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坚信，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乌云总是遮不住光辉的太阳； 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几十年出生入死，绝不是什么“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她说，《长征》在我脑子里，革命印在我心上，稿子被抄丢了，我有条件再写。
李伯钊是四川重庆人，1911年出生在个穷苦的知识分子的家庭。笔名戈丽，父亲原是福建人，为寻出路，远离故乡宦居蜀中。在母亲的熏陶下，李伯钊自小就喜爱文学。
1924年，她考人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著名共产党人萧楚女当时在重庆创办《新蜀报》，并担任女二师国文教员，张闻天任英语教师。她深受张闻天、萧楚女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倾向革命。
1925年，大革命的高潮波及到四川。四川革命分子受国民革命潮流的影响，积极组织工人、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由于共产党员廖竹君的介绍，李伯钊活跃于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李伯钊喜爱戏剧，在女二师学习期间，曾参加演出反映妇女痛苦生活的话剧《可怜闺里月》。她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来到上海，原准备进上海大学读书，但党组织分配她去办平民夜校，从事工人运动。李伯钊接受组织的分派，深人到工人、市民中。在平民夜校，她不但教文化，宣传革命主张，还教唱革命歌曲。当时的上海，还在北洋军阀奉系控制之下。她由于从事革命活动曾一度被逮捕，经上海党组织多方营救才出狱，这一年，她只有14岁。
中共中央决定选派一批有文化基础的进步青年到苏联学习，李伯钊也在选派之列。1925年冬，李伯钊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她年龄较小，又不通俄语，开始遇到不少困难，但她天资聪明，又肯刻苦钻研，不久就跟上了学习进度。老师夸奖她说：“这个小姑娘，真是好样的！”教师还发现李伯钊很有文学才能，便介绍她加入中山大学俱乐部的文学小组。在那里，她阅读了许多文学名著，有机会观赏许多文艺演出；她也参加一些文娱活动，为她后来从事文艺工作及在戏剧方面有所成就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她结识了杨尚昆。杨尚昆在族兄的带领下，18岁加人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1926年）即转为中共党员。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他先后在四川、上海等地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杨尚昆辗转来到苏联，进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一年，杨尚昆20岁，李伯钊16岁，他们是四川老乡，又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共同的革命理想，很快就将两人的关系拉近了。
1929年，李伯钊和杨尚昆在莫斯科结婚。风华正茂的一对年轻小夫妻非常美满幸福。他们住在中山大学简易的房间里，一起学习，一起研讨革命理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问题。经过几年的学习，他们都成了具有高度文化素质和坚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优秀革命者。
那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还深受苏俄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模式的影响。一般认为，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革命必须先从开展工人运动做起。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们认为回国后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所以，有意识地到莫斯科的工厂去接触工人，在机床前，在纺机旁，都见到过他们的身影。他们也重视军事工作，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武装斗争。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在国内开创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已有10万之众。所以，他们也练习射击、投弹，李伯钊还专门学过医药和战地救护工作；杨尚昆还在学校从事过翻译工作。
1931年春，杨尚昆和李伯钊从苏联回国。夫妻双巩在上海从事秘密的工运工作。杨尚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李伯钊则在上海工会女工部工作。
