人为的猜测和夸大，但反映了受苦受难的劳动群众求解放的愿望和对共产党的钦佩。
陈少敏因工作需要，经常女扮男装，身穿大棉袄，腰扎黑蓝大腰带，头戴一顶三块扣的大风帽，脚蹬一双大头鞋，出生入死，带领游击队打民团，抢军火，活跃在哨河两岸。有力推动了群众“分粮”、“吃大户”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黄泛区的反动气焰。也为河南坑日游击战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在陈少敏的组织、领导下，队伍很快发展到l000余人，后编人新四军李先念部，成为新四军五师的一支主力部队。
陈少敏在打仗中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使敌人闻风丧胆，使人民眉开眼笑。当时边区曾流传着“陈大姐一到，老百姓开门睡觉”的歌谣。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陈少敏奉中共中央之召，来到延安，参加刘少奇主持的白区工作会议。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党中央所在地，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许许多多中央领导人，心情无比激动。她向中央汇报了坚持冀鲁豫边区的斗争，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嘉奖。
白区工作会议后，陈少敏进人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洛阳特委书记等职务。
1939年，她与李先念等率部南下创建鄂豫抗战根据地，先后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政委和第五师副政委、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长（书记为刘少奇）等重要职务，并与李先念一起创立新四军第五师。
在中国共产党内，她是长期主持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并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高级干部。因此，她是党内有数的几个女性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和八届中央委员之一。
陈少敏在开创、巩固、扩大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不怕流血牺牲，多次率部与日伪军作战，指挥部队打退顽军的多次进攻，为加强边区的建设，培训党政干部、妇女干部，不辞劳苦，呕心沥血；为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她带头纺棉花、种菜；为发动群众参与这一活动，亲自到乡村去做试点工作，与贫苦农民打成一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她待同志情同手足，边区上下都亲切地称她“陈大姐”，深受边区军民的爱戴。
1942年夏天，鄂豫边区遭受了一场严重旱灾，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我军。为了战胜自然灾害并粉碎敌人阴谋，陈少敏立即动员群众，组织一百二十部土水车，把小河沟里的水抽进半山腰的塘堰里，再把塘堰里的水抽到山那边的沼地里，灌溉干旱的禾苗。她和农民一样，赤着脚，把裤脚挽到膝益上面，泥一腿水一身地和人伙一起劳动。那一年秋天，群众望着场院里堆积如山的粮食，无限深情地说：“这是陈大姐带领我们夺来的粮食呀！”
在边区党委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时，陈少敏和机关人员一起在小焕岭开垦了几亩土地种菜，解决大家的吃菜问题。当时曾流传着一首民谣唱道：“陈大姐，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那时，在边区党委的成员中，青年干部多，而陈少敏已年近40岁了，她既是首长，又是年长的女同志，因此大家总想照顾她一点。可是，实在太难办到。因为她一再交代，不准额外地给她生活用品和食物。有时，同志们给她弄点鸡蛋或肉，她总要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吃。有一次过春节，从天汉等湖区来的干部，关心她和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想方设法买了点干鱼虾来。陈少敏知道后，生怕给领导人搞“特殊”，亲自跟有关同志说，处理这些物资的原则是按伙食单位分配，要照顾大多数人，不能给“首长”有丝毫的特殊照顾。
