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一个过程，爱是一个过程，恨是一个过程，失败是一个过程，胜利是一个过程，不要把过程当做人生目的；
只有你挚爱过，憎恨过，孤独过，温馨过，奉献过，索取过，幸福过，痛苦过，失望过，追求过，你才是经历过人生的真实生活；
这样，无论这个过程怎样循环往复，无论这种生活怎样曲折坎坷，你走过来了，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者。
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里流传着一位女战士的故事，她叫萧月华，原名阿华，又叫阿香，是广东省大埔县百候镇候北村人。
萧月华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家，父母以耕田、挑担为活计。月华有兄弟姐妹9人，她排行老六。因家境贫困，她刚出娘胎即被卖到候南杨家为童养媳。1924年她随杨家伯父到海丰县，进彭湃所开办的南丰布厂下设的一间袜厂做童工。为了积些钱回家养活父母及兄弟姐妹，她整天为厂家织袜子，可自己却光着脚板，挨苦过日子。
不久，彭湃在海丰开展革命活动，常到工厂宣传革命道理。月华逐渐懂得了“要想使劳动人民生活好，就要起来闹革命”；而且还使她明白，“要想干大事，就必须要有文化知识”。她克服重重困难，第一批进夜校学习文化。月华说：“虽然日里辛苦做工夜里刻苦读书，但是看到妇女今天能有书读心里乐滋滋的。”她勤奋向上渐渐成为工厂青年运动的积极分子。1926年初，经同乡丘月容介绍加人共产主义青年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海丰县党团员转人地下活动。这年夏天，月华随丘月容等回到大埔县，在李明光等领导下参加迎接“八一”南昌起义军的工作和三河坝战斗。工农革命军第十五团建立后，又参加高陂等地的暴动。后来被任命为大埔县青年、妇女部部长。随后又担任工农革命军第十五团民运干事
1928年5月，月华随李明光团长率领的十五团西渡韩江，到丰顺县八分山开辟梅县、大埔、丰顺及梅县、兴宁、丰顺、五华等两处边区革命根据地。以后便转战于饶平、平和、大埔等地。1930年底，月华任饶、和、埔少共中心县委巡视员。
1931年3月，月华随方方等到闽粤赣边区特委所在地―虎岗，调任特委巡视员。不料，春夏间，特委内部肃反扩大化，月华及余勇文等16人被投人监房，罪名是“社会民主党分子”。后经特委组织部长李明光到党中央汇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才释放她，但还是被开除党籍并罚劳役。月华一边劳动一边想：自己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终会真相大白的。果然，到年底，陈荣担任少共福建省委书记，他了解月华，陈荣一到任即为月华平反，恢复名誉，并分配月华回少共特委机关做文书工作。
1932年春，月华随中共福建省工作团参加中央红军攻克漳州等地的战斗。8月，在回师汀州的途中，中央领导人毛泽东见到萧月华，热情地和她谈了话。毛泽东从谈话中，了解到月华是虽受过冤屈但表现顽强坚定的年轻女同志，是一位能干的好干部，即从汀州调往江西省瑞金，到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工作。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找萧月华谈话，问她有没有爱人？月华不假思索地回答，待革命胜利后再考虑。
这位领导接着问：“你认识李德同志吗？”
月华摇摇头说：“不认识。”
领导同志又继续介绍说：“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他原名叫奥托。布劳恩，听说他是奥地利人，他参加了德国军队同沙皇俄国作战，所以把他算作德国人。在一次战斗中，李德被俄军俘虏，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参加了苏联红军。因他有一些战斗经验，晋升很快，在红军中的最高职务是骑兵师的参谋长。后来他又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了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实际上1933年初，李德也随临时中央到了中央苏区。他一到苏区，就赶上第五次反“围剿”。萧劲光同志正在闽赣军区任司令员，因为敌人来势较猛，他手上只有七十来个人的教导队，驻防在黎川。敌人用了三四个师的兵力围攻他们，我军主力又来不及赶去，萧劲光同志没有办法，只得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黎川，避开敌人的攻势。李德知道后，不问情由就说这是退却逃跑，提出对萧劲光同志进行审判，并判了五年徒刑。
毛泽东同志知道后表示反对，他当时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就利用自己的影响，没有执行李德的决定。王稼祥同志为总政主任，也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最后将萧劲光同志调到红军学校干部队作军事教员，由此可见李德的作风是多么简单粗暴。