这年秋天，李伯钊转为共产党员后，经香港人闽西苏区，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彭杨军政学校政治教员。后任《红色中华》报编辑兼校对。年底组织领导红军宣传队，演出革命文艺节目。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率领第二十六路军举行宁都起义后，李伯钊奉毛泽东的派遣参加对起义部队的慰问演出。当时，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所以大家习惯地称他毛主席。他对李伯钊说：“你们去慰问，要使起义官兵感到，共产党是真诚欢迎他们的。你们的任务是通过宣传工作，启发士兵们的觉悟，使他们懂得为谁打仗，为谁牺牲。唱歌也好，演戏也好，都不要离开这个主题”
李伯钊把毛主席的指示牢记在心里，她和钱壮飞、胡底等人日夜连着加班加点，编写了话剧“为谁牺牲，为谁打仗”，李伯钊亲自担任主角。他们在二十六路军起义官兵中演出时，台下鸦雀无声，当演完幕落时，突然响起一片口号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红军万岁！"
1932年后，李伯钊任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教务主任、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她领导开展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为红军各军团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骨干：危拱之、石联星、崔音波、施月先三姐妹等。艺校设红军班与地方班，也在苏区的地方上撒下了不少革命文艺的种子，培养了一千多名艺术学员。还为红军训练了六十多个剧团，团员的足迹走遍了苏区的山山岭岭、村村寨寨，把共产党和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政策形象地带给人民。以后，由红大俱乐部、中央俱乐部和三个区的俱乐部，共同组织了“工人剧社”，李伯钊亲自为剧社写了社歌：
我们是工农兵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显示新社会的光明。我们是工农兵战士，为苏维埃而斗争。
1934年10月，时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的李伯钊，有一天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她立即到苏区中央局开会。当她赶到中央局时，那里已到了许多人。中央局组织局长罗迈（即李维汉）宣布：中央红军马上要撤离中央苏区。艺术学员各自归队，组成了千百个宣传队、演出队，背着文艺新武器开始开拓新战场。
李伯钊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三十来位女同志一起编入了中央工作团，在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带领下，与卫生部一块行动。出于对王明路线的怨愤和对中央苏区的感情，当时许多同志都哭了。董必武、徐特立鼓励大家：根据地丢了还要重建，将来我们要得到的是全中国！两位老同志的话，鼓起了大家的信心和勇气。
长征路上，中央工作团主要是做宣传鼓动工作。快到遵义时，组织上调李伯钊到红军总政治部任宣传部干事，在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宣传部长陆定一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李伯钊曾奉命到四方面军的三十军进行联络，见到了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几天后，她与陆定一合写了一支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一个战略战术很不错，我们一起来会合，真快乐……”这支歌在两个方面军联欢会上演出后，曾流传一时。在会师庆祝大会上，她亲自出台演唱。她还和陆定一合编了《打骑兵歌》的歌词：
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我们瞄准他，我们打垮他，我们消灭他。
无敌红军是我们，打垮了敌人两万兵，努力再学习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
这支歌风靡一时，一直唱到陕北，群众称它为“长征金曲”。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两大红军主力混合编队，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李伯钊因曾和红四方面军联络，也随左路军行动。从此她和杨尚昆分开了，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的会宁，夫妻才又一次团聚。