在陈少敏的关怀支持下，建立了“十月剧团”。从竹沟到四望山，从小花岭到白果树湾，“十月剧团”的孩子们前进的每一步，都凝结着她的心血。只要有空闲时间，陈少敏就去剧团看望孩子们，从服装、道具，到演出的节目，她都一一过问。对小演员们的成长，她从政治到生活无不关怀。部队每次打了胜仗，她都要关照将战利品中适合剧团用的都送去。有一次遇到好的细布料，陈少敏笑着说：“哈！俺们这些‘小天使’们又有新打扮了！”她经常提醒下属说：“在俺们军队里，‘娃娃剧团’的孩子们都是小战士，你们做大哥大姐的不疼爱他们，谁来疼爱呀！只要可能，一定要尽力照顾他们，把他们培养成新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陈少敏任中原局常委和组织部长、中原军区副政委。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她和李先念、郑位三等人一起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主力自宣化店向西北突围，经河南信阳、桐柏、新野、邓县、内乡、浙川，涉过丹江，进人陕南地区取得了中原突围的胜利。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少敏随军南下重返豫鄂边区，为创建中原解放区做出了新的贡献。
1949年夏天，青岛刚刚解放不久，陈少敏就被派到那里主持恢复纺织厂的工作。当时陈少敏虽然已是50多岁的人了，在长期艰苦斗争的岁月中把身体也累坏了，但她仍然顽强不息地工作和学习，很快就熟悉了纺织业方面的生产。陈少敏在工作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注意培养先进工人。后来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的郝建秀，就是陈少敏发现、培养起来的。过了花甲之年的陈少敏，仍然保持着平民百姓的品格。1965年在全军装备技术革新交流会上，一位年轻的值班参谋，曾写过这样一篇报道：
1965年初冬的一个早晨，全军装备技术革新交流会的露天兵器场上，穿着陆、海、空三军服装的指战员们在紧张而有秩序地忙碌着：揭掉火炮、雷达、坦克、通信车上的盖布，叠放整齐；认真地擦拭，通电检查，做好一切演示的准备；解说员站在指定的位置上，等待中央首长来参观检查。
8点半左右，一位瘦小的老大娘由北向南走来，当距警戒线还有十多米时，值勤的卫兵迎了上去。老大娘大概不愿离去，在和卫兵交涉着什么，我见状就忙迎了上去。今天有中央首长参观，又逢我外场值班，生怕出意外。
大娘穿着一件旧蓝布中山装，两只袖口已经磨破。两个肩头不知是鼻涕还是稀饭一类的东西，已经结了嘎巴。天虽不太冷，她已穿上了一双陕北人称为棉窝窝的手工做的老式棉鞋。看她的服饰打扮，很像一个刚从农村进城的乡下老太太，肯定不知是谁家新找来的老保姆。她说话很和气，面容也很慈祥，一见面就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好感。
“大娘，这里是军事重地，闲人是不能靠近的。”我的口气缓和而带着几分尊重。
“你们把这么多玩艺儿摆在这里，不是让大家看的嘛。”大娘面带笑容提着意见。
“不是随便看，是有组织地参观，这就是我军现代的装备，是要保密的。”我尽量耐心解释着。
“噢，保密！这我知道，我看了对谁都不说。”大娘说得很认真，使人无法不相信她。可首长不知什么时候会来，她就是站在远处瞅瞅，我也不敢做这个主。
“不行啊，大娘！一会儿还有中央首长来参观，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一切闲杂人员都不许靠近的。”我再次向老人解释。
“首长来了我不靠近就是了，你可以瞧瞧，”她伸出了两只骨瘦如柴的手，向我边比画边说，“就凭我这双没有缚鸡之力的手，还能危及首长安全？”她的话虽然说得没错，看来我不得不对这位既固执又慈祥的老妈妈动真格的了。
“大娘，这里参观一律凭票。不管是谁都要凭参观券才能参观。你没有票硬要参观是逼着我犯错误。”
“票，什么样子的票？”这位大娘真难缠，我有点不耐烦地说：“集体参观是一种蓝色的入场券，那都是整队入场，不许单个行动。只有军以上领导人，才发黄色的请柬。我们是凭票不看人的，你有票吗？”我的话说得严肃认真，只求这位大娘赶快离去。
“你说这话是真的吗？只凭票，不看人！”老妈妈瞅着我的脸，态度也认真起来。
“是的，只要你有票，我就马上领你进去参观！”因为我十分相信这位乡下老大妈是不可能有票的，让她早点死了心算啦。万没想到她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红色的请柬。我一看傻眼了，这种票都是通过军委办公厅或中央办公厅直送中央、军委首长的。我不敢再怀疑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是谁家新来的保姆了。她有红色请柬，肯定是一位中央首长！我赶忙将她让进场内，请她坐下。安排讲解员给她讲解后，想抽身去给办公室打个电话，汇报这一情况。老人大概早猜透了我的心思，就一把拉住我说：“凭票不看人，这可是你说的。我要你陪着我参观。”说着将我拉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我看着老人平易近人的举止和慈祥的面容，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切都随她的心愿吧。