正因为李德是个性情浮躁而又鲁莽粗暴的外国人，党需要一个能干的女同志与他结合，帮助他克服以上的缺点，以利于中国的革命事业顺利发展。经组织上研究，想介绍萧月华同志作为李德的革命伴侣，使他更好地为中国革命事业作贡献。
但那位党的领导同志，在向月华介绍李德时，却没有讲这些真实情况。而是像封建家长决定儿女的婚事，又像是军事首长下达战斗命令似的，根本没有征求意见的意思和商量的余地，就以党的名义决定了月华同志的终身大事。
面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使萧月华感到十分为难。不答应吧，这是党的命令、战斗的召唤，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答应吧，自己不懂外语，和生活、理念、习惯都完全不一样的洋人怎么沟通？她沉默了好一会，偷眼瞅瞅那位领导人已经表露出不耐烦、不满意的面容，她还能说什么呢？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服从组织的决定，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她咬了咬牙，只好违心地答应下来。
因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当时享有比较高的权威。大家对他相当尊重，生活上给予特殊照顾，还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处单独的房子。因此，“独立房子”也就成了李德住处的代号。那房子周围都是水稻田，正屋有三间，中间是堂屋，当会议室用，墙上挂满了地图，东首一间是李德和萧月华的卧室，西首一间是伍修权和王智涛两位翻译的住处。还配有专门的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等。苏区生活非常艰苦，由于组织上对李德额外照顾，吃穿都比红军好得多。
苏区自产的鸡鱼肉蛋等源源不断地供他享用，打仗缴获到和从白区弄来的香烟、咖啡等高级食品也优先供给他。可是他还不满足，除了领受各种规定的特殊优待外，他自己还常到军委总参管理局找宋裕和局长等要东西。
有人说，萧月华可是一步登天了，在艰苦的环境中能过上天堂一般的生活。可在她自己看来，那个“独立房子”是监狱，把她和同志们隔绝了。月华和李德在一起，简直是与恶魔睡在一张床上，肉体的折磨和灵魂的蹂躏是无法诉说的……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党的需要，她悄悄地含着眼泪忍受着那难以忍受的一切。
月华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自己的事自己最明白，和李德一起生活，我品尝够了什么是孤独冷清，心灵破碎，心理变态，疲惫不堪……每当我痛苦、悲伤、孤立无援时，我总会想起我从小就做童养媳、童工……是党把我救出火坑，我今天的付出，就是解救天下所有的女人，摆脱她们苦难的命运。想到这些，觉得眼前这一切困境都是我一手造成的。如果我甘愿栖身童养媳的地位，就不会有今天的许许多多窘迫。我承认，如果我不参加革命，我虽得不到解放，但不会受到这个德国鬼子的蹂躏、虐待、侮辱。我无法忍受他恶狼般的性需求，而那毫无感情交流的性行为，使我常常想起不通灵性的野兽。可我知道我的使命和责任，我不能走，不能离开他……”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在长征初期和遵义会议之前，李德的专横粗暴作风发展到了顶点。伍修权同志曾向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说：“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不要说萧月华了，连我都完全是凭着竟性，才给他做翻译工作的。”事实也是如此。他一不顺心，就拿萧月华出气，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后来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经常辱骂，大家为了大局，都忍气吞声。他上至我们的总司令朱德，下到一般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他看得起的。
有一回他竟无理训斥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说他还不如一个普通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话很难听。伍修权同志为了给双方打圆场，故意不按他原话翻译，只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可是刘伯承同志自己精通俄语，事后他对伍修权说：“你真是个老好人啊，他骂我的话都没翻译。”