在长征路上，李伯钊也和其他长征战士一样，经历了千难万险。其中“过草地”尤为艰苦，而李伯钊前后往返了三次。第一次，她是在一方面军工作，跟党中央一起走的。过草地后的一天，组织上通知她，决定派她到四方面军工作，在那里办一个文艺训练班。她二话没说，背上背包就走了。在四方面军，工作近一个月，有一天收到了杨尚昆（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一封信，要她请假回一方面军北上抗日。当时，张国焘反对北上的事，李伯钊已有所闻二便立即请假，由阿西向巴西走去，与在四方面军进行慰问结束后返回一方面军的刘志坚等人结伴同行。走到半路，就被四方面军的人追了回去。不久，四方面军重返愚功，这样李伯钊就第二次过了草地。在憋功，李伯钊见到了早年在莫斯科便熟悉的张国煮，责问他为什么要南下，张国煮反而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李伯钊又气又恨，便去找她早就熟识的张琴秋，但张琴秋也只能送了她一件上衣略表友情。
不久，张国煮在松岗召开会议，公开与党中央对抗，还威逼正在四方面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跟他一起走，遭到朱德的拒绝和严厉的批评。李伯钊在瑞金时就与朱总司令熟悉，总司令既是领导，又是长辈，大家都十分尊敬他，热爱他。这时，李伯钊担心朱德的健康与安全外，也想向他请示今后怎么办。于是，有一天她在罗炳辉指点下，找到了朱德的佳地，只见朱总司令一人戴着眼镜在看书，总司令见她来了分外兴奋。她问总司令，为什么康克清同志不在，总司令说康克清被调到党校教书去了。李伯钊又问：“她每天都回来吗？”总司令说：“不能回来，路远哩！”
总司令的回答使李伯钊明白：张国焘为了隔离朱德，连康克清也调开了。“总司令，我今后怎么办呢？”朱德站起来踱了几步，又走到李伯钊的身边，严肃地说：“张国煮要是还打红旗，就跟着走；他要是打白旗，就跟他斗！”这简短的话，使李伯钊一下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总司令叮嘱说：“我今后要注意身体，你也要特别注意身体啊！”
李伯钊明白了总司令话中的意思，会意地点点头，她知道在朱德这里不便久留，便站起来要走。总司令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半天没有说什么。李伯钊告辞出来，一面走一面流泪，连总司令送她出房门都没有察觉。
过了几天，李伯钊被安排担任了工农剧社社长，带着演出队到各部队演出。1936年6月的一天，李伯钊等在邯孜、炉霍一带行军时，忽然遇上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是她在瑞金时就熟识的老首长，关向应是1925年在上海搞工运时的老领导，李伯钊意外地见到了他们，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在四方面军中的所见所闻。贺龙、任弼时决定留李伯钊在二方面军，不久她又跟着二方面军第三次过了草地。
第三次过草地后，李伯钊生了一场大病。病刚好，她就坚决不坐担架，要求骑马行军。有一天，在行军中突然遇到了彭德怀。原来，彭德怀是代表党中央来迎接二、四方面军去陕北的。
彭德怀告诉李伯钊：“党中央想搞到一份张国煮在松岗开会另立中央的会议记录，你能不能找到傅钟同志，将这个记录要来交给我？”李伯钊很快找到傅钟，说明了中央代表彭德怀的意思。傅钟表示，这个记录应当交给党中央。于是，傅钟将记录交给李伯钊，让她转给了彭德怀。
李伯钊在长征中，先后在一、四、二，三个方面军都待过，有着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她在回忆过草地的情景时，曾这样说：“草地壮观极啦，一眼望去，像一块广裹无垠的绿色地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红彤彤的太阳冉冉升起，映照着绿茵茵的大草地，真使人兴奋。但到上午八九点钟，往往就风云突变，大雨滂沱。这里的草一墩墩地长着，草下面就是黄汤水，不小心掉下去就会越陷越深，空身就够难走的了，红军战士每人要背几十斤重的东西，那个艰难劲儿就别提啦。由于累、病、饿，我们在这里失去了许多战友……”
李伯钊在陕西云阳镇曾接受了斯诺前妻韦尔斯的采访。她俩同睡在一个炕上，彻夜聊天，后来韦尔斯把同李伯钊的谈话写进了《续西行漫记》。李伯钊说：“后来我看了这本书，材料基本上是准确的，但个别地方也有些出入。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当时谈话翻译得不够准确；二是当时我干了一整天的工作，晚上聊着聊着就困得不行，话没有讲清楚。”
抗战时期，李伯钊在山西临汾办过学兵队，先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科长、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审委员会主任、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校长，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土地改革等。
1948年，她到了石家庄，任华北局文委委员兼华北文联副主任。北平解放后，任市文化局局长、华北人民文工团团长等职。