老人看完高炮联动演示后问我：“我们现在装备的100高炮和85高炮，都还是人工装填炮弹吗？”“是的。苏联人人高马大，似乎搬起这六十多斤的炮弹不算什么，可对咱们的三炮手来说，是很困难的。三炮手干久了，背上都留下一个大包，终生难以消失。”我感慨地回答。
“这项革新，不仅减轻了炮手的体力劳动，而且提高了射速，增强了火炮的威力。武器性能的改进，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强大因素。”我没有想到老妈妈看问题这样尖锐，这样深刻，又增添了我对她的几分尊重和敬仰。
“有外宾来参观过吗？”老妈妈又提时一个问题。
“有，朝鲜、越南军事代表团都来过。”我随即回答。
在参观59式坦克时，老人说：
“你们有很多革新项目很好，但要经过反复实践，一定要搞得安全可靠，千万不要自已骗自己。否则，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在和平环境里，你们的革新项目，要考虑到军地两用。我们不能老打仗，国家需要建设，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提高，战争需要军队，建设也需要军队。工程兵那个定向爆破的项目很好，它既可用于打仗，也可用于建设，望你们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今天看了你们的革新，很兴奋，很受鼓舞，也了解了很多情况，谢谢你们！”
老人在讲这段话时，一辆黑色的吉普车，悄悄地停在外场边上。我知道老人要走了，但仍未弄清她的身份，就急中生智说：
“凡到我们这里来参观的，都要进行签到。大娘你要走了，请你签个到。”说着将我手中的笔记本递了过去。
“你这个小精灵鬼！”老妈妈脸上又恢复了慈祥的笑容。她接过本子，认真地写下了“陈少敏”三个字。然后拍拍我的肩膀，和蔼地说：“谢谢你！谢谢你这位凭票不看人的小同志！”
陈少敏上车走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全军装备技术革新交流会工作期间，我接待过不少中央首长，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陈少敏妈妈就是其中一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身为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陈少敏，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她身先士卒，亲自到山东“社教队”传达部署，专程去青岛了解运动的开展情况，然后再风尘仆仆赶回北京，参加总工会党组学习。在会上，她主动提出，党组领导同志要到群众中去，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她虽然拼命学习，不断反思，仍然感到思想跟不上。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她看到一批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高等院校的师生代表出席会议，感到很惊讶，很不理解。
陈伯达在讲话中，竟然宣称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她感到非常震惊，她实在弄不明白，这次运动的矛头，究竟指向谁？会议结束后，陈少敏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和一大堆问号回到“全总”，理智地向党组传达了十一中全会精神，布置学习“十六条”，她仍然身体力行，多次到北大、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了解运动的发展情况，并真诚地欢迎群众给她写大字报，对全总工作进行批评。但是，在讨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时，她实在想不通！刘少奇工作这么多年，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说他在搞“资产阶级司令部”，她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这种看法！会上想不通，散会后仍然想不通。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矛头要指向刘少奇？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一个问号又一个问号，她的思想乱了，按常规的思维什么问题也弄不清了。
随着运动的发展，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贴出了“陈少敏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的大字报，说她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在康生、江青等人的唆使下，“造反派”接二连三地闯进她的办公室和家里，到处乱抄、乱翻“黑材料”，最后，将她扫地出门，赶进了“全总”机关的“黑帮”楼受审。在审查中，陈妈妈思想上的沉重包袱似乎越来越轻了，那些想不清的问题似乎也有了答案，她横下一条心，开始用自己的思维和意志来判断和处理问题了。有一次，造反派再次抄了她的家后，硬逼着她交出黑材料！她从容不迫地说：“我没有黑材料，只有红材料！”