他辱骂月华的话很多月华听不懂，但他的拳打脚踢常使她遍体鳞伤。她不知悄悄地流过多少泪；梦里，不知哭醒多少回。李德从来是无动于衷，月华开始痛惜自己的青春。她在那段时间惶恐过，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一切。她越来越透彻地认识了李德人胜的丑恶：装腔作势，在一些小事上大做文章，几经添枝加叶，就将瞎话说成了真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这时，萧月华高兴得睡不着觉，她旗帜鲜明地拥护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想立即摆脱李德，跟随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
而后，月华重归妇女队做宣传工作。她被编人董必武、徐特立领导的中共中央工作团，随中央总卫生部，担任看护伤病员的工作。进贵州后，她被编入干部休养连邓颖超带领的第二班，照料和救护年长的或伤病的师团以上的干部。经不起沉重的人，就不会有真正的解脱。也许，月华就是一个压不垮的女人。她像其他女干部一样，克服了长途行军打仗中无数艰难险阻：在过湘江时，她掩护有病的同志过桥，自己涉水过河；在过乌江时，她像男同志一样，从10里外扛竹子，帮助架浮桥；在过大渡河时，她用手臂将药箱运过使人头晕目眩的铁索桥；在过夹金山时，她参加筹粮工作。
月华的解脱，完成了又一次自我解放，她企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从肉体到心灵上的完全解放。李德虽被撤销了指挥大权，但组织上还希望她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为了大局，她再次服从了组织决定。
被免职的李德，脾气更加野蛮粗暴。可月华别无选择，她觉得很累很累。一次，干部休养连遭到敌机空袭，月华不顾一切，扑向贺子珍同志的担架，自己负了伤。在过草地时，伤病员逐日增多，月华受伤未愈又加患病，步履维艰。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她还自告奋勇抬担架。过草地后，月华被分配到陈赓、宋任穷等领导的干部团政治部，像男子汉一样行军打仗，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地长途跋涉，她在一路艰苦的征途中，时时勉励自己“不要落在男同志之后”，这的确是男同志不能相比的。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填补她心中的空虚，是的，不能！无形之中的忘我工作，给她编织了一副“恺甲”，于是她钻进里面去做人。实际上，任何一点小事，都会引起她无法名状的感受―从不谈家庭，最怕看到别人夫妻同行，男女间的一些微小细节都会让她不得安宁。
1935年12月，红军到达瓦窑堡，月华被分配到中央秘书处工作。次年3月，她参加红军东征山西战斗的行列。在那刀光剑影的日子里，为了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月华经常带领工作组出入在山山寨寨。后来，红军又西渡黄河，回师陕北，月华又回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
1937年1月，月华进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5月，月华被派往陕甘宁三边地委任妇女部长、地方妇女联合会主任。这时，月华动员李德一起去抗日前线，但是李德害怕打仗，不愿到抗日前线去，与另一个从上海来的文艺宣传队的演员形影不离，想另找新欢。月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28岁的月华，已经再也无力去维持这一切为了革命事业的“政治夫妻”关系了。她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女人，在她的心灵深处，同样有难以填补的女性对爱与被爱的渴望，没有一个女人想使自己雄性化；没有一个女人想使自己淹没在男性的气质当中。月华毅然与李德脱离了夫妻关系，她自己背起背包到陕甘宁三边地区参加抗日斗争。
在战斗的间隙，在夜深人静时，月华常常与自己的心灵交战。一个懦弱的她与一个刚强的她，柔弱、温情、善良、哀怨与坚强、勇敢、奋进、不屈融合成一个她，又分解成两个她。她深知，自己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她不甘心那个外国男人占有她这么多年，不！应该说是占据了她的生命。可她又不能不承认，她曾经是那样真诚地、一心一意地按照组织的决定去爱他，侍候他，接受他强加给自己的一切。她没有后悔那没有经过爱情就上了床的婚姻，那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当代人根本无法想像和理解的悲剧。
月华后来说：“回忆这些，我痛苦万分。我曾对我的心说：把它从心中摒弃吧！但无法做到，因为我曾用情太深、太专。我无法理解他当时的名声和品格的差异，即便容我事前想一千遍，也不会往坏处想他一分。这或许是想解放自己的所有女人的可悲之处，爱革命、爱组织就忘了自己，只要爱存在一天，就会为他的任何行为做出自己满意的解释，哪怕那只是哄骗自己。我亦如此。”