建国初期，她曾率中国文工团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在匈牙利期间，无论她走到哪里，都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欢迎人群呼喊着“中国”、“毛泽东”的口号，表达出强烈的钦敬之情。李伯钊在异国他乡深切体验到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影响，心中强烈荡起一个念头：长期跟着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创业的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把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和艰难历程用文艺形式反映出来，介绍给世界，留给子孙后代。像她这样，经历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长征过程的人实在少见。长征留给她的印象太深了。她想把这震撼世界的悲壮行程用歌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她的想法得到了许多老一辈的支持。
于是，20世纪50年代初，歌剧《长征》轰动了中国舞台。它以宏大的气势，再现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跋涉两万五千里的伟大历程。剧中表现出的不畏艰难险阻、乐观主义、集体主义、英雄气概深深打动着观众的心。特别可贵的是，《长征》第一次以艺术的形式在文艺舞台上塑造了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光辉形象。这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第一次意义非凡的勇敢尝试。
《长征》被搬上舞台，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许多观众说，非有亲身经历，写不出这样感人的作品。特别是剧中出现毛泽东的形象时，整个剧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许多亲历长征的老战士纷纷向她表示感谢和祝贺，鼓励她再接再厉，写出更多反映革命的好剧本来。
毛泽东捎信给李伯钊说：“写革命，写长班，都很好，我都赞成。但可不要拿我毛泽东当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的同志，还有许多人牺牲了性命就拿长征来说，有几个方面军哩，有那么多领导同志，应当写总司令，写恩来同志，写弼时同志等。要写几个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他们，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
毛泽东的意见令李伯钊看到了剧本的不足，也为剧本找到了修改的方向。
个人写得太突出，几乎成了神菩萨，终究有个人崇拜的味道，她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加以修改。刘少奇、彭真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聂荣臻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她决定把歌剧改写成话剧，让更多的领袖人物在舞台上出现。她在这段时间，先后出任了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1960年，她带上歌剧《长征》原作到了成都（当时中央正在成都开会），找到自己的老上级李富春，汇报了修改的设想。李富春祝她早日成功，并批准她到中央档案馆查阅长征时的电文、资料，以充实她的感性知识。
经过再创作和反复修改，话剧脚本《长征》创作完成。但还没来得及排练上演，“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由于杨尚昆被打倒，李伯钊受到牵连，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话剧《长征》不仅不能上演，反因剧中表现了“文革”中被迫害被冲击的老一辈革命家而成了“大毒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伯钊怎么也想不到，他们这些作家、艺术家以及军队的高级将领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夜之间变成革命的“罪人”、“敌人”……
李伯钊当然想不通，但她对于党内特别是自己家庭内发生的这一重要变故，表现得异常冷静。她每天照常按时上班，不动声色，只是比往常更沉默寡言。对上级的指示，执行得更加小心谨慎，对一些文件只照本宣科，遵命照办。对想不通的问题，她就埋头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以期从马列和毛泽东的书中找到答案，从党的文件中寻找指针。学啊学！她似乎得到了什么，却又像什么也没有找到。她越来越沉默，在单位不说回家也不说，不是不想说，而是没法说。
1966年6月，她全家奉命搬出中南海。杨尚昆半年前就离开了家，他们往日的同事、朋友、助手、服务人员也早已离散和避而不见了。当时她又生病，身边只有一个上中学的孩子，几乎是举目无亲！
“五一六”通知公布后，上级宣布对李伯钊停职审查。她一下子沦为“修正主义”、“现行反革命”、“黑帮”分子，外加杨xx的“臭老婆”。杨尚昆在位时，李伯钊从来是独立工作，绝不沾光；杨尚昆被“打倒”后，李伯钊却分享了“荣誉”。我国祖传的封建株连法，在“史无前例”的火红年代，再一次“发扬光大”了！腐朽的封建残渣大泛滥了！进人人类文明的20世纪，又号称最民主的政党和政体，却发生了这些咄咄怪事！