“交出来我们看看！”
她把毛主席语录本一举，高声说：“请看吧！”
造反派感到受到了戏弄，但一时对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太婆又无可奈何，只好恶狠狠地说：“哼！不要充硬，你这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啦！”
自此，陈少敏不断被揪到“全总”大楼会议室挨批斗或陪斗，每次造反派让她弯腰低头时，她始终是把腰杆使劲挺起来，故意高昂着头。 为此，她挨了不少打，吃尽了皮肉之苦。有人劝她说：“就把头低下来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头是可以低的，但面对这些恶棍，在这种强力高压下，这颗头就是不能低的。”就这样，面对这个病弱得风就能吹倒的老太婆，“造反派”就是无法让她低下头来。“造反派”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残酷地日夜轮番批斗
“刘少奇是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你必须老实回答！”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你现在还敢美化刘少奇，还敢说他是国家主席？”
“那是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的，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
“你还嘴硬！这足以证明你是刘少奇黑线上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华中局书记，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解放后，他是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我在‘全总’工作，还是在他的领导下，当然是一条线了。但这一条线不是黑线，而是毛主席制定的红线。”
陈少敏义正词严的回答，搞得“造反派”没办法，他们就用几班人，向老人施展车轮战术，使她长时间不能吃，不能睡，这种肉体上的折磨，使她原来就有的肾病和心脏病日益加重。在医生的强烈呼吁下，老人才住进了医院。当陈少敏的病情稍稍好转时，康生、江青等人又派人到“全总”指使造反派将她从医院揪出来批斗。企图先从肉体上搞垮她梦再撬开她的思想闸门。这时的陈少敏，已经骨瘦如柴，面色憔悴，腰已经难以挺起来了。但她那钢铁般的骨气，仍是铮铮有声，是任何恶势力都不可侵犯的！
“低下你的狗头！”造反派怒吼着。
“我是人，所以不能低下我高贵的头！”陈少敏针锋相对。
“你是牛鬼蛇神！”造反派咬牙切齿。
“不，我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你是不是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代理人？”
“我根本听不懂你们的问话，也不理解你们的意思。”
“你心中有鬼，不敢交代你和你的黑主子刘少奇在鄂豫边区搞的投降阴谋！”
“我生就是光明正大，搞阴谋的事，从来不做，更不会像你们所说，别有用心！”“你敢影射中央首长！”造反派们气疯了，有的举起了手，但看到陈少敏那威武不屈的样子，只好放下。
陈少敏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仍然坚持去看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突然，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映人了她的眼帘，题目是：“李先念和陈少敏是刘少奇的黑干将，鄂豫边区叛徒网的主谋者！”这张大字报颠倒黑白，捕风捉影，硬把参与四六中原突围决策的同志诬陷为“有预谋、有组织的叛徒集团”。
陈少敏看完大字报后，忍不住发出了嘿嘿的冷笑声。专案组的一个造反派问她为何冷笑，她郑重地说：
“我笑写大字报的人不懂历史，更不尊重客观事实！"
造反派将此情况汇报康生等人后，陈少敏的问题又升级了。1967年6月24日，一群“造反派”将陈少敏从北京医院绑架到中山公园音乐堂进行批斗。他们强迫她弯腰低头，她仍不予理睬。一个打手用力扭住她已瘦得只剩骨头的胳膊，只听“咯叭”一声，左臂断了！
65岁的陈少敏，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只胳膊断了又奈她何！她就是不低头，不弯腰，不认“罪”，不喊“打倒叛徒、走资派陈少敏”。
造反派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变换了新的花招，声称只要她在纸上写下“刘少奇是走资派”就可过关，并许愿说，“九大”召开时仍让她当“九大”代表、中央委员。
她抓起笔来，在“造反派”铺在她面前的纸上，认真地写下了七个大字：“刘少奇是好同志！”康生、江青得知此情况后，恼羞成怒，下令将她关进了“牛棚”，并彻底剥夺了她住院治病的权利。
1968年10月13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按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名单正式下发通知，对中央已正式决定不让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也列出了名单。陈少敏参加会议的通知早已发到总工会。在开会前，周总理亲自审核了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当看到陈少敏未到会时，要办公厅立即派车去接。办公厅同志驱车到总工会，总工会负责人盛气凌人地说：“陈少敏是黑帮、叛徒，中央首长（指江青）有指示，她没有资格参加全会。”
来人态度也十分强硬：“我们是周总理派来接陈少敏同志去参加全会的，是经毛主席同意的，谁也不能阻挡！”
就这样，陈少敏参加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会议一开始，在某些人操纵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陈毅、叶剑英、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同时把矛头指向朱德、陈云等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正派无私的中央委员都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陈少敏对这些倒行逆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沉默不语。和她同在山东小组的“老乡”康生便质问她：
“陈少敏，你为什么不表态、不说话？”
“身体不舒服。”陈少敏推辞说。
“不舒服就请假，就不要参加全会！”康生怒不可遏地又说。
“你说，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特务？在这样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你一定要明确表态！”
“不知道！”陈少敏轻轻地摇了摇头，平静地回答。
“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叛徒、内奸、工贼，你知道不知道？”康生气急败坏地吼叫着。
“刘少奇同志工作这么多年，有错误可以批评，他也可以检讨，但不能一棍子打死，非把他打倒不可！”陈少敏的怒火也在增加，她把“刘少奇同志”五个字说得又亲切又响亮。
康生狂怒了，他指着陈少敏威胁说：“这就是你的态度？这就是你的立场？你可要考虑后果！”说完，忿然而去。
果然，当天下午山东小组在康生的操纵下，变成了对陈少敏的围攻批判会，一个个“紧跟”、“高举”的变色人物相继进行了表演：
“刘少奇究竟是什么人？‘你一定要明确表态！’”
“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陈少敏不转变立场，绝没有好下场！”
也有好心的同志暗中劝她说：“大姐，表个态吧！”“这样下去，既保不了刘少奇，也牺牲了你自己……”陈少敏摇头拒绝了。她是经过了反复回忆和思考，在几十年血与火的斗争中，特别是1936年和1939年她和刘少奇共事中，认定刘少奇是坚持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康生把山东组对陈少敏的批判情况编入《简报》，散发到全会，煽动全会对她进行批判。
第二天的会议堕落到惊人的地步，《简报》，又把陈少敏当做重点，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连一个农村老太婆的政治觉悟都没有。”
会议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决定投票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10月31日召开全体会议。会场上，岗哨林立，一队队造反派又出现在会场上。
这天，西北风刮得很大，年迈有病的陈少敏，遇到这样的气候，浑身酸疼，四肢无力。按说，她已没有体力和精力再去参加会议。但这位与众不同的老人，不知哪来的力气，硬是摆脱了别人的搀扶，一步步艰难地走上了大会堂的台阶，昂头挺胸走进了会场。会议的气氛令人窒息，陈少敏的脸色苍白，双手颤抖……
当大会宣布“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举手表决时，会场上的代表先后以不同心情和姿态举起了手。陈少敏用眼睛漂了一下会场，她咬了一下嘴唇，两手牢牢地扶住胸前的桌子，闭起了双眼，在众目睽睽下，她坚持没有举起表示她权力的神圣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