由于长期幽禁，旷日持久的非人待遇，李伯钊患了脑血栓，身体致残了。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再次修改《长征》剧本的心愿。她坚信，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乌云总是遮不住光辉的太阳。她回顾自己几十年革命生涯，没有任何损害党和人民的行为，问心无愧，心境安然。她也相信自己的丈夫，几十年出生人死，绝不是什么“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是，在那种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含冤去世的人处处皆有，她不知道丈夫的下落，未免忧心忡忡。
李伯钊成了戏剧学院头号“走资派”，成了戏剧界首批“横扫”、“打倒”、“炮轰”、“油炸”的对象。她痛心地发现，有的过去很熟悉甚至称为朋友的人，一下子全变了脸；有的挺可爱的学生娃娃，却逼着她写“揭发”自己的大字报，逼她喊口号骂自己是“反革命”。在一次批斗她时，有人别出心裁地逼她站到一个近一人高的仅能放下两只脚的花盆上，胸前还挂着铁牌子，并用细铁丝系在脖子上，不一会儿细铁丝就陷进了肉里，她的脖子在流血，她的心也在流血……
几十年前曾红遍中央苏区的“赤色明星”，今天却成了死有余辜的“黑色灾星”。她始终坚信群众，坚信党，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心去“正确对待”。
结果越正确对待，罪恶越多，被摧残得越厉害。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她竟被当做“阶级敌人”在“监护”的美名下被关押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整整40年过去了，在40年前她坐过牢，那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监牢；恰恰40年后，她又坐了牢，竟是她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新中国的监牢。她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历史的颠倒，她由不服气变成愤怒和抗议！不论什么批斗会，她再也不低头了，随人去斗，她就是不低头、弯腰。挨打、踢腿、揪头发都无济于事。那些横行一时的家伙，竟怎么也整不垮压不服一个李伯钊。有的一度造反的人不得不反思，这个李伯钊如此坚强，是什么力量在支持她呢？
10年的摧残折磨，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1973年她患了脑血栓，又并发了其他疾病，几乎成了残废，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料理。有个别好心人担心她熬不下去，含泪劝说：“你与江青相识并熟悉，又从未触犯过她，是否能写封信，求得一个批示，有可能得到宽大处理，好早点出去治病。”她听了只是冷冷地一笑，从嘴里迸出两个字：“绝不！”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李伯钊（当时还幽禁在山西临汾）因邓小平的复出，使她看到了希望。她不顾身残多病，不顾隔离封锁，毅然握笔在手，再次修改《长征》。幽禁中，没有底本，没有任何资料，只靠记忆和高度的责任心，这实际上是一次再创作。她说：“长征在我脑子里，革命印在我心上，稿子被抄丢了，我有条件再写。”
粉碎“四人帮”后，李伯钊获得新生，从幽禁地返回北京，不等生活安顿好，她便展纸挥毫，继续修改剧本。为了坚持写作，她每天清晨起床，练习走路、写字、读书，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伤残斗争。鉴于她的身体状况，组织上给她派来助手。经过数年的艰辛耕耘，剧本四易其稿，于1982年完成，定名《北上》。这部用血泪、白骨造就的话剧《北上》问世时，距离她的歌剧《长征》又整整过了30年。这部大型话剧，生动地再现了毛泽东和他的生死战友周恩来、朱德等运筹帷幄，以无产阶级的雄伟胆略和气魄，领导红军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战胜张国煮右倾逃跑和分裂主义，胜利北上抗日的伟大决定。场面宏大壮阔，情节生动感人。《北上》同《长征》相比，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具有更高的水平。它获得了1982年中国剧协优秀创作剧目一等奖。
该剧本一发表，许多剧团争相上演，还拍成电视连续剧。一位戏剧界人士说：“此剧描写领袖人物的手法高人一筹，刻画反派人物人木三分。不熟悉这些人物的作者，是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的。”
有记者问李伯钊：“为什么能写出这样激动人心的好剧本？"她说：“因为我熟悉剧中人物，熟悉剧中反映的生活，我亲身尝熟悉剧中过那些酸甜苦辣！"
其实，剧中人物就有作者的影子，那位女宣传队员康小梅，从红一方面军来到红四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中她不顾被张国焘打击的危险，去看望红军总司令朱德，后来又将张国煮的情况报告给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为最终战胜张国煮的逃跑、分裂行为，立下了大功，她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李伯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